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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全集》出版了增订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赫赫十二卷。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这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可是，爱读这些文章的人实在不多了。这书只印行了两千套。
是写得不好吗？在建国十七年的散文作品中，秦牧的文字还是比较耐读的，能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他善于从身边的事物、景物中发掘普遍联系，由知识阐发道理，引起联想，展开情思，从而把主观的意念与生活体验紧密结合起来。比起杨朔的造情煽情，刘白羽的政治宣传，秦牧倒是朴实、平易，更富有生活气息。像散文《海滩拾贝》，以贝壳为话题，串起形形色色的事物，把人引入海滩拾贝的情境之中，感悟渺小与伟大的统一。事、景、情、理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不愧为一篇短文佳构。作者向来能出能入，收放自如，既有广阔的生活面、知识面，又能灵活地加以处理，可谓一位独具特色、颇见功力的散文作家。
是读者不喜爱散文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就是长篇小说和散文。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新散文等等，术语概念层出不穷，随笔小品行销全国，甚至有人说现在是散文的时代。报纸杂志竞相登载，出版社大量结集出书。建国前的作家也相继被请出登场凑热闹，各式散文各式风格潮起云涌，蔚为大观。不读戏剧、不读诗歌、不读小说的大众读者为数不少，不读散文的却几乎没有。散文能够直接地说情、说事、说理，无疑为商业化快节奏化的生活供给了情感调剂、附庸风雅的资源，无形中成为文字消遣的一种时代体裁。
何以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既然作者的文笔不错，读者又爱读散文，为什么很少人读秦牧的作品，广而言之，很少人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必然会转变。原来紧跟政治的读物已经被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读物所取代，可以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以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这固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吊诡的却是，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并不缺少市场。李敖、顾准、王小波、章怡和等，他们的行情倒是十分可观。那些官场揭秘的小说，从地摊到网络都相当盛行。政治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可知，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谈论方式。如今大众不喜欢秦牧以及那一批人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谈论了政治，而是因为他们“顺着说”的谈论方式。
就社会思想的发展而言，不喜欢“顺着说”是个提高。毕竟这种谈论方式比较容易，也缺乏创造力，用的人最多，也没有危险。本来它最需要谈论者的忠诚，可是“文革”时期的告密揭发，市场经济的尔虞我诈，使得诚信成了一种笑料，“顺着说”由此也成为过街老鼠。人们热衷其他的谈论方式也是合乎情理的。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顾准的日记等，便采用了“反着说”的方式。这需要勇气，也常常使作者的命运多舛，或者多舛的命运才造成如此的谈论。不过这几个作者都是幸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挖掘了他们，特别推崇这种言说的姿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则把事物提高到一个新的接受层面来观照，使用了“跳起来说”的方式，其中不可缺少的是见识。唯有见多识广，开掘深入，才能别开生面。至于从政治意识中“跑开去说”，养花种草、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故居风情、师恩友谊等等，撰稿者众，观之者杂，报纸副刊、杂志文汇随处可见这类作品。从容不迫也好，激情难忘也好，感伤哀诉也好，只要是个人经验就可以下笔成文。好不好那要看是否有趣味了。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对老北大、民国旧人的记忆，打动了许多人。多种谈论方式的出现，是社会富有活力的表现。各种创造一般就存在于新的谈论方式当中，一个新的角度必然带来新的认知。
有了新的，旧的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为人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应不应该读一读秦牧，读一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而且如何去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顺着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也许从中读不出新奇，读不出勇气、见识和趣味，但是可以读出相互的信任和真诚。比如秦牧，一九四七年的集子《秦牧杂文》，充满了对权势压迫的愤恨，对善良、正义、劳动的向往等，这些情感并非日后的政治形势使然。后来他对劳动、对事物规律的热情，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事实上，有一些社会伦理从来是只能“顺着说”的。它们是人类建构自己的基石。王蒙的《青春万岁》固然幼稚，可哪个青少年又不幼稚呢？那种对信念的热情和执著对于青少年是大有裨益的。当今世界盛行的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正因为建立在确定性、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没有常识也就没有创新，对常识认识得越清楚创新就越有可能。所以说，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也有读一读的必要。当然，不必讳言那批作品的弊病，可这不是谈论方式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如此谈论的人变得矫情了。同样，采用其他的谈论方式也会导致矫情的现象。李敖的“反着说”难免不夸夸其词。大骂别人“狗屁”之后，自诩“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尚且说是狂妄和故作姿态；可放言“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就无异于造神运动了。余秋雨的“跳起来说”逐渐演变为扯文化的虎皮做大衣，那些“跑开去说”的滥情、煽情的文字真是随处可见……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少媚俗者，媚权势之俗，媚功名之俗，媚金钱之俗，媚时尚之俗，媚欲望之俗。多少人一如昆德拉所说：“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昆德拉说媚俗是艺术的敌人，想来又怎么不是生活的敌人？其实过去的问题不是“顺着说”造成的，而是媚俗造成的。通常人总想依附于某种力量来发言，从而显示自己的强大；而不是批判自己，在检讨我们的相对性中进步。有了靠山，也就有了乌托邦幻想，想象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在这些人看来，历史不再表现为具体情境，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因此媚俗的谈论都是虚张声势干巴巴的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时候。难怪有个说法，真理是不会形之于语言的，因为语言将把它搅得扑朔迷离，使它栽进慷慨陈词的泥潭，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谎言引向荒谬。
想来，每一个举措，每一件事情，写作也罢，出版也罢，阅读也罢，都是谈论，都是使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谈论。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我们不可能回避谈论的角度和立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比如对于秦牧及建国十七年的作品，可以挑选其中不那么矫情的文章结集成册推向大众，既能矫正人们的偏见，又能为阅读的选择、为精神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如此说来，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的形象都是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事情并不必然这样，而是我们选择的谈论造成了这种局面。
是写得不好吗？在建国十七年的散文作品中，秦牧的文字还是比较耐读的，能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他善于从身边的事物、景物中发掘普遍联系，由知识阐发道理，引起联想，展开情思，从而把主观的意念与生活体验紧密结合起来。比起杨朔的造情煽情，刘白羽的政治宣传，秦牧倒是朴实、平易，更富有生活气息。像散文《海滩拾贝》，以贝壳为话题，串起形形色色的事物，把人引入海滩拾贝的情境之中，感悟渺小与伟大的统一。事、景、情、理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不愧为一篇短文佳构。作者向来能出能入，收放自如，既有广阔的生活面、知识面，又能灵活地加以处理，可谓一位独具特色、颇见功力的散文作家。
是读者不喜爱散文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就是长篇小说和散文。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新散文等等，术语概念层出不穷，随笔小品行销全国，甚至有人说现在是散文的时代。报纸杂志竞相登载，出版社大量结集出书。建国前的作家也相继被请出登场凑热闹，各式散文各式风格潮起云涌，蔚为大观。不读戏剧、不读诗歌、不读小说的大众读者为数不少，不读散文的却几乎没有。散文能够直接地说情、说事、说理，无疑为商业化快节奏化的生活供给了情感调剂、附庸风雅的资源，无形中成为文字消遣的一种时代体裁。
何以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既然作者的文笔不错，读者又爱读散文，为什么很少人读秦牧的作品，广而言之，很少人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必然会转变。原来紧跟政治的读物已经被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读物所取代，可以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以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这固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吊诡的却是，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并不缺少市场。李敖、顾准、王小波、章怡和等，他们的行情倒是十分可观。那些官场揭秘的小说，从地摊到网络都相当盛行。政治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可知，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谈论方式。如今大众不喜欢秦牧以及那一批人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谈论了政治，而是因为他们“顺着说”的谈论方式。
就社会思想的发展而言，不喜欢“顺着说”是个提高。毕竟这种谈论方式比较容易，也缺乏创造力，用的人最多，也没有危险。本来它最需要谈论者的忠诚，可是“文革”时期的告密揭发，市场经济的尔虞我诈，使得诚信成了一种笑料，“顺着说”由此也成为过街老鼠。人们热衷其他的谈论方式也是合乎情理的。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顾准的日记等，便采用了“反着说”的方式。这需要勇气，也常常使作者的命运多舛，或者多舛的命运才造成如此的谈论。不过这几个作者都是幸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挖掘了他们，特别推崇这种言说的姿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则把事物提高到一个新的接受层面来观照，使用了“跳起来说”的方式，其中不可缺少的是见识。唯有见多识广，开掘深入，才能别开生面。至于从政治意识中“跑开去说”，养花种草、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故居风情、师恩友谊等等，撰稿者众，观之者杂，报纸副刊、杂志文汇随处可见这类作品。从容不迫也好，激情难忘也好，感伤哀诉也好，只要是个人经验就可以下笔成文。好不好那要看是否有趣味了。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对老北大、民国旧人的记忆，打动了许多人。多种谈论方式的出现，是社会富有活力的表现。各种创造一般就存在于新的谈论方式当中，一个新的角度必然带来新的认知。
有了新的，旧的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为人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应不应该读一读秦牧，读一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而且如何去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顺着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也许从中读不出新奇，读不出勇气、见识和趣味，但是可以读出相互的信任和真诚。比如秦牧，一九四七年的集子《秦牧杂文》，充满了对权势压迫的愤恨，对善良、正义、劳动的向往等，这些情感并非日后的政治形势使然。后来他对劳动、对事物规律的热情，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事实上，有一些社会伦理从来是只能“顺着说”的。它们是人类建构自己的基石。王蒙的《青春万岁》固然幼稚，可哪个青少年又不幼稚呢？那种对信念的热情和执著对于青少年是大有裨益的。当今世界盛行的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正因为建立在确定性、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没有常识也就没有创新，对常识认识得越清楚创新就越有可能。所以说，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也有读一读的必要。当然，不必讳言那批作品的弊病，可这不是谈论方式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如此谈论的人变得矫情了。同样，采用其他的谈论方式也会导致矫情的现象。李敖的“反着说”难免不夸夸其词。大骂别人“狗屁”之后，自诩“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尚且说是狂妄和故作姿态；可放言“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就无异于造神运动了。余秋雨的“跳起来说”逐渐演变为扯文化的虎皮做大衣，那些“跑开去说”的滥情、煽情的文字真是随处可见……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少媚俗者，媚权势之俗，媚功名之俗，媚金钱之俗，媚时尚之俗，媚欲望之俗。多少人一如昆德拉所说：“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昆德拉说媚俗是艺术的敌人，想来又怎么不是生活的敌人？其实过去的问题不是“顺着说”造成的，而是媚俗造成的。通常人总想依附于某种力量来发言，从而显示自己的强大；而不是批判自己，在检讨我们的相对性中进步。有了靠山，也就有了乌托邦幻想，想象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在这些人看来，历史不再表现为具体情境，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因此媚俗的谈论都是虚张声势干巴巴的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时候。难怪有个说法，真理是不会形之于语言的，因为语言将把它搅得扑朔迷离，使它栽进慷慨陈词的泥潭，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谎言引向荒谬。
想来，每一个举措，每一件事情，写作也罢，出版也罢，阅读也罢，都是谈论，都是使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谈论。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我们不可能回避谈论的角度和立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比如对于秦牧及建国十七年的作品，可以挑选其中不那么矫情的文章结集成册推向大众，既能矫正人们的偏见，又能为阅读的选择、为精神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如此说来，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的形象都是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事情并不必然这样，而是我们选择的谈论造成了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