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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稳则全局安。基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基层也最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站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夯实基层的根基，尽可能从源头上防止、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浙江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
老百姓过日子，少不了磕磕碰碰；邻里街坊间，少不了矛盾纠纷。在城市里，社区是各类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多层利益的交会点和多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
“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措施得不到一些居民的理解等等，这些小矛盾如不及时化解，容易演化为大矛盾，直接对基层的稳定和谐造成压力。”杭州市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斯利民说，“虽然社区有专职治保调解主任，但社区有2500住户、7200个居民，调解主任无法‘包打天下’。”
于是社区就想到了依托群众力量来化解群众间的矛盾，顺应居民自发要求，成立“和事佬”协会。如今，在杭州市2924个社区中，已形成了一支由2万多名调解员组成的“和事佬”队伍。“常在小区走一走，常到楼道看一看，常进家庭听一听，看到陋习说一说，碰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帮一帮。”“和事佬”成了社情民意的“气象员”和民间纠纷的调解员。
“身边人掺和身边事，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维护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叶明说。
这种依靠民间草根力量有效化解民间矛盾的做法，被誉为新时期维护基层稳定的“枫桥经验”城市社区版。
提到枫桥，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初，由枫桥人创造的这条“枫桥经验”——“发动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48年过去，“枫桥经验”是否风采依旧？“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浙江历届党委、政府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在诸暨市，一张组织严密的“大调解”网络已经形成。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介绍说，诸暨市的大调解组织网络覆盖市、镇、村，而随着医疗、交通等领域专业调解机构的成立，社会和谐有了更坚实的“稳定器”。
“医疗纠纷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经常夜不能寐。”诸暨市卫生局局长袁岳军回忆说。但从2008年12月以后，袁岳军睡上了安稳觉。这个变化，源于专业化的调解组织——诸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
“医调会以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立场保持中立，在医患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为医患双方提供了沟通、协商的平台。”诸暨市医调会负责人斯友全对记者说。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医调会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450件，已调解成功427件，调解成功率达96.8％，调解结案后医患双方对调处结果无一反悔。
用草根的力量化解民间矛盾在浙江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不少电视台还专门开设相关栏目，通过专业人士来调解邻里间的“轧是轧非”。
浙江电视台有档走红的新栏目叫“钱塘老娘舅”，节目里“老娘舅”面对的问题琐碎而棘手，今天是孙女拿了奶奶的钱，明天是邻居坏了隔壁风水，别看事情小，也真有人因此而数年不相往来，甚至在电视镜头面前大打出手。两个月下来，这个“全国首创的民间纠纷当场摆平栏目”，调解纠纷172例，成功率达到70%。
干部与群众面对面
2002年，位于浙江中部的浦江县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浙江省信访工作重点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小县，当年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超过1万件，到县级以上政府上访达34批次352人次。
“抓稳定也是抓发展、抓信访也是抓发展。”重压之下，浦江县开始了一场对信访工作的攻坚战。
“一把手”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推广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信访联合接待机制、健全乡村信访及矛盾调处机制、推进领导下访接访和领导包案机制……从2003年开始，浦江县积极构建信访工作大格局，下访接访成为浦江县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变化随之而来：全县存有疑难信访案件从2003年的324件，下降为2010年省交办的33件，在浙江全省信访工作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助于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浦江县委书记张伟亚说。
如今，领导干部带头下访已经成为浙江全省的一大风景。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委建立健全群众接访制度。8年来，浙江省委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打造成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17位省领导先后赴15个县（市、区）下访接待群众51批次130人次，面对面接待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拉近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推动着基層干部作风的转变。在东阳市歌山镇尚侃村，每名党员干部每月至少上门走访农户3—5户成为新的“村规”，而村里专门设立的“说事室”，实现了村“两委”成员与群众的无障碍沟通。东阳市委书记张仲灿介绍说，随着“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定期评事”的“五事制度”在东阳的广泛推开，村民间的“小疙瘩”越来越少，新农村建设的好点子越来越多。
客观而言，干部的走访有一定的局限性，限于精力和人手，一些基层问题难以及时、有效地反映到决策层。针对这一问题，杭州市建立了“市长信访联络员”队伍，在杭州市民与政府之间搭建了一座“民意直达”的新桥梁。
从2008年起，杭州市从社会上筛选、聘任、培训10位“爱管闲事”、热心公益的杭州市民作为市长信访联络员，实行一年一聘，为市政府领导提供好的意见、建议，对一些具有苗头性、倾向性和群体性等特殊社会问题，可以“直通车”的形式直接报送。
“这开辟了一条民间信息‘上达渠道’，使市领导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发现部门问题，推动疑难问题的解决。”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施增富说。据介绍，市长信访联络员不受节假日、上下班时间等限制，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到了社区和市场，收集信息方便快捷。3年多来，市长联络员收集、整理和反映群众诉求1812件，其中向领导提交重要信访事项148件。
网格管理更加精细
庄文光是舟山市桃花镇拆迁办副主任，不过，他更在乎的是另外一个“职务”——桃花镇青龙社区网格23组组长。“串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难、连百家心”，庄文光忙得不亦乐乎。
基层稳，天下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键在基层，根本在群众。
基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基层也最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
“现在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了，但干部与群众直接面对面、手拉手的机会反而少了，群众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准确传递、及时回应，使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真空。”舟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兵对此深有感触，“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的抓手在哪里？2007年，舟山率先提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以自然村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个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网格”的力量有多大，舟山市东港街道葫芦岛的居民感触最深。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且均无社保和退休金，拥有一家托老所是岛上居民的梦想。网格服务团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反映，上级网格办公室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给老人们修建了一所全市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网格服务团队是撤不走的服务队。今天，“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不再是舟山的专利。目前，浙江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区已推行网格化管理，共建立网格30.4万个，组建服务团队9.6万支，覆盖企业和基层单位21.7万家，一张张民情沟通之网、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正在形成。
对外来人员的服务更“人本”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输入的集中地。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总人口6700多万，其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超过1840万，外来人员流入量年均增幅为21.9%，其对浙江省经济每年GDP的贡献率达21.4%。
但是和城市居民相比，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物质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社会身份、福利待遇、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弱势。
“关心外来人员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对于构建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也至关重要。”省政府的一位领导表示，近些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各个县市更是从实际出发维护他们的社会权益。
從拿了10多年的暂住证，到如今手上的居住证，两个一字之差的小本子对于邓集华而言意义非凡。一本名片大小的证件皱皱巴巴，蓝色的封皮有些发白，暂住证几个金色大字清晰可见。
“想想算了，待在这儿干吗？女儿回老家读书，我有技术，回老家还怕找不到工作啊？”几年前，在浙江嘉兴打工的邓集华，原本舒适的生活因女儿的读书问题，起了波澜。当时，女儿只能读农民工子女学校。即使交再多的钱，当地公立学校也不收。
但当邓集华领到专业居住证后，问题迎刃而解。根据嘉兴市的有关规定，邓集华的孩子可以免借读费就读本地公立学校。“在外打工就是为了孩子，嘉兴市政府帮助解决了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邓集华说。
2000年初，嘉兴市首创“农民工之家”，随后“农民工之家”遍地开花。2005年初，嘉善县建立了“新嘉善人”管理委员会，并首批录用222名协管员专门从事服务新嘉善人的工作。2007年6月1日，平湖市成立了全国首个“新居民事务局”。三个月之后的9月25日，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成立了。
打开嘉兴市新居民网，可以发现，嘉兴市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嘉兴市各地新居民工作站的位置。1个市局、8个县局、76个所、1823个工作站、3585名协管员，构成了嘉兴市新居民服务管理局上下联动的工作架构。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其他市同样出台了很多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保障政策。
不用缴费，就可享受工伤、大病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五大保险。2008年1月，宁波独创的外来工“社保套餐”开始实施，并且覆盖到全市所有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曾经游离于城市社保“安全网”的庞大人群，成为这项重大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这也成为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起点。
为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奉化市采用政府和企业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建了农民工集中居住地——力邦村，实行居民自治的管理模式。
“我们似乎从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被一下拉到了核心区，开始触摸到这个城市鲜活的脉络，这让我们闻到了家的气息，感受到了心灵的温暖。”从河南省来奉化市打工的王玉娟动情地说。
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
老百姓过日子，少不了磕磕碰碰；邻里街坊间，少不了矛盾纠纷。在城市里，社区是各类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多层利益的交会点和多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
“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措施得不到一些居民的理解等等，这些小矛盾如不及时化解，容易演化为大矛盾，直接对基层的稳定和谐造成压力。”杭州市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斯利民说，“虽然社区有专职治保调解主任，但社区有2500住户、7200个居民，调解主任无法‘包打天下’。”
于是社区就想到了依托群众力量来化解群众间的矛盾，顺应居民自发要求，成立“和事佬”协会。如今，在杭州市2924个社区中，已形成了一支由2万多名调解员组成的“和事佬”队伍。“常在小区走一走，常到楼道看一看，常进家庭听一听，看到陋习说一说，碰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帮一帮。”“和事佬”成了社情民意的“气象员”和民间纠纷的调解员。
“身边人掺和身边事，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维护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叶明说。
这种依靠民间草根力量有效化解民间矛盾的做法，被誉为新时期维护基层稳定的“枫桥经验”城市社区版。
提到枫桥，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初，由枫桥人创造的这条“枫桥经验”——“发动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48年过去，“枫桥经验”是否风采依旧？“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浙江历届党委、政府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在诸暨市，一张组织严密的“大调解”网络已经形成。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介绍说，诸暨市的大调解组织网络覆盖市、镇、村，而随着医疗、交通等领域专业调解机构的成立，社会和谐有了更坚实的“稳定器”。
“医疗纠纷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经常夜不能寐。”诸暨市卫生局局长袁岳军回忆说。但从2008年12月以后，袁岳军睡上了安稳觉。这个变化，源于专业化的调解组织——诸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
“医调会以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立场保持中立，在医患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为医患双方提供了沟通、协商的平台。”诸暨市医调会负责人斯友全对记者说。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医调会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450件，已调解成功427件，调解成功率达96.8％，调解结案后医患双方对调处结果无一反悔。
用草根的力量化解民间矛盾在浙江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不少电视台还专门开设相关栏目，通过专业人士来调解邻里间的“轧是轧非”。
浙江电视台有档走红的新栏目叫“钱塘老娘舅”，节目里“老娘舅”面对的问题琐碎而棘手，今天是孙女拿了奶奶的钱，明天是邻居坏了隔壁风水，别看事情小，也真有人因此而数年不相往来，甚至在电视镜头面前大打出手。两个月下来，这个“全国首创的民间纠纷当场摆平栏目”，调解纠纷172例，成功率达到70%。
干部与群众面对面
2002年，位于浙江中部的浦江县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浙江省信访工作重点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小县，当年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超过1万件，到县级以上政府上访达34批次352人次。
“抓稳定也是抓发展、抓信访也是抓发展。”重压之下，浦江县开始了一场对信访工作的攻坚战。
“一把手”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推广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信访联合接待机制、健全乡村信访及矛盾调处机制、推进领导下访接访和领导包案机制……从2003年开始，浦江县积极构建信访工作大格局，下访接访成为浦江县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变化随之而来：全县存有疑难信访案件从2003年的324件，下降为2010年省交办的33件，在浙江全省信访工作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助于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浦江县委书记张伟亚说。
如今，领导干部带头下访已经成为浙江全省的一大风景。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委建立健全群众接访制度。8年来，浙江省委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打造成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17位省领导先后赴15个县（市、区）下访接待群众51批次130人次，面对面接待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拉近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推动着基層干部作风的转变。在东阳市歌山镇尚侃村，每名党员干部每月至少上门走访农户3—5户成为新的“村规”，而村里专门设立的“说事室”，实现了村“两委”成员与群众的无障碍沟通。东阳市委书记张仲灿介绍说，随着“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定期评事”的“五事制度”在东阳的广泛推开，村民间的“小疙瘩”越来越少，新农村建设的好点子越来越多。
客观而言，干部的走访有一定的局限性，限于精力和人手，一些基层问题难以及时、有效地反映到决策层。针对这一问题，杭州市建立了“市长信访联络员”队伍，在杭州市民与政府之间搭建了一座“民意直达”的新桥梁。
从2008年起，杭州市从社会上筛选、聘任、培训10位“爱管闲事”、热心公益的杭州市民作为市长信访联络员，实行一年一聘，为市政府领导提供好的意见、建议，对一些具有苗头性、倾向性和群体性等特殊社会问题，可以“直通车”的形式直接报送。
“这开辟了一条民间信息‘上达渠道’，使市领导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发现部门问题，推动疑难问题的解决。”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施增富说。据介绍，市长信访联络员不受节假日、上下班时间等限制，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到了社区和市场，收集信息方便快捷。3年多来，市长联络员收集、整理和反映群众诉求1812件，其中向领导提交重要信访事项148件。
网格管理更加精细
庄文光是舟山市桃花镇拆迁办副主任，不过，他更在乎的是另外一个“职务”——桃花镇青龙社区网格23组组长。“串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难、连百家心”，庄文光忙得不亦乐乎。
基层稳，天下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键在基层，根本在群众。
基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基层也最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
“现在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了，但干部与群众直接面对面、手拉手的机会反而少了，群众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准确传递、及时回应，使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真空。”舟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兵对此深有感触，“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的抓手在哪里？2007年，舟山率先提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以自然村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个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网格”的力量有多大，舟山市东港街道葫芦岛的居民感触最深。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且均无社保和退休金，拥有一家托老所是岛上居民的梦想。网格服务团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反映，上级网格办公室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给老人们修建了一所全市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网格服务团队是撤不走的服务队。今天，“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不再是舟山的专利。目前，浙江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区已推行网格化管理，共建立网格30.4万个，组建服务团队9.6万支，覆盖企业和基层单位21.7万家，一张张民情沟通之网、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正在形成。
对外来人员的服务更“人本”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输入的集中地。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总人口6700多万，其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超过1840万，外来人员流入量年均增幅为21.9%，其对浙江省经济每年GDP的贡献率达21.4%。
但是和城市居民相比，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物质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社会身份、福利待遇、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弱势。
“关心外来人员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对于构建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也至关重要。”省政府的一位领导表示，近些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各个县市更是从实际出发维护他们的社会权益。
從拿了10多年的暂住证，到如今手上的居住证，两个一字之差的小本子对于邓集华而言意义非凡。一本名片大小的证件皱皱巴巴，蓝色的封皮有些发白，暂住证几个金色大字清晰可见。
“想想算了，待在这儿干吗？女儿回老家读书，我有技术，回老家还怕找不到工作啊？”几年前，在浙江嘉兴打工的邓集华，原本舒适的生活因女儿的读书问题，起了波澜。当时，女儿只能读农民工子女学校。即使交再多的钱，当地公立学校也不收。
但当邓集华领到专业居住证后，问题迎刃而解。根据嘉兴市的有关规定，邓集华的孩子可以免借读费就读本地公立学校。“在外打工就是为了孩子，嘉兴市政府帮助解决了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邓集华说。
2000年初，嘉兴市首创“农民工之家”，随后“农民工之家”遍地开花。2005年初，嘉善县建立了“新嘉善人”管理委员会，并首批录用222名协管员专门从事服务新嘉善人的工作。2007年6月1日，平湖市成立了全国首个“新居民事务局”。三个月之后的9月25日，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成立了。
打开嘉兴市新居民网，可以发现，嘉兴市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嘉兴市各地新居民工作站的位置。1个市局、8个县局、76个所、1823个工作站、3585名协管员，构成了嘉兴市新居民服务管理局上下联动的工作架构。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其他市同样出台了很多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保障政策。
不用缴费，就可享受工伤、大病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五大保险。2008年1月，宁波独创的外来工“社保套餐”开始实施，并且覆盖到全市所有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曾经游离于城市社保“安全网”的庞大人群，成为这项重大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这也成为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起点。
为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奉化市采用政府和企业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建了农民工集中居住地——力邦村，实行居民自治的管理模式。
“我们似乎从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被一下拉到了核心区，开始触摸到这个城市鲜活的脉络，这让我们闻到了家的气息，感受到了心灵的温暖。”从河南省来奉化市打工的王玉娟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