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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是能够影响未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过渡阶层”,正处于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通过政治整合,促进他们向积极公民的身份转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但是,转型社会的诸多负面力量对这一过程施加了种种限制和阻力,大学生的“社会流动遭遇结构性阻塞、价值观遭遇实利主义挑战、政治倾向遭遇网络负面影响”。要发挥对大学生的政治整合功能,单单依靠大学组织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宏观社会-中观高教系统-微观大学单位”的综合改革,才能提高市场对大学生的容纳率、确立社会流动的公平秩序、培育大学生的参与意识,最终发挥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政治整合;大学生;过渡阶层;积极公民
一、引言
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总与各类教育相伴随。在社会系统内,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层次高低和教育质量优劣,不但影响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质量,还事关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安排与社会发展趋向。
实际上,大学作为最能影响未来生活的场所、大学生作为最能影响未来世界的阶层,势必要求高等教育从更积极的角度来审视和发挥其功能。仅看到高等教育在大学生“求知”、“求职”、“坚定政治修养”方面的功能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时代图景下,发挥大学教育的整合功能,将大学生群体引入有利于社会结构调整、阶层关系和谐以及政治社会发展的成长轨道,对于大学生个体和整个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过渡阶层”与社会期待——对大学生实施政治整合的语境
简单来说,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就是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大学生群体由于其阶层身份的“过渡性”,决定了对其进行政治整合更具未来意义。
(一)大学生群体是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过渡阶层”
军人与大学生等群体,他们来自各个阶级、阶层,若干年后多数人又要回复或流转到其他阶级、阶层中去,因而被称为“过渡阶层”。“过渡阶层”与事实阶层不同,他们更具备身份转换的潜力和社会流动的动力。时至今日,以学历作为“衡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的“学历社会”,虽然已经“在社会分化的急速发展中提前结束”[1],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复杂劳动的职业需要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承担;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使人事选拔需要建立在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之上”[2],这就使得学历成为获取体面工作的必备条件。
不仅如此,高等教育经历还成为人们向较好阶层流动的阶梯。在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正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走在了“最前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个体社会身份通过教育的相关制度安排和个人的初始社会地位两种途径影响个人教育机会实现的结果,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3]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读完中学的男人比具有同样学历而没有读完中学的人的收入很可能高15%到25%。相比之下,读完大学的男人的收入比那些具有同样经历而没有毕业的人要多40%。[4]由此可见,大学生虽然还不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但是已经具有了“教育或技术资格”这种阶层划分的重要基础,他们比一般的社会阶层更具“向上流动”的条件和可能。
(二)大学生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潜在力量”
大学生作为充满思想和激情的知识青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发声权。在重大历史变革中不乏“摇旗呐喊”的青年精英和投身变革的年轻勇士。但是,专业化教育和转型期特有的社会体制,促使大部分大学生不得不为“寻找饭碗”殚精竭虑。但是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仍然客观存在,在涉及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大学生总能发挥其特别作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未来社会的发展主导权究竟要交到这个群体身上,他们是影响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潜在力量”。
目前,我国公务员招考制度、选调生制度、“大学生”村官计划、“大学生入伍”等政策,基本上都是面向大学生开放,这为一批大学生直接进入公共管理队伍、参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提供了渠道。此外,大批技术、管理、服务岗位以及一些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岗位对大学生群体的招募,也为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储备了人才资源。假以时日,大学生必将向社会中上阶层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领导人才和中坚力量。因而,其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将对未来的社会结构、阶层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三)大学生是影响社会稳定程度的“未来公民”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将在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目前,他们的公民身份和政治行为更多体现在政治参与意识上,“他们把政治信仰和行为的选择当作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自主性发挥的标志,对社会政治制度和活动有了自觉反思意识”[5],但是也呈现出矛盾性、实利主义、易变性等特点。
就将来可能发生的身份转换来看,大学生本身有很多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大部分毕业生将来(时间或长或短)亦会进入中产阶级。西方的理论研究和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中产阶层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是“颠覆器”,还可能是“异化器”。[6]一般而言,在转型国家,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中产阶级拥有较为富足的私人财产,更加关心市场规则和民主法治,因此成为推动民主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担负起组织领导社会变革的导向作用。……而知识分子则常常是其中重要的且是最为激进的力量,他们最容易使民主变革运动“满帆而无锚”的航行,从而成为一个危及政治稳定的动荡之源。[7]因而,无论是正视现实还是着眼未来,引导大学生向“具备积极的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政治意识”的公民身份转化,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从社会化的周期来看,一个人的价值养成大体呈现出“准备—萌芽—探索形成—成熟稳定”这一随年龄渐进的规律,并在青年期趋于成熟。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是他们政治学习的高峰阶段。因而,这就更突出了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实施政治整合的重要性。
三、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身份”转化的困难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化与整合的张力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拱门,支撑起社会结构的框架。二者力量的平衡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任何力量过于强大,都会导致社会失衡。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力量,也从某种角度上分化并阻碍着大学生群体向积极公民身份转换的进程。
(一)社会流动遭遇结构性阻塞
无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到何种程度,进入一所本科院校特别是名校,仍然是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大学生及其家庭,之所以乐于付出大量时间和财力资本,与他们普遍期望依靠教育改变现实的憧憬是分不开的。但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流动的速率,都客观上制约着大学生的身份转化。一般而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上成长最快的是知识阶级和信息产业,但是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信息化还未经充分发育,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高校扩招的速度,造成大批大学生滞留低端就业市场。“1992-2003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下降为不到1%,就业弹性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8]“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在这种情况下,不惜自降身价寻求就业的大学生,还传出其工资一度逼近农民工的新闻。
在社会结构方面,一些优势阶层,因为占有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他们通过自身的既得优势与权力、财富相结合,已经形成“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难以形成制衡的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过程。刚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都面临向上流动的困难,高房价、低收入就是一个例子。
(二)价值观遭遇实利主义挑战
在现代科技推动下,西方社会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迅速衍生了一种“反权威”和追求个体自由的后现代社会理想。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在满足人们极大丰富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促使人们越来越体验到“因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而带来的精神无聊和空虚以及因科学的推进而同时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于是,人们拒绝传统的思维模式,转而追求放逐现实批判精神的平面化的思维和平面人的生活”[9]。即“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的理性活动,只注重‘当下’立即可以达到欢乐目的并直接得到体验而生效的感性活动”[10]。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中不乏热衷追求“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的思想,他们不但缺乏对历史纵贯思考和对未来理性展望的时空认识,还乐于从西方移植一些生活态度来应对迷茫和彷徨。
部分学生要么对公共生活持冷漠和不齿的态度,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懒于参加公共生活;要么抱着叛逆的心态,一味地鞭笞“现实的黑暗”;要么利己主义突出,事事以个人利益当头。例如在对待入党动机的问题上,根据有关学者对部分高校的调查,“有33.3%的大学生是为了以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29.4%的大学生为了取得个人发展的更好前途”[11]。这折射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作为解构“积极公民身份”的负面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政治倾向遭遇网络负面影响
网络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3.8亿。大多数大学生就是亿万网民的分子。不可否认,网络对于培养青年人创新思想和拓宽视野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网络传播与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任的关系来看,“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信任影响是消极的”[12]。有学者对7所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就发现“在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13]。
从网络媒体与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的关系来看,网络空间对他们的政治判别力形成强烈冲击。由于受众易于接受感官刺激的心理,网络媒体在渲染突发事件、腐败问题、权色交易、暴力事件等等方面不遗余力,很容易诱导大学生形成对社会的负面认识。由于正值热血青年,一些大学生稍经刺激就可能在网络上散布非理性的话语,传播与社会稳定相悖的言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打开了传统社会的封闭之门。“现实政治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出来,高度完备的民主目标和较为粗糙的民主现实形成一定的反差,这些困惑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其原有的政治认知混乱,甚至产生政治猜疑。一些大学生过度依赖网络,还会逐渐退化在人性世界中学习的政治能力,从而制约大学生政治思维的发展。”[14]长此以往,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就会削弱,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偏移,极有可能产生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和冷漠态度,严重时,甚至会引导大学生表现出偏激和负面的政治选择,形成对积极公民身份的严重冲击。
有人从冲突主义出发,直截了当地认为高校是社会不同身份群体争夺利益的场所之一。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力量的博弈对大学生阶层也施加了强烈的影响,一些负面力量不但构成了大学生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动力,也构成了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阻力,这对于社会结构调整和未来政治稳定是不利的。
四、高等教育政治整合功能的肢解
通过政治整合促进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身份过渡,是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高等教育由于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具有实施政治整合的条件与责任。但是,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同样脱胎于传统社会,因而在新旧规则废立的过程中,其功能也受到一定的肢解。
首先,服务于市场的目标选择削弱了其政治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当大众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一个文凭符号而对个体生活并没有产生实质改进时,必然会助长他们的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对高校能力的怀疑。另一方面,高校为应对扩招带来的压力和争取“211”、“985”、省重点等等名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升级过程。学生就业率、办学经费等成为关键的竞争指标,一时间“不建大楼,哪来大师”成为一些高校校长的座右铭。大学一方面忙着迎合市场获取办学经费,一方面紧盯大学生就业,将精力更多地投向大学生“技能培训”方面,似乎“完全成为具有内在经济冲动的世俗场所,成为一个忙碌的大市场,成为快餐式教育产品的倾销地,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交易的色彩”[15]。市场环境充分主导了大学的命运与选择,政治整合的功能可想而知就要让位于市场功能。
其次,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降低了其政治整合的功效。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都不可能是超凡脱俗、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大学教育发展到今天与社会变革的联系更加紧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大学不但要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还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国家公民,除了完成通例功能之外,还要承担执政党和国家整合社会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现代大学实施这项功能的主渠道,但是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承载政治整合功能。我国的思政教育,其核心内容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而对大学生的政治整合除了这个内容以外,就是要培养对社会有所作为的“积极公民”。很明显,现时的思政教育在突出“政治任务”、着力对大学生实施“政治人”教育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人”的培养价值。另一方面,思政教育体系本身并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政治生活相脱离,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忽视了大学生的自主性,教师政治行为的失范等等因素,弱化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异化,消解了思政教育本身实现当代大学生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功能。
五、高等教育如何对大学生发挥积极的政治整合功能
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的产物,受特定社会体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大学生遭遇各种力量影响和制约的问题不是大学所能单独解决的。针对大学生的身份特质和所处环境,通过对宏观社会、中观高教系统、微观大学单位的改革,构建“社会-高教系统-大学”互相配合的政治整合网络,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是必要的。
(一)社会改革要为高等教育发挥整合功能创造有利环境
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活动及其价值要求,越来越渗透到大学教育事业中来。大学在整合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转化的难题,恰恰是社会因素对大学教育影响不断增强的结果。为此,推动社会改革为高教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是推动对大学生政治整合的根本要求。
一般而言,进行政治整合的起码步骤是“有效容纳-界定秩序-政治参与-互相认同”。但是在每一个步骤上,现有的社会环境都为其设置了障碍:社会制度支配下的高校扩招,只承担了人才的选拔功能,却将就业压力甩给了大学,导致市场容纳失灵;原有社会优势阶层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控制,阻塞了大学生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导致流动秩序失灵;大学生的政治注意力被就业和生存压力分散,导致政治参与冷漠;各种负面力量的影响和社会宽容度的下降,将加剧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不认同心理,严重时,还会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要促使大学生在稳定有序的社会框架内生存并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就要审视社会教育体制,按照现有产业结构,合理地调整高招政策,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和引导力度,适当分流高招压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市场对大学生的容纳能力;摒除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流动的不规则干预,打破阶层固化和阶层继承的不公平堡垒,为大学生群体的成长和流动确立公平合理的秩序。
(二)高等教育系统要通过改革破除政治整合的不利条件
高等教育系统主要是从大学教育的纵向体系来说的,高等教育的内容、功能和教学方式大多是由其所在的系统规定的。就目前的设置而言,还没有关于承担政治整合功能的系统规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某个大学是不可能的,势必要求高教系统从全局出发破除政治整合的不利条件。
首先,要适当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摆脱了“政治挂帅”的高度政治化支配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文主义”教育体系。在社会转型期,高教系统要以战略眼光审视教育内容,充分重视对大学生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人文意义上的“道德情怀”、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思维”、社会意义上的“责任意识”等内容的教育。
其次,要保持高等教育在教学、育人功能上的协调。现代高等教育在市场冲击之下,或多或少地沾染了“工具理性”,培养与市场接轨的“经济人”俨然成了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在对大学的评估和财政支持工作中,高教系统突出了“就业率”这个短期指标,却忽视了“育人”这个终身使命。要摈除将大学生视为教育产品的工具主义,提升理想价值教育的地位。
再次,改革传统的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大学政治教育的“官方话语体系”和政治理论教学缺乏时代意识,很多大学生对政治教育产生拒绝或排斥的心理,高校的政治教育难以发挥理想作用。要改革“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通过教学互动,将大学承载的教育功能潜移默化地内化到大学生群体,增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生基本的政治态度。
(三)大学本身要形成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整合的有效网络
处于阶层身份转换过渡期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大部分生活是在大学这个“亚社会”里完成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和对社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校组织为参照物的。因而,大学本身也要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积极形成对大学生的整合效能。
首先,合理调整大学教育内容,服务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市场要求调整教育内容是必需的,但是一味拥抱市场,而忽视理想信念和公民理性教育,就消解了人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这种急于将“产品”脱手处理的市场心态,对于公民人格和社会长远发展具有破坏意义。大学必须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认识,真正地将人才培养当成长线工作,而非流水作业。
其次,充分发挥大学党政组织、学生组织在培养大学生参与意识中的作用。大学党政组织、学生组织在涉及大学发展、大学生公共生活的议题上,要以人为本,敞开参与渠道,形成大学组织与学生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支持大学生参与学生组织活动,养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
再次,要促进大学与社会协同合作,培育大学生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对大学生的政治整合功能,并不意味着通过大学自身就能解决。只有将大学教育与社会教化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整合的实效性,将社会发展内化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通过社会实践、组织公益活动,促进大学生将自身特点、兴趣和所学知识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形成个体学习与社会教化相结合的责任培育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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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学文.大众化背景下大学使命的重新审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关键词:政治整合;大学生;过渡阶层;积极公民
一、引言
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总与各类教育相伴随。在社会系统内,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层次高低和教育质量优劣,不但影响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质量,还事关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安排与社会发展趋向。
实际上,大学作为最能影响未来生活的场所、大学生作为最能影响未来世界的阶层,势必要求高等教育从更积极的角度来审视和发挥其功能。仅看到高等教育在大学生“求知”、“求职”、“坚定政治修养”方面的功能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时代图景下,发挥大学教育的整合功能,将大学生群体引入有利于社会结构调整、阶层关系和谐以及政治社会发展的成长轨道,对于大学生个体和整个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过渡阶层”与社会期待——对大学生实施政治整合的语境
简单来说,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就是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大学生群体由于其阶层身份的“过渡性”,决定了对其进行政治整合更具未来意义。
(一)大学生群体是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过渡阶层”
军人与大学生等群体,他们来自各个阶级、阶层,若干年后多数人又要回复或流转到其他阶级、阶层中去,因而被称为“过渡阶层”。“过渡阶层”与事实阶层不同,他们更具备身份转换的潜力和社会流动的动力。时至今日,以学历作为“衡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的“学历社会”,虽然已经“在社会分化的急速发展中提前结束”[1],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复杂劳动的职业需要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承担;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使人事选拔需要建立在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之上”[2],这就使得学历成为获取体面工作的必备条件。
不仅如此,高等教育经历还成为人们向较好阶层流动的阶梯。在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正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走在了“最前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个体社会身份通过教育的相关制度安排和个人的初始社会地位两种途径影响个人教育机会实现的结果,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3]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读完中学的男人比具有同样学历而没有读完中学的人的收入很可能高15%到25%。相比之下,读完大学的男人的收入比那些具有同样经历而没有毕业的人要多40%。[4]由此可见,大学生虽然还不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但是已经具有了“教育或技术资格”这种阶层划分的重要基础,他们比一般的社会阶层更具“向上流动”的条件和可能。
(二)大学生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潜在力量”
大学生作为充满思想和激情的知识青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发声权。在重大历史变革中不乏“摇旗呐喊”的青年精英和投身变革的年轻勇士。但是,专业化教育和转型期特有的社会体制,促使大部分大学生不得不为“寻找饭碗”殚精竭虑。但是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仍然客观存在,在涉及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大学生总能发挥其特别作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未来社会的发展主导权究竟要交到这个群体身上,他们是影响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潜在力量”。
目前,我国公务员招考制度、选调生制度、“大学生”村官计划、“大学生入伍”等政策,基本上都是面向大学生开放,这为一批大学生直接进入公共管理队伍、参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提供了渠道。此外,大批技术、管理、服务岗位以及一些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岗位对大学生群体的招募,也为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储备了人才资源。假以时日,大学生必将向社会中上阶层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领导人才和中坚力量。因而,其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将对未来的社会结构、阶层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三)大学生是影响社会稳定程度的“未来公民”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将在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目前,他们的公民身份和政治行为更多体现在政治参与意识上,“他们把政治信仰和行为的选择当作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自主性发挥的标志,对社会政治制度和活动有了自觉反思意识”[5],但是也呈现出矛盾性、实利主义、易变性等特点。
就将来可能发生的身份转换来看,大学生本身有很多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大部分毕业生将来(时间或长或短)亦会进入中产阶级。西方的理论研究和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中产阶层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是“颠覆器”,还可能是“异化器”。[6]一般而言,在转型国家,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中产阶级拥有较为富足的私人财产,更加关心市场规则和民主法治,因此成为推动民主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担负起组织领导社会变革的导向作用。……而知识分子则常常是其中重要的且是最为激进的力量,他们最容易使民主变革运动“满帆而无锚”的航行,从而成为一个危及政治稳定的动荡之源。[7]因而,无论是正视现实还是着眼未来,引导大学生向“具备积极的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政治意识”的公民身份转化,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从社会化的周期来看,一个人的价值养成大体呈现出“准备—萌芽—探索形成—成熟稳定”这一随年龄渐进的规律,并在青年期趋于成熟。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是他们政治学习的高峰阶段。因而,这就更突出了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实施政治整合的重要性。
三、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身份”转化的困难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化与整合的张力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拱门,支撑起社会结构的框架。二者力量的平衡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任何力量过于强大,都会导致社会失衡。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力量,也从某种角度上分化并阻碍着大学生群体向积极公民身份转换的进程。
(一)社会流动遭遇结构性阻塞
无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到何种程度,进入一所本科院校特别是名校,仍然是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大学生及其家庭,之所以乐于付出大量时间和财力资本,与他们普遍期望依靠教育改变现实的憧憬是分不开的。但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流动的速率,都客观上制约着大学生的身份转化。一般而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上成长最快的是知识阶级和信息产业,但是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信息化还未经充分发育,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高校扩招的速度,造成大批大学生滞留低端就业市场。“1992-2003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下降为不到1%,就业弹性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8]“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在这种情况下,不惜自降身价寻求就业的大学生,还传出其工资一度逼近农民工的新闻。
在社会结构方面,一些优势阶层,因为占有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他们通过自身的既得优势与权力、财富相结合,已经形成“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难以形成制衡的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过程。刚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都面临向上流动的困难,高房价、低收入就是一个例子。
(二)价值观遭遇实利主义挑战
在现代科技推动下,西方社会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迅速衍生了一种“反权威”和追求个体自由的后现代社会理想。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在满足人们极大丰富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促使人们越来越体验到“因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而带来的精神无聊和空虚以及因科学的推进而同时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于是,人们拒绝传统的思维模式,转而追求放逐现实批判精神的平面化的思维和平面人的生活”[9]。即“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的理性活动,只注重‘当下’立即可以达到欢乐目的并直接得到体验而生效的感性活动”[10]。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中不乏热衷追求“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的思想,他们不但缺乏对历史纵贯思考和对未来理性展望的时空认识,还乐于从西方移植一些生活态度来应对迷茫和彷徨。
部分学生要么对公共生活持冷漠和不齿的态度,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懒于参加公共生活;要么抱着叛逆的心态,一味地鞭笞“现实的黑暗”;要么利己主义突出,事事以个人利益当头。例如在对待入党动机的问题上,根据有关学者对部分高校的调查,“有33.3%的大学生是为了以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29.4%的大学生为了取得个人发展的更好前途”[11]。这折射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作为解构“积极公民身份”的负面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政治倾向遭遇网络负面影响
网络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3.8亿。大多数大学生就是亿万网民的分子。不可否认,网络对于培养青年人创新思想和拓宽视野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网络传播与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任的关系来看,“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信任影响是消极的”[12]。有学者对7所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就发现“在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13]。
从网络媒体与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的关系来看,网络空间对他们的政治判别力形成强烈冲击。由于受众易于接受感官刺激的心理,网络媒体在渲染突发事件、腐败问题、权色交易、暴力事件等等方面不遗余力,很容易诱导大学生形成对社会的负面认识。由于正值热血青年,一些大学生稍经刺激就可能在网络上散布非理性的话语,传播与社会稳定相悖的言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打开了传统社会的封闭之门。“现实政治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出来,高度完备的民主目标和较为粗糙的民主现实形成一定的反差,这些困惑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其原有的政治认知混乱,甚至产生政治猜疑。一些大学生过度依赖网络,还会逐渐退化在人性世界中学习的政治能力,从而制约大学生政治思维的发展。”[14]长此以往,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就会削弱,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偏移,极有可能产生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和冷漠态度,严重时,甚至会引导大学生表现出偏激和负面的政治选择,形成对积极公民身份的严重冲击。
有人从冲突主义出发,直截了当地认为高校是社会不同身份群体争夺利益的场所之一。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力量的博弈对大学生阶层也施加了强烈的影响,一些负面力量不但构成了大学生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动力,也构成了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阻力,这对于社会结构调整和未来政治稳定是不利的。
四、高等教育政治整合功能的肢解
通过政治整合促进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身份过渡,是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高等教育由于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具有实施政治整合的条件与责任。但是,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同样脱胎于传统社会,因而在新旧规则废立的过程中,其功能也受到一定的肢解。
首先,服务于市场的目标选择削弱了其政治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当大众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一个文凭符号而对个体生活并没有产生实质改进时,必然会助长他们的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对高校能力的怀疑。另一方面,高校为应对扩招带来的压力和争取“211”、“985”、省重点等等名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升级过程。学生就业率、办学经费等成为关键的竞争指标,一时间“不建大楼,哪来大师”成为一些高校校长的座右铭。大学一方面忙着迎合市场获取办学经费,一方面紧盯大学生就业,将精力更多地投向大学生“技能培训”方面,似乎“完全成为具有内在经济冲动的世俗场所,成为一个忙碌的大市场,成为快餐式教育产品的倾销地,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交易的色彩”[15]。市场环境充分主导了大学的命运与选择,政治整合的功能可想而知就要让位于市场功能。
其次,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降低了其政治整合的功效。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都不可能是超凡脱俗、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大学教育发展到今天与社会变革的联系更加紧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大学不但要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还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国家公民,除了完成通例功能之外,还要承担执政党和国家整合社会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现代大学实施这项功能的主渠道,但是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承载政治整合功能。我国的思政教育,其核心内容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而对大学生的政治整合除了这个内容以外,就是要培养对社会有所作为的“积极公民”。很明显,现时的思政教育在突出“政治任务”、着力对大学生实施“政治人”教育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人”的培养价值。另一方面,思政教育体系本身并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政治生活相脱离,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忽视了大学生的自主性,教师政治行为的失范等等因素,弱化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异化,消解了思政教育本身实现当代大学生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功能。
五、高等教育如何对大学生发挥积极的政治整合功能
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的产物,受特定社会体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大学生遭遇各种力量影响和制约的问题不是大学所能单独解决的。针对大学生的身份特质和所处环境,通过对宏观社会、中观高教系统、微观大学单位的改革,构建“社会-高教系统-大学”互相配合的政治整合网络,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是必要的。
(一)社会改革要为高等教育发挥整合功能创造有利环境
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活动及其价值要求,越来越渗透到大学教育事业中来。大学在整合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大学生向积极公民转化的难题,恰恰是社会因素对大学教育影响不断增强的结果。为此,推动社会改革为高教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是推动对大学生政治整合的根本要求。
一般而言,进行政治整合的起码步骤是“有效容纳-界定秩序-政治参与-互相认同”。但是在每一个步骤上,现有的社会环境都为其设置了障碍:社会制度支配下的高校扩招,只承担了人才的选拔功能,却将就业压力甩给了大学,导致市场容纳失灵;原有社会优势阶层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控制,阻塞了大学生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导致流动秩序失灵;大学生的政治注意力被就业和生存压力分散,导致政治参与冷漠;各种负面力量的影响和社会宽容度的下降,将加剧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不认同心理,严重时,还会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要促使大学生在稳定有序的社会框架内生存并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就要审视社会教育体制,按照现有产业结构,合理地调整高招政策,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和引导力度,适当分流高招压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市场对大学生的容纳能力;摒除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流动的不规则干预,打破阶层固化和阶层继承的不公平堡垒,为大学生群体的成长和流动确立公平合理的秩序。
(二)高等教育系统要通过改革破除政治整合的不利条件
高等教育系统主要是从大学教育的纵向体系来说的,高等教育的内容、功能和教学方式大多是由其所在的系统规定的。就目前的设置而言,还没有关于承担政治整合功能的系统规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某个大学是不可能的,势必要求高教系统从全局出发破除政治整合的不利条件。
首先,要适当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摆脱了“政治挂帅”的高度政治化支配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文主义”教育体系。在社会转型期,高教系统要以战略眼光审视教育内容,充分重视对大学生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人文意义上的“道德情怀”、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思维”、社会意义上的“责任意识”等内容的教育。
其次,要保持高等教育在教学、育人功能上的协调。现代高等教育在市场冲击之下,或多或少地沾染了“工具理性”,培养与市场接轨的“经济人”俨然成了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在对大学的评估和财政支持工作中,高教系统突出了“就业率”这个短期指标,却忽视了“育人”这个终身使命。要摈除将大学生视为教育产品的工具主义,提升理想价值教育的地位。
再次,改革传统的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大学政治教育的“官方话语体系”和政治理论教学缺乏时代意识,很多大学生对政治教育产生拒绝或排斥的心理,高校的政治教育难以发挥理想作用。要改革“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通过教学互动,将大学承载的教育功能潜移默化地内化到大学生群体,增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生基本的政治态度。
(三)大学本身要形成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整合的有效网络
处于阶层身份转换过渡期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大部分生活是在大学这个“亚社会”里完成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和对社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校组织为参照物的。因而,大学本身也要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积极形成对大学生的整合效能。
首先,合理调整大学教育内容,服务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市场要求调整教育内容是必需的,但是一味拥抱市场,而忽视理想信念和公民理性教育,就消解了人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这种急于将“产品”脱手处理的市场心态,对于公民人格和社会长远发展具有破坏意义。大学必须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认识,真正地将人才培养当成长线工作,而非流水作业。
其次,充分发挥大学党政组织、学生组织在培养大学生参与意识中的作用。大学党政组织、学生组织在涉及大学发展、大学生公共生活的议题上,要以人为本,敞开参与渠道,形成大学组织与学生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支持大学生参与学生组织活动,养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
再次,要促进大学与社会协同合作,培育大学生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对大学生的政治整合功能,并不意味着通过大学自身就能解决。只有将大学教育与社会教化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整合的实效性,将社会发展内化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通过社会实践、组织公益活动,促进大学生将自身特点、兴趣和所学知识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形成个体学习与社会教化相结合的责任培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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