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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证券的全球经济报告认为，身为“新钻十一国”之一的国度，越南将与其他十个国家一起演绎财富增长的神话。显然，它还是主角——该报告大胆断言，越南会是ＢＲＩＣｓ与Ｎｅｘｔ－11中成长最强劲的国家，成为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最强劲的经济体。
在踏入这个国家之前，中国人李哲对越南的印象停留在杜拉斯笔下的西贡——想象中那是一个绮丽萎靡的城市，奶黄色的小楼散发出法国殖民地时期的气息，湄公河上，头戴拿破仑帽的老艄公不紧不慢地划出岁月的痕迹。
今年1月，他才真实地触摸到了这块土地。旧时的西贡，如今已成了胡志明市。狭窄的街道上，满眼的摩托车呼啸而过，让人有些眩晕。在城市郊区，一排排灰白色的厂房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绿色的稻田中迅速崛起，成千上万名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少男少女，在工厂门外排队登记，希望从这里能够开始他们奔向富裕生活的梦想。
后发优势
对于那些将越南与古老、封闭、战争、落后等词汇联系起来的人而言，或许是时候该更新一下头脑中的资料库了。如今的越南已经多了很多新元素，比如说，工业区和新市镇的纷纷涌现，以及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可能性。
“当中国大陆珠三角地区出现用工荒时，越南年轻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10年发挥后发先制的潜力。”恒生企业顾问（越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殿生在胡志明市的办公室中接受《新民周刊》电话采访时说。
越南的人口结构确实年轻得让人眼红。由于越战期间损失了大部分的青壮劳力，现在越南的8400万人中，70％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4．5岁。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年轻的人口结构可以持续多年，因为越南保持着相当高的人口增长率。
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越南保留了尊重知识的文化传统，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4％。经常跟越南人打交道的张殿生对越南的教育成果赞叹不已：“一个普通的越南高中毕业生，基本就能用英语进行流利的对话。”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越南才真正迎来和平，之前，它历经了法殖、二战、国土分裂与越战、东南亚战争等。贫穷和战争使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充满着难以遏制的渴望。现在，一个越南普通工人的月薪在50美元至80美元之间，数额约是中国内地工人的一半，但足以让乐天知命的越南人觉得满足。
对全球的制造商和投资者来说，越南将成为“人憨，钱多，速来”的最新注解。去年年底，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宣布未来将对在中国深圳和广州的2家工厂整合，关闭其中1家工厂，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
2008年2月，仁宝电脑宣布已在越南投资设厂，计划在未来5年使越南工厂产能占公司总产能的50％，而目前，仁宝电脑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昆山工厂。按收入计，仁宝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合约制造商，仅次于广达电脑。
事实上，随着中国制造成本的持续走高，勇于尝试低成本经营的大陆台商早就酝酿着环境转移。越南台湾商会台北办事处邱垂祺主任介绍：“在台湾企业登陆最早的珠江三角洲，早从1998年起，就有不少企业开始向越南迁徙，尤其是制鞋、家具与成衣等轻工业，目前估计已达4000家左右。现在，越南已成为台商海外开拓的重要据点，台商对越南的投资仅次于大陆。”
邱垂祺强调，除了便宜的工资，越南还有其他的优势：自然资源丰富、越共的绝对权威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不断壮大的国内市场，此外，它还未受到反倾销和配额的限制。美元对越盾的大幅升值，也为企业的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多的盈利空间。
传统的中国制造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成为近年中国最响亮的口号，这让后起之秀的越南从中大受其益。“一方面，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如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的土地供应减缓了产业投资增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令国内成本优势有所弱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教授在采访中表示。
越南中国商会会长杨真透露，中国政府提高了环保标准，也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转战越南。据媒体报道，去年一年，环境监管部门驳回了投资额达数百亿美元的未达标新开工项目。
在胡志明市生活了5年的张殿生偶尔也会怀念过去的光景：“前几年，西贡许多地方还是成排的旧房子，现在，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和黑压压的电线杆，空气比起以前浑浊许多。”
中国痕迹
2006年，杨真第一次来到胡志明市，他急冲冲地赶到了西贡码头——这里是敬爱的胡志明走上奉献一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起点。他想寻找少年时从教科书上看到的挂着胡志明巨幅肖像、停满帆船的西贡港景象，不过，巨幅肖像不再，帆船不再，只有胡志明的铜像大步向前，仿佛要走下码头。然而码头已经变成了工地，胡志明市的金融城在对岸按计划崛起。
这种鲜明的反差仿佛诉说着越南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经历了革命和发展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图像并不陌生。除了满街的越语标志，胡志明市和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许多沿海开放城市并无二样，杨真笃定地说：“要知道越南的未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了。”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越南的步子相差近10年。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越南则在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中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则在2001提出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的目标。
历史路径和现实考量，都使越南在经济改革中做出了“师法中国”的选择。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那些在中国被证实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越南几乎照单全收。
相同的社会制度，接近的地缘优势，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有着其他海外市场不可比拟的接近性。杨真透露，目前越南国内约有500多家中资企业，从去年年底开始，来河内、西贡考察的中国商人更是络绎不绝。
要认识“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巨大辐射力从来都不是艰难的事情，越南也毫不例外。20世纪90年初，处在革新开放初期的越南还没从物质紧缺中解脱，而提供丰富的生活必需品恰恰是中国企业的特长。依靠低廉的价格，日用品、小家电等中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一些中越边境小镇也得以繁荣。越南国内的芒街，至今还被认定为“越南的深圳”。
不过，在一些短视的商人眼中，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是否败坏名声并非他们关心的事情。到了90年代中期，劣质的中国商品一度遍布越南，“这也给后来的中方投资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担任ＴＣＬ越南公司总经理的邓伟文说。
1999年，ＴＣＬ初进越南，不得不以香港产品的形象出现，当顾客知道ＴＣＬ是大陆品牌后，纷纷要求退货。为消除当地人对产品质量的疑虑，ＴＣＬ在越南率先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在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韩品牌的情况下，农村成为ＴＣＬ公司在越南拓展的开始。
如今，ＴＣＬ艰难地跨越了这种“歧视”，在越南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0％，是ＴＣＬ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越南也因此成为ＴＣＬ进军海外市场的“黄埔军校”，很多管理人才都在这里得到锻炼。在越南打拼8年后，去年归国的邓伟文现在已经是ＴＣＬ多元文化中心的总监。
越南速度
2003年，高盛证券发布了颇具传奇色彩的第99号全球经济报告《与ＢＲＩＣｓ共同寻梦——迈向2050年之路》。报告发表后，ＢＲＩＣｓ（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投资界迅速蹿红，影响之深，可说是新世纪之最。
高盛证券的全球经济报告认为，身为“新钻十一国”之一的国度，越南将与其他十个国家一起演绎财富增长的神话。显然，它还是主角——该报告大胆断言，越南会是ＢＲＩＣｓ与Ｎｅｘｔ－11中成长最强劲的国家，不出10年，越南将赶超印尼和菲律宾，成为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最强劲的经济体。
高盛最新的研究报告也力赞越南：“在新钻11国里，只有这一个国家在过去5年时间里的增长速度达到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相当的水平。”2007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达8．5％，在全球仅次于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革新开放后，越南国内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51％降低到了8％，这一点，就连中国都无法媲美。
在过去两年里，越南股市是全球投资人共同追逐的热门目标。2006年是越南股市脱胎换骨的一年，这一年，越南的股市总市值从10亿美元涨到了146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全年股指上涨130％的上海股市，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金融市场。去年8月，越南股市正式超越150亿美元大关。
不少淘金的中国人也来到这里。《西贡解放日报》曾随机对两家证券机构进行统计，发现以实名进行开户的外国投资者有260户，其中只有一位不是中国人。由于外国人在越南开户手续复杂费用昂贵，更多的中国人取了各式各样的越南名字。
在胡志明市的时尚街区，随处可见身着Ｇｕｃｃｉ、Ｇｅｏｒｇｅ Ａｒｍａｎｉ的新兴中产阶级。当亚洲人面对自己突然增加的财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富贵的标志——奢侈品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根据ＡＴＫｅａｒｎｅｙ的咨询报告，越南是世界上第四位最有魅力的市场，仅次于印度、俄罗斯和中国之后。
如果你想问问这么庞大的购买力从何而来，答案多半都是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房地产）。越南房价的涨幅绝对超过了上海，胡志明市商业中心滨城市场的商铺价格每平方米售价高达17．3万美元，直逼东京银座和纽约第五大道。即便是胡志明市的城郊，每平方米2000美元的房价也不足为怪。在越南，私人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土地的收益基本上都进了民众的荷包。
“国穷民富”或许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由于中央政府缺钱，越南落后的基础设施也经常为投资者诟病。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胡志明市，每年都会出现10亿度的电力缺口。直到去年，越南国内还仅有一条约40公里的高速公路。邓伟文回忆：“在越南行车，200公里的路程，行车时间可能是5小时，也可能是15小时，因为不知道遇上的是土路、山路还是绝路。”
在踏入这个国家之前，中国人李哲对越南的印象停留在杜拉斯笔下的西贡——想象中那是一个绮丽萎靡的城市，奶黄色的小楼散发出法国殖民地时期的气息，湄公河上，头戴拿破仑帽的老艄公不紧不慢地划出岁月的痕迹。
今年1月，他才真实地触摸到了这块土地。旧时的西贡，如今已成了胡志明市。狭窄的街道上，满眼的摩托车呼啸而过，让人有些眩晕。在城市郊区，一排排灰白色的厂房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绿色的稻田中迅速崛起，成千上万名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少男少女，在工厂门外排队登记，希望从这里能够开始他们奔向富裕生活的梦想。
后发优势
对于那些将越南与古老、封闭、战争、落后等词汇联系起来的人而言，或许是时候该更新一下头脑中的资料库了。如今的越南已经多了很多新元素，比如说，工业区和新市镇的纷纷涌现，以及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可能性。
“当中国大陆珠三角地区出现用工荒时，越南年轻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10年发挥后发先制的潜力。”恒生企业顾问（越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殿生在胡志明市的办公室中接受《新民周刊》电话采访时说。
越南的人口结构确实年轻得让人眼红。由于越战期间损失了大部分的青壮劳力，现在越南的8400万人中，70％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4．5岁。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年轻的人口结构可以持续多年，因为越南保持着相当高的人口增长率。
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越南保留了尊重知识的文化传统，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4％。经常跟越南人打交道的张殿生对越南的教育成果赞叹不已：“一个普通的越南高中毕业生，基本就能用英语进行流利的对话。”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越南才真正迎来和平，之前，它历经了法殖、二战、国土分裂与越战、东南亚战争等。贫穷和战争使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充满着难以遏制的渴望。现在，一个越南普通工人的月薪在50美元至80美元之间，数额约是中国内地工人的一半，但足以让乐天知命的越南人觉得满足。
对全球的制造商和投资者来说，越南将成为“人憨，钱多，速来”的最新注解。去年年底，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宣布未来将对在中国深圳和广州的2家工厂整合，关闭其中1家工厂，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
2008年2月，仁宝电脑宣布已在越南投资设厂，计划在未来5年使越南工厂产能占公司总产能的50％，而目前，仁宝电脑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昆山工厂。按收入计，仁宝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合约制造商，仅次于广达电脑。
事实上，随着中国制造成本的持续走高，勇于尝试低成本经营的大陆台商早就酝酿着环境转移。越南台湾商会台北办事处邱垂祺主任介绍：“在台湾企业登陆最早的珠江三角洲，早从1998年起，就有不少企业开始向越南迁徙，尤其是制鞋、家具与成衣等轻工业，目前估计已达4000家左右。现在，越南已成为台商海外开拓的重要据点，台商对越南的投资仅次于大陆。”
邱垂祺强调，除了便宜的工资，越南还有其他的优势：自然资源丰富、越共的绝对权威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不断壮大的国内市场，此外，它还未受到反倾销和配额的限制。美元对越盾的大幅升值，也为企业的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多的盈利空间。
传统的中国制造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成为近年中国最响亮的口号，这让后起之秀的越南从中大受其益。“一方面，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如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的土地供应减缓了产业投资增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令国内成本优势有所弱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教授在采访中表示。
越南中国商会会长杨真透露，中国政府提高了环保标准，也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转战越南。据媒体报道，去年一年，环境监管部门驳回了投资额达数百亿美元的未达标新开工项目。
在胡志明市生活了5年的张殿生偶尔也会怀念过去的光景：“前几年，西贡许多地方还是成排的旧房子，现在，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和黑压压的电线杆，空气比起以前浑浊许多。”
中国痕迹
2006年，杨真第一次来到胡志明市，他急冲冲地赶到了西贡码头——这里是敬爱的胡志明走上奉献一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起点。他想寻找少年时从教科书上看到的挂着胡志明巨幅肖像、停满帆船的西贡港景象，不过，巨幅肖像不再，帆船不再，只有胡志明的铜像大步向前，仿佛要走下码头。然而码头已经变成了工地，胡志明市的金融城在对岸按计划崛起。
这种鲜明的反差仿佛诉说着越南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经历了革命和发展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图像并不陌生。除了满街的越语标志，胡志明市和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许多沿海开放城市并无二样，杨真笃定地说：“要知道越南的未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了。”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越南的步子相差近10年。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越南则在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中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则在2001提出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的目标。
历史路径和现实考量，都使越南在经济改革中做出了“师法中国”的选择。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那些在中国被证实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越南几乎照单全收。
相同的社会制度，接近的地缘优势，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有着其他海外市场不可比拟的接近性。杨真透露，目前越南国内约有500多家中资企业，从去年年底开始，来河内、西贡考察的中国商人更是络绎不绝。
要认识“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巨大辐射力从来都不是艰难的事情，越南也毫不例外。20世纪90年初，处在革新开放初期的越南还没从物质紧缺中解脱，而提供丰富的生活必需品恰恰是中国企业的特长。依靠低廉的价格，日用品、小家电等中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一些中越边境小镇也得以繁荣。越南国内的芒街，至今还被认定为“越南的深圳”。
不过，在一些短视的商人眼中，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是否败坏名声并非他们关心的事情。到了90年代中期，劣质的中国商品一度遍布越南，“这也给后来的中方投资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担任ＴＣＬ越南公司总经理的邓伟文说。
1999年，ＴＣＬ初进越南，不得不以香港产品的形象出现，当顾客知道ＴＣＬ是大陆品牌后，纷纷要求退货。为消除当地人对产品质量的疑虑，ＴＣＬ在越南率先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在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韩品牌的情况下，农村成为ＴＣＬ公司在越南拓展的开始。
如今，ＴＣＬ艰难地跨越了这种“歧视”，在越南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0％，是ＴＣＬ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越南也因此成为ＴＣＬ进军海外市场的“黄埔军校”，很多管理人才都在这里得到锻炼。在越南打拼8年后，去年归国的邓伟文现在已经是ＴＣＬ多元文化中心的总监。
越南速度
2003年，高盛证券发布了颇具传奇色彩的第99号全球经济报告《与ＢＲＩＣｓ共同寻梦——迈向2050年之路》。报告发表后，ＢＲＩＣｓ（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投资界迅速蹿红，影响之深，可说是新世纪之最。
高盛证券的全球经济报告认为，身为“新钻十一国”之一的国度，越南将与其他十个国家一起演绎财富增长的神话。显然，它还是主角——该报告大胆断言，越南会是ＢＲＩＣｓ与Ｎｅｘｔ－11中成长最强劲的国家，不出10年，越南将赶超印尼和菲律宾，成为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最强劲的经济体。
高盛最新的研究报告也力赞越南：“在新钻11国里，只有这一个国家在过去5年时间里的增长速度达到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相当的水平。”2007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达8．5％，在全球仅次于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革新开放后，越南国内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51％降低到了8％，这一点，就连中国都无法媲美。
在过去两年里，越南股市是全球投资人共同追逐的热门目标。2006年是越南股市脱胎换骨的一年，这一年，越南的股市总市值从10亿美元涨到了146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全年股指上涨130％的上海股市，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金融市场。去年8月，越南股市正式超越150亿美元大关。
不少淘金的中国人也来到这里。《西贡解放日报》曾随机对两家证券机构进行统计，发现以实名进行开户的外国投资者有260户，其中只有一位不是中国人。由于外国人在越南开户手续复杂费用昂贵，更多的中国人取了各式各样的越南名字。
在胡志明市的时尚街区，随处可见身着Ｇｕｃｃｉ、Ｇｅｏｒｇｅ Ａｒｍａｎｉ的新兴中产阶级。当亚洲人面对自己突然增加的财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富贵的标志——奢侈品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根据ＡＴＫｅａｒｎｅｙ的咨询报告，越南是世界上第四位最有魅力的市场，仅次于印度、俄罗斯和中国之后。
如果你想问问这么庞大的购买力从何而来，答案多半都是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房地产）。越南房价的涨幅绝对超过了上海，胡志明市商业中心滨城市场的商铺价格每平方米售价高达17．3万美元，直逼东京银座和纽约第五大道。即便是胡志明市的城郊，每平方米2000美元的房价也不足为怪。在越南，私人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土地的收益基本上都进了民众的荷包。
“国穷民富”或许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由于中央政府缺钱，越南落后的基础设施也经常为投资者诟病。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胡志明市，每年都会出现10亿度的电力缺口。直到去年，越南国内还仅有一条约40公里的高速公路。邓伟文回忆：“在越南行车，200公里的路程，行车时间可能是5小时，也可能是15小时，因为不知道遇上的是土路、山路还是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