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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各大书店里，有一本书虽然价格不菲，但目前相当畅销，即《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图册》，12开本、300多页、405张图片、11万字内容。
除中文简体外，还有中文繁体、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各语种版本。记者在书店看到，有人买回家自己收藏，有人拿去送朋友，也有不少外国友人买了当“导游图”。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中国“外宣”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日益成为各大国际活动和赛事的热门主办国之时，如何以世界的语言介绍自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以往的外宣出版物客观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通常从国内编撰者的主观意图出发，‘止我来告诉你，让你知道、认同’相关内容；二是以往同类出版物的外文版本翻译不甚精到，多为‘中国式外语’。”上海出版研究所所长陈达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一次，《图册》在注重记录、注重客观性方面做得很好，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国际接轨，外文版本也很到位。”陈达凯说。
封面为什么是世博轴而不是中国馆
“我们这本书当初的定位就是权威性、知识性、欣赏性。希望读者不出家门也能欣赏世博会。”《图册》出版方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祝君波对本刊说。
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如何设计的问题。祝君波说，他想找一个“可以代表我们国家书籍设计水平的专家”来设计。最终，目标锁定在了吕敬人。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吕敬人是中国书籍设计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参与过多种国礼书、收藏书的设计，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吕氏风格”。2008年，由他设计的奥运礼品书《中国记忆》曾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吕敬人在2009年末接下了《图册》设计工作。他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出版方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规定和限制，“他们主要希望我的设计不仅仅有中国元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向世界展示世博会的语境。”他把这种“语境”解读为“现代与传统、时尚和传承的衔接。”
由于长期身处北京，吕敬人最初对于世博会的了解大多来自图片和文字介绍。2010年春节刚过，他从北京来到上海，要求去当时还在建设中的世博园参观，寻找灵感。“我当时就有想坐下来画画的冲动，”吕敬人说。他对于造型独特的世博轴情有独钟，“我当时就觉得它是个很好的视觉符号”。
最终设计出的封面，是白色背景上，淡蓝色的世博轴阳光谷图案与浅黄色的“EXP02010”字样在下半部分交叠，重叠处是绿色。
在整本《图册》中，黄绿蓝三色相应出现在图书的扉页、目录、辑封中，成为《图册》的“三原色”。
“色调选择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宁静致远。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繁荣，人们滋生了一种浮躁情绪，社会有些张扬、膨胀。很多关于世博的设计用的是所谓的‘中国红’，而我认为中国应该冷静下来，很虔诚地、冷静地看待世界。所以我这次选用了这些清新、淡雅的颜色。”吕敬人说。
值得一提的另外一点，是《图册》没有采用通常使用的中国馆，而是以世博轴作为封面的主打图案。
“最初我也考虑过用中国馆做封面，但世博局和出版方都认为这样有局限，太中国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世博轴。”吕敬人说。
祝君波补充说，世博轴阳光谷在世博会里是最综合的、最典型的建筑，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更能代表世博会”。
“在设计过程中，有这样的主导思想，就是让这本书很国际化：既展现中国当代的审美，同时也以一种宽容的胸怀，接纳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介入。”吕敬人说。
“澜沧江”曾被翻译成“湄公河”
2009年7月6日，上海世博会组织者向全国公开征选《图册》的编撰出版单位。随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委托东方出版集团应标，并最终获得《图册》全部版本的出版资格。
但是，从2010年2月20日东方出版中心的世博官方出版物小组正式组建，到4月19日《图册》发表，两个月的时间要出版这样一套大型图书，难度可想而知。
正式组建的出版小组，最高峰时有60多人一起工作，其中美编有8人，中文母本编辑12人。另外英、法、日、韩每个语种都有一个专业团队，包括翻译、编辑，录入等人员。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仍然要在所有环节尽量做到最好。”东方出版中心编辑刘琼说。
在编写沙特阿拉伯馆的文字介绍时，编辑们就曾为该馆地面和屋顶上栽种的树木名叫“枣椰樹”还是“椰枣树”查找了很多资料。
“我们通常习惯把它称作‘枣椰树’，但编辑人员仔细查证后发现它应该叫‘椰枣树’，为了这个名词我们内部还有过几次讨论。最后为避免读者造成误会，我们还是采纳了长期以来习惯了的‘枣椰树’的说法。”刘琼回忆说。
《图册》语种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中文繁体是为了方便港澳台读者阅读，英语和法语版本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是世博的官方语言。日韩是我们的近邻，上一届世博会是在日本，下一届韩国又有个专题世博会，估计他们两个国家来的客人比较多，所以又有了日语和韩语的版本。”祝君波介绍说。
“多语种版的出版，对后来者将有很大的便利，因为世博会史料语言跨度大，常给研究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此次多语种版本的出版，也为世博会研究提供了便利。”长期从事世博会出版物研究的上海图书馆世博信息中心研究员曾原对本刊记者说。
《图册》的外语种翻译是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组织的，该公司也是上海世博会口译和笔译项目的赞助商。
为避免出现“中国式英语”，对外翻译公司从知名高校、机构等聘请了专业的翻译人员，还尽可能请到了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参与翻译。翻译之后还经过了译审两次，图书审读四次，专家通读两次以及三校两复红。
“《图册》中涉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我们都反复核对。比如韩国、朝鲜、贝宁等在翻译时就一定要用全称。甚至国家的国名书写是否要加定冠词，也全部依照外交部的规定执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岑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们还曾在三审中发现，青海省图中，澜沧江被翻译成了Mekong River(湄公河)，于是及时改正成了Lancang River。
多语种版本还要保证每种语言的书基本版式都一样，这给排版也带来了难度。“比如英文翻译成中文，是中文长度的两倍左右。这就要求翻译的时候提前做准备，在排版的时候也要不断调整。而且每个语种的排版人员不一定认得这种语言，所以每种语言的排版都要编辑、录入人员和排版人员一起合作。”刘琼说。
除中文简体外，还有中文繁体、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各语种版本。记者在书店看到，有人买回家自己收藏，有人拿去送朋友，也有不少外国友人买了当“导游图”。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中国“外宣”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日益成为各大国际活动和赛事的热门主办国之时，如何以世界的语言介绍自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以往的外宣出版物客观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通常从国内编撰者的主观意图出发，‘止我来告诉你，让你知道、认同’相关内容；二是以往同类出版物的外文版本翻译不甚精到，多为‘中国式外语’。”上海出版研究所所长陈达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一次，《图册》在注重记录、注重客观性方面做得很好，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国际接轨，外文版本也很到位。”陈达凯说。
封面为什么是世博轴而不是中国馆
“我们这本书当初的定位就是权威性、知识性、欣赏性。希望读者不出家门也能欣赏世博会。”《图册》出版方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祝君波对本刊说。
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如何设计的问题。祝君波说，他想找一个“可以代表我们国家书籍设计水平的专家”来设计。最终，目标锁定在了吕敬人。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吕敬人是中国书籍设计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参与过多种国礼书、收藏书的设计，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吕氏风格”。2008年，由他设计的奥运礼品书《中国记忆》曾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吕敬人在2009年末接下了《图册》设计工作。他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出版方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规定和限制，“他们主要希望我的设计不仅仅有中国元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向世界展示世博会的语境。”他把这种“语境”解读为“现代与传统、时尚和传承的衔接。”
由于长期身处北京，吕敬人最初对于世博会的了解大多来自图片和文字介绍。2010年春节刚过，他从北京来到上海，要求去当时还在建设中的世博园参观，寻找灵感。“我当时就有想坐下来画画的冲动，”吕敬人说。他对于造型独特的世博轴情有独钟，“我当时就觉得它是个很好的视觉符号”。
最终设计出的封面，是白色背景上，淡蓝色的世博轴阳光谷图案与浅黄色的“EXP02010”字样在下半部分交叠，重叠处是绿色。
在整本《图册》中，黄绿蓝三色相应出现在图书的扉页、目录、辑封中，成为《图册》的“三原色”。
“色调选择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宁静致远。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繁荣，人们滋生了一种浮躁情绪，社会有些张扬、膨胀。很多关于世博的设计用的是所谓的‘中国红’，而我认为中国应该冷静下来，很虔诚地、冷静地看待世界。所以我这次选用了这些清新、淡雅的颜色。”吕敬人说。
值得一提的另外一点，是《图册》没有采用通常使用的中国馆，而是以世博轴作为封面的主打图案。
“最初我也考虑过用中国馆做封面，但世博局和出版方都认为这样有局限，太中国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世博轴。”吕敬人说。
祝君波补充说，世博轴阳光谷在世博会里是最综合的、最典型的建筑，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更能代表世博会”。
“在设计过程中，有这样的主导思想，就是让这本书很国际化：既展现中国当代的审美，同时也以一种宽容的胸怀，接纳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介入。”吕敬人说。
“澜沧江”曾被翻译成“湄公河”
2009年7月6日，上海世博会组织者向全国公开征选《图册》的编撰出版单位。随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委托东方出版集团应标，并最终获得《图册》全部版本的出版资格。
但是，从2010年2月20日东方出版中心的世博官方出版物小组正式组建，到4月19日《图册》发表，两个月的时间要出版这样一套大型图书，难度可想而知。
正式组建的出版小组，最高峰时有60多人一起工作，其中美编有8人，中文母本编辑12人。另外英、法、日、韩每个语种都有一个专业团队，包括翻译、编辑，录入等人员。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仍然要在所有环节尽量做到最好。”东方出版中心编辑刘琼说。
在编写沙特阿拉伯馆的文字介绍时，编辑们就曾为该馆地面和屋顶上栽种的树木名叫“枣椰樹”还是“椰枣树”查找了很多资料。
“我们通常习惯把它称作‘枣椰树’，但编辑人员仔细查证后发现它应该叫‘椰枣树’，为了这个名词我们内部还有过几次讨论。最后为避免读者造成误会，我们还是采纳了长期以来习惯了的‘枣椰树’的说法。”刘琼回忆说。
《图册》语种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中文繁体是为了方便港澳台读者阅读，英语和法语版本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是世博的官方语言。日韩是我们的近邻，上一届世博会是在日本，下一届韩国又有个专题世博会，估计他们两个国家来的客人比较多，所以又有了日语和韩语的版本。”祝君波介绍说。
“多语种版的出版，对后来者将有很大的便利，因为世博会史料语言跨度大，常给研究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此次多语种版本的出版，也为世博会研究提供了便利。”长期从事世博会出版物研究的上海图书馆世博信息中心研究员曾原对本刊记者说。
《图册》的外语种翻译是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组织的，该公司也是上海世博会口译和笔译项目的赞助商。
为避免出现“中国式英语”，对外翻译公司从知名高校、机构等聘请了专业的翻译人员，还尽可能请到了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参与翻译。翻译之后还经过了译审两次，图书审读四次，专家通读两次以及三校两复红。
“《图册》中涉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我们都反复核对。比如韩国、朝鲜、贝宁等在翻译时就一定要用全称。甚至国家的国名书写是否要加定冠词，也全部依照外交部的规定执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岑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们还曾在三审中发现，青海省图中，澜沧江被翻译成了Mekong River(湄公河)，于是及时改正成了Lancang River。
多语种版本还要保证每种语言的书基本版式都一样，这给排版也带来了难度。“比如英文翻译成中文，是中文长度的两倍左右。这就要求翻译的时候提前做准备，在排版的时候也要不断调整。而且每个语种的排版人员不一定认得这种语言，所以每种语言的排版都要编辑、录入人员和排版人员一起合作。”刘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