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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扎尔巴耶夫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依然是哈萨克斯坦最有影响力的人。首都用他的名字命名，女儿出任上院议长，他本人仍保留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直接领导强力部门国安委）、执政党“光明道路”党主席、宪法委员会委员职务，确保了卸任后安排政权交接的权力基础、组织影响和制度依据，并从容处理自己的身后事。
中亚权力交接的宿命
中亚有一句谚语广为流传，“再强大的人，失去权力后也变得弱不禁风”。
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将权力捍卫到了生命最后一刻。新领导人既未得到前任恩宠，又要从众多继承者当中历经残酷竞争脱颖而出，自然不再对前任感激涕零。改朝换代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洗牌，清除前任的权力基础。尼亚佐夫的巨幅画像被送往仓库，作为城市景观的众多塑像也被搬离，留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痕迹被精心抹去。卡里莫夫在世时一言九鼎，死后不久长女即遭软禁，亲信被悉数清算。
吉尔吉斯斯坦第三任总统阿塔姆巴耶夫，汲取本国前两任总统（阿卡耶夫、巴基耶夫）任内就被推翻的教训，以宪法的形式承诺不再寻求连任，终于成功实现了吉国独立后首次权力和平交接。但中亚权力交接的悲剧宿命还是难以避免。卸任总统后没几个月，阿塔姆巴耶夫就遭到自己一手推举的接班人“背叛”。他离职前任命的总理被捕，他担任党主席的社民党被架空，他本人享有的前总统豁免权将被剥夺，意味着他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在苏联时代，纳扎尔巴耶夫就与这些人结交。在辛苦攀登权力最高峰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帮扶，无话不谈，对各种阴谋阳谋了然于胸，对背后的政治算计也毫无保留，相互传经。纳扎尔巴耶夫亲眼目睹了这些曾经把酒言欢的“兄弟们”如何指点江山，所以对他们转瞬之间由盛而衰，甚至晚节不保，就更有兔死狐悲、惺惺相惜的悲伤。由人而己，他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命运无常的悲凉感，有了发自肺腑的体会，不得不早做打算，未雨绸缪。尤其是最近十年，他见证了颜色革命的此起彼伏，又为特朗普、马克龙这些完全不按规则出牌的选举新贵所震惊，对于一度认为可任其操纵的现代大众政治，心生惧意。
中亚主体民族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汗国，首领往往由各大部落的领主推举产生，继承权在兄弟之间横向传递，而在代际传递时，没有排除其他潜在继承人和规范继承权的制度。因此，每次从一个可汗到下一个可汗的过渡，都意味着重大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暴力，代际的转移更经常导致内战。
前述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形式上自然都符合现代民主制度，但若深究其内涵，则与数百年前游牧汗国的权力交接如出一辙。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当初就是靠赢得内战才得以执政，现在又极力栽培自己的儿子，要将家族统治的基因传递下去。
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交接，能否摆脱这一历史宿命也很难说。新任总统托卡耶夫，是纳扎尔巴耶夫的老战友;纳扎尔巴耶夫的长女纳扎尔巴耶娃，在政坛更上层楼的愿望强烈;前总理马西莫夫，是纳氏治国理政的第一操盘手;不久前火线上任的总理马明，则是政坛黑马;此外，还有一直深藏不露但掌管强力部门的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萨德巴特。他们都是极有潜力的继承者，但又都没有绝对资历和实力成为唯一候选人。
按照目前的政治日历，明年4月的总统大选前，纳扎尔巴耶夫就会推出自己中意的接班人竞选总统。这给了竞争者合纵连横的舞台，也让纳氏有时间充分观察真正候选人的能力和品性。除了对于人选的斟酌，还有许多具体的法律和技术问题待处理。纳扎尔巴耶夫选择在“纳乌鲁斯”这个本国一年最长假期前宣布辞职，就是想避免在民众中引发过多猜测和反应。
纳扎尔巴耶夫的主动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留下。
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卸去国务重担，但接下来短短一年里他的取舍决断，绝不比他之前30年的政治生涯轻松简单，反而因为更加敏感，将成为对其政治智慧和一生功绩的终极考验。
人Vs制度
苏联解体前，纳扎尔巴耶夫一度想要竞争苏联总理的位置，希望力挽狂澜，保留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大势已去，他也能审时度势，顺天应命，将人生的价值追求重新放在自己民族国家的崛起上。
从1984年担任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起，纳扎尔巴耶夫掌权已经35年，将哈萨克从一个处于世界历史边缘的默默无闻的游牧民族，一举带入世界50强之列，成为哈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基者，资历、功绩、威望均无人能及。由他一手安排自己的接班事宜，合乎政治逻辑，也顺应民心。
此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政治家，只有叶利钦在还掌权时主动实施权力交接，保障了自己和家族的身后平安，也为俄罗斯的长治久安，推举出普京这样的值得托付的管理者。纳扎尔巴耶夫主动辞职，让下一代的政治家看到了希望，又发挥了自己政治稳定器的作用，为顺利画上政治生涯的最后句号奠定了基础，确实是明智之举。
不过，如果仅仅认为纳氏只是想要和叶利钦一样，功成身退，那未免太小觑了他。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理念有两大源泉：一是游牧民族务实善变的文化传统，二是历史上那些伟大政治家的宝贵经验。他多次公开谈及历史著作给自己的教益，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楷模，也从不隐瞒要做中亚的华盛顿、凯末尔。因此他虽以老人身份治国，却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施政风格传统又不保守，开明而不激进，不为任何教条所约束，也不因任何压力而屈服，执政后期更是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境界。
归根结底，他是将个人的政治荣耀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他本人已成为国家命运的化身;不像其他政治家，受制度约束或利益集团限制，纵有一身抱负也难以施展，只有牢牢抓住权力不放。这样的超然气度，让纳扎尔巴耶夫与其他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有了截然不同之处，能从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蝇营狗苟的政治现实。旁人毕其一生追逐的权力、财富、名望等，对他来说已是过眼烟云，唯一还在意的，就是青史留名。换句话说，他怎样从一位已享有广泛影响的世界级政治家，成为一代历史伟人？
他现在面临的，也同样是这些历史伟人曾经面临过的根本政治难题：人还是制度？西方先贤的回答是后者，即以明确的宪法文本和极具刚性的制度，作为永久契约。东方帝王则选择了神秘莫测又包罗万象的“祖宗家法”。用普京的话来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纳扎尔巴耶夫在世时，既是规则和制度的源泉，也是“祖宗家法”的捍卫者和解释者。他离开后，无人再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他所建立的秩序与规则能否具有持续性，是否会因执政者的更换而轻易改变，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长远建设的最大未知数。
纳扎尔巴耶夫主义
时势造英雄。纳扎尔巴耶夫很清楚，今非昔比，自己之后绝无可能再出现第二个纳扎尔巴耶夫。10年前，他就向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邻国友人吐露权力交接之意，并有意培养执政集团内部的多样性。然而，大树之下难有嘉木。他打造的政治多样性是紧密围绕着他自己的多样性，一旦失去他的引领，很容易沦为互拆墙脚的恶性竞争。
同样，他一心推动的哈萨克斯坦的民主转型已近完成，但其有效运转却完全依赖于纳氏本人。大到国家发展路向和对外战略的抉择，小到迁都、文字拉丁化的具体举措，全靠纳氏的倡议推动和执行。官僚体系绝对忠诚于他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发行动的动力。人民信仰他，追随他，但对于30年来一成不变的政治结果，难免失去热情，厌倦已是不可避免。
纳扎尔巴耶夫的主动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留下。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权力交接能顺利并尽快实施，最好是能亲眼看到哈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顺利开启，一个诞生于他又有别于他的新时代早日到来。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评价必须得到确保，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必须一以贯之地推行下去。换句话说，纳扎尔巴耶夫道路、纳扎尔巴耶夫思想、纳扎尔巴耶夫主义永存，要比纳扎尔巴耶夫留在政坛对国家更重要。而究竟什么才是纳扎尔巴耶夫主义，他将用余生中的几年时间，作出清晰、权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