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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之恋”是《边城》与《倾城之恋》的共同的表层结构与叙事模式。沈从文“边城”之“城”是湘西一隅，城中的爱情以悲剧结尾，是文明顺向发展的结果。张爱玲“倾城”之“城”是都市香港，小团圆式的爱情，是因为文明的逆向回归。沈从文是从理想到现实，张爱玲是从现实到理想。“城之恋”结构模式下有着两位作家对现代文明的体认，即牧歌式的爱情只能存在于前文明社会，唯有文明退去，人性才能浮现，自然意义上的爱情才能成为可能。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文明的绝望。
关键词：现代文明 《边城》 《倾城之恋》
一、湘西与香港——空间构设中不同的文化选择
“城”是一种空间构设，从中可以见出作者的文化选择。“边城”之“城”是一个人性皆美的“爱”的世界，也是沈从文的心灵栖所。“正是对病态、阉寺性的发现，使沈从文终于发现了他独有的那个世界，属于沈从文的‘湘西”～。病态、阉寺性为都市世界所特有，自我丧失，自然欲望被压抑，道德失去其所指，人性开始异化。而这些，都是20世纪现代文明的附属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世纪前期的现代文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而是一种前现代文明，以物质繁荣与观念陈旧为表征。在此背景下，沈从文企图从故乡湘西去发现“现代人”所丧失的热情、淳朴、雄强，去寻找生命的“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则是这种人生形式所能达到的极致，在这里，人与自然为邻，感受着生活的得失哀乐，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名利观念、等级秩序还尚未形成，人与人之间皆是平等和睦，人性本善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要以都市世界为参照物，意义才能得以凸显。换而言之，是因为沈从文看到了文明让人堕落，才有意识地去描绘前文明社会的自然人，并在两者的对比中，赞扬后者，完成了自己对都市的批判，表明了民族性格改造的理想。这与卢梭的自然主义生命论有着共通之处，提供了一种反思文明的模式。
而“倾城”之“城”是都市香港，当然，《倾城之恋》的城市，并非只有香港，上海也是其表现的对象。张爱玲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于沪港，并且极其真实地再现了沪港社会。20世纪的香港与上海，表面上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甚至被称为“东方明珠”。但实际上，在这两座城里，新与旧并存。新的是西洋的建筑、器物、服饰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人生观，“物”被神化，金钱几乎成了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但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并未消失，而是极其顽强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门第、等级与金钱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与范柳原所生活的世界，正是如此。张爱玲没有丝毫美化，腐朽的白公馆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世上已过千年，而它则恍如昨日。但生于此的白流苏，却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白公馆已经承担不了时代的重担，一天一天在走下坡路，唯一能给自流苏的便是名门闺秀这一身份，可是这一点都缓解不了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张爱玲正是从这些普通人的人生里透视上海与香港，她以一个清醒者的姿态观照着发生在这大都市里的一切，并向读者不动声色地描绘这一血淋淋的现实。
沈从文发现都市社会里现代文明的虚伪，他执着于构建一个没有文明的理想社会，去探寻人与自然的朴素性能否在现代文明的语境里保存，他试图用“爱”去消解一切。张爱玲则不同，她始終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窥视着充满浓厚的传统文化情调的沪港大都市生活”。“边城”之“城”是湘西世界的一隅，“倾城”之“城”是真实的香港，可以见出沈从文从一开始选择的便是理想，张爱玲则钟情于现实，但是这两种选择都透露着对现代文明的清醒认识。
二、有条件的自由与无条件的自由——谈“恋爱”与“爱”
张爱玲曾表明，她不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更喜欢歌咏人生的素朴，而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素朴的。她声称自己是小市民，即使写传奇，也只写普通人的传奇。如赵园所说：“在‘传奇’这一借来的名目下，她追求‘传奇性’与‘普通人’人生的平凡性的统一。”正因如此，她多写普通人的婚恋，将那些忘却时代却又囿于时代的平凡人的人生作为反映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倾城之恋》则是其代表。白流苏与范柳原是沪港社会里顶普通的一种人，他们无暇顾及时代，因为他们连自身都顾不过来。白流苏好似是古老中国留下来的一点遗产，所以她成了范柳原口中的最像中国女人的女人。但是这种女人终究是不合时宜的，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就只能凭借自己仅剩的姿色与对男人心理的熟悉，去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婚姻。为此，她接近范柳原，押上自己全部的赌注。而究其原因，则是她现实的母亲与现象中的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在这一点上，范柳原和白流苏又极其相似，英国长大的范柳原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想象，他急于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寻找到自己文化的根。但是现实却击碎了他的一切愿望，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懂得他，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去懂得他。所有亲近他的人，仅仅是因为他的钱。他和白流苏开始心怀鬼胎接近对方，但似乎白流苏对于范柳原又有点不一样，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古老中国的影子，可以说范柳原为白流苏所吸引，是情欲使然。正如范柳原在电话里的告白，他是爱流苏的。自流苏明知范柳原邀她去香港是一个圈套，却安之若素地往里跳，似乎不仅仅是因为要抓住婚姻这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小说中的那堵墙，被张爱玲赋予永恒的意味，而白流苏也是有思想，有血肉的。她努力克制住自己对范柳原的感情，是因为她在期待他能够带来较优异的议和条件。而议和条件，就是能够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婚姻。这个都市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白流苏如此，范柳原也是如此。孤独感，“是一种产生于都市文明之中的‘现代病’和‘异化感”～。而且深处其中的人们，虽然被告知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却往往被困在自由的枷锁之中。现代社会，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因此，白流苏想要释放自己的感情，只能是在获得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所以范柳原和自流苏之间，只能是“谈恋爱”，而非“恋爱”。其谈恋爱的过程只能是猫捉老鼠式的，半真半假，半推半就。 沈从文的《边城》币Ⅱ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相似之处则在于，都是从婚恋的角度去关注人生与社会《边城滁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沈从文不惜大量笔墨介绍了那个边远小城的风俗人情。人与人之间毫无算计，就算是风尘女子，也自有一份浑厚。人人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将命运系于自然，俨然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皆怀着心中的那一份“爱”去生活。翠翠和老船夫，在翠翠的感情问题上，两个人选择的对象不一样，但是没有形成矛盾，而恰恰是互相靠拢，这是爱。大老和二老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形成敌对关系。他们选择用公平的方式竞争，大老因先走了“车路”，绝不肯先走“马路”，他们相互怜悯和怜惜，这也是爱。船总顺顺让二老接受碾坊，二老不接受，船总并没有把他怎样，无奈听任他出走，照样是爱。他们所有人的爱，不存在任何的强制性。
都市社会里，现代文明侵染下的现代人，被困在自由的枷锁里，任孤独吞噬身心，带上厚重的面具，压抑自己的情感，爱情无处藏身。范柳原和白流苏就是例证。前文明社会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生形式，“只为爱而结合，只为不爱而分离，毫无任何依赖性，毫无任何功利的计量，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死相殉”。傩送和翠翠之间的爱情就是如此。
三、現实与理想的交锋——“爱”必以城市的陷落为代价
随着历史的进程，文明的发展，“湘西之梦”已然远去，沈从文也清楚地知道，“一分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那些古朴地生存在茶峒这一小城、信守着生活本来的人，单调的生命尊严，必将被外来的新的一切所干扰。翠翠与二老的得失哀乐，因为碾坊的出现多了一份不确定性。碾坊在《边城》中是作为一种现代文明而存在的，当然此处的现代文明只是相较于边城那个前现代文明世界而言，区别于湘西本来的历史形态。翠翠看到中寨那个团总的女儿带着银项链，是有点羡羡的。端午节，团总母女在顺顺家最好的位置看龙舟比赛，迎来无数好奇的目光。一个有碾坊陪嫁的女孩，多少是会引人注意的。顺顺将其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便是最好的证明。一座碾坊可抵得过十个长年。至此，碾坊——渡船已形成对立，作为翠翠与傩送之间爱情的障碍而存在。正如凌宇所说：“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碾坊改变了边城的人际关系与人的生存模式，自然意义上的爱情被买卖婚姻所压迫。相较于碾坊，让老船夫产生了自卑心理。在得知翠翠心意之后，他小心试探顺顺和傩送，却适得其反，遭遇了些许误解，顺顺家人认为大老的死与老船夫的态度不明朗有关。面对碾坊的诱惑，船总和二老都得做出选择。船总心里的天秤倾向碾坊，二老则依然选择渡船，因此，父子间形成了矛盾。但沈从文终究不愿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破坏这一牧歌情调，船总最后还是妥协了，碾坊让位于他对傩送的爱，故听任傩送出走，在翠翠成为孤雏之时，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可那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了。沈从文在现实与梦境中是清醒的，名利等级观念一旦形成，人与自然的朴素性必将遭受破坏，那个人是永远不会回来了。边城之“恋”以悲剧结尾。
倾城之“恋”，却因香港的陷落，有了一个小团圆式的结局。范柳原是希望他和白流苏之间的爱情能够地老天荒的，尽管他俩都是精刮的人。但是经都市生活打磨过的人心，会在稚嫩的心上磨出一层老茧，无条件的爱变成有条件的爱。人心的隔膜，使得范柳原与白流苏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有条件的自由却又限制了白流苏的真心，压抑着她内心的情欲。范柳原让白流苏逃离了上海，以为她离开了白公馆会稍微自由一点，可是并没有，因为生活太沉重了。孤注一掷的白流苏，输不起。他提议让流苏和他一起去马来西亚，去原始人的森林，回归最自然的本真状态，地老天荒式的爱情才会成为可能。正如范柳原对白流苏所说的那样：“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一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香港的陷落成全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文明的消散让他们互相谅解。“谈恋爱”变成了“恋爱”，牧歌式的爱隋结尾，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
四、“城之恋”结构下相同的现代文明体认
现代文明滋染下的都市，在沈从文看来，“神”已解体，人已异化。他企图从边远的湘西人民身上去发现人的本来面目，用“美与爱”来代替宗教《边城》是沈从文感性生命所能达到的极致，“爱”是所有人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性至美《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的寄托所在，是沈从文心灵的栖所。但是纯美的边城图景并没有遮蔽沈从文的现实感，只是让其以更加曲折的形式存在，借此提供一种反思现代文明的模式。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发生在边城的这场自然之恋，因现代文明的侵入，遭受破坏。沈从文用“爱”消解一切，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现代文明一旦存在，人与自然的朴素性必将消失，“爱”不是解救一切的良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现代文明的绝望。
张爱玲曾坦言，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但理想终究会撞破现实。张爱玲是始终活在现实里的《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虽为情欲所驱动，但是他们却是孤独而又不自由的。都市社会中日经侵染的妨碍人的情欲所表达的东西，就像刺猬的刺一样。白流苏为求生而求爱，是因为时代的沉重让她无暇顾及自己，想要获得爱情则必须先生存下去。可一场战争摧毁了一切，靠得住的只有身边的这一个人。战争将物质的繁华毁灭，文明退去，人性才开始复活。在危险时，相互关照与担心，生离死别的时刻，山崩地裂的倾城景观下成就了爱情。
沈从文看到了现代文明里“现代人”的自私、虚伪、生命力的丧失，他将目光投向湘西一隅，于是有了《边城》。理性的沈从文与非理性的沈从文在这个文本里互相较量，现实感最终还是没有被牧歌的情调所隐藏，那个人是真的不会回来了。从理想到现实，是沈从文。文明的顺向发展，边“城”之恋，成了无边无尽、无望的等待。张爱玲在珠光宝气、物质繁荣的大都市早已看到了时代的沉重《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和范柳原从“谈恋爱”到“恋爱”，是以一个城市陷落为代价。从现实到理想，是张爱玲。文明的逆向回归，倾“城”之恋，才有了小团圆式的结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惘惘的威胁”。张爱玲所呈现的是对文明的悲观绝望，也是她对于时代的独特感受。“城之恋”结构模式下，理想与现实的交织，陈述着一个事实，真正的爱情容不得算计，而这种牧歌式爱情只能在非现代文明的情境下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沈从文和张爱玲对现代文明的绝望。
关键词：现代文明 《边城》 《倾城之恋》
一、湘西与香港——空间构设中不同的文化选择
“城”是一种空间构设，从中可以见出作者的文化选择。“边城”之“城”是一个人性皆美的“爱”的世界，也是沈从文的心灵栖所。“正是对病态、阉寺性的发现，使沈从文终于发现了他独有的那个世界，属于沈从文的‘湘西”～。病态、阉寺性为都市世界所特有，自我丧失，自然欲望被压抑，道德失去其所指，人性开始异化。而这些，都是20世纪现代文明的附属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世纪前期的现代文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而是一种前现代文明，以物质繁荣与观念陈旧为表征。在此背景下，沈从文企图从故乡湘西去发现“现代人”所丧失的热情、淳朴、雄强，去寻找生命的“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则是这种人生形式所能达到的极致，在这里，人与自然为邻，感受着生活的得失哀乐，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名利观念、等级秩序还尚未形成，人与人之间皆是平等和睦，人性本善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要以都市世界为参照物，意义才能得以凸显。换而言之，是因为沈从文看到了文明让人堕落，才有意识地去描绘前文明社会的自然人，并在两者的对比中，赞扬后者，完成了自己对都市的批判，表明了民族性格改造的理想。这与卢梭的自然主义生命论有着共通之处，提供了一种反思文明的模式。
而“倾城”之“城”是都市香港，当然，《倾城之恋》的城市，并非只有香港，上海也是其表现的对象。张爱玲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于沪港，并且极其真实地再现了沪港社会。20世纪的香港与上海，表面上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甚至被称为“东方明珠”。但实际上，在这两座城里，新与旧并存。新的是西洋的建筑、器物、服饰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人生观，“物”被神化，金钱几乎成了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但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并未消失，而是极其顽强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门第、等级与金钱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与范柳原所生活的世界，正是如此。张爱玲没有丝毫美化，腐朽的白公馆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世上已过千年，而它则恍如昨日。但生于此的白流苏，却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白公馆已经承担不了时代的重担，一天一天在走下坡路，唯一能给自流苏的便是名门闺秀这一身份，可是这一点都缓解不了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张爱玲正是从这些普通人的人生里透视上海与香港，她以一个清醒者的姿态观照着发生在这大都市里的一切，并向读者不动声色地描绘这一血淋淋的现实。
沈从文发现都市社会里现代文明的虚伪，他执着于构建一个没有文明的理想社会，去探寻人与自然的朴素性能否在现代文明的语境里保存，他试图用“爱”去消解一切。张爱玲则不同，她始終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窥视着充满浓厚的传统文化情调的沪港大都市生活”。“边城”之“城”是湘西世界的一隅，“倾城”之“城”是真实的香港，可以见出沈从文从一开始选择的便是理想，张爱玲则钟情于现实，但是这两种选择都透露着对现代文明的清醒认识。
二、有条件的自由与无条件的自由——谈“恋爱”与“爱”
张爱玲曾表明，她不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更喜欢歌咏人生的素朴，而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素朴的。她声称自己是小市民，即使写传奇，也只写普通人的传奇。如赵园所说：“在‘传奇’这一借来的名目下，她追求‘传奇性’与‘普通人’人生的平凡性的统一。”正因如此，她多写普通人的婚恋，将那些忘却时代却又囿于时代的平凡人的人生作为反映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倾城之恋》则是其代表。白流苏与范柳原是沪港社会里顶普通的一种人，他们无暇顾及时代，因为他们连自身都顾不过来。白流苏好似是古老中国留下来的一点遗产，所以她成了范柳原口中的最像中国女人的女人。但是这种女人终究是不合时宜的，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就只能凭借自己仅剩的姿色与对男人心理的熟悉，去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婚姻。为此，她接近范柳原，押上自己全部的赌注。而究其原因，则是她现实的母亲与现象中的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在这一点上，范柳原和白流苏又极其相似，英国长大的范柳原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想象，他急于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寻找到自己文化的根。但是现实却击碎了他的一切愿望，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懂得他，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去懂得他。所有亲近他的人，仅仅是因为他的钱。他和白流苏开始心怀鬼胎接近对方，但似乎白流苏对于范柳原又有点不一样，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古老中国的影子，可以说范柳原为白流苏所吸引，是情欲使然。正如范柳原在电话里的告白，他是爱流苏的。自流苏明知范柳原邀她去香港是一个圈套，却安之若素地往里跳，似乎不仅仅是因为要抓住婚姻这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小说中的那堵墙，被张爱玲赋予永恒的意味，而白流苏也是有思想，有血肉的。她努力克制住自己对范柳原的感情，是因为她在期待他能够带来较优异的议和条件。而议和条件，就是能够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婚姻。这个都市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白流苏如此，范柳原也是如此。孤独感，“是一种产生于都市文明之中的‘现代病’和‘异化感”～。而且深处其中的人们，虽然被告知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却往往被困在自由的枷锁之中。现代社会，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因此，白流苏想要释放自己的感情，只能是在获得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所以范柳原和自流苏之间，只能是“谈恋爱”，而非“恋爱”。其谈恋爱的过程只能是猫捉老鼠式的，半真半假，半推半就。 沈从文的《边城》币Ⅱ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相似之处则在于，都是从婚恋的角度去关注人生与社会《边城滁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沈从文不惜大量笔墨介绍了那个边远小城的风俗人情。人与人之间毫无算计，就算是风尘女子，也自有一份浑厚。人人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将命运系于自然，俨然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皆怀着心中的那一份“爱”去生活。翠翠和老船夫，在翠翠的感情问题上，两个人选择的对象不一样，但是没有形成矛盾，而恰恰是互相靠拢，这是爱。大老和二老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形成敌对关系。他们选择用公平的方式竞争，大老因先走了“车路”，绝不肯先走“马路”，他们相互怜悯和怜惜，这也是爱。船总顺顺让二老接受碾坊，二老不接受，船总并没有把他怎样，无奈听任他出走，照样是爱。他们所有人的爱，不存在任何的强制性。
都市社会里，现代文明侵染下的现代人，被困在自由的枷锁里，任孤独吞噬身心，带上厚重的面具，压抑自己的情感，爱情无处藏身。范柳原和白流苏就是例证。前文明社会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生形式，“只为爱而结合，只为不爱而分离，毫无任何依赖性，毫无任何功利的计量，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死相殉”。傩送和翠翠之间的爱情就是如此。
三、現实与理想的交锋——“爱”必以城市的陷落为代价
随着历史的进程，文明的发展，“湘西之梦”已然远去，沈从文也清楚地知道，“一分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那些古朴地生存在茶峒这一小城、信守着生活本来的人，单调的生命尊严，必将被外来的新的一切所干扰。翠翠与二老的得失哀乐，因为碾坊的出现多了一份不确定性。碾坊在《边城》中是作为一种现代文明而存在的，当然此处的现代文明只是相较于边城那个前现代文明世界而言，区别于湘西本来的历史形态。翠翠看到中寨那个团总的女儿带着银项链，是有点羡羡的。端午节，团总母女在顺顺家最好的位置看龙舟比赛，迎来无数好奇的目光。一个有碾坊陪嫁的女孩，多少是会引人注意的。顺顺将其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便是最好的证明。一座碾坊可抵得过十个长年。至此，碾坊——渡船已形成对立，作为翠翠与傩送之间爱情的障碍而存在。正如凌宇所说：“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碾坊改变了边城的人际关系与人的生存模式，自然意义上的爱情被买卖婚姻所压迫。相较于碾坊，让老船夫产生了自卑心理。在得知翠翠心意之后，他小心试探顺顺和傩送，却适得其反，遭遇了些许误解，顺顺家人认为大老的死与老船夫的态度不明朗有关。面对碾坊的诱惑，船总和二老都得做出选择。船总心里的天秤倾向碾坊，二老则依然选择渡船，因此，父子间形成了矛盾。但沈从文终究不愿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破坏这一牧歌情调，船总最后还是妥协了，碾坊让位于他对傩送的爱，故听任傩送出走，在翠翠成为孤雏之时，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可那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了。沈从文在现实与梦境中是清醒的，名利等级观念一旦形成，人与自然的朴素性必将遭受破坏，那个人是永远不会回来了。边城之“恋”以悲剧结尾。
倾城之“恋”，却因香港的陷落，有了一个小团圆式的结局。范柳原是希望他和白流苏之间的爱情能够地老天荒的，尽管他俩都是精刮的人。但是经都市生活打磨过的人心，会在稚嫩的心上磨出一层老茧，无条件的爱变成有条件的爱。人心的隔膜，使得范柳原与白流苏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有条件的自由却又限制了白流苏的真心，压抑着她内心的情欲。范柳原让白流苏逃离了上海，以为她离开了白公馆会稍微自由一点，可是并没有，因为生活太沉重了。孤注一掷的白流苏，输不起。他提议让流苏和他一起去马来西亚，去原始人的森林，回归最自然的本真状态，地老天荒式的爱情才会成为可能。正如范柳原对白流苏所说的那样：“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一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香港的陷落成全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文明的消散让他们互相谅解。“谈恋爱”变成了“恋爱”，牧歌式的爱隋结尾，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
四、“城之恋”结构下相同的现代文明体认
现代文明滋染下的都市，在沈从文看来，“神”已解体，人已异化。他企图从边远的湘西人民身上去发现人的本来面目，用“美与爱”来代替宗教《边城》是沈从文感性生命所能达到的极致，“爱”是所有人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性至美《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的寄托所在，是沈从文心灵的栖所。但是纯美的边城图景并没有遮蔽沈从文的现实感，只是让其以更加曲折的形式存在，借此提供一种反思现代文明的模式。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发生在边城的这场自然之恋，因现代文明的侵入，遭受破坏。沈从文用“爱”消解一切，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现代文明一旦存在，人与自然的朴素性必将消失，“爱”不是解救一切的良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现代文明的绝望。
张爱玲曾坦言，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但理想终究会撞破现实。张爱玲是始终活在现实里的《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虽为情欲所驱动，但是他们却是孤独而又不自由的。都市社会中日经侵染的妨碍人的情欲所表达的东西，就像刺猬的刺一样。白流苏为求生而求爱，是因为时代的沉重让她无暇顾及自己，想要获得爱情则必须先生存下去。可一场战争摧毁了一切，靠得住的只有身边的这一个人。战争将物质的繁华毁灭，文明退去，人性才开始复活。在危险时，相互关照与担心，生离死别的时刻，山崩地裂的倾城景观下成就了爱情。
沈从文看到了现代文明里“现代人”的自私、虚伪、生命力的丧失，他将目光投向湘西一隅，于是有了《边城》。理性的沈从文与非理性的沈从文在这个文本里互相较量，现实感最终还是没有被牧歌的情调所隐藏，那个人是真的不会回来了。从理想到现实，是沈从文。文明的顺向发展，边“城”之恋，成了无边无尽、无望的等待。张爱玲在珠光宝气、物质繁荣的大都市早已看到了时代的沉重《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和范柳原从“谈恋爱”到“恋爱”，是以一个城市陷落为代价。从现实到理想，是张爱玲。文明的逆向回归，倾“城”之恋，才有了小团圆式的结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惘惘的威胁”。张爱玲所呈现的是对文明的悲观绝望，也是她对于时代的独特感受。“城之恋”结构模式下，理想与现实的交织，陈述着一个事实，真正的爱情容不得算计，而这种牧歌式爱情只能在非现代文明的情境下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沈从文和张爱玲对现代文明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