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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介绍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允许学生“出格”的地方。
作者举例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位于美国麻州剑桥市，后者的学生每天进出都要经过一座叫“哈佛大桥”的桥。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大为不爽，多次要求重新命名，却始终无法如愿。于是，一位学生想出了一个“出格”的办法来“收复”大桥。他选定一个日子，纠集了几位同学，用自己的身体来重新测量大桥的长度。他一次又一次地躺下来，从桥头到桥尾，看看这座桥到底等于他身长的几倍。最终，这座桥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度记录，也成了它最值得一看的景观。人们经过这里时，想起的无不是这种创新度量衡的做法。
谁看了这样的故事不心向往之?我们向往的不是什么大桥，而是那种开明活泼、不拘一格、容许各种“鬼点子”的学风。其实，大学(包括其他学校)最应该是容许学生“出格”乃至犯错的地方，否则他们能到哪里、能在什么时候去“出格”呢?
但对比一下国内的学校，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最难“出格”的学生之一，因为他们面对的条条框框非常多。例如，北大拟对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10类学生进行会商。这种“会商制度”的初衷应该是好的，可为什么还是争议很大呢?
可以看出，校方这样做除了“帮扶”学生外，也存在着不容许学生“出格”的强势要求。也许在他们看来，学生“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批评学校”就属于“思想偏激”，失恋痛哭就属于“心理脆弱”，课余打工赚钱就属于“生活独立”……如此归纳排列下去，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该是多么惶恐不安，还有什么自由的空间呢?
北大的“会商制度”不由让我想起了王小波那篇著名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当然，我并没有对北大不敬的意思。王小波说：“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些学校制定了满墙的规章制度，不让学生做这，不让学生做那，怕学生“出格”，更怕学生犯错，习惯于行政命令和强迫，倒忘了教育的本意。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样的学校是不是在武断地设置和干涉学生的生活，属于不属于另一种甚于学生的“出格”行为?我更担心的是，从这种学校走出来的孩子此后再也不敢也没有能力“出格”，一辈子“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走进我们的校园，可以很容易发现那种经过“格式化”的孩子，他们满面愁容，步履沉重，经常心事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离开大人的“旨意”和“拐杖”就不知道怎么走路。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只能说，他们“被设置”了，无力“出格”了。
爱因斯坦说：“教育应该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也认为，学校应该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
然而，我们的一些学校所给予学生的恰恰是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性的东西，学生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被视为“越位”和“另类”。在不允许孩子们“出格”的同时，将教育变成了捆绑和负担；在节约学校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将教育变成了一种自由探索的障碍物和资源上的极大浪费，不但扼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更扼杀了他们的行动力。
如今，我们的学校越来越行政化了，不但教师和学生越来越难以“出格”，连校长也唯马首是瞻。我们越来越需要重温陶行知为之奋斗终生的那句名言：“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四通八达”难道不是鼓励人要勇于“出格”、敢于“出格”吗?只有允许学生“出格”的教育，才能真正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成就和名声。
这些年，大家都在思考我们的大师级人物为何出得少的问题，这跟学校能够让年轻人“出格”的空间日益狭窄也不无关系吧?
(摘自《河南日报》)
作者举例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位于美国麻州剑桥市，后者的学生每天进出都要经过一座叫“哈佛大桥”的桥。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大为不爽，多次要求重新命名，却始终无法如愿。于是，一位学生想出了一个“出格”的办法来“收复”大桥。他选定一个日子，纠集了几位同学，用自己的身体来重新测量大桥的长度。他一次又一次地躺下来，从桥头到桥尾，看看这座桥到底等于他身长的几倍。最终，这座桥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度记录，也成了它最值得一看的景观。人们经过这里时，想起的无不是这种创新度量衡的做法。
谁看了这样的故事不心向往之?我们向往的不是什么大桥，而是那种开明活泼、不拘一格、容许各种“鬼点子”的学风。其实，大学(包括其他学校)最应该是容许学生“出格”乃至犯错的地方，否则他们能到哪里、能在什么时候去“出格”呢?
但对比一下国内的学校，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最难“出格”的学生之一，因为他们面对的条条框框非常多。例如，北大拟对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10类学生进行会商。这种“会商制度”的初衷应该是好的，可为什么还是争议很大呢?
可以看出，校方这样做除了“帮扶”学生外，也存在着不容许学生“出格”的强势要求。也许在他们看来，学生“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批评学校”就属于“思想偏激”，失恋痛哭就属于“心理脆弱”，课余打工赚钱就属于“生活独立”……如此归纳排列下去，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该是多么惶恐不安，还有什么自由的空间呢?
北大的“会商制度”不由让我想起了王小波那篇著名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当然，我并没有对北大不敬的意思。王小波说：“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些学校制定了满墙的规章制度，不让学生做这，不让学生做那，怕学生“出格”，更怕学生犯错，习惯于行政命令和强迫，倒忘了教育的本意。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样的学校是不是在武断地设置和干涉学生的生活，属于不属于另一种甚于学生的“出格”行为?我更担心的是，从这种学校走出来的孩子此后再也不敢也没有能力“出格”，一辈子“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走进我们的校园，可以很容易发现那种经过“格式化”的孩子，他们满面愁容，步履沉重，经常心事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离开大人的“旨意”和“拐杖”就不知道怎么走路。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只能说，他们“被设置”了，无力“出格”了。
爱因斯坦说：“教育应该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也认为，学校应该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
然而，我们的一些学校所给予学生的恰恰是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性的东西，学生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被视为“越位”和“另类”。在不允许孩子们“出格”的同时，将教育变成了捆绑和负担；在节约学校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将教育变成了一种自由探索的障碍物和资源上的极大浪费，不但扼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更扼杀了他们的行动力。
如今，我们的学校越来越行政化了，不但教师和学生越来越难以“出格”，连校长也唯马首是瞻。我们越来越需要重温陶行知为之奋斗终生的那句名言：“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四通八达”难道不是鼓励人要勇于“出格”、敢于“出格”吗?只有允许学生“出格”的教育，才能真正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成就和名声。
这些年，大家都在思考我们的大师级人物为何出得少的问题，这跟学校能够让年轻人“出格”的空间日益狭窄也不无关系吧?
(摘自《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