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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题材电影蔚然成林。但是客观地说，能长期留存的精品仍属少数。优秀红色电影与国家民族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汲取本文所列三部电影艺术经验，在更多电影中运用，确有必要。
近几十年的中国电影史，红色电影占据了中流砥柱般的重要部分。而成功塑造领袖人物，常常又是让观众记住红色电影的首要因素。领袖题材红色电影成功培养出古月、张克瑶、王霙、唐国强等毛泽东角色扮演者，王铁成、孙维民、刘劲、苏林、黄凯等周恩来角色扮演者。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不同风格的毛泽东、周恩来。记住了电影的核心人物，也就记住了电影。同样，对于各种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传记片，也因为塑造好了人物，而使电影更精彩、更耐看、更能传承。
如果说领袖题材红色电影是一门艺術，则塑造领袖就是艺术的前提。如果说塑造领袖是大厦，则素材选取和运用就是大厦的支柱。“红色电影艺术—电影艺术—塑造领袖—素材选取运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艺术链条。同样是红色电影，有的优秀，有的平庸，其中必有规律存焉。发掘、借鉴这些规律，对于红色电影创作，必将善莫大焉。
几部电影的精彩情节：
1.电影《巍巍昆仑》（毛泽东扮演者：张克瑶，1988年）
本片讲述的是国民党进攻陕甘宁根据地，面对严峻的战争态势，中央领导们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请求他到外线指挥。但是，毛泽东留在陕北，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国民党部队，使其大量主力困在陕北。党中央关于挺进国统区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将事半功倍顺利发展。
毛泽东坚持要留在陕北，中央几位同志反复要求他到外线，终于激起毛泽东的愤怒。他猛地站起来，大手一挥，高声说道：“要走你们走，我和恩来留下来。”大家被震撼住了，也被毛泽东的坚定感染了。于是中央立即做出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朱德、刘少奇等到外线组建中央局指挥全国战斗。
一次愤怒的站起，一次爆发式的发火，把中央会议的讨论推上了白热化，把领导人之间的关心、争论、真诚烘托得炽热激烈，把毛泽东伟大战略家的气概渲染得淋漓尽致，对中央内部的政治生态、革命友情做了全新的演绎。
毛泽东发火，既是对同志的挚爱，也是对自己战略的自信，还有政治站位的清醒，更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部影片开辟了领袖个性新素材，其选材的精确性，运用的新颖性，都在同类型电影中鲜见。
2.电影《黄土情》（毛泽东扮演者：项学和，2009年）
电影讲述陕甘宁根据地严重缺粮，边区政府在收公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政策执行瑕疵，引起部分老百姓不满，甚至一个农村妇女喊出“怎么不把毛泽东打雷劈死呢”这样的话。边区政府逮捕了这个妇女，并准备严惩她。事情报告到毛泽东那里，主席没有批准杀人，而是要求干部立即调查具体情况，把政策落实好。毛泽东还接见了她，把事情弄清楚了，政策也理顺了，农妇很高兴，农民很高兴。边区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农民踊跃交粮，有力支援了部队，毛主席的威望也更高了。
本片中，农妇喊出气愤的话，如果简单地看，确属反动行为。但是毛泽东却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采取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英明决断，体现了毛泽东人格的伟大，映射出军民鱼水情的鲜活图景。
3.电影《一号目标》（周恩来扮演者：孙维民，2014年）
本片讲述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搭乘美军飞机前往南京。一向谨慎行事的周恩来在飞机上丢掉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我党秘密工作同志的地址。如果笔记本被国民党特务搞去，将会给我党地下战线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被美国人搞去，也有可能会交给国民党方面，形势万分危急。周恩来严密部署运筹帷幄，找到了笔记本，保护了秘密工作同志，还胜利地进行了三方谈判。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和国民党、美国代表交涉斗争时期发生的。周总理一生谨慎细致，然而在风云变幻紧张激烈的斗争中，竟然丢失了重要笔记本，成为极少数周总理的反差性事例，观众非常意外，也使电影蕴含极大的悬念。
面对突发危机，周总理大智大勇，凸显了政治家的卓越风范。电影中，丢失、寻找、保护、斗智、斗勇，一系列情节激烈曲折。周总理调动了国民党特务，调动了美国人，保护了内部人，妥善处理了危机，保证了革命事业未受损失。电影情节的巨大张力，始终紧紧抓住观众，在极度紧张中体验了电影过山车。
三部电影的素材运用特色
以上三部电影，分别用个性、政策、失误三个事例，描述了领袖在革命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了领袖人物的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展现了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使得电影具有了人物塑造的高品位。
三部电影还表明，素材的选取、运用，应兼具政治大义和个人性格。它一定是履行革命工作的事例，一定是真实的事件，一定是圆满解决的事件。领袖个人工作是革命的组成，毛主席的发火、坚持，周总理的因势利导，或是毛主席不杀说错话的人，都既是个人的也是党的，既关系眼前局势，也关乎革命发展，细节事件的选取、运用，莫不兼具双重考量。
另外，三部电影的细节还具有偶然性：事件是突发的。毛泽东与同志相处融洽肝胆相照，平时不会发火;边区政府政策多数都得到民众拥护;周总理一向是稳妥周密万无一失。之所以有电影中出现的事件，都是偶然突发的。这些偶然，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各种意外都可能发生。
事件也有必然性：这些小事件，稍有不慎，必然会产生巨大风险。但是事件也必然在领袖的大智慧运作下，安然度过。这些必然性，来自于我党代表的正义性。
细节事例还有突然性：革命斗争面临惊涛骇浪，形势起伏跌宕，未来可能变化无常。毛泽东之所以发火，是大家都深知留在陕北的风险，都想把风险留给自己。发火的场面，从另一个侧面烘托了战场的残酷严峻变幻莫测;周恩来的笔记本丢失，能否找到，扑朔迷离。既可能找到，也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搞去。极端的事件，未知的结果，独特的处理方式，给电影营造了如履薄冰般的悬念。
三部影片既有院线电影，也有电视电影，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错。精心的细节选取，巧妙的素材运用，烘托了领袖风采，增强了电影观赏性，延续了电影的社会记忆。三部影片领袖形象塑造的经验，堪称珠玉在前，值得肯定。
三部影片模式的广泛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题材电影蔚然成林。但是客观地说，能长期留存的精品仍属少数。优秀红色电影与国家民族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汲取以上三部电影艺术经验，在更多电影中运用，确有必要。
其一，选材必须奇、精。创作者要善于发现，选取出脱俗新颖的细节，使得影片饱含张力。如果把一般事例简单堆砌，则电影将索然无味。现在很多电影里大段文件念白，程式化的台词，实际上是创作的偷懒。
其二，素材要有勾连性。一个细节应能够前启开头，呼应结尾。毛泽东发火，坚持留在陕北，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棋局为之变活;周总理丢笔记本后紧张而不乱阵脚，因势利导调动敌人，堪称大智大勇。前后勾连，带动全片。
其三，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精彩，戏才能精彩，所谓看戏看细。选取素材之后，还须精心设计，让人物、故事出彩。试想如果发火的前因后果条理不清晰，则就成了简单粗暴;周恩来如果仅仅是寻找笔记本，那也就不是睿智的革命领袖了。一部电影有一两个戏核、亮点，人们就会记住这部电影。
其四，选好材用好材，电影的作用会超出电影本身。红色电影兼具艺术观赏和思想教育双重价值，打造精品，比一般商业电影更难。选取素材、巧妙运用，让电影产生溢出效应，不仅仅是艺术本身，对于民族进步、国家强盛，犹如雪中送炭多多益善。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艺术家们，从浩如烟海的红色题材中，细心推敲寻觅，殚精竭虑，方能成就精彩。电影公映之时，观众雀跃相庆，即是历史送给艺术家的崇高桂冠。
近几十年的中国电影史，红色电影占据了中流砥柱般的重要部分。而成功塑造领袖人物，常常又是让观众记住红色电影的首要因素。领袖题材红色电影成功培养出古月、张克瑶、王霙、唐国强等毛泽东角色扮演者，王铁成、孙维民、刘劲、苏林、黄凯等周恩来角色扮演者。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不同风格的毛泽东、周恩来。记住了电影的核心人物，也就记住了电影。同样，对于各种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传记片，也因为塑造好了人物，而使电影更精彩、更耐看、更能传承。
如果说领袖题材红色电影是一门艺術，则塑造领袖就是艺术的前提。如果说塑造领袖是大厦，则素材选取和运用就是大厦的支柱。“红色电影艺术—电影艺术—塑造领袖—素材选取运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艺术链条。同样是红色电影，有的优秀，有的平庸，其中必有规律存焉。发掘、借鉴这些规律，对于红色电影创作，必将善莫大焉。
几部电影的精彩情节：
1.电影《巍巍昆仑》（毛泽东扮演者：张克瑶，1988年）
本片讲述的是国民党进攻陕甘宁根据地，面对严峻的战争态势，中央领导们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请求他到外线指挥。但是，毛泽东留在陕北，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国民党部队，使其大量主力困在陕北。党中央关于挺进国统区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将事半功倍顺利发展。
毛泽东坚持要留在陕北，中央几位同志反复要求他到外线，终于激起毛泽东的愤怒。他猛地站起来，大手一挥，高声说道：“要走你们走，我和恩来留下来。”大家被震撼住了，也被毛泽东的坚定感染了。于是中央立即做出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朱德、刘少奇等到外线组建中央局指挥全国战斗。
一次愤怒的站起，一次爆发式的发火，把中央会议的讨论推上了白热化，把领导人之间的关心、争论、真诚烘托得炽热激烈，把毛泽东伟大战略家的气概渲染得淋漓尽致，对中央内部的政治生态、革命友情做了全新的演绎。
毛泽东发火，既是对同志的挚爱，也是对自己战略的自信，还有政治站位的清醒，更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部影片开辟了领袖个性新素材，其选材的精确性，运用的新颖性，都在同类型电影中鲜见。
2.电影《黄土情》（毛泽东扮演者：项学和，2009年）
电影讲述陕甘宁根据地严重缺粮，边区政府在收公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政策执行瑕疵，引起部分老百姓不满，甚至一个农村妇女喊出“怎么不把毛泽东打雷劈死呢”这样的话。边区政府逮捕了这个妇女，并准备严惩她。事情报告到毛泽东那里，主席没有批准杀人，而是要求干部立即调查具体情况，把政策落实好。毛泽东还接见了她，把事情弄清楚了，政策也理顺了，农妇很高兴，农民很高兴。边区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农民踊跃交粮，有力支援了部队，毛主席的威望也更高了。
本片中，农妇喊出气愤的话，如果简单地看，确属反动行为。但是毛泽东却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采取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英明决断，体现了毛泽东人格的伟大，映射出军民鱼水情的鲜活图景。
3.电影《一号目标》（周恩来扮演者：孙维民，2014年）
本片讲述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搭乘美军飞机前往南京。一向谨慎行事的周恩来在飞机上丢掉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我党秘密工作同志的地址。如果笔记本被国民党特务搞去，将会给我党地下战线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被美国人搞去，也有可能会交给国民党方面，形势万分危急。周恩来严密部署运筹帷幄，找到了笔记本，保护了秘密工作同志，还胜利地进行了三方谈判。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和国民党、美国代表交涉斗争时期发生的。周总理一生谨慎细致，然而在风云变幻紧张激烈的斗争中，竟然丢失了重要笔记本，成为极少数周总理的反差性事例，观众非常意外，也使电影蕴含极大的悬念。
面对突发危机，周总理大智大勇，凸显了政治家的卓越风范。电影中，丢失、寻找、保护、斗智、斗勇，一系列情节激烈曲折。周总理调动了国民党特务，调动了美国人，保护了内部人，妥善处理了危机，保证了革命事业未受损失。电影情节的巨大张力，始终紧紧抓住观众，在极度紧张中体验了电影过山车。
三部电影的素材运用特色
以上三部电影，分别用个性、政策、失误三个事例，描述了领袖在革命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了领袖人物的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展现了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使得电影具有了人物塑造的高品位。
三部电影还表明，素材的选取、运用，应兼具政治大义和个人性格。它一定是履行革命工作的事例，一定是真实的事件，一定是圆满解决的事件。领袖个人工作是革命的组成，毛主席的发火、坚持，周总理的因势利导，或是毛主席不杀说错话的人，都既是个人的也是党的，既关系眼前局势，也关乎革命发展，细节事件的选取、运用，莫不兼具双重考量。
另外，三部电影的细节还具有偶然性：事件是突发的。毛泽东与同志相处融洽肝胆相照，平时不会发火;边区政府政策多数都得到民众拥护;周总理一向是稳妥周密万无一失。之所以有电影中出现的事件，都是偶然突发的。这些偶然，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各种意外都可能发生。
事件也有必然性：这些小事件，稍有不慎，必然会产生巨大风险。但是事件也必然在领袖的大智慧运作下，安然度过。这些必然性，来自于我党代表的正义性。
细节事例还有突然性：革命斗争面临惊涛骇浪，形势起伏跌宕，未来可能变化无常。毛泽东之所以发火，是大家都深知留在陕北的风险，都想把风险留给自己。发火的场面，从另一个侧面烘托了战场的残酷严峻变幻莫测;周恩来的笔记本丢失，能否找到，扑朔迷离。既可能找到，也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搞去。极端的事件，未知的结果，独特的处理方式，给电影营造了如履薄冰般的悬念。
三部影片既有院线电影，也有电视电影，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错。精心的细节选取，巧妙的素材运用，烘托了领袖风采，增强了电影观赏性，延续了电影的社会记忆。三部影片领袖形象塑造的经验，堪称珠玉在前，值得肯定。
三部影片模式的广泛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题材电影蔚然成林。但是客观地说，能长期留存的精品仍属少数。优秀红色电影与国家民族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汲取以上三部电影艺术经验，在更多电影中运用，确有必要。
其一，选材必须奇、精。创作者要善于发现，选取出脱俗新颖的细节，使得影片饱含张力。如果把一般事例简单堆砌，则电影将索然无味。现在很多电影里大段文件念白，程式化的台词，实际上是创作的偷懒。
其二，素材要有勾连性。一个细节应能够前启开头，呼应结尾。毛泽东发火，坚持留在陕北，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棋局为之变活;周总理丢笔记本后紧张而不乱阵脚，因势利导调动敌人，堪称大智大勇。前后勾连，带动全片。
其三，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精彩，戏才能精彩，所谓看戏看细。选取素材之后，还须精心设计，让人物、故事出彩。试想如果发火的前因后果条理不清晰，则就成了简单粗暴;周恩来如果仅仅是寻找笔记本，那也就不是睿智的革命领袖了。一部电影有一两个戏核、亮点，人们就会记住这部电影。
其四，选好材用好材，电影的作用会超出电影本身。红色电影兼具艺术观赏和思想教育双重价值，打造精品，比一般商业电影更难。选取素材、巧妙运用，让电影产生溢出效应，不仅仅是艺术本身，对于民族进步、国家强盛，犹如雪中送炭多多益善。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艺术家们，从浩如烟海的红色题材中，细心推敲寻觅，殚精竭虑，方能成就精彩。电影公映之时，观众雀跃相庆，即是历史送给艺术家的崇高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