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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年多来一场有关“原罪”的舆论大合唱之后， 中国的有产者正在陷入自身社会定
上榜富豪的每一次落马都会引起媒体的一阵狂炒，并带出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感慨。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媒体有追逐丑闻的冲动，大众有观看人生戏剧的需求，即使当一群自认“干净”的企业家聚在一起来互贴“阳光富豪”的标签，也不妨看作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在创业型的富豪还不能主动向社会提供就业和税收之外的其他贡献时，偶尔用他们的故事来娱乐一下大众也是一种义务。
有些反常的是，这场合唱迄今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先富起来的人”与其他人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有产者们的低调和惶恐越发明显。而且，在新潮的理论推动之下，原先的泛泛之谈正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指责和相应的建议，并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开始发挥影响政策的作用。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 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正在经历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从强调集中领导和权威性到强调以民为本，体现亲民与务实。
民本主义不是新鲜事物，自2000多年前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民本主义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在当下中国的回归，显然与弱势群体和贫富分化问题的日益扩大密切相关， 同时，在它日渐成为主流的政治指导原则后，又相应强化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在寻找问题之源和解决之道的时候，要谨防“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事实上，富豪的问题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打击富豪实际上不能给解决贫穷问题带来任何帮助，而只是一种对穷人的情绪安抚和麻醉。放在世界大舞台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财富总量不足，社会整体落后，这需要不断加强增长的动力。20年的改革历史已证明， 中国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凡是在涉及全社会的问题上停下来整顿和清算，必定陷入争论和运动，最后带来倒退：
有人将当下的舆论调子称为“东部歇一歇，富豪动一动”，若果真如此．这既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和地区的尴尬，也将是社会活力停滞的先兆。
就像百富榜的制造者胡润所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中人们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是中国上升最核心的因素。”而当有产者先天就没有道德的优越感，也丧失了主流的话语权，同时自身的利益团体还未成型时。他们的事业根基和心态还十分脆弱。如果他们承受不了精神十字架的重压，如果选择了对财富的挥霍、藏匿或转移，如果他们选择了停止，失去了强烈的冲劲，“中国奇迹”便要宣告结束。
从社会的功能组合来说，企业家的职责是什么?是以“主动精神和对未来的洞察力”来组织各种要素，创造财富。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则是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就让创造的归创造，分配的归分配吧。八方来声
蔡永飞：北京应该“杀富济贫”了!
瑞士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最新公布的“2003午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显示，2003午，北京名列东京、莫斯科、大阪、香港4城市之后，成为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排名的第5名，比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世、纽约等城市还高。
北京人的生活成本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真正具有现实购买力并且使北京人生活成本升至世界第五的，只可能主要是富人的钱!
问题不在于北京的富人有没有权利花费自己的生活成本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在于，当他们在那里消费的时候，便拉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成本，因为有他们存在，便让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北京人难以吏付生活成本；按照博弈理论的观点来看，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存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呈现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富人们的消费已经在损害并且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穷人的利益了!
比如，北京的房价居全国之首，黄金地段高达1万多元／平方米，北京大多数老百姓当然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但房价却还在上涨。推动房价上涨并居高不下、导致穷人难以承受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压力，正是富人对房产的巨大消费能力。
再比如，北京市私家车越来越事，有的富裕家庭已经在买第二、第三辆小汽车了，但大多数低收入者只能听任人家的小汽车停满小区院落，每天上下班途中只能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身心疲惫、闷闷不乐地耗去几个小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许多私家车无偿占用了属于公众的空间，在富人们开着小汽车享受较高质量的生活时，直接追成了穷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提高。
至于现阶段最能体现生活质量的那些享乐、休闲、健身服务场所， 当然只能是高收入者出入其中，收入水平在北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640元左右或以下的人，谁会拿每月1500元左右的收入去挥霍无度、纸醉金迷呢?毫无疑问，穷人因收入低而无缘享受高档次的休闲娱乐看上去跟富人并不相干，但正是富人们在休闲娱乐场所的一掷千金，才维持了休闲娱乐消费的较高价格，而使穷人望而却步。 厉以宁：“杀富济贫”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在今年初的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中，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发表了对当前中国发展形势的看
法。他说， 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分
配的两难境地。什么是两难境地呢?厉以于解
释到，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20多
年以来，沿海发展比内地快，城市发展比农村快，一部分家庭收入增加比较快，收入差别在扩大，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要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必须鼓励创业投资。要鼓励创业投资就要使创业投资有合理的回报，否则谁都不愿意冒风险去投资。要发辰地方经济，缓解就业困难，就必须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你如果不让民营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谁给你投资?还有，随着中国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高素质低收入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你如果不给高水平人才以高报酬，他们就都被挖走了。所以对他们应该高报酬的就高报酬，高奖励的就高奖励，该给股权的就给股权。而如果这样的话，收入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扩大。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就上不去，这就是我国目前的两难境地。
处于两难境地谊怎么办?厉以宁认为只能走一条折中的道路。就是一方面要照顾到不能让收入差距过分地悬殊，要想办法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决不要渲染“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是有害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经济学家魏杰：
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
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
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
了为自己睬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
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
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 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了道德要求，很空洞，其实不然。资本要有好的发展空间，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拥有者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就会把资本的市场运作看作是一场赌博。
《国际先驱导报》：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
经济学家赵晓：
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现在对问题富豪有点过度敏感，我认为，这不正常。中国企业家是个新生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形象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树立起来，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作用正在被公众认可，但我们也注意到，不断有一些人在损害这个群体。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企业家的作用，看法会更清晰。
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靠很多创业家未推动
的。这些创业家创造了公司，创造了财富，给
社会创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也向国家缴了
很多的税，所以这种意义非常大。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郎咸平： 民营企业会因为恐惧、缺乏安全感而转移资产，在开放的
市场这种转移很容易完成。粗略估计，转移
的资产可高达3万亿人民币。给民营企业家
一个宽松、安全的环境，并形成制度化，别
纠缠于旧体制造成的恩怨，相信民营企业家
会以对社会加倍的回馈来赎强加于他们的
“原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
“民企原罪论”可以休矣
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最大的方向性问
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国
企在竞争性领域中有进有退的方针的同时大力发
展和鼓励民间投资、支持私人创业，培育民营企
业的自主发展自我扩张能力，这样的大方针一旦确立，就应该进一步调整资本供给制度，构建有利于民营企业积累和发展的社会氛围，而不应该像近期那样，让所有民营企业家都背上“原罪”的精神十字架。目前的舆论风向亟待纠偏，我想，这决不是出于国家管理策略性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的战略性举措。因为从中国目前情况看，企业总数巳达1000多万家，其中99％以上都是民菅性质，我敢说，99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走在勤劳工作努力经营的致富道路上。从这一点讲，用“原罪说”、用“第一桶金来源不正说”概括中国民企的原始积累过程和结果肯定有不甚公正之嫌。
在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最初财富来源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维方法，即撇去“原罪说”，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财富与盗取国家财富和行贿受贿的重大案件相牵连，我们就都可以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即假定其来源合法着眼于当前是否守法经营是否按章纳税，甚至也可以借鉴德国政府的做法，以某年某月为时点划线，只要流往国外的资本在这之前回流，一律给以“特赦”待遇，不管你的来路有何问题。因为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有意义的永远是税收和就业的增加，而大兴讼案在任何朝代都不是好事。
当然，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裙带资本主义蛊行的“坏的市场经济”，就必须不断整饬秩序、强化法纪。而且，在这种整饬和强化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在法律面前从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犯法要制裁，国有企业管理者犯法要追究，官员犯法了更要严惩。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似乎已经开始，中央正在把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思考如何运用非传统手段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关键措施就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和保护民营企业追求积累和自发扩张的积极性，井配合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应进行金融体制及资本供给制度的改革。对于在高速增长和发展时期出现的腐败、犯罪等现象，我们应当从中国目前的国情现实出发，分析这类现象滋生的现实土壤、制度性缺陷及审慎地选择打击的重点。
我历来认为，在一个行政权力过大且以审批为经济管理特色的转型经济体中，权势者的寻租行为是迫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支付巨额社会交易成本的解释变量，也就是说，权势者的索贿和腐败是“固”，民营企业的行贿和犯罪是“果”。这样的因果分析如果合理，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当前反腐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重点，即：首先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用“小政府、大社会、高透明度”的理念来营造一个鼓励公平竞争、注重经济成长效率的“好的市场经济”；其次，从反对党政干部以权谋私入于来解决提高透明度、提升党和政府社会公信度、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过大等问题。在现有的分配制度框架下，企业家以面向市场的经营活动取得收入，而管理部门中的不良分子则依赖带有垄断性的权力获取财富，前者不论怎么说都还能提供一定的税收贡献和杜会就业岗位，而后者则是与创造财富无关的巧取豪夺行为。从这两者的作用比较中，我们也就能够了解了：为什么广大民众对干部腐败行为更为愤恨，对清查腐败案件行动更为拥护。
上榜富豪的每一次落马都会引起媒体的一阵狂炒，并带出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感慨。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媒体有追逐丑闻的冲动，大众有观看人生戏剧的需求，即使当一群自认“干净”的企业家聚在一起来互贴“阳光富豪”的标签，也不妨看作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在创业型的富豪还不能主动向社会提供就业和税收之外的其他贡献时，偶尔用他们的故事来娱乐一下大众也是一种义务。
有些反常的是，这场合唱迄今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先富起来的人”与其他人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有产者们的低调和惶恐越发明显。而且，在新潮的理论推动之下，原先的泛泛之谈正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指责和相应的建议，并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开始发挥影响政策的作用。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 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正在经历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从强调集中领导和权威性到强调以民为本，体现亲民与务实。
民本主义不是新鲜事物，自2000多年前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民本主义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在当下中国的回归，显然与弱势群体和贫富分化问题的日益扩大密切相关， 同时，在它日渐成为主流的政治指导原则后，又相应强化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在寻找问题之源和解决之道的时候，要谨防“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事实上，富豪的问题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打击富豪实际上不能给解决贫穷问题带来任何帮助，而只是一种对穷人的情绪安抚和麻醉。放在世界大舞台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财富总量不足，社会整体落后，这需要不断加强增长的动力。20年的改革历史已证明， 中国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凡是在涉及全社会的问题上停下来整顿和清算，必定陷入争论和运动，最后带来倒退：
有人将当下的舆论调子称为“东部歇一歇，富豪动一动”，若果真如此．这既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和地区的尴尬，也将是社会活力停滞的先兆。
就像百富榜的制造者胡润所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中人们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是中国上升最核心的因素。”而当有产者先天就没有道德的优越感，也丧失了主流的话语权，同时自身的利益团体还未成型时。他们的事业根基和心态还十分脆弱。如果他们承受不了精神十字架的重压，如果选择了对财富的挥霍、藏匿或转移，如果他们选择了停止，失去了强烈的冲劲，“中国奇迹”便要宣告结束。
从社会的功能组合来说，企业家的职责是什么?是以“主动精神和对未来的洞察力”来组织各种要素，创造财富。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则是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就让创造的归创造，分配的归分配吧。八方来声
蔡永飞：北京应该“杀富济贫”了!
瑞士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最新公布的“2003午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显示，2003午，北京名列东京、莫斯科、大阪、香港4城市之后，成为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排名的第5名，比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世、纽约等城市还高。
北京人的生活成本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真正具有现实购买力并且使北京人生活成本升至世界第五的，只可能主要是富人的钱!
问题不在于北京的富人有没有权利花费自己的生活成本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在于，当他们在那里消费的时候，便拉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成本，因为有他们存在，便让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北京人难以吏付生活成本；按照博弈理论的观点来看，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存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呈现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富人们的消费已经在损害并且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穷人的利益了!
比如，北京的房价居全国之首，黄金地段高达1万多元／平方米，北京大多数老百姓当然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但房价却还在上涨。推动房价上涨并居高不下、导致穷人难以承受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压力，正是富人对房产的巨大消费能力。
再比如，北京市私家车越来越事，有的富裕家庭已经在买第二、第三辆小汽车了，但大多数低收入者只能听任人家的小汽车停满小区院落，每天上下班途中只能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身心疲惫、闷闷不乐地耗去几个小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许多私家车无偿占用了属于公众的空间，在富人们开着小汽车享受较高质量的生活时，直接追成了穷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提高。
至于现阶段最能体现生活质量的那些享乐、休闲、健身服务场所， 当然只能是高收入者出入其中，收入水平在北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640元左右或以下的人，谁会拿每月1500元左右的收入去挥霍无度、纸醉金迷呢?毫无疑问，穷人因收入低而无缘享受高档次的休闲娱乐看上去跟富人并不相干，但正是富人们在休闲娱乐场所的一掷千金，才维持了休闲娱乐消费的较高价格，而使穷人望而却步。 厉以宁：“杀富济贫”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在今年初的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中，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发表了对当前中国发展形势的看
法。他说， 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分
配的两难境地。什么是两难境地呢?厉以于解
释到，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20多
年以来，沿海发展比内地快，城市发展比农村快，一部分家庭收入增加比较快，收入差别在扩大，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要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必须鼓励创业投资。要鼓励创业投资就要使创业投资有合理的回报，否则谁都不愿意冒风险去投资。要发辰地方经济，缓解就业困难，就必须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你如果不让民营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谁给你投资?还有，随着中国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高素质低收入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你如果不给高水平人才以高报酬，他们就都被挖走了。所以对他们应该高报酬的就高报酬，高奖励的就高奖励，该给股权的就给股权。而如果这样的话，收入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扩大。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就上不去，这就是我国目前的两难境地。
处于两难境地谊怎么办?厉以宁认为只能走一条折中的道路。就是一方面要照顾到不能让收入差距过分地悬殊，要想办法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决不要渲染“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是有害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经济学家魏杰：
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
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
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
了为自己睬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
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
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 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了道德要求，很空洞，其实不然。资本要有好的发展空间，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拥有者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就会把资本的市场运作看作是一场赌博。
《国际先驱导报》：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
经济学家赵晓：
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现在对问题富豪有点过度敏感，我认为，这不正常。中国企业家是个新生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形象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树立起来，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作用正在被公众认可，但我们也注意到，不断有一些人在损害这个群体。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企业家的作用，看法会更清晰。
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靠很多创业家未推动
的。这些创业家创造了公司，创造了财富，给
社会创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也向国家缴了
很多的税，所以这种意义非常大。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郎咸平： 民营企业会因为恐惧、缺乏安全感而转移资产，在开放的
市场这种转移很容易完成。粗略估计，转移
的资产可高达3万亿人民币。给民营企业家
一个宽松、安全的环境，并形成制度化，别
纠缠于旧体制造成的恩怨，相信民营企业家
会以对社会加倍的回馈来赎强加于他们的
“原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
“民企原罪论”可以休矣
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最大的方向性问
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国
企在竞争性领域中有进有退的方针的同时大力发
展和鼓励民间投资、支持私人创业，培育民营企
业的自主发展自我扩张能力，这样的大方针一旦确立，就应该进一步调整资本供给制度，构建有利于民营企业积累和发展的社会氛围，而不应该像近期那样，让所有民营企业家都背上“原罪”的精神十字架。目前的舆论风向亟待纠偏，我想，这决不是出于国家管理策略性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的战略性举措。因为从中国目前情况看，企业总数巳达1000多万家，其中99％以上都是民菅性质，我敢说，99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走在勤劳工作努力经营的致富道路上。从这一点讲，用“原罪说”、用“第一桶金来源不正说”概括中国民企的原始积累过程和结果肯定有不甚公正之嫌。
在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最初财富来源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维方法，即撇去“原罪说”，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财富与盗取国家财富和行贿受贿的重大案件相牵连，我们就都可以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即假定其来源合法着眼于当前是否守法经营是否按章纳税，甚至也可以借鉴德国政府的做法，以某年某月为时点划线，只要流往国外的资本在这之前回流，一律给以“特赦”待遇，不管你的来路有何问题。因为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有意义的永远是税收和就业的增加，而大兴讼案在任何朝代都不是好事。
当然，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裙带资本主义蛊行的“坏的市场经济”，就必须不断整饬秩序、强化法纪。而且，在这种整饬和强化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在法律面前从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犯法要制裁，国有企业管理者犯法要追究，官员犯法了更要严惩。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似乎已经开始，中央正在把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思考如何运用非传统手段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关键措施就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和保护民营企业追求积累和自发扩张的积极性，井配合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应进行金融体制及资本供给制度的改革。对于在高速增长和发展时期出现的腐败、犯罪等现象，我们应当从中国目前的国情现实出发，分析这类现象滋生的现实土壤、制度性缺陷及审慎地选择打击的重点。
我历来认为，在一个行政权力过大且以审批为经济管理特色的转型经济体中，权势者的寻租行为是迫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支付巨额社会交易成本的解释变量，也就是说，权势者的索贿和腐败是“固”，民营企业的行贿和犯罪是“果”。这样的因果分析如果合理，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当前反腐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重点，即：首先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用“小政府、大社会、高透明度”的理念来营造一个鼓励公平竞争、注重经济成长效率的“好的市场经济”；其次，从反对党政干部以权谋私入于来解决提高透明度、提升党和政府社会公信度、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过大等问题。在现有的分配制度框架下，企业家以面向市场的经营活动取得收入，而管理部门中的不良分子则依赖带有垄断性的权力获取财富，前者不论怎么说都还能提供一定的税收贡献和杜会就业岗位，而后者则是与创造财富无关的巧取豪夺行为。从这两者的作用比较中，我们也就能够了解了：为什么广大民众对干部腐败行为更为愤恨，对清查腐败案件行动更为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