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力，称为题奏权。古代没有发达的通信工具，大臣送呈的奏折与皇帝的朱批谕旨是维系君臣之间关系和联络的重要纽带。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
清朝初期，每一份奏折都由皇帝亲自审批，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也不肯假手他人。
清代自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军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有了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于是，有清一代，军机处大臣越来越为皇帝所倚重，其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尊贵。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了。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一般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由大臣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于是雍正朝以后的皇帝批示就必须在大臣们看过后立即上交，而且还有一个专有词语叫“缴批”。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朱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他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内。
清初，中國分18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事实上，雍正的批示有时不只是就事论事，他常在朱批中教育臣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教人为善，戒人为非”“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这样一来，雍正的批示字数当然不会少，彰显出一个历史上有为皇帝的学养与个性。
在雍正皇帝即位的前六年，他亲手批示的奏折相当多，史料记载他“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更”——作为一国之君的勤奋和担当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以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
要知道，封建专制君主能拿出这样的批示以示群臣，也堪称明君了！要知道汉代历史上，很多地方官员就是因为没有招待好出巡的皇帝而掉了脑袋的！
康熙、雍正的御批虽然闪耀着勤政的光芒和执政的智慧，但是当文明与智慧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时，它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即便清朝有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能干的皇帝，却依然没能避免清朝统治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史料显示：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对应的是，嘉庆之后的清朝国势也逐步走向衰弱。难道，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摘自“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
从皇帝亲自审阅到“照批”
清朝初期，每一份奏折都由皇帝亲自审批，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也不肯假手他人。
清代自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军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有了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于是，有清一代，军机处大臣越来越为皇帝所倚重，其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尊贵。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了。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一般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由大臣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于是雍正朝以后的皇帝批示就必须在大臣们看过后立即上交，而且还有一个专有词语叫“缴批”。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朱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他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内。
值得玩味的雍正批示
清初，中國分18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事实上，雍正的批示有时不只是就事论事，他常在朱批中教育臣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教人为善，戒人为非”“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这样一来，雍正的批示字数当然不会少，彰显出一个历史上有为皇帝的学养与个性。
在雍正皇帝即位的前六年，他亲手批示的奏折相当多，史料记载他“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更”——作为一国之君的勤奋和担当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以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
要知道，封建专制君主能拿出这样的批示以示群臣，也堪称明君了！要知道汉代历史上，很多地方官员就是因为没有招待好出巡的皇帝而掉了脑袋的！
康熙、雍正的御批虽然闪耀着勤政的光芒和执政的智慧，但是当文明与智慧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时，它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即便清朝有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能干的皇帝，却依然没能避免清朝统治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史料显示：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对应的是，嘉庆之后的清朝国势也逐步走向衰弱。难道，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摘自“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