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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嘉陵东村5号，矗立着一座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该馆建筑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陈列展览面积1100平方米，由序厅、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分展厅、影视播放厅等组成。通过30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1000多件重要文献资料、1100多件文物和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头像雕塑、“风雨同舟共商国是”纪念雕塑、语录墙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这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展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光辉历史。
这所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材料最齐全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其前身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鲜英先生建造的“特园”，曾被董必武命名为“民主之家”，它见证了一段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往事。
受张澜影响走向民主进步之路
鲜英创建“民主之家”，跟恩师张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885年，鲜英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儿时的他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西充崇教尚学，代涌英豪，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百世流芳，“穷不离书，富不离猪”的治家训条世代相传，并有“文化县”之美誉。西充也是一块孕育自由的沃土，在近代已成为川北有名的“民主之乡”，曾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布衣圣人”张澜就是西充人。1907年，张澜在顺庆府（现称南充市）办的官立中学堂任职时，对家境贫困但学习勤奋的学生鲜英特别喜欢，经常在课外跟鲜英讲爱国的道理，鼓励他树立追求民主进步的人生理想。
1908年，反清的革命火种已在一些地方点燃，身为热血青年的鲜英在张澜的鼓励下，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初入弁目队当学员。他于同年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陆军速成学堂，杨森、刘湘、贺国光、潘文华、王缵绪、唐式遵等成为鲜英的同窗好友，这些人后来都一度叱咤于四川军政界。
1911年，张澜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得孙中山的赞扬。辛亥革命后，他出任川北宣慰使，鲜英与刘湘、杨森等作为护卫队陪侍老师张澜的左右。国民政府成立后，张澜出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3年，张澜当选国会议员，鲜英又随张澜进京赴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一气之下离京返乡。鲜英也以读书深造为名辞职，后经张澜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四期当旁听生。1915年5月15日，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张澜在南充响应蔡锷将军讨袁号召，在北京的鲜英也南下广州参与护国讨袁运动。
五四时期，在北京主持《晨报》的张澜鼓励鲜英办报启智，鲜英就在重庆筹资兴办《新蜀报》，仿《晨报》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社会批评和文化反叛色彩非常浓厚。在鲜英的邀请下，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该报的笔政，介绍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是在重庆办报期间，鲜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他后来甚至还突破封锁向当时缺医少药的陕北苏区提供过盐和药品。
1921年，刘湘以川军总司令据守重庆，鲜英被委任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主持铜元局工作，成为鲜英最早接触实业的经历。这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弃政从商经营实业埋下伏笔。1922年，刘湘与原四川统治者熊克武发生冲突，被迫“樵山渔水，息影乡园”。老同学下野，鲜英也受到牵连一蹶不振，但两年之后刘湘即东山再起，鲜英也进入川军任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成立后，刘湘看中鲜英的经营和管理天赋，任命他为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
有老同学刘湘的照顾，鲜英仕途无忧，但从行武到入幕，从办报到管厂，他的兴趣已渐渐转往实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都忙于办厂兴业。直到1935年，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老同学上任不久便荐调鲜英回南充，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这期间，鲜英整顿县政，服务桑梓。尤其难得的是，鲜英延聘张澜、晏阳初、梁漱溟等名士学者在南充实践平民教育，鼓舞抗战，将南充搞得风生水起。后因四川筑路工程延误惹怒蒋介石，鲜英遂被罢官。此事也让鲜英下决心离开官场，从此他便定居重庆，专心实业。张澜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鲜英出任“掌柜”，负责筹资。他以自己的经营所得，赞助当地教育，并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他们拿到“通行证”。
和夫人金竹生苦心营建“民主之家”
鲜英早在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任上，就买下了重庆嘉陵江畔上清寺旁的一块坡地。坡地总面积达70余亩，中央有座小山头，历史上曾经是江西会馆。1929年，鲜英夫妇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陆续建设渐成一个大园落，因鲜英其字为“特生”，所以取名为“特园”。
特园的建成，鲜英花费了很多心血和金钱，但他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没。金竹生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极其聪慧。据说，鲜英的大部资金都投在实业上，买完地块后已手无闲钱，金竹生便利用废弃的煤渣制成煤砖售卖，积累一笔资金后建房，然后出租回收建房投资。
金竹生女士还设计了特园的主体工程“达观楼”，也称“鲜宅”。此楼是一座青砖3层楼房，前后各一个大花园。其他如“平庐”是以其第八个女儿鲜继平的名字命名，一楼一底，坐南朝北，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面阔17.9米，进深13.4米，通高13.3米，建筑面积719.5平方米，占地面积239.86平方米。本来是金夫人的姊妹们居住，抗战时期张澜和梁漱溟、冯玉祥、张申府、邹韬奋等很多名流都曾在此长住。
特园的另一部分房子又称为“康庄”，是鲜英用第九个女儿鲜继康的“康”字命名的。“康庄”共有4幢3层同样的西式小楼，连体、多棱、尖顶、色灰，两两相对，就像两对孪生姐妹。抗战时期荷兰和意大利的使馆、苏联和盟军的军事代表团都曾借用过“康庄”。其中3号和4号楼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修复。
受张澜的影响，鲜英逐渐从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人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特园居住后，因为张澜的关系，鲜英与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并在民盟盟员、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引见下，结识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重庆找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平台，便于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董必武想到了鲜英和他的特园。1938年底，董必武陪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拜访鲜英。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为避免麻烦，很多人不愿与共产党接触，更不敢给共产党提供活动场所。因此，周恩来旁敲侧击探问鲜英的态度，没想到鲜英坦然回答说一愿意，二不怕。此后，鲜家私宅特园便成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 鲜英和金竹生夫妇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商业意识和理财能力，而是开明通达。长期以来，鲜英夫妇默默地辟特园为“民主之家”。虽然鲜家是个大户，但生活却一点也不奢华。鲜英夫妇总是慷慨解囊，承担着“民主之家”不菲的日常开销。当年特园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每天在特园用餐最多时达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那时吃饭，米是从南充用船运下来的，每天都有挑夫络绎不绝往特园送菜。鲜英还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提高鲜宅家宴的品味，独创“鲜味斋”，香飘四溢。鲜英不吝家产，仗义疏财，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所得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深怀感激之情的董必武为特园取了一个“民主之家”的名称，请郭沫若挥毫题写；后来张澜、冯玉祥也题写了楹联、匾额，一并悬挂在特园门口。
有了鲜英的无私支持，特园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人士如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冯玉祥、李济深、史良、梁漱溟、邓初民、朱蕴山，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而民盟的总部在还都南京前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本人则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
毛泽东曾三次作客“民主之家”
1945年8月，国共开始重庆谈判。作为蒋介石三次电请赴渝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一到重庆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一度不便公开与各派人士接触。张澜等民主人士遂建议以鲜英60大寿的名义办宴，邀请毛泽东与各界人士会面。8月30日，毛泽东由周恩来等陪同来到特园作客。看到匾额上“民主之家”四个大字，毛泽东若有所思。“民主之家”牌匾的两旁是张澜题写的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银髯飘拂的鲜英谦虚地解释“民主之家”的得名经过，毛泽东听后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他接着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鲜英献上其夫人亲手酿制的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尝过之后，连连称好。宴会后，鲜英子女请毛泽东在纪念册上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写下“光明在望”四字，语带双关，赢得一片喝彩。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莅临特园，与张澜、鲜英作长时间密谈，充分肯定了他们追求民主进步的行动。
国民党时期，“民主之家”一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小商小贩，例如擦修皮鞋的、卖香烟的、卖凉粉小吃的，均系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上清寺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87人暗杀名单，决定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接到西昌行辕主任、曾是军校同班同学贺国光的通风报信，鲜英连夜赶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才得以幸免。
1949年夏，鲜英接受了中共重庆市党组织的请求，负责进行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的策反工作。鲜英派人与杨森交涉，最终达成了协议，致使解放军进入重庆时，市区内未发生国民党军队的破坏骚乱，市民免遭了战乱之苦。后来，杨森的儿子杨汉烈也在金堂率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鲜英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他赴京作客。毛泽东说：“重庆解放的时候，你受惊了。”鲜英说：“托主席福，还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旁很风趣地说：“现在可以畅饮枣儿酒啦！”土改开始后，鲜英在张澜的鼓励下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自购的一所四合院内居住。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特园处置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
在“文化大革命”中，鲜英虽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保护，但仍受到了一定冲击。更令人遗憾的是，1968年3月25日，特园也被重庆的造反组织放火烧毁。同年6月8日，鲜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不久，其夫人也随他而去。1977年8月，鲜英获得平反，其骨灰被移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8年5月12日，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在特园原址上建造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隆重开馆，这是对“民主之家”的发扬光大，也是对鲜英和夫人金竹生最好的纪念。○
题图 老特园的主体部分“鲜宅” 责任编辑 潘 瑀
这所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材料最齐全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其前身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鲜英先生建造的“特园”，曾被董必武命名为“民主之家”，它见证了一段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往事。
受张澜影响走向民主进步之路
鲜英创建“民主之家”，跟恩师张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885年，鲜英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儿时的他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西充崇教尚学，代涌英豪，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百世流芳，“穷不离书，富不离猪”的治家训条世代相传，并有“文化县”之美誉。西充也是一块孕育自由的沃土，在近代已成为川北有名的“民主之乡”，曾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布衣圣人”张澜就是西充人。1907年，张澜在顺庆府（现称南充市）办的官立中学堂任职时，对家境贫困但学习勤奋的学生鲜英特别喜欢，经常在课外跟鲜英讲爱国的道理，鼓励他树立追求民主进步的人生理想。
1908年，反清的革命火种已在一些地方点燃，身为热血青年的鲜英在张澜的鼓励下，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初入弁目队当学员。他于同年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陆军速成学堂，杨森、刘湘、贺国光、潘文华、王缵绪、唐式遵等成为鲜英的同窗好友，这些人后来都一度叱咤于四川军政界。
1911年，张澜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得孙中山的赞扬。辛亥革命后，他出任川北宣慰使，鲜英与刘湘、杨森等作为护卫队陪侍老师张澜的左右。国民政府成立后，张澜出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3年，张澜当选国会议员，鲜英又随张澜进京赴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一气之下离京返乡。鲜英也以读书深造为名辞职，后经张澜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四期当旁听生。1915年5月15日，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张澜在南充响应蔡锷将军讨袁号召，在北京的鲜英也南下广州参与护国讨袁运动。
五四时期，在北京主持《晨报》的张澜鼓励鲜英办报启智，鲜英就在重庆筹资兴办《新蜀报》，仿《晨报》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社会批评和文化反叛色彩非常浓厚。在鲜英的邀请下，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该报的笔政，介绍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是在重庆办报期间，鲜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他后来甚至还突破封锁向当时缺医少药的陕北苏区提供过盐和药品。
1921年，刘湘以川军总司令据守重庆，鲜英被委任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主持铜元局工作，成为鲜英最早接触实业的经历。这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弃政从商经营实业埋下伏笔。1922年，刘湘与原四川统治者熊克武发生冲突，被迫“樵山渔水，息影乡园”。老同学下野，鲜英也受到牵连一蹶不振，但两年之后刘湘即东山再起，鲜英也进入川军任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成立后，刘湘看中鲜英的经营和管理天赋，任命他为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
有老同学刘湘的照顾，鲜英仕途无忧，但从行武到入幕，从办报到管厂，他的兴趣已渐渐转往实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都忙于办厂兴业。直到1935年，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老同学上任不久便荐调鲜英回南充，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这期间，鲜英整顿县政，服务桑梓。尤其难得的是，鲜英延聘张澜、晏阳初、梁漱溟等名士学者在南充实践平民教育，鼓舞抗战，将南充搞得风生水起。后因四川筑路工程延误惹怒蒋介石，鲜英遂被罢官。此事也让鲜英下决心离开官场，从此他便定居重庆，专心实业。张澜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鲜英出任“掌柜”，负责筹资。他以自己的经营所得，赞助当地教育，并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他们拿到“通行证”。
和夫人金竹生苦心营建“民主之家”
鲜英早在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任上，就买下了重庆嘉陵江畔上清寺旁的一块坡地。坡地总面积达70余亩，中央有座小山头，历史上曾经是江西会馆。1929年，鲜英夫妇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陆续建设渐成一个大园落，因鲜英其字为“特生”，所以取名为“特园”。
特园的建成，鲜英花费了很多心血和金钱，但他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没。金竹生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极其聪慧。据说，鲜英的大部资金都投在实业上，买完地块后已手无闲钱，金竹生便利用废弃的煤渣制成煤砖售卖，积累一笔资金后建房，然后出租回收建房投资。
金竹生女士还设计了特园的主体工程“达观楼”，也称“鲜宅”。此楼是一座青砖3层楼房，前后各一个大花园。其他如“平庐”是以其第八个女儿鲜继平的名字命名，一楼一底，坐南朝北，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面阔17.9米，进深13.4米，通高13.3米，建筑面积719.5平方米，占地面积239.86平方米。本来是金夫人的姊妹们居住，抗战时期张澜和梁漱溟、冯玉祥、张申府、邹韬奋等很多名流都曾在此长住。
特园的另一部分房子又称为“康庄”，是鲜英用第九个女儿鲜继康的“康”字命名的。“康庄”共有4幢3层同样的西式小楼，连体、多棱、尖顶、色灰，两两相对，就像两对孪生姐妹。抗战时期荷兰和意大利的使馆、苏联和盟军的军事代表团都曾借用过“康庄”。其中3号和4号楼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修复。
受张澜的影响，鲜英逐渐从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人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特园居住后，因为张澜的关系，鲜英与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并在民盟盟员、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引见下，结识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重庆找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平台，便于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董必武想到了鲜英和他的特园。1938年底，董必武陪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拜访鲜英。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为避免麻烦，很多人不愿与共产党接触，更不敢给共产党提供活动场所。因此，周恩来旁敲侧击探问鲜英的态度，没想到鲜英坦然回答说一愿意，二不怕。此后，鲜家私宅特园便成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 鲜英和金竹生夫妇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商业意识和理财能力，而是开明通达。长期以来，鲜英夫妇默默地辟特园为“民主之家”。虽然鲜家是个大户，但生活却一点也不奢华。鲜英夫妇总是慷慨解囊，承担着“民主之家”不菲的日常开销。当年特园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每天在特园用餐最多时达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那时吃饭，米是从南充用船运下来的，每天都有挑夫络绎不绝往特园送菜。鲜英还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提高鲜宅家宴的品味，独创“鲜味斋”，香飘四溢。鲜英不吝家产，仗义疏财，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所得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深怀感激之情的董必武为特园取了一个“民主之家”的名称，请郭沫若挥毫题写；后来张澜、冯玉祥也题写了楹联、匾额，一并悬挂在特园门口。
有了鲜英的无私支持，特园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人士如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冯玉祥、李济深、史良、梁漱溟、邓初民、朱蕴山，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而民盟的总部在还都南京前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本人则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
毛泽东曾三次作客“民主之家”
1945年8月，国共开始重庆谈判。作为蒋介石三次电请赴渝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一到重庆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一度不便公开与各派人士接触。张澜等民主人士遂建议以鲜英60大寿的名义办宴，邀请毛泽东与各界人士会面。8月30日，毛泽东由周恩来等陪同来到特园作客。看到匾额上“民主之家”四个大字，毛泽东若有所思。“民主之家”牌匾的两旁是张澜题写的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银髯飘拂的鲜英谦虚地解释“民主之家”的得名经过，毛泽东听后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他接着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鲜英献上其夫人亲手酿制的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尝过之后，连连称好。宴会后，鲜英子女请毛泽东在纪念册上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写下“光明在望”四字，语带双关，赢得一片喝彩。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莅临特园，与张澜、鲜英作长时间密谈，充分肯定了他们追求民主进步的行动。
国民党时期，“民主之家”一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小商小贩，例如擦修皮鞋的、卖香烟的、卖凉粉小吃的，均系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上清寺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87人暗杀名单，决定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接到西昌行辕主任、曾是军校同班同学贺国光的通风报信，鲜英连夜赶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才得以幸免。
1949年夏，鲜英接受了中共重庆市党组织的请求，负责进行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的策反工作。鲜英派人与杨森交涉，最终达成了协议，致使解放军进入重庆时，市区内未发生国民党军队的破坏骚乱，市民免遭了战乱之苦。后来，杨森的儿子杨汉烈也在金堂率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鲜英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他赴京作客。毛泽东说：“重庆解放的时候，你受惊了。”鲜英说：“托主席福，还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旁很风趣地说：“现在可以畅饮枣儿酒啦！”土改开始后，鲜英在张澜的鼓励下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自购的一所四合院内居住。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特园处置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
在“文化大革命”中，鲜英虽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保护，但仍受到了一定冲击。更令人遗憾的是，1968年3月25日，特园也被重庆的造反组织放火烧毁。同年6月8日，鲜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不久，其夫人也随他而去。1977年8月，鲜英获得平反，其骨灰被移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8年5月12日，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在特园原址上建造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隆重开馆，这是对“民主之家”的发扬光大，也是对鲜英和夫人金竹生最好的纪念。○
题图 老特园的主体部分“鲜宅”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