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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是很难被归纳的，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将其称之为“抒情诗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往，但凡有点西部背景的人，都很喜欢强调诗歌中的雄浑、桀骜、苍凉。由于沈苇诗歌中所具有的西部的意象甚为广博，多年来，沈苇也被归纳为这一类诗人。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西部想象去面对这一类诗歌，以满足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地理学的意义在文学的镜面中当然能够被照射，但那确实是一种虚像。我想，对于沈苇而言，这是一定意义上的误读。在我看来， 沈苇一直是一位警觉性很高的抒情诗人。正像优秀的女诗人从不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沈苇也不愿意强调他是位“西部诗人”，而是“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曾几何时，“西部”的概念沦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陈词滥调。谈起西部，人们往往会陷入词语的误区，就像彭加木进入了罗布泊，深陷在那广袤的荒漠之中。最近，诗集《异乡人》的出版，为我们勾勒出了沈苇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他的创作应该比西部更为广袤，因为他的镜像不仅是西部苍凉的微缩版本，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诗歌虹膜，在那斑斓的诗歌里，有着对生命终极意义更为深远的追索。
在诗集推荐语中，耿占春和徐敬亚的评价显然更符合沈苇的诗学理念和诗歌风貌。耿占春说：“沈苇诗中所表现的个人体验的深度与范围，对社会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具有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的回应能力，使他能够把地方性经验转化为与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他的‘诗歌地理学’由此变得宽广、深邃而无限。”徐敬亚则表示：“沈苇如同一条内陆河。他把现代汉诗和边关话语，与遥远的史诗遗传连接在一起。一种大气而精致的混血型诗意，正在他笔下形成。”
耿占春和徐敬亚更为精准地把握住了沈苇的诗歌脉络，让他的精神谱系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沈苇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张力，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我是差异性的受益者，也是分裂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域分裂症’者，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中间有鸿沟，有裂痕。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變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我的‘地域分裂症’。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
所以，沈苇早已抛开地域性的纠结，沈苇的警觉在于他对“诗性正义”不懈地追求。我想，这虽然也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当下却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姿态。在“下半身”“垃圾派”等口语诗派出现之后，虽然大家对他们的诗学主张嗤之以鼻，但潜移默化地，这些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事件在欧美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布考斯基、垮掉派……他们对于基督教文明下的诗学解构，构成了欧美独特的风景线。同样的，口语运动挑战的是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当然，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交集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对“假道学”的某种冒犯。从诗学实践来讲，汉语新诗的“诗性正义”丧失得更彻底。因为，现代诗是跟古诗完全不同的领域，语言的风暴来得更为迅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苇坚持他的诗性正义，有可能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悖论。
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如是说：“当诗歌想到它的自娱必须被看成是对一个充斥着不完美、痛苦和灾难的世界的某种冒犯，那么抒情诗的活力和逍遥，它对于自己的创作力的品尝，它那快乐的张力等等，也将受到威胁。”对此，沈苇在诗中一贯警惕。在未被收入到诗集《异乡人》的一些事件性写作的诗篇中，一直体现着他对公平、正义、人文主义的不懈追求。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诗歌的“无用之用”。“写作不是挺住，而是命运的眷顾。一首诗诞生了，世界没有什么改变，但或许，世界已经有所改变。因为，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沈苇在《异乡人》的后记中如是说。
沈苇曾在诗歌中有这样的宣言：“你站在哪一边？ 我不站在这一边， 也不站在那一边， 只站在死者一边。”这是沈苇式诗性正义的总基调。在这次辑录的诗歌中，《在敬老院》是典型的一首。在诗篇中，沈苇说：“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这种代入，又是诗性正义的一次获胜。这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在结尾，沈苇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至少，他给敬老院的人带去了糖果、柑橘、牛奶，因为，桑塔格同时说：“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我们送去糖果、柑橘、牛奶
也无法舒展他们脸上的漠然
虚弱，意味着无力向世界微笑
每天与绝望无助的人在一起
美女院长看上去那么忧伤
“来点歌舞，他们还是喜欢的。”
她轻声对我和阿拉提·阿斯木说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婆婆
盯着窗外雪花看，半天不动
身边的死亡消息，像飘忽而过的
雪花，都在她昏沉的意念之中
都在她一动不动的身体之外……
沿泥泞不堪的小路，离开郊外
这所简陋的维吾尔敬老院
谁也不说话，心里分明感到：
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
在保持诗性正义的同时，沈苇的诗篇中一向拒绝学院派的高蹈，这是他对于表达的某种警惕。在沈苇数本诗集的开头，都收录着这首短诗—《一个地区》，可以说，从这首诗开始，沈苇确认了他的“诗学发声体系”。据说，这也是使沈苇能够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重要作品。 中亚的太阳。玫瑰。火
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
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
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
关于这首诗，谢冕先生曾给出了如下评价：“我记得当初读到《一个地区》受到的感动，沈苇只用短短四行、三十多个字，写出了一个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撼的特异的地区，那辽阔，那无边的寂静。惊人的新鲜，惊人的绮丽。他对中亚风情的捕捉和概括如神来之笔。”
以《一个地区》为出发点，这样的写作成为了沈苇的“原乡”。在沈苇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表达是丰富的，但从没有晦涩的诗篇。我想，在这点上，他和米沃什是一脉相承的。在《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一文中，米沃什这样说：“西方诗歌最近在主观性这条路上陷得太深了，以至于不再承认物体的本性。甚至似乎倡议所有的存在都是感觉，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可以说点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约束。但是禅宗诗人建议我们从松树了解松树，从竹子了解竹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为此，沈苇甚至向少数民族的民歌学习。比如《谎歌》一诗，就仿自哈萨克民谣。这些质地淳朴的诗歌，为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沈苇曾数度在酒酣之际，吟唱他拿手的新疆民歌。可以说，这些宝贵的民间艺术，不仅让他变得更加开阔，也融进了他诗歌的血液之中。
沈苇的警觉性还表现在他对于想象力的驾驭。阿甘本曾这样说：“诗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诗的发生/占位—因此也就既不在于文本也不在于读者（更不在于读者）：它在于作者和读者在文本中借以把自身置入游戏，并在同时无限地从游戏中抽身而退的那个姿势。作者不过是他自己在作品—在作品中，他被置入游戏—的缺席的见证人或保证人 ;而读者也只能再次提供这种见证，是他自己按顺序也成为这场无穷无尽的游戏—他在其中玩着使自己消失的游戏—的保证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的西部想象，也不过是阅读游戏的一个延伸。
在这方面，沈苇曾经在一篇名为《楼兰、西湖和希腊—关于诗歌的历史想象》中论述道：楼兰、西湖、海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历史想象这一视域去看，却具有某种互通性和互文性。世上有些地方、有些人事，属于人类想象力的势力范围。诗歌中的历史想象，与历史学、考古学截然不同，展开了人类语言和创造的另一维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想象力也在拯救我们的世界。当逝去的人事、湮没的遗迹、模糊的远景再度回到我们眼前，世界依旧鮮活如初、充满生机，这是诗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也是诗人能够创造的“心灵现实主义”。
他还曾向大家透露过一个秘密，在没有去楼兰之前，他曾为楼兰写过很多诗篇，包括收到《异乡人》里面的这首《楼兰美女》。他同时说，井上靖写过包括《楼兰》在内的很多中国题材小说，可是他从未真正到过那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想象力对于诗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无论是实现“诗性正义”或完成“混血写作”，沈苇一直在动用他的想象力。
近些年来，对于叙事的过分强调，正在动摇诗歌抒情的正殿。在这一方面，虽然他并不抗拒叙事，沈苇也始终保持着他一贯以来坚持的抒情性。据我所知，在正式写作诗歌之前，沈苇曾经写过数年的小说。乃至在后来，他也对小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西部》杂志八年的总编，他自然很清晰诗歌和小说的分界线，这在他收录《异乡人》最末尾的诗篇中可见一斑。雅克·朗西埃在《审美无意识》一书中这样写道：“于是，关于诗的整个思想体制拒绝了俄狄浦斯的剧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俄狄浦斯的剧情，在摒弃了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之后，只能接受一个特殊状态。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意味着某种思想观念：作为行动的思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消极因素。这就是我说的审美革命：可见与可说、知识与行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有序关系的终结。”对于沈苇来说，原来的故乡已死去。正如湖州乡贤孟郊的《游子吟》一样，在诗歌中站立的故乡，似乎永远是母亲的形象，这成为了乡愁诗歌的正典。如果说家乡带有某种“父性”的话，那么沈苇在诗歌中亲自完成了“弑父”。
为了完成它，沈苇再次动用了抒情的力量。在诗集末尾的组诗《还乡》中，沈苇用这样的句子宣告了“老故乡”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永远是一个“异乡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沈苇呢？
回到村里，一百年的老宅已拆
竹园消失，片瓦全无
幸亏，游子还有一具身体可往
赵俊，青年诗人。现任上海雅众文化诗歌编辑;主编“雅众诗丛”;主持《花城》《世界文学》“翻译家档案”栏目;在《晶报深港书评》开设专栏。曾在《诗刊》《花城》《星星》《扬子江》《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中西诗歌》等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莫干少年，在南方》。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西部想象去面对这一类诗歌，以满足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地理学的意义在文学的镜面中当然能够被照射，但那确实是一种虚像。我想，对于沈苇而言，这是一定意义上的误读。在我看来， 沈苇一直是一位警觉性很高的抒情诗人。正像优秀的女诗人从不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沈苇也不愿意强调他是位“西部诗人”，而是“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曾几何时，“西部”的概念沦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陈词滥调。谈起西部，人们往往会陷入词语的误区，就像彭加木进入了罗布泊，深陷在那广袤的荒漠之中。最近，诗集《异乡人》的出版，为我们勾勒出了沈苇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他的创作应该比西部更为广袤，因为他的镜像不仅是西部苍凉的微缩版本，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诗歌虹膜，在那斑斓的诗歌里，有着对生命终极意义更为深远的追索。
在诗集推荐语中，耿占春和徐敬亚的评价显然更符合沈苇的诗学理念和诗歌风貌。耿占春说：“沈苇诗中所表现的个人体验的深度与范围，对社会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具有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的回应能力，使他能够把地方性经验转化为与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他的‘诗歌地理学’由此变得宽广、深邃而无限。”徐敬亚则表示：“沈苇如同一条内陆河。他把现代汉诗和边关话语，与遥远的史诗遗传连接在一起。一种大气而精致的混血型诗意，正在他笔下形成。”
耿占春和徐敬亚更为精准地把握住了沈苇的诗歌脉络，让他的精神谱系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沈苇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张力，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我是差异性的受益者，也是分裂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域分裂症’者，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中间有鸿沟，有裂痕。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變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我的‘地域分裂症’。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
所以，沈苇早已抛开地域性的纠结，沈苇的警觉在于他对“诗性正义”不懈地追求。我想，这虽然也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当下却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姿态。在“下半身”“垃圾派”等口语诗派出现之后，虽然大家对他们的诗学主张嗤之以鼻，但潜移默化地，这些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事件在欧美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布考斯基、垮掉派……他们对于基督教文明下的诗学解构，构成了欧美独特的风景线。同样的，口语运动挑战的是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当然，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交集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对“假道学”的某种冒犯。从诗学实践来讲，汉语新诗的“诗性正义”丧失得更彻底。因为，现代诗是跟古诗完全不同的领域，语言的风暴来得更为迅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苇坚持他的诗性正义，有可能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悖论。
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如是说：“当诗歌想到它的自娱必须被看成是对一个充斥着不完美、痛苦和灾难的世界的某种冒犯，那么抒情诗的活力和逍遥，它对于自己的创作力的品尝，它那快乐的张力等等，也将受到威胁。”对此，沈苇在诗中一贯警惕。在未被收入到诗集《异乡人》的一些事件性写作的诗篇中，一直体现着他对公平、正义、人文主义的不懈追求。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诗歌的“无用之用”。“写作不是挺住，而是命运的眷顾。一首诗诞生了，世界没有什么改变，但或许，世界已经有所改变。因为，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沈苇在《异乡人》的后记中如是说。
沈苇曾在诗歌中有这样的宣言：“你站在哪一边？ 我不站在这一边， 也不站在那一边， 只站在死者一边。”这是沈苇式诗性正义的总基调。在这次辑录的诗歌中，《在敬老院》是典型的一首。在诗篇中，沈苇说：“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这种代入，又是诗性正义的一次获胜。这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在结尾，沈苇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至少，他给敬老院的人带去了糖果、柑橘、牛奶，因为，桑塔格同时说：“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我们送去糖果、柑橘、牛奶
也无法舒展他们脸上的漠然
虚弱，意味着无力向世界微笑
每天与绝望无助的人在一起
美女院长看上去那么忧伤
“来点歌舞，他们还是喜欢的。”
她轻声对我和阿拉提·阿斯木说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婆婆
盯着窗外雪花看，半天不动
身边的死亡消息，像飘忽而过的
雪花，都在她昏沉的意念之中
都在她一动不动的身体之外……
沿泥泞不堪的小路，离开郊外
这所简陋的维吾尔敬老院
谁也不说话，心里分明感到：
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
在保持诗性正义的同时，沈苇的诗篇中一向拒绝学院派的高蹈，这是他对于表达的某种警惕。在沈苇数本诗集的开头，都收录着这首短诗—《一个地区》，可以说，从这首诗开始，沈苇确认了他的“诗学发声体系”。据说，这也是使沈苇能够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重要作品。 中亚的太阳。玫瑰。火
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
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
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
关于这首诗，谢冕先生曾给出了如下评价：“我记得当初读到《一个地区》受到的感动，沈苇只用短短四行、三十多个字，写出了一个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撼的特异的地区，那辽阔，那无边的寂静。惊人的新鲜，惊人的绮丽。他对中亚风情的捕捉和概括如神来之笔。”
以《一个地区》为出发点，这样的写作成为了沈苇的“原乡”。在沈苇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表达是丰富的，但从没有晦涩的诗篇。我想，在这点上，他和米沃什是一脉相承的。在《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一文中，米沃什这样说：“西方诗歌最近在主观性这条路上陷得太深了，以至于不再承认物体的本性。甚至似乎倡议所有的存在都是感觉，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可以说点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约束。但是禅宗诗人建议我们从松树了解松树，从竹子了解竹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为此，沈苇甚至向少数民族的民歌学习。比如《谎歌》一诗，就仿自哈萨克民谣。这些质地淳朴的诗歌，为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沈苇曾数度在酒酣之际，吟唱他拿手的新疆民歌。可以说，这些宝贵的民间艺术，不仅让他变得更加开阔，也融进了他诗歌的血液之中。
沈苇的警觉性还表现在他对于想象力的驾驭。阿甘本曾这样说：“诗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诗的发生/占位—因此也就既不在于文本也不在于读者（更不在于读者）：它在于作者和读者在文本中借以把自身置入游戏，并在同时无限地从游戏中抽身而退的那个姿势。作者不过是他自己在作品—在作品中，他被置入游戏—的缺席的见证人或保证人 ;而读者也只能再次提供这种见证，是他自己按顺序也成为这场无穷无尽的游戏—他在其中玩着使自己消失的游戏—的保证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的西部想象，也不过是阅读游戏的一个延伸。
在这方面，沈苇曾经在一篇名为《楼兰、西湖和希腊—关于诗歌的历史想象》中论述道：楼兰、西湖、海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历史想象这一视域去看，却具有某种互通性和互文性。世上有些地方、有些人事，属于人类想象力的势力范围。诗歌中的历史想象，与历史学、考古学截然不同，展开了人类语言和创造的另一维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想象力也在拯救我们的世界。当逝去的人事、湮没的遗迹、模糊的远景再度回到我们眼前，世界依旧鮮活如初、充满生机，这是诗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也是诗人能够创造的“心灵现实主义”。
他还曾向大家透露过一个秘密，在没有去楼兰之前，他曾为楼兰写过很多诗篇，包括收到《异乡人》里面的这首《楼兰美女》。他同时说，井上靖写过包括《楼兰》在内的很多中国题材小说，可是他从未真正到过那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想象力对于诗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无论是实现“诗性正义”或完成“混血写作”，沈苇一直在动用他的想象力。
近些年来，对于叙事的过分强调，正在动摇诗歌抒情的正殿。在这一方面，虽然他并不抗拒叙事，沈苇也始终保持着他一贯以来坚持的抒情性。据我所知，在正式写作诗歌之前，沈苇曾经写过数年的小说。乃至在后来，他也对小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西部》杂志八年的总编，他自然很清晰诗歌和小说的分界线，这在他收录《异乡人》最末尾的诗篇中可见一斑。雅克·朗西埃在《审美无意识》一书中这样写道：“于是，关于诗的整个思想体制拒绝了俄狄浦斯的剧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俄狄浦斯的剧情，在摒弃了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之后，只能接受一个特殊状态。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意味着某种思想观念：作为行动的思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消极因素。这就是我说的审美革命：可见与可说、知识与行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有序关系的终结。”对于沈苇来说，原来的故乡已死去。正如湖州乡贤孟郊的《游子吟》一样，在诗歌中站立的故乡，似乎永远是母亲的形象，这成为了乡愁诗歌的正典。如果说家乡带有某种“父性”的话，那么沈苇在诗歌中亲自完成了“弑父”。
为了完成它，沈苇再次动用了抒情的力量。在诗集末尾的组诗《还乡》中，沈苇用这样的句子宣告了“老故乡”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永远是一个“异乡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沈苇呢？
回到村里，一百年的老宅已拆
竹园消失，片瓦全无
幸亏，游子还有一具身体可往
赵俊，青年诗人。现任上海雅众文化诗歌编辑;主编“雅众诗丛”;主持《花城》《世界文学》“翻译家档案”栏目;在《晶报深港书评》开设专栏。曾在《诗刊》《花城》《星星》《扬子江》《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中西诗歌》等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莫干少年，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