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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进程中的文化辐射扩散证明文化传播是一个形式复杂、样式多样的过程，其中以翻译作为媒介而实现其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中国古典书籍外译的事实观察了优势文化辐射现象并确证文化传播中翻译媒介的作用和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文化；辐射；翻译；媒介
一 前言
文化地理学学者提出了文化传播论，认为“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王鹏飞，2012： 254）“19世纪后半叶， F·拉采尔首次使用了（地理）扩散一词，从种族、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的地理分析出发，系统阐述了文化地理区的形成和特征。接着，哥瑞波纳以文化特质的传播序列为重点，对扩散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窦文章，1996：3）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扩散就是“文化现象的空间位移”（钱今昔，王星，1988：84）。文化传播和文化扩散最主要的媒介是人的迁移和流动，其中又以人群的流动和迁移最为重要。除此之外，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商业贸易、旅游、访问留学、体育竞技等其他的人员流动性活动也是文化传播和文化扩散的重要媒介。因为移民、贸易等友好的人员交往必定会带来异族文化，而在战争和入侵等非友好的交往活动中，战胜国总是会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战败国。
跨文化传播是文化信息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之间，是由这个地区的内部向外部地区发射文化信息，或从一个地区出发向四面八方发射文化信息，这是最通常的辐射式文化扩散方式。
二 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辐射
以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方式表现为某地区特有的文化信息被翻译成除该地区以外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语言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过程。这种形式的文化传播可以是文化信息同时辐射到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也可以是由先接受到文化信息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向其他未接受到的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由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底蕴，因此以翻译作为媒介的辐射式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因此以下的论证将主要以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和其他中国重要的文学经典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翻译而进行传播的相关史实来对辐射式这一文化传播方式进行具体说明和论证。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向世界各国的辐射过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源地，并且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代中国因为封建农耕文化相当发达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极大的影响着周边的国家，成为其争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就其内容、其中反映的社会现实及其文学价值和意义来说，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属于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艺术瑰宝。它们以自身的极大艺术魅力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的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使之沉迷甚至疯狂。
由于亚洲各国在地里位置上与中国毗邻，并且在西方还未完成工业革命，中国还未衰弱之前，亚洲早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越南、缅甸、朝鲜、日本等国皆是该文化圈子的主要成员，因此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传播是从亚洲开始的。总体来说，早在17世纪，四大名著就已经在陆续在同属汉文化圈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传播开来。早在1689至1692年间，日本就出现了湖南文山根据《三国演义》翻译而成的《通俗三国志》50卷，1793年又出现了《红楼梦》的译本（马晓虹、张树武，2010：126-127），至于朝鲜半岛，《红楼梦》则大约是在清嘉庆末年传入的（王介南，2011：511）。此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也通过翻译这一媒介进入了西方社会。早在1834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庛时就曾在《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单行本中发表了一篇长达37页的《三国演义》的摘译（Davis，J.F.1834：159-192）。后来，各类节译本和全译本的《三国演义》也陆续出现在西方各国。其他三部名著《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译介传播过程也是大致如此。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大多都是由精通中文的各国知识分子或外交官将其分别翻译成本国的民族语言的。这是典型的通过翻译这个特殊媒介将一国的特有文化信息发散辐射到世界其他各国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基本上都是依照同样的方式传入世界其他国家的。
据刘志强（2013：93-97）在《中越文化交流史论》中的统计，四大名著中最早通过译介这一方式进入越南的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译本，最早的是喃字观堂版，内容是从《三顾茅庐》到《当阳长坂》的四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在1918年至1927年期间，越南出版的《三国演义》译本共计九种。越南现存喃字本《西游传记（一副）一百回》是根据《西游真诠》删节翻译成喃字版的。1906年至1910年间，西贡出版了《水浒演绎》的译本，译者是阮安姜。并且稍后又陆续有新的译本问世。1963年，《红楼梦》被翻译为越南语传入越南。《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于1962年至1963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共六册，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作为底本四大名著在通过翻译以辐射式的方式传入越南之后，对越南的民族文化和当地人的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文化。首先，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以及其中的主要人物，当今的越南人民几乎人人皆知。甚至，他们还将书中对这些人物的称呼直接借用到日常生活中，如刘备、孙悟空、林妹妹以及“大哥”等都常见于越南人民的日常口语之中。事实上，在四大名著之中，对越南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三國演义》。越南人民对关云长十分尊崇，从很早之前开始，大概在1740年，越南人民就开始修建武庙来供奉关公。直到现在越南仍有许多地方建有关庙，许多家庭仍供奉着关云长的画像，关公的木雕更是现今越南的一大特色产品。其次，在越南人民的日常口语中常见以《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修饰语的现象，如，在形容一个人喜欢说谎的时候越南人会说他“是个貂蝉”，说一个人“像曹操”就是在说他生性多疑，以此类推，“张飞脾气”是指脾气暴躁，而“刘备借荆州”则说明这个人借了东西后久借不还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对越南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越南人民已经将四大名著中的素材应用到本民族的民族艺术中了。 其他中国重要文学经典向世界其他各国的辐射过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四大名著之外，中国还存许多对整个世界甚至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经典，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的儒家经典像世界其他各国的辐射过程是不可不论的。
作为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四书五经”陆续被许多西方国家翻译成外文供其国民品鉴。其中在西方影响较大的译本有《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利玛窦“曾将中‘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葡萄牙人郭纳爵与意大利人殷铎泽以拉丁文根据《大学》合译《中国的智慧》（Supientia Sinica）；殷铎泽翻译的《中庸》，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五经》西译本，及翟理斯翻译的第一个《庄子》全译本《庄子：神秘家、道德家、社会改革者》（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该译本在英语世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和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都曾受到过该译本的深刻影响（马祖毅，1984：207-233）。
除此之外，在文学领域翻译这一媒介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中国文学经典还包括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东晋著名高僧法显，他曾历时14年西行求法，是我国历史上到达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之人以及世界史上横穿中亚及南亚大陆，并经南洋海路回到中国的第一人。如今《佛国记》已被译为英、法、日等多种外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唐西域记》记载着玄奘周游西域求法时所经过的10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貌和物产习俗，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及中亚各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如今此书已被翻译为英、法、日等多种外文，给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研究东西交通史的专家提供了准确而详实的宝贵资料。十九世纪初叶的考古发掘就主要是以书中对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建筑规模等的生动描写为依据展开的，南印度阿旖陀石窟的重新发现就应该归功于玄奘在该书中的记载。此外，埋没了上百年的那烂陀寺也是以书中的描述为线索而成功的发掘出来的。”（马祖毅，1984：38-55）
從以上中华典籍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是从发源国语言文字汉语出发被翻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字，诸如英、法、日、韩语等向四面八方扩散传播的，也就是说受传者并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且它们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因此，在这里，以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运行轨迹是呈发散性的辐射线的形状的，是辐射式的文化传播方式。
三 结语
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字向外扩散传播，呈现出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运行轨迹，这种发散性的辐射线的文化传播方式是发达的优势文化形态在一定时期内向外扩展延伸的表现，但如果它失去了优势，就没有了向外的动能，从而可能停止扩张，转而内敛而达到平衡或静止状态。
参考文献：
[1]Davis， J.F. 1834.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Ⅱ. [J].London：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2]刘志强，2013，中越文化交流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3]马晓虹，张树武，2010，四大名著在日、韩的传播与跨文化重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26-127。
[4]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钱今昔，王星，1988，文化地理学的主题与过程研究[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8
[6]王介南，2011，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7]王鹏飞，2012，文化地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文化；辐射；翻译；媒介
一 前言
文化地理学学者提出了文化传播论，认为“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王鹏飞，2012： 254）“19世纪后半叶， F·拉采尔首次使用了（地理）扩散一词，从种族、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的地理分析出发，系统阐述了文化地理区的形成和特征。接着，哥瑞波纳以文化特质的传播序列为重点，对扩散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窦文章，1996：3）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扩散就是“文化现象的空间位移”（钱今昔，王星，1988：84）。文化传播和文化扩散最主要的媒介是人的迁移和流动，其中又以人群的流动和迁移最为重要。除此之外，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商业贸易、旅游、访问留学、体育竞技等其他的人员流动性活动也是文化传播和文化扩散的重要媒介。因为移民、贸易等友好的人员交往必定会带来异族文化，而在战争和入侵等非友好的交往活动中，战胜国总是会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战败国。
跨文化传播是文化信息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之间，是由这个地区的内部向外部地区发射文化信息，或从一个地区出发向四面八方发射文化信息，这是最通常的辐射式文化扩散方式。
二 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辐射
以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方式表现为某地区特有的文化信息被翻译成除该地区以外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语言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过程。这种形式的文化传播可以是文化信息同时辐射到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也可以是由先接受到文化信息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向其他未接受到的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由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底蕴，因此以翻译作为媒介的辐射式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因此以下的论证将主要以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和其他中国重要的文学经典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翻译而进行传播的相关史实来对辐射式这一文化传播方式进行具体说明和论证。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向世界各国的辐射过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源地，并且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代中国因为封建农耕文化相当发达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极大的影响着周边的国家，成为其争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就其内容、其中反映的社会现实及其文学价值和意义来说，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属于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艺术瑰宝。它们以自身的极大艺术魅力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的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使之沉迷甚至疯狂。
由于亚洲各国在地里位置上与中国毗邻，并且在西方还未完成工业革命，中国还未衰弱之前，亚洲早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越南、缅甸、朝鲜、日本等国皆是该文化圈子的主要成员，因此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传播是从亚洲开始的。总体来说，早在17世纪，四大名著就已经在陆续在同属汉文化圈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传播开来。早在1689至1692年间，日本就出现了湖南文山根据《三国演义》翻译而成的《通俗三国志》50卷，1793年又出现了《红楼梦》的译本（马晓虹、张树武，2010：126-127），至于朝鲜半岛，《红楼梦》则大约是在清嘉庆末年传入的（王介南，2011：511）。此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也通过翻译这一媒介进入了西方社会。早在1834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庛时就曾在《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单行本中发表了一篇长达37页的《三国演义》的摘译（Davis，J.F.1834：159-192）。后来，各类节译本和全译本的《三国演义》也陆续出现在西方各国。其他三部名著《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译介传播过程也是大致如此。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大多都是由精通中文的各国知识分子或外交官将其分别翻译成本国的民族语言的。这是典型的通过翻译这个特殊媒介将一国的特有文化信息发散辐射到世界其他各国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基本上都是依照同样的方式传入世界其他国家的。
据刘志强（2013：93-97）在《中越文化交流史论》中的统计，四大名著中最早通过译介这一方式进入越南的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译本，最早的是喃字观堂版，内容是从《三顾茅庐》到《当阳长坂》的四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在1918年至1927年期间，越南出版的《三国演义》译本共计九种。越南现存喃字本《西游传记（一副）一百回》是根据《西游真诠》删节翻译成喃字版的。1906年至1910年间，西贡出版了《水浒演绎》的译本，译者是阮安姜。并且稍后又陆续有新的译本问世。1963年，《红楼梦》被翻译为越南语传入越南。《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于1962年至1963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共六册，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作为底本四大名著在通过翻译以辐射式的方式传入越南之后，对越南的民族文化和当地人的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文化。首先，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以及其中的主要人物，当今的越南人民几乎人人皆知。甚至，他们还将书中对这些人物的称呼直接借用到日常生活中，如刘备、孙悟空、林妹妹以及“大哥”等都常见于越南人民的日常口语之中。事实上，在四大名著之中，对越南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三國演义》。越南人民对关云长十分尊崇，从很早之前开始，大概在1740年，越南人民就开始修建武庙来供奉关公。直到现在越南仍有许多地方建有关庙，许多家庭仍供奉着关云长的画像，关公的木雕更是现今越南的一大特色产品。其次，在越南人民的日常口语中常见以《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修饰语的现象，如，在形容一个人喜欢说谎的时候越南人会说他“是个貂蝉”，说一个人“像曹操”就是在说他生性多疑，以此类推，“张飞脾气”是指脾气暴躁，而“刘备借荆州”则说明这个人借了东西后久借不还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对越南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越南人民已经将四大名著中的素材应用到本民族的民族艺术中了。 其他中国重要文学经典向世界其他各国的辐射过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四大名著之外，中国还存许多对整个世界甚至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经典，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的儒家经典像世界其他各国的辐射过程是不可不论的。
作为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四书五经”陆续被许多西方国家翻译成外文供其国民品鉴。其中在西方影响较大的译本有《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利玛窦“曾将中‘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葡萄牙人郭纳爵与意大利人殷铎泽以拉丁文根据《大学》合译《中国的智慧》（Supientia Sinica）；殷铎泽翻译的《中庸》，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五经》西译本，及翟理斯翻译的第一个《庄子》全译本《庄子：神秘家、道德家、社会改革者》（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该译本在英语世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和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都曾受到过该译本的深刻影响（马祖毅，1984：207-233）。
除此之外，在文学领域翻译这一媒介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中国文学经典还包括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东晋著名高僧法显，他曾历时14年西行求法，是我国历史上到达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之人以及世界史上横穿中亚及南亚大陆，并经南洋海路回到中国的第一人。如今《佛国记》已被译为英、法、日等多种外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唐西域记》记载着玄奘周游西域求法时所经过的10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貌和物产习俗，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及中亚各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如今此书已被翻译为英、法、日等多种外文，给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研究东西交通史的专家提供了准确而详实的宝贵资料。十九世纪初叶的考古发掘就主要是以书中对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建筑规模等的生动描写为依据展开的，南印度阿旖陀石窟的重新发现就应该归功于玄奘在该书中的记载。此外，埋没了上百年的那烂陀寺也是以书中的描述为线索而成功的发掘出来的。”（马祖毅，1984：38-55）
從以上中华典籍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是从发源国语言文字汉语出发被翻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字，诸如英、法、日、韩语等向四面八方扩散传播的，也就是说受传者并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且它们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因此，在这里，以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运行轨迹是呈发散性的辐射线的形状的，是辐射式的文化传播方式。
三 结语
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字向外扩散传播，呈现出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翻译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运行轨迹，这种发散性的辐射线的文化传播方式是发达的优势文化形态在一定时期内向外扩展延伸的表现，但如果它失去了优势，就没有了向外的动能，从而可能停止扩张，转而内敛而达到平衡或静止状态。
参考文献：
[1]Davis， J.F. 1834.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Ⅱ. [J].London：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2]刘志强，2013，中越文化交流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3]马晓虹，张树武，2010，四大名著在日、韩的传播与跨文化重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26-127。
[4]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钱今昔，王星，1988，文化地理学的主题与过程研究[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8
[6]王介南，2011，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7]王鹏飞，2012，文化地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