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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是回族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梁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和爱情悲剧，展示了伊斯兰文化同汉族文化撞击与融合的痛苦历程。本文试图从作品中的人物设计、性格特征及生活形态入手，将小说主要人物形象韩子奇同《古兰经》中记载的相关人物与教义进行对比，探讨透过小说人物显露出来的宗教信息。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古兰经》；韩子奇；伊斯兰教；易普拉辛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问世以来，文学评论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正如冰心先生在《穆斯林的葬礼》序言中说的那样：“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1]
《穆斯林的葬礼》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描写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七年这六十年间的变迁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2]记录了穆斯林的一些生活形态。
一、独立自强的孤儿
易卜拉欣·韩子奇，原本是一个孤儿，被吐罗耶定巴巴收留，并与其一路云游，同往圣地麦加朝觐克尔白。当他们来到北京，“玉器梁”家门楣上的清真言“都阿”把他们师徒二人引到了梁家。阴差阳错，韩子奇摔坏了“玉器梁”的玉碗，也因此拜梁亦清为师，离开吐罗耶定巴巴，任其独自一人前去西方。在之后的三年里通过梁亦清的倾囊传授和韩子奇的不懈努力，韩子奇练就了一手琢玉的好本领。而师傅梁亦清为了如期完成宝船的制作，日夜赶工，最终倒在了水凳上，宝船也随之毁坏。
面对对头蒲寿昌的存心刁难，韩子奇毅然背弃师门投身汇远斋，为的是能替师傅完成夙愿。在汇远斋，韩子奇偷偷学习了英文，也了解了一些生意经。两年后他提前完成宝船，决然离开汇远斋，并与毫无爱情而言的梁君璧结婚，开始了重振奇珍斋的艰苦使命。果不其然，奇珍斋在韩子奇的手中傲然崛起，迅速名满京华，而韩子奇本人也赢得了“玉王”的称号。
二、韩子奇与易普拉辛
故事发展到这里，韩子奇可以说与《古兰经》中易卜拉欣的形象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古兰经》中易卜拉欣是真主安拉派遣的一位著名先知，伊斯兰教尊称他为圣主，阿拉伯人称他及其子伊斯玛仪是他们的祖先。《古兰经》第四章一百二十五节中指出：“全体归顺真主，且乐善好施，并遵守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的人，宗教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并把易卜拉欣称为“安拉的至交”，突出了他在伊斯兰教思想渊源方面的正统地位，明确指出伊斯兰教是源于“易卜拉欣的宗教”。[3]
可以说，易卜拉欣是个主动、勇敢，愿意付出代价，并且经得起考验的人。他主动寻求真理，从死鸡复生那里得到了启示，从此信心倍增，他勇敢地与族人抗争，同国王舌战，在经历了一段痛苦寻找和挣扎的过程后，他终于找到独一的真主，他非常珍惜，也愿意为主而付出一切。与易卜拉欣类似，在梁亦清生前，韩子奇主动学习琢玉手艺，能够帮助师傅打点生活。梁亦清死后，他主动投奔汇远斋，忍辱负重，暗中偷师，积极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方面他完成了师傅的遗愿，另一方面又维护并继承了师傅的事业，且将此发扬光大。
韩子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有着截然的差距，他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求知欲在他的后半生全然不见了。他从一个“能言善辩，顶天立地，有胆有识的男子汉”，变成了“吞吞吐吐，优柔寡断，萎萎缩缩的侏儒”。他的前半生尚且可以配得上易卜拉欣这个先知之名，而后半生却叫人心寒。
首先，从道德上而言，他与梁冰玉的变态爱情已经违背了《古兰经》中的规定。经文第五章第二十三节说到：“……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4]，作为梁冰玉胞姐的丈夫，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即使生活再流离失所也绝对不允许有这种行为，但他们还是触犯了教义。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行为是在向穆斯林道德观念和伊斯兰婚姻制度发出挑战。
其次，从行动上而言，他更像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古兰经》中记载的易卜拉欣，他受安拉的启示，毅然将妻儿送往远方。他对安拉的忠诚，让他心甘情愿为安拉杀死自己的儿子。也因此，他得到了安拉的庇佑，命他和儿子建立天房克尔白。而《葬礼》中的易卜拉欣，如果说侵华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让他的一生陷入了悲剧，而他对待痛苦的方式，却让他从自信刚强走向怯懦与绝望。
三、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是影响作家创作导向的内在因素之一，这种特有的民族情结驱使作家从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中去寻找写作灵感与素材。作为回族作家，霍达的体内流着民族的血液，她的内心也必然浸润了本民族的文化品格。因此，在这样双重文化的参照下，霍达已然成为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她说：“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精神的气氛之中。”[4]
《穆斯林的葬礼》可谓是霍达的里程碑之作，它传达了霍达对本民族传统的一种辩证态度，关注本民族，反思本民族，透过表象反映出深层的内在精神。抛开创作意图和小说主旨，我们清楚地发现作品中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渊源、伊斯兰的教规教义、婚丧嫁娶的礼仪习俗都作了精彩的描绘，形成了一种庄重、圣洁的特殊氛围。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04.
[2]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N].文艺报，1991-04-20（6）.
[3]马坚译.古兰经[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4]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1.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古兰经》；韩子奇；伊斯兰教；易普拉辛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问世以来，文学评论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正如冰心先生在《穆斯林的葬礼》序言中说的那样：“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1]
《穆斯林的葬礼》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描写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七年这六十年间的变迁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2]记录了穆斯林的一些生活形态。
一、独立自强的孤儿
易卜拉欣·韩子奇，原本是一个孤儿，被吐罗耶定巴巴收留，并与其一路云游，同往圣地麦加朝觐克尔白。当他们来到北京，“玉器梁”家门楣上的清真言“都阿”把他们师徒二人引到了梁家。阴差阳错，韩子奇摔坏了“玉器梁”的玉碗，也因此拜梁亦清为师，离开吐罗耶定巴巴，任其独自一人前去西方。在之后的三年里通过梁亦清的倾囊传授和韩子奇的不懈努力，韩子奇练就了一手琢玉的好本领。而师傅梁亦清为了如期完成宝船的制作，日夜赶工，最终倒在了水凳上，宝船也随之毁坏。
面对对头蒲寿昌的存心刁难，韩子奇毅然背弃师门投身汇远斋，为的是能替师傅完成夙愿。在汇远斋，韩子奇偷偷学习了英文，也了解了一些生意经。两年后他提前完成宝船，决然离开汇远斋，并与毫无爱情而言的梁君璧结婚，开始了重振奇珍斋的艰苦使命。果不其然，奇珍斋在韩子奇的手中傲然崛起，迅速名满京华，而韩子奇本人也赢得了“玉王”的称号。
二、韩子奇与易普拉辛
故事发展到这里，韩子奇可以说与《古兰经》中易卜拉欣的形象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古兰经》中易卜拉欣是真主安拉派遣的一位著名先知，伊斯兰教尊称他为圣主，阿拉伯人称他及其子伊斯玛仪是他们的祖先。《古兰经》第四章一百二十五节中指出：“全体归顺真主，且乐善好施，并遵守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的人，宗教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并把易卜拉欣称为“安拉的至交”，突出了他在伊斯兰教思想渊源方面的正统地位，明确指出伊斯兰教是源于“易卜拉欣的宗教”。[3]
可以说，易卜拉欣是个主动、勇敢，愿意付出代价，并且经得起考验的人。他主动寻求真理，从死鸡复生那里得到了启示，从此信心倍增，他勇敢地与族人抗争，同国王舌战，在经历了一段痛苦寻找和挣扎的过程后，他终于找到独一的真主，他非常珍惜，也愿意为主而付出一切。与易卜拉欣类似，在梁亦清生前，韩子奇主动学习琢玉手艺，能够帮助师傅打点生活。梁亦清死后，他主动投奔汇远斋，忍辱负重，暗中偷师，积极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方面他完成了师傅的遗愿，另一方面又维护并继承了师傅的事业，且将此发扬光大。
韩子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有着截然的差距，他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求知欲在他的后半生全然不见了。他从一个“能言善辩，顶天立地，有胆有识的男子汉”，变成了“吞吞吐吐，优柔寡断，萎萎缩缩的侏儒”。他的前半生尚且可以配得上易卜拉欣这个先知之名，而后半生却叫人心寒。
首先，从道德上而言，他与梁冰玉的变态爱情已经违背了《古兰经》中的规定。经文第五章第二十三节说到：“……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4]，作为梁冰玉胞姐的丈夫，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即使生活再流离失所也绝对不允许有这种行为，但他们还是触犯了教义。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行为是在向穆斯林道德观念和伊斯兰婚姻制度发出挑战。
其次，从行动上而言，他更像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古兰经》中记载的易卜拉欣，他受安拉的启示，毅然将妻儿送往远方。他对安拉的忠诚，让他心甘情愿为安拉杀死自己的儿子。也因此，他得到了安拉的庇佑，命他和儿子建立天房克尔白。而《葬礼》中的易卜拉欣，如果说侵华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让他的一生陷入了悲剧，而他对待痛苦的方式，却让他从自信刚强走向怯懦与绝望。
三、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是影响作家创作导向的内在因素之一，这种特有的民族情结驱使作家从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中去寻找写作灵感与素材。作为回族作家，霍达的体内流着民族的血液，她的内心也必然浸润了本民族的文化品格。因此，在这样双重文化的参照下，霍达已然成为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她说：“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精神的气氛之中。”[4]
《穆斯林的葬礼》可谓是霍达的里程碑之作，它传达了霍达对本民族传统的一种辩证态度，关注本民族，反思本民族，透过表象反映出深层的内在精神。抛开创作意图和小说主旨，我们清楚地发现作品中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渊源、伊斯兰的教规教义、婚丧嫁娶的礼仪习俗都作了精彩的描绘，形成了一种庄重、圣洁的特殊氛围。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04.
[2]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N].文艺报，1991-04-20（6）.
[3]马坚译.古兰经[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4]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