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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个副题：“从下乡知青到美国教授”，也许它更吸引眼球。因为，这是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相信会让众多读者感兴趣的。
起初，我把该书当成一部拟自传的，通俗的励志读物，而接下去便发现，它不是通常那些以留学生为题材的、类似灰姑娘的童话，或是成功学之类的创业资讯，靠炫异猎奇的旅游指南；其中很大篇幅是写当年知青下乡插队生活的，完全可以当做工另类的纪实文学来欣赏。虽然文笔比较平实，却显得质朴而坦诚。
因为，这部分内容不仅有情节有人物，有可读性和益智性，更可贵的是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历程，爱恨歌哭的激情场面，而没有矫饰地加以美化和浪漫化，像某些写知青生活的时尚作品那样。作者系“老三届”初一学生，插队那年17岁，一猛子扎下去就是9年，蛰居于赣中一隅的穷村子，披星戴月，“修理地球”；春忙双抢，冬修水利；凭着一股韧劲和顽强的斗志，成为村里最快的插秧能手，全把式的庄稼汉，又担任了生产队长。只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是他去不成建设兵团而来插队的缘由），屡遭挫折；欲被举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愿望（也是藏在心底的个人奋斗目标），几次落空；但他并未气馁，犹如禅祖达摩面壁九年而“顿悟”得成正果那样，他终于走出灰暗的人生“隧道”，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当然，让他改变命运的契机，并非其“一意孤行”的个人奋斗打拼，乃是政治形势的巨大转换，高考制度的重新恢复。其后，他顺理成章，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留校并出国到加拿大培训；直到他滞留不归，自行赴美考研、读博士，8年修炼，最后成为哲学博士和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对这后一段的曲折经历，作者没有讳言或曲意辩解，而是坦诚实在的反躬自省。其实，也与整个时代大背景有关，没有国内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刘教授成功的“人生兵法”，恐怕会大打折扣的。因此，以他的幸运，也可看作是中国现行政策体制的间接受益者。也许，正由于他能清醒地认同此点，有所顿悟，才迥别于那些移居国外，“自我放逐”的假洋鬼子，成为积极的“海归”派，以所学专长和长期在国外任教的优势，促进中美教育合作，联系为母校开办MBA（工商管理）培训班，为“四化”培养人才；参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扶贫项目，以之报效祖国。其拳拳赤子之心，理应得到尊重和称赞。
尽管作者的人生充满了“环境”和“机遇”的变数，但不可否认，他个人性格的磨砺，学养的研修，仍是其成功之道的重要因素。中国人一向认“命”，凡事均可争，惟独不能与“命”争。而作者偏敢不计后果，越过“雷池（例如他的滞留海外考研究生），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何止千万，后来得以功成名就的又有几多？书中有一段插叙作者“海归”后，在上海遇到一位与他同龄的出租车司机的对话，颇耐寻味。那位曾是“军垦战士”的司机，感慨于他们之间地位的差距，作者安慰他说，是自己“运气比较好”；司机却认真的表示，“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努力。”可见，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不相同的主观“努力”——哪怕是如作者那样自私和“个人至上”的“努力”（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这已是为社会所包容的“合理的”存在了），会有着怎样不同的结果！
依我看，作者在本书中总结的“普通人的奋斗法则”，或可说是寻常人的不寻常选择。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除非你血统、门第、权势非凡，普通老百姓的遭际大体类似，而选择不同，则取决于各自的人生信条和文化价值观。刘教授人生选择的“法则”，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一是坚强的意志。荀子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也就是作者强调的“一意孤行”，一旦认准目标，决不轻言放弃。例如他想当农业生产能手，想凭若干的成绩入党、提干和上大学，以至后来的出国攻读，虽然几番波折考验，历经身心的痛苦挣扎，但最终均能遂愿；虽有环境和机遇的关系，最要紧的还是个人的搏击奋斗。像书中述及的，他为了取得领导和群众的赏识，达到被推选上大学的目的，起早贪黑的苦干于农田和水利工地上；为了挣出在美国读硕士研究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他逢假期和周末便去餐馆，一天12个小时打工做杂役；从没有短视的为某些眼前利益所惑而动摇决心。这种志存高远、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坚强信念，令人叹服。反之，即使客观条件再好，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二是进取的精神。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寻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把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力，发挥到极致，“实现可能实现的最大成就”。作者作为下乡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后来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并不希奇；中国学子去海外深造，也非罕见；但以他的具体的人事和经济条件，偏又节外生枝，却做出到美国自费攻读学位的抉择，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承受一定风险和压力的。此后，他前后在美国两个大学读学位，三个大学教课，取得全额经济资助攻读博士，其毕业论文又获得国际商学会最佳博士论文的殊荣。可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层层台阶的攀登进取。“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作者如此不懈的追求，远非一般留学生能够做到的。
三是乐观的态度。作者一再表示自己是个普通人，天分一般，也没什么好运气，出身又差。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从人生的逆境中崛起，在于他始终不渝的乐观态度（作者自称为“盲目乐观”）。先贤有云：“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证之作者的经历，他常受打击和意外的刁难，却惯于把阻力化为对自己的激励。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你要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客观的可能性就小，经历的挫折失败就多，反而促使自己越发坚强。并且，他善于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方能变“失败为成功之母”，达到个人事业的颠峰。否则，如果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即使天才神童，也不会有大出息！
“性格即命运”。是作者倔强执拗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抱负。而铸造这样的性格并付诸实践，则须考察其形成的渊源和内在原因。我以为，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熏陶，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地域文化和民风的传承，都在作者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谓“高山出俊鸟，蓬门育英才”，他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就一直鼓励他学文化，告诫说：任何“社会到最后还要靠知识吃饭的”。也有人在得知他决定留在美国读学位时，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只有你们上海人做的出这种事来。”可见上海人性格之某些侧面：策划精明，心思缜密，敢于冒险，有助于他们立身创业。而儒家文化的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抱负；“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取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苦乐观；感恩知遇、恪守诚信的处事准则；体恤苍生、同情弱者的济事观念，无不脉络清晰地表明，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坦诚自省的律己精神与关注底层疾苦的“草根”意识之根柢和由来。
在这里，不妨摘引几段作者前不久发表的赞赏影片《英雄》的文章中的话：“它在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忠、孝、礼、义、廉、耻，以及置群体（家庭、家族、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中国很多古代文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许多现代知识分子也强烈希望中国强大，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为此他们可以付出人生的代价，也可以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这番言论，在当前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日趋沦落，儒家文化遭到冷遇（倒是在亚洲例如韩国都很盛行）的情况下，一位海外的华人教授有如此见地，确是十分难得。至于他从个人专业MBA和国际商学中概括的、用以指导人生之路的市场竞争策略，或许有更大的价值，但非我所知，也就无从置喙了。
当初是“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而今，胸怀报国志，迷路“刘郎”归。现在作者每年几次回国，办班讲学，扶贫助困，为“四化”建设奔走尽力；写书著文，给初到海外的留学生指点迷津。他既为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振奋，又为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超标，担忧“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呼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此热忱的中国情结和赤诚的心声，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和教益。而作者的不寻常选择，此前的抗争、自审和转折，乃是这个经济全球化、理念多元化的时代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感召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刘教授曲折的人生奋斗道路，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鉴往知来，我们期待他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起初，我把该书当成一部拟自传的，通俗的励志读物，而接下去便发现，它不是通常那些以留学生为题材的、类似灰姑娘的童话，或是成功学之类的创业资讯，靠炫异猎奇的旅游指南；其中很大篇幅是写当年知青下乡插队生活的，完全可以当做工另类的纪实文学来欣赏。虽然文笔比较平实，却显得质朴而坦诚。
因为，这部分内容不仅有情节有人物，有可读性和益智性，更可贵的是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历程，爱恨歌哭的激情场面，而没有矫饰地加以美化和浪漫化，像某些写知青生活的时尚作品那样。作者系“老三届”初一学生，插队那年17岁，一猛子扎下去就是9年，蛰居于赣中一隅的穷村子，披星戴月，“修理地球”；春忙双抢，冬修水利；凭着一股韧劲和顽强的斗志，成为村里最快的插秧能手，全把式的庄稼汉，又担任了生产队长。只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是他去不成建设兵团而来插队的缘由），屡遭挫折；欲被举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愿望（也是藏在心底的个人奋斗目标），几次落空；但他并未气馁，犹如禅祖达摩面壁九年而“顿悟”得成正果那样，他终于走出灰暗的人生“隧道”，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当然，让他改变命运的契机，并非其“一意孤行”的个人奋斗打拼，乃是政治形势的巨大转换，高考制度的重新恢复。其后，他顺理成章，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留校并出国到加拿大培训；直到他滞留不归，自行赴美考研、读博士，8年修炼，最后成为哲学博士和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对这后一段的曲折经历，作者没有讳言或曲意辩解，而是坦诚实在的反躬自省。其实，也与整个时代大背景有关，没有国内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刘教授成功的“人生兵法”，恐怕会大打折扣的。因此，以他的幸运，也可看作是中国现行政策体制的间接受益者。也许，正由于他能清醒地认同此点，有所顿悟，才迥别于那些移居国外，“自我放逐”的假洋鬼子，成为积极的“海归”派，以所学专长和长期在国外任教的优势，促进中美教育合作，联系为母校开办MBA（工商管理）培训班，为“四化”培养人才；参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扶贫项目，以之报效祖国。其拳拳赤子之心，理应得到尊重和称赞。
尽管作者的人生充满了“环境”和“机遇”的变数，但不可否认，他个人性格的磨砺，学养的研修，仍是其成功之道的重要因素。中国人一向认“命”，凡事均可争，惟独不能与“命”争。而作者偏敢不计后果，越过“雷池（例如他的滞留海外考研究生），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何止千万，后来得以功成名就的又有几多？书中有一段插叙作者“海归”后，在上海遇到一位与他同龄的出租车司机的对话，颇耐寻味。那位曾是“军垦战士”的司机，感慨于他们之间地位的差距，作者安慰他说，是自己“运气比较好”；司机却认真的表示，“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努力。”可见，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不相同的主观“努力”——哪怕是如作者那样自私和“个人至上”的“努力”（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这已是为社会所包容的“合理的”存在了），会有着怎样不同的结果！
依我看，作者在本书中总结的“普通人的奋斗法则”，或可说是寻常人的不寻常选择。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除非你血统、门第、权势非凡，普通老百姓的遭际大体类似，而选择不同，则取决于各自的人生信条和文化价值观。刘教授人生选择的“法则”，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一是坚强的意志。荀子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也就是作者强调的“一意孤行”，一旦认准目标，决不轻言放弃。例如他想当农业生产能手，想凭若干的成绩入党、提干和上大学，以至后来的出国攻读，虽然几番波折考验，历经身心的痛苦挣扎，但最终均能遂愿；虽有环境和机遇的关系，最要紧的还是个人的搏击奋斗。像书中述及的，他为了取得领导和群众的赏识，达到被推选上大学的目的，起早贪黑的苦干于农田和水利工地上；为了挣出在美国读硕士研究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他逢假期和周末便去餐馆，一天12个小时打工做杂役；从没有短视的为某些眼前利益所惑而动摇决心。这种志存高远、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坚强信念，令人叹服。反之，即使客观条件再好，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二是进取的精神。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寻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把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力，发挥到极致，“实现可能实现的最大成就”。作者作为下乡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后来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并不希奇；中国学子去海外深造，也非罕见；但以他的具体的人事和经济条件，偏又节外生枝，却做出到美国自费攻读学位的抉择，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承受一定风险和压力的。此后，他前后在美国两个大学读学位，三个大学教课，取得全额经济资助攻读博士，其毕业论文又获得国际商学会最佳博士论文的殊荣。可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层层台阶的攀登进取。“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作者如此不懈的追求，远非一般留学生能够做到的。
三是乐观的态度。作者一再表示自己是个普通人，天分一般，也没什么好运气，出身又差。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从人生的逆境中崛起，在于他始终不渝的乐观态度（作者自称为“盲目乐观”）。先贤有云：“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证之作者的经历，他常受打击和意外的刁难，却惯于把阻力化为对自己的激励。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你要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客观的可能性就小，经历的挫折失败就多，反而促使自己越发坚强。并且，他善于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方能变“失败为成功之母”，达到个人事业的颠峰。否则，如果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即使天才神童，也不会有大出息！
“性格即命运”。是作者倔强执拗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抱负。而铸造这样的性格并付诸实践，则须考察其形成的渊源和内在原因。我以为，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熏陶，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地域文化和民风的传承，都在作者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谓“高山出俊鸟，蓬门育英才”，他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就一直鼓励他学文化，告诫说：任何“社会到最后还要靠知识吃饭的”。也有人在得知他决定留在美国读学位时，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只有你们上海人做的出这种事来。”可见上海人性格之某些侧面：策划精明，心思缜密，敢于冒险，有助于他们立身创业。而儒家文化的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抱负；“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取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苦乐观；感恩知遇、恪守诚信的处事准则；体恤苍生、同情弱者的济事观念，无不脉络清晰地表明，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坦诚自省的律己精神与关注底层疾苦的“草根”意识之根柢和由来。
在这里，不妨摘引几段作者前不久发表的赞赏影片《英雄》的文章中的话：“它在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忠、孝、礼、义、廉、耻，以及置群体（家庭、家族、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中国很多古代文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许多现代知识分子也强烈希望中国强大，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为此他们可以付出人生的代价，也可以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这番言论，在当前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日趋沦落，儒家文化遭到冷遇（倒是在亚洲例如韩国都很盛行）的情况下，一位海外的华人教授有如此见地，确是十分难得。至于他从个人专业MBA和国际商学中概括的、用以指导人生之路的市场竞争策略，或许有更大的价值，但非我所知，也就无从置喙了。
当初是“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而今，胸怀报国志，迷路“刘郎”归。现在作者每年几次回国，办班讲学，扶贫助困，为“四化”建设奔走尽力；写书著文，给初到海外的留学生指点迷津。他既为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振奋，又为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超标，担忧“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呼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此热忱的中国情结和赤诚的心声，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和教益。而作者的不寻常选择，此前的抗争、自审和转折，乃是这个经济全球化、理念多元化的时代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感召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刘教授曲折的人生奋斗道路，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鉴往知来，我们期待他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