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八零后”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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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议论中国的“八零后”怎样的让人爱恨交加,那日本的“八零后”呢?他们和我们有怎样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他们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同龄人的?
  加藤嘉一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八零后”。数年前,我在为杂志的专栏寻找外国撰稿人,朋友推荐说,这个日本小伙子很不一般,你应该见见。
  他当时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日本高中毕业以后就来中国上大学,不是那种短期的交换生。见面后,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约稿。
  加藤交给我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是他组织中日青年交流活动时产生的一个疑问:许多北大学生毕业后的“理想出路”似乎都是外国投行或咨询公司,然后出国读MBA,这本身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的“大众化”——他们确实很聪明,但在人生选择上是否缺乏独立性?
  在谈论去年底熱议的“蜗居”时,他写道,中国年轻人有一种“首付信仰”,一定要在大城市里买一套房子才安心;东京房价也很高,但日本却没有“蜗居问题”,“日本人结婚时都会委婉地问对方一句:‘你能跟着我辛苦一辈子吗’,这句话中国男人现在怕是不敢问了。”
  局外人的身份,局内人般的了解,加藤一直以这种特殊的视角观察着这些年的中国热点问题和中日关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起话来总有一种远远超越年龄的成熟度和忧虑感,非常不像是1984年出生的人。
  直到我读到他这本名为《从伊豆到北京》的自传,才找到了答案。
  在这本书里,来自伊豆农村的加藤讲述了他的成长故事。上高中的时候,因为父亲经营破产,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每天三点起床送报纸,送到6点,风雨无阻,一直坚持了6年,此外还要兼职做翻译贴补家用,以及应付前来逼债的黑道,一年中搬了十几次家。他说,每天可以学习的时间就是上学和放学在电车上的一个多小时。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学生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反而学习压力很大。”他曾经对我说。
  现在的加藤,已经用中文出版了三本书,成为了很多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座上客,但仍然很“拼”。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剩余的时间被他精确地分割成很多小块,每一块做什么事,井井有条。这大概也是他可以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从一个外国来的“三无人员(不会中文、没有中国朋友、没有人民币)”,变成一个颇有名气的媒体人的原因。
  或许在26岁的年纪写自传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但从这个略显“轻狂”的日本年轻人身上,我们真的可以学到一点:人和人最主要的区别,不是国籍种族,也不是所谓“富二代”和“贫二代”,而是你是否有勇气和毅力为了一个目标去“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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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江上苇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本书梳理了民国成立之初,西南地方(川、滇、黔)军阀的纷争、融合、发展的历史,从几个地方军阀的兴衰,折射出那个兵火联结的社会现实。
  
  《尘世·挽歌》
  野夫 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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