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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清朝与英国的武力冲突中，有一种认知在朝廷官员与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流行，那就是“洋人的腿无法弯曲”。
这种认知，在今天看来颇为可笑。但在当时，在大臣们的眼中，却是一种可以信赖的真知识。
对伪知识的坚定信赖，即为迷信。对迷信的嘲讽并无多少价值，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迷信究竟从何而来。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该使团本为建立一种平等的通商关系而来，却被两广总督郭世勋在翻译上做了手脚，弄成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然后又有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为迎合乾隆，谎称使团的船舱中恭恭敬敬供奉着乾隆画像，进一步将“朝贡”坐实。既然是“朝贡”，就得给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接待者与来访者在这个问题上，就发生了冲突。徵瑞们定要马戛尔尼们三跪九叩，马戛尔尼们却只肯免冠单腿下跪，且说非要如此的话，那么清政府也要派一个地位相当的使节，向英王的肖像三跪九叩。
冲突期间，乾隆给前线的接待者们下达了一份谕旨。谕旨里的“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与大臣们奏折中的“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构成了一种跨越半个世纪的共鸣。
一方面，乾隆知道西洋人“用布扎腿”，也就是今天常见的打绑腿，也知道他们一贯行的是“免冠鞠躬点首”之礼。这显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信息黑洞中的皇帝，对外部世界仍有一定的认知——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大清一统志》的修撰，该书称，夷人拿黑毡做帽子，“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见到人就把帽子摘下来算是行礼。
另一方面，乾隆又将“用布扎腿”当成了“跪拜不便”的原因，且不厌其烦地提醒负责接待的官员，要他们说服马戛尔尼一行在觐见时解开绑腿，以便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显示他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脑补，他并不了解英军绑腿的实际情形，所以建构出了一种错误的因果，且真的相信这种因果。
在乾隆下达这道谕旨之前，徵瑞们一直在试图说服马戛尔尼使团三跪九叩，但没有拿“洋人跪拜不便”说过事——徵瑞们直接见到了洋人，洋人的绑腿是什么样，是否妨碍膝盖打弯，他们有很直观的认知。但接到皇帝的谕旨后，徵瑞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在回奏中，徵瑞是这样说的：
诚如圣上所言，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他们的风俗中，没有叩首之礼。奴才我与地方督臣们两次向他们宣读圣上的恩旨，他们都只是脱帽低头。奴才我仔细观察，使团随从之人的绑腿，用的是布，“十分箍紧”;贡使略好，用的是绸缎，比较松一点，还可以屈膝。于是我把天朝的礼仪规矩告诉他们，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如何三跪九叩，该使臣“欣然愿学”。奴才还遵从圣上的教导，“于无意中”告诉他们，若学不会三跪九叩之礼，会被其他藩国耻笑你们愚笨。该使臣深感惭愧。据奴才这几天观察，该使臣已渐渐能够跪拜叩头了，只是“善于遗忘”，还需要奴才随时教导提点。
回奏里的这些话，自然全是假的。绑腿并未破坏使团成员的膝盖功能，马戛尔尼此时也未松口说同意三跪九叩，更不存在因为不会三跪九叩而惭愧，而跟着徵瑞努力练习。徵瑞说这些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迎合取悦乾隆。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了后路，那就是马戛尔尼们“善于遗忘”。
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据黄一农的考证，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所行之礼既非清政府期望的三跪九叩，也非英方坚持的脱帽鞠躬：
“在帷幄觐见时，他们单膝下跪，而当周遭之人九次叩头时，他们则九次俯首向地（常人在跪一膝时，很难俯首触地并叩头），其间并随众人起立两次;在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则改以屈膝并深鞠躬之礼替代单膝下跪，但仍与九叩首的众人一样，共行礼九次。”
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变了形的“三跪九叩”;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一种变了形的“脱帽鞠躬”。双方都能勉强接受，但双方也都不太开心。乾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面子，但这面子打了折扣，并不十全十美。于是，“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个谎言，便成了掩盖折扣最好的说辞。有了这层掩盖，清政府就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堂堂正正写入“行礼如仪”四个字。
嘉庆时代，“用布扎腿，跪拜不便”再次发挥了它的功效。
1816年，英国派了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在跪拜问题上，使团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引起了嘉庆皇帝的极大不满。双方重演了一番乾隆时代的斗争，最后嘉庆决定放宽标准，只要形式能挂靠上三跪九叩之礼，“起跪之间稍觉生疏”也无所谓，但双方最终仍不欢而散。事后，嘉庆将过错推给了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向做过广东巡抚的孙玉庭询问英国人的真实情形。孙玉庭告诉皇帝：
臣我在广东巡抚任上时，有答赏给该夷国国王的东西，所以把该国一个叫司当冬（注：即斯当东）的使臣召唤了来。差役把他领进大堂后，他就摘下帽子“弓身俯伏”。……他进来的时候，臣我就看到他“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他的“俯伏”，就是洋人的脱帽点头之礼。这次到京城来的使臣也是这个司当冬。他之前在广东很恭敬，不至于到了京城就桀骜不驯。
孙玉庭带来的信息，给嘉庆皇帝找回了面子。自此之后，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一谎言，便成了清朝官场与知识界一个无人敢于说破的基本常识。
在1840年，这个谎言终于爆雷了。不但叶钟进、汪仲洋这些知识分子掉进了坑里，裕谦、邓廷桢这些处理中英冲突的一线官员，也被这个谎言所俘虏，深信英军“浑身裹缠，腰腿僵硬”，倒下就起不来，上了岸就没有战斗力。
尽管无法量化，但该谎言对清政府的战事造成了巨大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尤为可笑的是，裕谦还以该谎言为依据，与主和者在朝堂上展开了争论。英军与清政府关系缓和南撤时，曾向山东巡抚托浑布递交文书，请求提供淡水与食物。托浑布满足了英军的要求，然后在给朝廷的汇报奏折中说“夷人欢呼罗拜”，感谢天朝的恩德。这本是一种习惯性的夸大其词，却被裕谦抓到了把柄。他上奏弹劾主和的琦善怯弱避战，同时把支持琦善的托浑布也扯了进来。奏折中说：
这些英夷“腰劲腿直”，无法下跪，见到自家的国王也没有叩拜之礼。嘉庆年间英夷入京，就是因为无法跪拜，然后被驱逐回国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明证”。所以，托浑布说“夷人欢呼罗拜”是在撒谎。这些无法下跪之人，岂有在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在山東向犒劳他们的军队跪拜的道理？
这场以谎言攻击谎言的争论，虽然当事人相当认真，其实半点价值也无。
再后来，这枚已然爆雷的谎言，在民间演变成了洋人的膝盖骨比中国人少一块。
（摘自“短史记”微信公众号）
这种认知，在今天看来颇为可笑。但在当时，在大臣们的眼中，却是一种可以信赖的真知识。
对伪知识的坚定信赖，即为迷信。对迷信的嘲讽并无多少价值，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迷信究竟从何而来。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该使团本为建立一种平等的通商关系而来，却被两广总督郭世勋在翻译上做了手脚，弄成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然后又有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为迎合乾隆，谎称使团的船舱中恭恭敬敬供奉着乾隆画像，进一步将“朝贡”坐实。既然是“朝贡”，就得给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接待者与来访者在这个问题上，就发生了冲突。徵瑞们定要马戛尔尼们三跪九叩，马戛尔尼们却只肯免冠单腿下跪，且说非要如此的话，那么清政府也要派一个地位相当的使节，向英王的肖像三跪九叩。
冲突期间，乾隆给前线的接待者们下达了一份谕旨。谕旨里的“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与大臣们奏折中的“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构成了一种跨越半个世纪的共鸣。
一方面，乾隆知道西洋人“用布扎腿”，也就是今天常见的打绑腿，也知道他们一贯行的是“免冠鞠躬点首”之礼。这显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信息黑洞中的皇帝，对外部世界仍有一定的认知——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大清一统志》的修撰，该书称，夷人拿黑毡做帽子，“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见到人就把帽子摘下来算是行礼。
另一方面，乾隆又将“用布扎腿”当成了“跪拜不便”的原因，且不厌其烦地提醒负责接待的官员，要他们说服马戛尔尼一行在觐见时解开绑腿，以便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显示他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脑补，他并不了解英军绑腿的实际情形，所以建构出了一种错误的因果，且真的相信这种因果。
在乾隆下达这道谕旨之前，徵瑞们一直在试图说服马戛尔尼使团三跪九叩，但没有拿“洋人跪拜不便”说过事——徵瑞们直接见到了洋人，洋人的绑腿是什么样，是否妨碍膝盖打弯，他们有很直观的认知。但接到皇帝的谕旨后，徵瑞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在回奏中，徵瑞是这样说的：
诚如圣上所言，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他们的风俗中，没有叩首之礼。奴才我与地方督臣们两次向他们宣读圣上的恩旨，他们都只是脱帽低头。奴才我仔细观察，使团随从之人的绑腿，用的是布，“十分箍紧”;贡使略好，用的是绸缎，比较松一点，还可以屈膝。于是我把天朝的礼仪规矩告诉他们，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如何三跪九叩，该使臣“欣然愿学”。奴才还遵从圣上的教导，“于无意中”告诉他们，若学不会三跪九叩之礼，会被其他藩国耻笑你们愚笨。该使臣深感惭愧。据奴才这几天观察，该使臣已渐渐能够跪拜叩头了，只是“善于遗忘”，还需要奴才随时教导提点。
回奏里的这些话，自然全是假的。绑腿并未破坏使团成员的膝盖功能，马戛尔尼此时也未松口说同意三跪九叩，更不存在因为不会三跪九叩而惭愧，而跟着徵瑞努力练习。徵瑞说这些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迎合取悦乾隆。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了后路，那就是马戛尔尼们“善于遗忘”。
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据黄一农的考证，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所行之礼既非清政府期望的三跪九叩，也非英方坚持的脱帽鞠躬：
“在帷幄觐见时，他们单膝下跪，而当周遭之人九次叩头时，他们则九次俯首向地（常人在跪一膝时，很难俯首触地并叩头），其间并随众人起立两次;在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则改以屈膝并深鞠躬之礼替代单膝下跪，但仍与九叩首的众人一样，共行礼九次。”
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变了形的“三跪九叩”;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一种变了形的“脱帽鞠躬”。双方都能勉强接受，但双方也都不太开心。乾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面子，但这面子打了折扣，并不十全十美。于是，“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个谎言，便成了掩盖折扣最好的说辞。有了这层掩盖，清政府就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堂堂正正写入“行礼如仪”四个字。
嘉庆时代，“用布扎腿，跪拜不便”再次发挥了它的功效。
1816年，英国派了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在跪拜问题上，使团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引起了嘉庆皇帝的极大不满。双方重演了一番乾隆时代的斗争，最后嘉庆决定放宽标准，只要形式能挂靠上三跪九叩之礼，“起跪之间稍觉生疏”也无所谓，但双方最终仍不欢而散。事后，嘉庆将过错推给了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向做过广东巡抚的孙玉庭询问英国人的真实情形。孙玉庭告诉皇帝：
臣我在广东巡抚任上时，有答赏给该夷国国王的东西，所以把该国一个叫司当冬（注：即斯当东）的使臣召唤了来。差役把他领进大堂后，他就摘下帽子“弓身俯伏”。……他进来的时候，臣我就看到他“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他的“俯伏”，就是洋人的脱帽点头之礼。这次到京城来的使臣也是这个司当冬。他之前在广东很恭敬，不至于到了京城就桀骜不驯。
孙玉庭带来的信息，给嘉庆皇帝找回了面子。自此之后，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一谎言，便成了清朝官场与知识界一个无人敢于说破的基本常识。
在1840年，这个谎言终于爆雷了。不但叶钟进、汪仲洋这些知识分子掉进了坑里，裕谦、邓廷桢这些处理中英冲突的一线官员，也被这个谎言所俘虏，深信英军“浑身裹缠，腰腿僵硬”，倒下就起不来，上了岸就没有战斗力。
尽管无法量化，但该谎言对清政府的战事造成了巨大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尤为可笑的是，裕谦还以该谎言为依据，与主和者在朝堂上展开了争论。英军与清政府关系缓和南撤时，曾向山东巡抚托浑布递交文书，请求提供淡水与食物。托浑布满足了英军的要求，然后在给朝廷的汇报奏折中说“夷人欢呼罗拜”，感谢天朝的恩德。这本是一种习惯性的夸大其词，却被裕谦抓到了把柄。他上奏弹劾主和的琦善怯弱避战，同时把支持琦善的托浑布也扯了进来。奏折中说：
这些英夷“腰劲腿直”，无法下跪，见到自家的国王也没有叩拜之礼。嘉庆年间英夷入京，就是因为无法跪拜，然后被驱逐回国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明证”。所以，托浑布说“夷人欢呼罗拜”是在撒谎。这些无法下跪之人，岂有在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在山東向犒劳他们的军队跪拜的道理？
这场以谎言攻击谎言的争论，虽然当事人相当认真，其实半点价值也无。
再后来，这枚已然爆雷的谎言，在民间演变成了洋人的膝盖骨比中国人少一块。
（摘自“短史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