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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梳理有关子女结构对已婚女性非农劳动供给三个维度（非农就业选择、就业时间和就业地点）的影响并进行分析，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已婚女性所面臨的生养孩子与非农劳动供给之间的冲突较为严重，政策层面需要为农村已婚女性缓和家庭与工作间的冲突提供支持。
关键词：子女结构;劳动供给;冲突
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在缓解劳动供给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如何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1]。
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就子女照护对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和就业后的劳动时间选择的影响展开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供给，0-16岁子女是制约母亲非农劳动供给的“主力军”。刘西国利用2014年CFPS数据，发现家中0-16岁子女数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概率有负向影响[2]。还有研究得出了承担照料儿童的责任是农民寻求非农就业机会的激励因素 [3]。孙磊和张航空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无显著差异，有一个和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概率更高[4]。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并未考虑城乡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劳动供给决策的差异，未对农村和城市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分别进行分析。熊瑞祥和李辉文基于CFPS数据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对母亲的劳动供给并未产生显著影响[5]，这有可能是因为作者将具有一定相关性的照管儿童与16岁子女数量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导致未成年子女数量系数的不显著。子女数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年龄上存在差异。马双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发现家庭0—6岁子女数越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低，而7—15岁小孩数越多，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越大[6]。杜凤莲使用1991—2011年CHNS数据发现家中最小儿童年龄对母亲劳动参与率有正向影响[7]。
不同户口类型下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张川川基于2004、2006年CHNS数据，发现多生育一名子女使城镇、农村女性就业的概率分别降低5.6和3个百分点[8]。陈瑛利用2011-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对非农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但会使农业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显著降低 [9]。
对于子女对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1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10]。但很多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女性工作时间有负向影响，Cao基于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和有一个孩子的妇女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女性周工作时间降低1.4小时。少数学者研究了不同年龄段子女对女性就业时间影响的差异性[11]。刘岚利用2000、2004和2006年CHNS数据，发现0-6岁女孩和7-14岁子女数对妇女非农劳动时间有显著负向影响[12]。周春芳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每增加一个0～3岁或3～6岁儿童将使女性年均非农劳动时间减少50天或12天 [13]。作者还研究了子女结构与女性的就业地点的关系，但仅仅以统计描述的方式进行，并未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考察子女结构对女性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
此外，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不同子女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有所不同，很少有研究综合考虑子女数量、子女年龄及性别的差异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2）劳动供给包括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和地点选择三个方面，已有绝大多数研究只分析了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少考虑对女性工作时长特别是就业地点的影响。（3）一些研究基于某个省或某个市的数据，样本不具有代表性。（4）在分析子女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影响时忽略了祖辈在放松子女对女性的时间约束中扮演的角色，这可能是以上研究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邹红，彭争呈，栾炳江.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J].经济学动态，2018（07）：37-52.
[2]刘西国，刘晓慧，赵莹.老年照护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J].南方人口，2019，34（01）：1-9.
[3]陆文聪，吴连翠.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11（06）：54-62+81.
[4]孙磊，张航空.影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因素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0（05）：99-102.
[5]熊瑞祥，李辉文.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1）：393-414.
[6]马双，李雪莲，蔡栋梁.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J].经济研究，2017，52（06）：153-168.
[7]杜凤莲，张胤钰，董晓媛.儿童照料方式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J].世界经济文汇，2018（03）：1-19.
[8]张川川.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05）：29-35.
[9]陈瑛，江鸿泽.子女数量对我国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M型与倒U型劳动参与曲线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8，33（02）：47-60+14.
[10]程璆，郑逸芳，许佳贤.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7，5（02）：80-95.
[11] Cao，Y.（2018）.“Fertility and labor supply：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51（9）：889-910.
[12]刘岚，董晓媛，陈功，郑晓瑛.照料父母对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J].世界经济文汇，2010（05）：1-15.
[13]周春芳.儿童看护、老人照料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J].农业技术经济，2013（11）：94-102.
作者简介：
何佳佳（1996—），女，汉族，重庆市，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劳动收入分配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911213
关键词：子女结构;劳动供给;冲突
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在缓解劳动供给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如何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1]。
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就子女照护对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和就业后的劳动时间选择的影响展开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供给，0-16岁子女是制约母亲非农劳动供给的“主力军”。刘西国利用2014年CFPS数据，发现家中0-16岁子女数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概率有负向影响[2]。还有研究得出了承担照料儿童的责任是农民寻求非农就业机会的激励因素 [3]。孙磊和张航空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无显著差异，有一个和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概率更高[4]。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并未考虑城乡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劳动供给决策的差异，未对农村和城市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分别进行分析。熊瑞祥和李辉文基于CFPS数据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对母亲的劳动供给并未产生显著影响[5]，这有可能是因为作者将具有一定相关性的照管儿童与16岁子女数量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导致未成年子女数量系数的不显著。子女数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年龄上存在差异。马双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发现家庭0—6岁子女数越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低，而7—15岁小孩数越多，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越大[6]。杜凤莲使用1991—2011年CHNS数据发现家中最小儿童年龄对母亲劳动参与率有正向影响[7]。
不同户口类型下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张川川基于2004、2006年CHNS数据，发现多生育一名子女使城镇、农村女性就业的概率分别降低5.6和3个百分点[8]。陈瑛利用2011-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对非农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但会使农业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显著降低 [9]。
对于子女对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1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10]。但很多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女性工作时间有负向影响，Cao基于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和有一个孩子的妇女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女性周工作时间降低1.4小时。少数学者研究了不同年龄段子女对女性就业时间影响的差异性[11]。刘岚利用2000、2004和2006年CHNS数据，发现0-6岁女孩和7-14岁子女数对妇女非农劳动时间有显著负向影响[12]。周春芳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每增加一个0～3岁或3～6岁儿童将使女性年均非农劳动时间减少50天或12天 [13]。作者还研究了子女结构与女性的就业地点的关系，但仅仅以统计描述的方式进行，并未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考察子女结构对女性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
此外，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不同子女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有所不同，很少有研究综合考虑子女数量、子女年龄及性别的差异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2）劳动供给包括劳动参与、工作时长和地点选择三个方面，已有绝大多数研究只分析了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少考虑对女性工作时长特别是就业地点的影响。（3）一些研究基于某个省或某个市的数据，样本不具有代表性。（4）在分析子女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影响时忽略了祖辈在放松子女对女性的时间约束中扮演的角色，这可能是以上研究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邹红，彭争呈，栾炳江.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J].经济学动态，2018（07）：37-52.
[2]刘西国，刘晓慧，赵莹.老年照护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J].南方人口，2019，34（01）：1-9.
[3]陆文聪，吴连翠.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11（06）：54-62+81.
[4]孙磊，张航空.影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因素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0（05）：99-102.
[5]熊瑞祥，李辉文.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1）：393-414.
[6]马双，李雪莲，蔡栋梁.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J].经济研究，2017，52（06）：153-168.
[7]杜凤莲，张胤钰，董晓媛.儿童照料方式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J].世界经济文汇，2018（03）：1-19.
[8]张川川.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05）：29-35.
[9]陈瑛，江鸿泽.子女数量对我国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M型与倒U型劳动参与曲线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8，33（02）：47-60+14.
[10]程璆，郑逸芳，许佳贤.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7，5（02）：80-95.
[11] Cao，Y.（2018）.“Fertility and labor supply：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51（9）：889-910.
[12]刘岚，董晓媛，陈功，郑晓瑛.照料父母对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J].世界经济文汇，2010（05）：1-15.
[13]周春芳.儿童看护、老人照料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J].农业技术经济，2013（11）：94-102.
作者简介：
何佳佳（1996—），女，汉族，重庆市，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劳动收入分配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9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