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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近些年来，对这一理论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两种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其作用和地位会有所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包含在两种生产之中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两种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近些年来，对这一理论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两种生产应该扩展为三种生产，加入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忽视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违背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
关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过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一部系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两种生产理论得到了初步的论证。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所以，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自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包括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性的劳动者的再生产。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倘若没有“增殖”，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社会就无法延续，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以后，恩格斯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新材料、新成果，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3]”在这里，恩格斯详尽地阐述了生产范畴的两重含义，即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物质生产是指“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家庭形式发展到对偶家庭，从对偶家庭向父系氏族过渡以及父系氏族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物质生产逐渐开始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物质生产是满足人类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又成为从属的关系了。[4]”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 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人类自身生产从自然属性方面看，即种的繁衍，也就是人的增殖或他人生命的生产，包括人口的构成和分布等量的方面，以及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质的方面。从社会属性方面看，人类自身生产是通过两性结婚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人自身生产不仅生产出他人的生命，即人的增殖，种的繁衍，同时也生产出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创造了家庭形式，创造出人群共同体。
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
正是恩格斯的上述话语，才引起了有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详细论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两种生产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不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围绕着两种生产理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三种生产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还应该加入第三种，即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与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背道而驰。这些不同观点，都对两种生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两种生产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触及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样，要准确理解两种生产理论，就必须把两种生产理论置于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把两种生产理论统一起来，对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阐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做出了划分，他认为人的成长和发展须一次经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简称人的依赖)、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简称“物的依赖")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简称“自由个性”)等三大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人还生活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他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成员的身分为媒介。[5]”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这和恩格斯“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的看法一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史前社会人的存在的状态。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血缘关系开始解体，国家开始出现，这时候，物质生产开始越来越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即把人们结合到一起的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的利益关系。特别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变化更明显。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劳动成为枯燥的、压迫人的活动。人生活在其中不自由，也不幸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们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人们自觉支配的活动，人类才摆脱受物质生产活动支配的异化状态，这时，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也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时代。
从以上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制约，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制度也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一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人类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受物的支配，这种状况抑制了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也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打下坚实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革命，人类经过社会革命或者和平改造，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由此可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他们各自作用和地位会有所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贯穿两种生产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来的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增强。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3-484.
【关键词】：两种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近些年来，对这一理论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两种生产应该扩展为三种生产，加入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忽视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违背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
关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过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一部系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两种生产理论得到了初步的论证。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所以，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自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包括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性的劳动者的再生产。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倘若没有“增殖”，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社会就无法延续，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以后，恩格斯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新材料、新成果，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3]”在这里，恩格斯详尽地阐述了生产范畴的两重含义，即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物质生产是指“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家庭形式发展到对偶家庭，从对偶家庭向父系氏族过渡以及父系氏族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物质生产逐渐开始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物质生产是满足人类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又成为从属的关系了。[4]”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 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人类自身生产从自然属性方面看，即种的繁衍，也就是人的增殖或他人生命的生产，包括人口的构成和分布等量的方面，以及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质的方面。从社会属性方面看，人类自身生产是通过两性结婚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人自身生产不仅生产出他人的生命，即人的增殖，种的繁衍，同时也生产出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创造了家庭形式，创造出人群共同体。
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
正是恩格斯的上述话语，才引起了有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详细论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两种生产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不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围绕着两种生产理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三种生产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还应该加入第三种，即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与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背道而驰。这些不同观点，都对两种生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两种生产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触及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样，要准确理解两种生产理论，就必须把两种生产理论置于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把两种生产理论统一起来，对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阐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做出了划分，他认为人的成长和发展须一次经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简称人的依赖)、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简称“物的依赖")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简称“自由个性”)等三大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人还生活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他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成员的身分为媒介。[5]”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这和恩格斯“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的看法一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史前社会人的存在的状态。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血缘关系开始解体，国家开始出现，这时候，物质生产开始越来越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即把人们结合到一起的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的利益关系。特别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变化更明显。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劳动成为枯燥的、压迫人的活动。人生活在其中不自由，也不幸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们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人们自觉支配的活动，人类才摆脱受物质生产活动支配的异化状态，这时，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也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时代。
从以上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制约，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制度也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一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人类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受物的支配，这种状况抑制了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也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打下坚实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革命，人类经过社会革命或者和平改造，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由此可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他们各自作用和地位会有所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贯穿两种生产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来的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增强。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3-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