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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还没有定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们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
葛浩文很和蔼，普通话比顾彬更标准一些，总是有问必答。
3月16日早晨，在威斯汀大饭店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时，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中国作家乃至中国的缘分。
葛浩文这次来中国是为了他翻译的《狼图腾》英文版的中国首发式。他对记者说，虽然他以前从未读过姜戎的作品，但是一读之下就欲罢不能。“一年多以前，‘企鹅’给我寄了一本。我已经看了一点点有关它的评论，但没有看到原著。书寄到后几个星期我就决定了，翻！那时还没有看完，我就先不看完，直接翻译，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而且这样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翻译，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未知数，都很新鲜。当杨克看到美丽的天鹅湖时，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同样的公园，同样的美丽，我翻译的时候就会带上我自己的感情色彩。”
葛浩文原名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现任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和中国确实是有些缘分的，是他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和王朔的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这些遥远东方的作家为西方文学界所了解。这位被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自然有他的一番见地。
既来之则安之
河西：您是在美国学的中文吗？
葛浩文：不是，最早是在60年代的台湾。我学中文一共经历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哈尔滨，因此我说话有点南腔北调。
河西：当时怎么会去台湾的？
葛浩文：是当兵去的，那是越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还要当个兵哥儿，还是去海上当个军官比较安全一点。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给派到了台北的协防司令部。
河西：那怎么会开始学中文的呢？
葛浩文：因为人在那儿，既来之则安之。周围人说的那些话，我听了觉得很有趣。我原来觉得中文太难了，怕是学不会，但是一学就会一点。我耳朵还行，再加上中文和音乐有点像，四个声调。一开始我学的是台湾（地区）“国语”，是他们的标准，和大陆有些不同。回到美国后，我也无一技之长，就会一点中文，所以就进了研究院做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做文学研究，研究萧红、萧军，我要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他们，就翻译了一部分作品。翻译我做得还可以。我的时间和精力一步步就向那个方向转移了，写的评论渐少，翻译渐多。
河西：柳无忌先生是您老师吗？
葛浩文：是，他是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教授。我硕士毕业后，很多学院愿意收我继续读博士，可是学的都是古典文学，什么《诗经》、《楚辞》之类的，我想不要那么古老。柳先生的专业是元剧和古典小说，我翻的一部分《西游记》就是因为跟他念书。我对他说，“我想更现代化一些”。他就说，“你来做吧，我不是专家，但我能认出好东西，你写得好，我也能认出它是好的”。后来很有意思，我发现两个让他很感动也很惊讶的事情。一个是我发现他的姐姐柳无非和柳无垢编过一本日战时期的辞典，把一些关于日本人的不太好听的词语都收在里面，柳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我在香港买了一本送给他，他很惊讶，也很感动。第二，柳先生的父亲柳亚子先生和萧红是有很多来往的，他们不仅认识，而且萧红生病的时候，柳亚子曾经跑去看她，我就拿出证据来给他看，他说，“我们之间是有缘分的，你做的工作和我父亲也有关系”。我的老师在三四年前已经过世了。
为萧红走遍了东北大地
河西：听说柳无垢和萧红也是朋友。
葛浩文：对，没错。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读到萧红的作品就喜欢上了她。很难得的，看到一本《呼兰河传》。当时中国的东西很难看到，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中国也看不到萧红的书，所以连哈尔滨人以前也不怎么知道萧红。是我发现的，我“发掘”了她，当然现在环境好转了，中国内地学者所掌握的资料比我多得多。但那时情况不同，我的《萧红评传》是最早的萧红传记。《呼兰河传》这部小说写得实在漂亮，虽然轻描淡写，但是把环境和人都写活了，很难得。
河西：第一次读到《呼兰河传》是在什么时候？
葛浩文：那是1970或1971年在美国图书馆偶然读到的。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中国藏书浩如烟海，我却随手将它抽在手中，没读几页，我就为它深深着迷。哈尔滨我是在1981年去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去北京，萧军、舒群、罗烽、冯牧、萧乾等等都来到了王府井烤鸭店，我差不多要昏倒了，读了这么多年他们的作品，终于在北京见到他们真人了。我就问，哈尔滨我可以去吗？他们说不行，还没有开放。我说还没有开放我就不可以去吗？后来他们同意了，有一个作协的陪同。下了飞机，一看到哈尔滨三个字时，我就热泪纵横。我没有想到，我会真的来到这里。然后我又得寸进尺地问：萧红生长的呼兰河镇可以去吗？他们说绝对不可以。可是，那么偏僻的地方我居然去了，有的时候车要往前开都开不了，因为那里的人都没有看到过洋人。我去看她家，看她读过的小学，收获太大太大。我在哈尔滨呆了一年，做伪满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得到了一笔钱，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
河西：您翻译过老舍和巴金的小说吗？
葛浩文：老舍暂时还没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我下一部再下一部要翻译的作品，已经有三个英译本，但是三个我都不满意。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杨宪益手下的人翻的，翻得太死了。另一个翻译是1945年时有人翻的，老舍原著的结尾是个悲剧，但是他把小说翻成了喜剧。原来小说里的虎妞已经死了，英文版里虎妞不仅活着，还高高兴兴地跑起来，说以后我们要怎么怎么生活。哎呀，他把老舍的意思完全给歪曲了。第三个是个中文底子差的人在夏威夷翻译的，问题太多。老舍我很佩服他，我来翻可能会做得稍微好一点。
巴金，我和一个学生合译了他的《第四病室》。我的这个学生的父亲是老记者孔罗荪，巴金是他干爸，他对巴金比较熟悉。我们赶在巴金过世前翻译出了书。
河西：说到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引介，不能不提夏志清先生。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内的文学评价完全不同，当然，书中也推崇了一些左翼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吴组缃、师陀等等，但是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这是什么原因？
葛浩文：夏志清在耶鲁读的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所以他的趣味也都在于此。他本来是一个右翼分子，所以萧军之类的左翼作家，都被他一笔抹杀。他觉得他们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萧红也是，看了我的翻译后他才说自己错了。当然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他有了一些转变，但是他所推崇的左翼作家，也必定是亚于张爱玲的，居于张爱玲之下的，这主要是夏志清本身的问题。
莫言让我坐不住
河西：王朔的小说中有许多京腔的词语，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字对您的翻译有没有构成困难？听说您还写信问他这些词的意思。
葛浩文：其实他的小说的难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调皮的态度比较难表现出来。北京土话我问他就行了。我举个例子，1981年，在北京，我去友谊商店买烟，问一个年纪挺大的营业员：“劳驾，有没有曲灯？”他大吃一惊，他问：“你怎么知道曲灯的？”曲灯又叫“取灯儿”，就是火柴。我说我看老舍的小说知道的。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他很殷勤地给我点烟，对我刮目相看。
河西：莫言是您翻译得比较集中的一个当代作家，您怎么会关注到他的？
葛浩文：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后来，我到了台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问他，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天堂蒜薹之歌》暂时放弃，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是刚刚出版不久的《生死疲劳》。
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如果不是像Ａｍａｚｏｎ这样的大书店，一些小书店可能就进两本书，看两个星期内卖不卖得掉，卖不掉他们就退货，这就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买一本，就表示已经有人在关注这本书，那天，也凑巧，一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朋友来问我，近期有什么好书？我就向他推荐这一本，他一看不错，也买了一本，口口相传。
找到自己的声音
河西：在美国，大陆小说卖得比较好的好像也就一万册？
葛浩文：一万册算是畅销了。《红高粱》那天我查了一下，已经发行到两万册左右了，但是已经印了十几年，能够到两万册，我们就很高兴了。希望这本《狼图腾》是个突破。
河西：翻译小说在美国影响大吗？
葛浩文：影响不大，20年前不要说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本身影响也不大。当时中国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我们买的玩具就是中国制造的，如此而已；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奥运会，因为世博会，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显现出来，也包括文学、电影方面的影响力。我相信再过5年，中国文学的地位会超过日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日本作家很少，只有两个名气大一些，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另一位是村上春树，而且一般的美国读者连大江健三郎也不一定知道。村上的作品一发表就会在大刊物上发表对他的评论。
《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上有一篇评价《尘埃落定》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最有名的书评家，很尖锐的一个人，他说这是一部杰作。莫言《丰乳肥臀》的书评发在《华盛顿邮报》十分显要的位置。
河西：在美国，哈金的书比较畅销，当然他直接用英文来写作，但是他的问题是有人说他的英文里有很重的汉语味道，您怎么看？
葛浩文：你说的就是我的想法了。我记得哈金在艾莫理大学任教时，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很高兴看
到我的一本翻译，他说他看到的中国文学都是翻译，不是原文。后来他得了奖，名气大了，调到波士顿大学后人也忙，我们联系就少了。
我给《中国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小说的开头。中国小说为什么没有特别惊人的开头？让人一见之下就想要一口气读下去的？像哈金的“某某每年回到故乡就要和他太太离婚”，那句话多精彩啊，看到这句话你怎么能不看下去呢？
但是现在他遇到一个困境，离开中国已经20年了，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他对中国的认同会越来越远。可是他毕竟是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如果用英文写美国华侨的故事，已经有谭恩美等好几个人在写了，他并没有什么优势。人们对他的新书已经有一些不怎么好的评价了，我看了几个书评，不是太好。他今后怎么发展，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他的收入应该也够了吧。波士顿的教职是固定的，但是他要写什么是他需要好好考虑的。
河西：前不久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作家的批评引起一些争议，您对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怎么看？
葛浩文：中国作家还是太注重传统，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当然也有像莫言这样来反思历史的）。第二是故乡，故乡太重要了，一定要写故乡。还有就是风格，开头就写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发现了什么东西，还不够实验性。有的实验文学呢，则只是跟着拉美走，比如魔幻小说。中国文学还没有定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们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
葛浩文很和蔼，普通话比顾彬更标准一些，总是有问必答。
3月16日早晨，在威斯汀大饭店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时，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中国作家乃至中国的缘分。
葛浩文这次来中国是为了他翻译的《狼图腾》英文版的中国首发式。他对记者说，虽然他以前从未读过姜戎的作品，但是一读之下就欲罢不能。“一年多以前，‘企鹅’给我寄了一本。我已经看了一点点有关它的评论，但没有看到原著。书寄到后几个星期我就决定了，翻！那时还没有看完，我就先不看完，直接翻译，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而且这样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翻译，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未知数，都很新鲜。当杨克看到美丽的天鹅湖时，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同样的公园，同样的美丽，我翻译的时候就会带上我自己的感情色彩。”
葛浩文原名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现任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和中国确实是有些缘分的，是他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和王朔的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这些遥远东方的作家为西方文学界所了解。这位被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自然有他的一番见地。
既来之则安之
河西：您是在美国学的中文吗？
葛浩文：不是，最早是在60年代的台湾。我学中文一共经历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哈尔滨，因此我说话有点南腔北调。
河西：当时怎么会去台湾的？
葛浩文：是当兵去的，那是越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还要当个兵哥儿，还是去海上当个军官比较安全一点。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给派到了台北的协防司令部。
河西：那怎么会开始学中文的呢？
葛浩文：因为人在那儿，既来之则安之。周围人说的那些话，我听了觉得很有趣。我原来觉得中文太难了，怕是学不会，但是一学就会一点。我耳朵还行，再加上中文和音乐有点像，四个声调。一开始我学的是台湾（地区）“国语”，是他们的标准，和大陆有些不同。回到美国后，我也无一技之长，就会一点中文，所以就进了研究院做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做文学研究，研究萧红、萧军，我要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他们，就翻译了一部分作品。翻译我做得还可以。我的时间和精力一步步就向那个方向转移了，写的评论渐少，翻译渐多。
河西：柳无忌先生是您老师吗？
葛浩文：是，他是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教授。我硕士毕业后，很多学院愿意收我继续读博士，可是学的都是古典文学，什么《诗经》、《楚辞》之类的，我想不要那么古老。柳先生的专业是元剧和古典小说，我翻的一部分《西游记》就是因为跟他念书。我对他说，“我想更现代化一些”。他就说，“你来做吧，我不是专家，但我能认出好东西，你写得好，我也能认出它是好的”。后来很有意思，我发现两个让他很感动也很惊讶的事情。一个是我发现他的姐姐柳无非和柳无垢编过一本日战时期的辞典，把一些关于日本人的不太好听的词语都收在里面，柳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我在香港买了一本送给他，他很惊讶，也很感动。第二，柳先生的父亲柳亚子先生和萧红是有很多来往的，他们不仅认识，而且萧红生病的时候，柳亚子曾经跑去看她，我就拿出证据来给他看，他说，“我们之间是有缘分的，你做的工作和我父亲也有关系”。我的老师在三四年前已经过世了。
为萧红走遍了东北大地
河西：听说柳无垢和萧红也是朋友。
葛浩文：对，没错。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读到萧红的作品就喜欢上了她。很难得的，看到一本《呼兰河传》。当时中国的东西很难看到，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中国也看不到萧红的书，所以连哈尔滨人以前也不怎么知道萧红。是我发现的，我“发掘”了她，当然现在环境好转了，中国内地学者所掌握的资料比我多得多。但那时情况不同，我的《萧红评传》是最早的萧红传记。《呼兰河传》这部小说写得实在漂亮，虽然轻描淡写，但是把环境和人都写活了，很难得。
河西：第一次读到《呼兰河传》是在什么时候？
葛浩文：那是1970或1971年在美国图书馆偶然读到的。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中国藏书浩如烟海，我却随手将它抽在手中，没读几页，我就为它深深着迷。哈尔滨我是在1981年去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去北京，萧军、舒群、罗烽、冯牧、萧乾等等都来到了王府井烤鸭店，我差不多要昏倒了，读了这么多年他们的作品，终于在北京见到他们真人了。我就问，哈尔滨我可以去吗？他们说不行，还没有开放。我说还没有开放我就不可以去吗？后来他们同意了，有一个作协的陪同。下了飞机，一看到哈尔滨三个字时，我就热泪纵横。我没有想到，我会真的来到这里。然后我又得寸进尺地问：萧红生长的呼兰河镇可以去吗？他们说绝对不可以。可是，那么偏僻的地方我居然去了，有的时候车要往前开都开不了，因为那里的人都没有看到过洋人。我去看她家，看她读过的小学，收获太大太大。我在哈尔滨呆了一年，做伪满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得到了一笔钱，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
河西：您翻译过老舍和巴金的小说吗？
葛浩文：老舍暂时还没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我下一部再下一部要翻译的作品，已经有三个英译本，但是三个我都不满意。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杨宪益手下的人翻的，翻得太死了。另一个翻译是1945年时有人翻的，老舍原著的结尾是个悲剧，但是他把小说翻成了喜剧。原来小说里的虎妞已经死了，英文版里虎妞不仅活着，还高高兴兴地跑起来，说以后我们要怎么怎么生活。哎呀，他把老舍的意思完全给歪曲了。第三个是个中文底子差的人在夏威夷翻译的，问题太多。老舍我很佩服他，我来翻可能会做得稍微好一点。
巴金，我和一个学生合译了他的《第四病室》。我的这个学生的父亲是老记者孔罗荪，巴金是他干爸，他对巴金比较熟悉。我们赶在巴金过世前翻译出了书。
河西：说到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引介，不能不提夏志清先生。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内的文学评价完全不同，当然，书中也推崇了一些左翼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吴组缃、师陀等等，但是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这是什么原因？
葛浩文：夏志清在耶鲁读的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所以他的趣味也都在于此。他本来是一个右翼分子，所以萧军之类的左翼作家，都被他一笔抹杀。他觉得他们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萧红也是，看了我的翻译后他才说自己错了。当然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他有了一些转变，但是他所推崇的左翼作家，也必定是亚于张爱玲的，居于张爱玲之下的，这主要是夏志清本身的问题。
莫言让我坐不住
河西：王朔的小说中有许多京腔的词语，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字对您的翻译有没有构成困难？听说您还写信问他这些词的意思。
葛浩文：其实他的小说的难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调皮的态度比较难表现出来。北京土话我问他就行了。我举个例子，1981年，在北京，我去友谊商店买烟，问一个年纪挺大的营业员：“劳驾，有没有曲灯？”他大吃一惊，他问：“你怎么知道曲灯的？”曲灯又叫“取灯儿”，就是火柴。我说我看老舍的小说知道的。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他很殷勤地给我点烟，对我刮目相看。
河西：莫言是您翻译得比较集中的一个当代作家，您怎么会关注到他的？
葛浩文：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后来，我到了台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问他，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天堂蒜薹之歌》暂时放弃，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是刚刚出版不久的《生死疲劳》。
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如果不是像Ａｍａｚｏｎ这样的大书店，一些小书店可能就进两本书，看两个星期内卖不卖得掉，卖不掉他们就退货，这就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买一本，就表示已经有人在关注这本书，那天，也凑巧，一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朋友来问我，近期有什么好书？我就向他推荐这一本，他一看不错，也买了一本，口口相传。
找到自己的声音
河西：在美国，大陆小说卖得比较好的好像也就一万册？
葛浩文：一万册算是畅销了。《红高粱》那天我查了一下，已经发行到两万册左右了，但是已经印了十几年，能够到两万册，我们就很高兴了。希望这本《狼图腾》是个突破。
河西：翻译小说在美国影响大吗？
葛浩文：影响不大，20年前不要说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本身影响也不大。当时中国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我们买的玩具就是中国制造的，如此而已；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奥运会，因为世博会，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显现出来，也包括文学、电影方面的影响力。我相信再过5年，中国文学的地位会超过日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日本作家很少，只有两个名气大一些，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另一位是村上春树，而且一般的美国读者连大江健三郎也不一定知道。村上的作品一发表就会在大刊物上发表对他的评论。
《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上有一篇评价《尘埃落定》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最有名的书评家，很尖锐的一个人，他说这是一部杰作。莫言《丰乳肥臀》的书评发在《华盛顿邮报》十分显要的位置。
河西：在美国，哈金的书比较畅销，当然他直接用英文来写作，但是他的问题是有人说他的英文里有很重的汉语味道，您怎么看？
葛浩文：你说的就是我的想法了。我记得哈金在艾莫理大学任教时，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很高兴看
到我的一本翻译，他说他看到的中国文学都是翻译，不是原文。后来他得了奖，名气大了，调到波士顿大学后人也忙，我们联系就少了。
我给《中国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小说的开头。中国小说为什么没有特别惊人的开头？让人一见之下就想要一口气读下去的？像哈金的“某某每年回到故乡就要和他太太离婚”，那句话多精彩啊，看到这句话你怎么能不看下去呢？
但是现在他遇到一个困境，离开中国已经20年了，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他对中国的认同会越来越远。可是他毕竟是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如果用英文写美国华侨的故事，已经有谭恩美等好几个人在写了，他并没有什么优势。人们对他的新书已经有一些不怎么好的评价了，我看了几个书评，不是太好。他今后怎么发展，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他的收入应该也够了吧。波士顿的教职是固定的，但是他要写什么是他需要好好考虑的。
河西：前不久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作家的批评引起一些争议，您对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怎么看？
葛浩文：中国作家还是太注重传统，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当然也有像莫言这样来反思历史的）。第二是故乡，故乡太重要了，一定要写故乡。还有就是风格，开头就写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发现了什么东西，还不够实验性。有的实验文学呢，则只是跟着拉美走，比如魔幻小说。中国文学还没有定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们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