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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以农耕文化为生存土壤的民间文化受到的冲击日益增强，甚至于在有些地方面临灭亡绝迹。这种境遇，已更多地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忧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和实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理性的分析和表述，形成了共识。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被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①后又进一步引入文化空间和文化多样性等概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更全面、完善。同时，《非遗公约》还对“保护”及其工程流程做出了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在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和振兴。②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和形成《公约》及其“保护”工程流程的同时，“多向性的反思与开放性的建构始终是不断深拓认知过程的一次次新的开端。”③这表明对《公约》的达成是长期实践、不断总结的结果，并且随着《公约》的实行，还会有更新的认识和措施出现，继续呈现开放性的姿态，这就使得我们在《公约》的框架下，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参与其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更好地有效地传承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有形性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样式不确定性和由此所带来的复杂性，易受“语境”因素的影响干扰等特点。在操作层面上，难以控制和把握。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和长久的事业。④
文化生态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学理源于文学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其一，反对单线进化论者将不同的文化纳入同一个发展轨道来讨论进化的问题；强调每种文化都同自身的文化生态环境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其二，每一种文化都会在其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衍生出相应的文化形态发展线索。其三，文化适应涉及到自然选择机制。⑤以上观点说明，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是受到相应的文化生态的强有力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生态变化了，原有的文化也会适时地改变、选择。反过来说，文化生态保持住了，原生性的文化也会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也就会更大程度保持了生命力的延续。非物质文化的仪式或仪式化，社会群体、个体及文化观、表演场所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总和起来，便构成了“语境”中的内部环境条件因素，而来自该群体社会外部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就是外部条件因素，它们共同对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综合“型态”语境两种要素的“文化生态”层面。⑥
基于以上学理认识，对于“花儿”及“花儿会”的保护与传承，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花儿”的保护与传承，保护是第一位的，传承则是在保护下的传承。“花儿”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多元样态的渠路和手段。既要有“动态”性保护，又要有“静态”性保护。“花儿”的保护需要有宏观的规划性，即体现全面性、整体性和持久性的原则。保护要有整体保护的意识，与“花儿”有关的人和物、场地及所及范围，影响地域及传播线路，时间和空间，生活事件及民俗活动等都应在保护的视野中。“花儿”现状的复杂性，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花儿”歌者与爱好者、本土学者与域外学者、音乐工作者、音乐教育者达成共识和通力合作，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实施保护，“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和长久的事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承也是保护，甚至是保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活态性”的保护。但在宏观认识上，应秉承先保护、后传承、再开发、谋发展的理性思路，以使“花儿”的传承不受损害或少受损害而顺利发展。
对“花儿”的保护与传承，除以上认识外，还有以下具体的分析与建议。
建立“花儿”及“花儿会”档案，客观、全面、真实地记录“花儿会”及“花儿”演唱事件，追踪“花儿”歌手，对“花儿”歌手的行为和影响进行记录和研究。关注歌手的传承情况（一是自身所传唱“花儿”的场地、范围、能力和影响力；二是看是否有传承人，直接的或间接的）。作为“花儿”歌手或传承人，不仅要在公开的场合，如“花儿”会期或公开的演艺性的表演场合进行“花儿”传唱，还要在自然的场合中具有影响，具有“花儿”“场”效应的作用，同时对有意学“花儿”的条件具备者进行直接的传承。只有“花儿”歌手的行为和影响力才是保护和传承花儿的最佳方式，才能取得最佳的保护与传承的效果，是活态的保护行为。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花儿”歌手（当然是指在本土的“花儿”歌手）是始终处于“主位”上的，是圈内中的“圈内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唱“花儿”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叙述方式。歌声里沉淀着民族心理结构和对生活的理解，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花儿”文化人。从某种层面上理解，对“花儿”歌手的关怀和保护，就是对“花儿”文化的有效保护。
对“花儿”和“花儿会”记录以及对“花儿”歌手的追踪，为书写“花儿”志、书写“花儿”传播史或“花儿”史，并为建立“花儿”博物馆或网上博物馆和“花儿”研究基地或流动站，做出坚实的基础和信息储备。村落山场、文化馆所和高校都有各自充足的和方便的条件，多方联合起来，形成互动的、有机的、多方位的、全信息的“花儿”保护与传承的“动态”和“活态”网络。
《花儿志》可以详细客观地记录“花儿”的历史经过、事件、“花儿会”的实况、规模、“花儿”歌手等相关情况，以全面的“花儿”文化信息记录在案，使“花儿”的保护和传承不再是单一模式的歌手传承，而是以“花儿”为核心的“花儿”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为更进一步的“花儿”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和信息，研究具有根本性的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方法和具体措施。学术的研究是对“花儿”文化的健康发展进行把脉，在一定的层面、一定的范围中理性地规劝着“花儿”文化的进展和方向，“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关注。民族音乐学认为，不仅要研究文化的观念、行为，还必须研究文化的“型态”。“花儿”研究也应该从“型态”和“语境”方面进行，如“花儿”仪式或仪式化研究，“花儿”的表演行为，社会风俗、文化价值观、表演场所以及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研究。还要对“花儿”的音声形态，同时也包括表演行为、仪式行为等同音声形态相关的行为样态进行细致的研究，即从“花儿”本体角度进行研究，探求“花儿”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特征。 “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花儿”光盘的发行，也是一种传承和保护的有效手段，出版“花儿”歌手的“花儿”光盘，可以最完全有效的方式记录歌手们的“花儿”传唱文本信息，在提供“花儿”欣赏的同时，也提供了歌手演绎“花儿”的主体信息，其文本性、资料性、信息性皆备，全面反映了“花儿”歌手对“花儿”的理解和把握。用现代音像的科技手段不仅能够给“花儿”歌手制作专集片，还应该将每年的“花儿会”的实况完整地记录下来，建立音像资料库，形成历史记载。以音像资料、信息记录为保护手段，并为进一步学术研究、创作、欣赏、教学等提供信息资料，在更广泛的意义范围或平台上完成保护和传承。
“花儿”茶园日益见多，是民众休闲娱乐之处。“花儿”茶园虽以商业为目的，但就目前来看，也是一种“花儿”文化传播和“花儿”文化影响之地。“花儿”茶园给“花儿”歌手提供了一个传唱“花儿”的场地，不受季节限制，不受会期限制，并影响和吸引了很多“花儿”听众。而“花儿”茶园多是“花儿”歌手或“花儿”好家所开，既保证了歌手自己的“花儿”传唱，也给其他的“花儿”歌手提供了一个“花儿”传唱场所，同时还传带一些“花儿”学习者（徒弟）和爱好者，当然更多的还是满足了“花儿”听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花儿”传播面和影响力。“花儿”歌手在这里不仅传唱“花儿”，还可以互相观摩、学习、交流，还可以与“花儿”好家联手互动。是“花儿”传承的特殊场地，是民间的自发创造。所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传唱“花儿”，已不是原生态的性质。这种场合的“花儿”传唱逐渐趋向于表演化、艺术化、程式化，失去了“花儿”民歌特有的风格、气质、表现等魅力特征，“花儿”的小调化、城市化不断地被加强了，山野之风、乡土气息越来越淡。即兴性、悲剧性、弹性节奏感逐渐失去，人文性、民俗性也逐渐退却，风采不再。代之以规整性、刻板、机械性的表演性演唱，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动性、自由灵性和山歌风。电子琴或其他伴奏的加入，更加剧了表演性，使歌手发挥的余地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将会改变“花儿”的基本性质，失去“花儿”的美学特征。歌手们自己也说，加上电子琴伴奏，演唱会轻松些。由于“花儿”本身旋律的优美，加之伴奏者也是熟悉“花儿”曲令的，甚至是“花儿”歌手本身。伴奏时，伴奏者能够很好地跟随“花儿”歌手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花儿”演唱的基本形式特征，目前使用这种方式，人们还能听得下去，但“花儿”的风味气质有所改变，已不再是“花儿”的原汁原味，另外，在茶园这种固定的休闲场所演唱“花儿”，并使用电子琴伴奏或其他伴奏方式，将会使“花儿”传唱逐渐走向规整化、表演化、半职业化；其次，很多“花儿”曲令的速度普遍提高，情绪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花儿”原有的美学特征，趋向娱乐性；最后，“花儿”风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趋向小调化、市井化。
以对唱为表现的即兴特征是“花儿”的精髓之处，是“花儿”歌手智慧和能力的象征，是“花儿”这一独特的歌种得以延续和最富于表现力的生命所在，也是“花儿”之树长青、“花儿”之河长流的内在动力和自律形态，是“花儿”传唱和“花儿”会会场的精彩部分之一。对唱形态的逐渐减少或消失和即兴编创的减弱或取消，使“花儿”场域及“花儿”本体受到损害而不完整，使歌手的表达能力减弱，使“花儿”及“花儿会”的魅力减少，吸引力下降。应鼓励和促使“花儿”歌手有意识地加强和提高“花儿”对唱的能力，主动地寻找和创造机会进行“花儿”对唱，激发“花儿”创编活力，增强“花儿”传唱的魅力、场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花儿”的形态表现力。
“花儿”的语言和格式是“花儿”艺术特征的本体体现，使“花儿”演唱风格实足，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风格性的体现。但同时这也使得“花儿”的传播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方言域以外，“花儿”的接受有一定的困难，使“花儿”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使“花儿”走不出方言域，不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传播“花儿”。用普通话演唱“花儿”，虽风格（味道）上受到很大影响，但可以使“花儿”在更大的范围进行传播和影响。另外将“花儿”改编成其他艺术体裁形式进行传播，即以次生态、再生态、衍生态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扩大“花儿”的影响和传播方式。目前在这一方面的作为还不够，当然，做这一切需要持慎重态度，不能够失去“花儿”固有的基本特性。
“花儿”保护和传承，不能忽视学校这个层面。“花儿”进入校园、进入课堂，让学生了解、体验并传唱，也是“花儿”保护与传承的一种途径。查看“花儿”歌手们的成长经历，无不是在少儿阶段受“花儿”的感染，喜爱“花儿”，学唱“花儿”，继而传唱“花儿”。学校传承有其特殊的作用。学校传承“花儿”更具备长期性、有序性、系统性、全面性。培养情趣，提高对民间音乐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自觉保护民族文化意识并形成内在动力，尤其在方言区域内的学校进行传承效果更明显，更有利于理解和接受。
困难在于，目前“花儿”进校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学校音乐教师的“花儿”修养从何而来，“花儿”教材的编写，包括“花儿”选曲及相关文化人类学的内容选择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花儿”欣赏无疑是可以操作的。学校是传承人类经典文化的场所。“花儿”进校园，通过校园进行“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还需要更详备的研究、论证和准备。
总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触面很多，如前所述，“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长久的事业”，需要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在理性和实践的双向中进行把握：多元化的思考与研究；多元化的方式与手段；多层面的实践与协作；并始终处于开放性的姿态，在传统的河床上不断行进，在“变”与“不变”中一路向前。
注释：
①②③巴莫曲布漠：《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一期第16页。
④⑤⑥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一期。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音乐学院）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被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①后又进一步引入文化空间和文化多样性等概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更全面、完善。同时，《非遗公约》还对“保护”及其工程流程做出了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在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和振兴。②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和形成《公约》及其“保护”工程流程的同时，“多向性的反思与开放性的建构始终是不断深拓认知过程的一次次新的开端。”③这表明对《公约》的达成是长期实践、不断总结的结果，并且随着《公约》的实行，还会有更新的认识和措施出现，继续呈现开放性的姿态，这就使得我们在《公约》的框架下，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参与其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更好地有效地传承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有形性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样式不确定性和由此所带来的复杂性，易受“语境”因素的影响干扰等特点。在操作层面上，难以控制和把握。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和长久的事业。④
文化生态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学理源于文学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其一，反对单线进化论者将不同的文化纳入同一个发展轨道来讨论进化的问题；强调每种文化都同自身的文化生态环境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其二，每一种文化都会在其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衍生出相应的文化形态发展线索。其三，文化适应涉及到自然选择机制。⑤以上观点说明，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是受到相应的文化生态的强有力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生态变化了，原有的文化也会适时地改变、选择。反过来说，文化生态保持住了，原生性的文化也会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也就会更大程度保持了生命力的延续。非物质文化的仪式或仪式化，社会群体、个体及文化观、表演场所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总和起来，便构成了“语境”中的内部环境条件因素，而来自该群体社会外部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就是外部条件因素，它们共同对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综合“型态”语境两种要素的“文化生态”层面。⑥
基于以上学理认识，对于“花儿”及“花儿会”的保护与传承，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花儿”的保护与传承，保护是第一位的，传承则是在保护下的传承。“花儿”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多元样态的渠路和手段。既要有“动态”性保护，又要有“静态”性保护。“花儿”的保护需要有宏观的规划性，即体现全面性、整体性和持久性的原则。保护要有整体保护的意识，与“花儿”有关的人和物、场地及所及范围，影响地域及传播线路，时间和空间，生活事件及民俗活动等都应在保护的视野中。“花儿”现状的复杂性，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花儿”歌者与爱好者、本土学者与域外学者、音乐工作者、音乐教育者达成共识和通力合作，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实施保护，“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和长久的事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承也是保护，甚至是保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活态性”的保护。但在宏观认识上，应秉承先保护、后传承、再开发、谋发展的理性思路，以使“花儿”的传承不受损害或少受损害而顺利发展。
对“花儿”的保护与传承，除以上认识外，还有以下具体的分析与建议。
建立“花儿”及“花儿会”档案，客观、全面、真实地记录“花儿会”及“花儿”演唱事件，追踪“花儿”歌手，对“花儿”歌手的行为和影响进行记录和研究。关注歌手的传承情况（一是自身所传唱“花儿”的场地、范围、能力和影响力；二是看是否有传承人，直接的或间接的）。作为“花儿”歌手或传承人，不仅要在公开的场合，如“花儿”会期或公开的演艺性的表演场合进行“花儿”传唱，还要在自然的场合中具有影响，具有“花儿”“场”效应的作用，同时对有意学“花儿”的条件具备者进行直接的传承。只有“花儿”歌手的行为和影响力才是保护和传承花儿的最佳方式，才能取得最佳的保护与传承的效果，是活态的保护行为。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花儿”歌手（当然是指在本土的“花儿”歌手）是始终处于“主位”上的，是圈内中的“圈内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唱“花儿”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叙述方式。歌声里沉淀着民族心理结构和对生活的理解，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花儿”文化人。从某种层面上理解，对“花儿”歌手的关怀和保护，就是对“花儿”文化的有效保护。
对“花儿”和“花儿会”记录以及对“花儿”歌手的追踪，为书写“花儿”志、书写“花儿”传播史或“花儿”史，并为建立“花儿”博物馆或网上博物馆和“花儿”研究基地或流动站，做出坚实的基础和信息储备。村落山场、文化馆所和高校都有各自充足的和方便的条件，多方联合起来，形成互动的、有机的、多方位的、全信息的“花儿”保护与传承的“动态”和“活态”网络。
《花儿志》可以详细客观地记录“花儿”的历史经过、事件、“花儿会”的实况、规模、“花儿”歌手等相关情况，以全面的“花儿”文化信息记录在案，使“花儿”的保护和传承不再是单一模式的歌手传承，而是以“花儿”为核心的“花儿”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为更进一步的“花儿”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和信息，研究具有根本性的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方法和具体措施。学术的研究是对“花儿”文化的健康发展进行把脉，在一定的层面、一定的范围中理性地规劝着“花儿”文化的进展和方向，“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关注。民族音乐学认为，不仅要研究文化的观念、行为，还必须研究文化的“型态”。“花儿”研究也应该从“型态”和“语境”方面进行，如“花儿”仪式或仪式化研究，“花儿”的表演行为，社会风俗、文化价值观、表演场所以及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研究。还要对“花儿”的音声形态，同时也包括表演行为、仪式行为等同音声形态相关的行为样态进行细致的研究，即从“花儿”本体角度进行研究，探求“花儿”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特征。 “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花儿”光盘的发行，也是一种传承和保护的有效手段，出版“花儿”歌手的“花儿”光盘，可以最完全有效的方式记录歌手们的“花儿”传唱文本信息，在提供“花儿”欣赏的同时，也提供了歌手演绎“花儿”的主体信息，其文本性、资料性、信息性皆备，全面反映了“花儿”歌手对“花儿”的理解和把握。用现代音像的科技手段不仅能够给“花儿”歌手制作专集片，还应该将每年的“花儿会”的实况完整地记录下来，建立音像资料库，形成历史记载。以音像资料、信息记录为保护手段，并为进一步学术研究、创作、欣赏、教学等提供信息资料，在更广泛的意义范围或平台上完成保护和传承。
“花儿”茶园日益见多，是民众休闲娱乐之处。“花儿”茶园虽以商业为目的，但就目前来看，也是一种“花儿”文化传播和“花儿”文化影响之地。“花儿”茶园给“花儿”歌手提供了一个传唱“花儿”的场地，不受季节限制，不受会期限制，并影响和吸引了很多“花儿”听众。而“花儿”茶园多是“花儿”歌手或“花儿”好家所开，既保证了歌手自己的“花儿”传唱，也给其他的“花儿”歌手提供了一个“花儿”传唱场所，同时还传带一些“花儿”学习者（徒弟）和爱好者，当然更多的还是满足了“花儿”听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花儿”传播面和影响力。“花儿”歌手在这里不仅传唱“花儿”，还可以互相观摩、学习、交流，还可以与“花儿”好家联手互动。是“花儿”传承的特殊场地，是民间的自发创造。所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传唱“花儿”，已不是原生态的性质。这种场合的“花儿”传唱逐渐趋向于表演化、艺术化、程式化，失去了“花儿”民歌特有的风格、气质、表现等魅力特征，“花儿”的小调化、城市化不断地被加强了，山野之风、乡土气息越来越淡。即兴性、悲剧性、弹性节奏感逐渐失去，人文性、民俗性也逐渐退却，风采不再。代之以规整性、刻板、机械性的表演性演唱，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动性、自由灵性和山歌风。电子琴或其他伴奏的加入，更加剧了表演性，使歌手发挥的余地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将会改变“花儿”的基本性质，失去“花儿”的美学特征。歌手们自己也说，加上电子琴伴奏，演唱会轻松些。由于“花儿”本身旋律的优美，加之伴奏者也是熟悉“花儿”曲令的，甚至是“花儿”歌手本身。伴奏时，伴奏者能够很好地跟随“花儿”歌手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花儿”演唱的基本形式特征，目前使用这种方式，人们还能听得下去，但“花儿”的风味气质有所改变，已不再是“花儿”的原汁原味，另外，在茶园这种固定的休闲场所演唱“花儿”，并使用电子琴伴奏或其他伴奏方式，将会使“花儿”传唱逐渐走向规整化、表演化、半职业化；其次，很多“花儿”曲令的速度普遍提高，情绪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花儿”原有的美学特征，趋向娱乐性；最后，“花儿”风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趋向小调化、市井化。
以对唱为表现的即兴特征是“花儿”的精髓之处，是“花儿”歌手智慧和能力的象征，是“花儿”这一独特的歌种得以延续和最富于表现力的生命所在，也是“花儿”之树长青、“花儿”之河长流的内在动力和自律形态，是“花儿”传唱和“花儿”会会场的精彩部分之一。对唱形态的逐渐减少或消失和即兴编创的减弱或取消，使“花儿”场域及“花儿”本体受到损害而不完整，使歌手的表达能力减弱，使“花儿”及“花儿会”的魅力减少，吸引力下降。应鼓励和促使“花儿”歌手有意识地加强和提高“花儿”对唱的能力，主动地寻找和创造机会进行“花儿”对唱，激发“花儿”创编活力，增强“花儿”传唱的魅力、场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花儿”的形态表现力。
“花儿”的语言和格式是“花儿”艺术特征的本体体现，使“花儿”演唱风格实足，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风格性的体现。但同时这也使得“花儿”的传播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方言域以外，“花儿”的接受有一定的困难，使“花儿”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使“花儿”走不出方言域，不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传播“花儿”。用普通话演唱“花儿”，虽风格（味道）上受到很大影响，但可以使“花儿”在更大的范围进行传播和影响。另外将“花儿”改编成其他艺术体裁形式进行传播，即以次生态、再生态、衍生态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扩大“花儿”的影响和传播方式。目前在这一方面的作为还不够，当然，做这一切需要持慎重态度，不能够失去“花儿”固有的基本特性。
“花儿”保护和传承，不能忽视学校这个层面。“花儿”进入校园、进入课堂，让学生了解、体验并传唱，也是“花儿”保护与传承的一种途径。查看“花儿”歌手们的成长经历，无不是在少儿阶段受“花儿”的感染，喜爱“花儿”，学唱“花儿”，继而传唱“花儿”。学校传承有其特殊的作用。学校传承“花儿”更具备长期性、有序性、系统性、全面性。培养情趣，提高对民间音乐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自觉保护民族文化意识并形成内在动力，尤其在方言区域内的学校进行传承效果更明显，更有利于理解和接受。
困难在于，目前“花儿”进校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学校音乐教师的“花儿”修养从何而来，“花儿”教材的编写，包括“花儿”选曲及相关文化人类学的内容选择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花儿”欣赏无疑是可以操作的。学校是传承人类经典文化的场所。“花儿”进校园，通过校园进行“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还需要更详备的研究、论证和准备。
总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触面很多，如前所述，“必然是一个理性的、持续的、长久的事业”，需要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在理性和实践的双向中进行把握：多元化的思考与研究；多元化的方式与手段；多层面的实践与协作；并始终处于开放性的姿态，在传统的河床上不断行进，在“变”与“不变”中一路向前。
注释：
①②③巴莫曲布漠：《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一期第16页。
④⑤⑥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一期。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