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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福利资源是有限的。大学生意识到其稀缺性，在福利资源分配的过程中采取各种策略性行动，如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等。大学生的这些策略性行动的本质是在结构的制约下，利用结构而达到获取金钱的目的。
关键词：福利资源分配；策略性行动；稀缺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虽然中国青少年儿童研究队伍阵容强大，研究范围广泛，成果多，但普遍缺乏社会福利的理论视角。[1]本文即从高校福利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策略性行动。
目前我国有关高校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生资助、大学生保障两个方面。第一，在有关贫困生资助研究方面，主要包括贫困生资助的政策描述与分析、评估与改进，这构成了高校福利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者发现我国高校已建构了“奖助贷勤减免”六位一体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对于保障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救助政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有人认为现行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是一种“免费午餐”式的资助，易导致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争夺资助资源，而由于贫困生认定的困难与成本问题，很多资源被非贫困生获取，造成资源的浪费。[2]还有人认为奖学金不宜作为救助贫困生的主要资助措施，国家助学贷款面临制度性障碍亟待突破，勤工助学政策要解决岗位缺乏、不符合大学生特点等问题，特殊困难补助及减免学费政策资助对象难以界定并有一定的副作用，绿色通道的背后存在隐忧。[3]还有人认为现有的贫困大学生援助工作没有进行整合，形成系统，也没有关注贫困生能力这个核心。[4]这些政策性研究均重视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国家、学校、学院、系以及学工老师的作用，忽视了学生自身为争取到福利资源而采取的行动，将大学生看作结构下的傀儡或木偶，或者将学生所采取的行动视为不言自明的，不用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以为，这是政策性研究重宏观轻微观不可克服的“陷阱”，违背了福利政策提高人的幸福感的初衷，有必要从微观角度来研究高校福利资源的分配。第二，在大学生社会保障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大学生就业保障与医疗保障两部分。大学生就业保障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出现后才兴起的，学者们分别从就业公平、充分就业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就业保障的重要性与具体措施。[5]大学生医疗保障研究起步较晚，仅有极个别研究以现状描述与对策探讨为主。
金斯伯格（Ginsburg）认为，现代社会福利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会根据福利制度而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本文从福利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以一个高校为例，通过实证调查意图回答：大学生在既定的高校福利制度下，面对福利资源稀缺的现状，是否会采用策略性行动来争取福利资源？不同的福利项目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有何不同？
二、研究方法
鉴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福利制度与福利待遇有较大差别，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为详细深入地描述高校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大学生的行动，本研究以海南大学为例进行调查。海南大学地处沿海地区，为海南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分为海甸、城西与儋州三个校区，至2008年9月底，在校本科生共27963人，其中，近三分之二学生（18037人）在海甸校区，且海甸校区涵盖了本校所有的理、工、农、管、经、文、法等学科门类以及所有年级，故本研究主要以海甸校区为调查对象。在从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有关学生福利的政策与实施情况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海甸校区的本科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从年级到班级再到个人的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对象，于2008年12月16日发放问卷，并于17日收回。因为本次调查内容较为敏感，为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性，故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48份，有效问卷417份，回收率99.6%，有效回收率92.7%。样本特征如表1。
值得说明的是，在海甸校区学生总体中，各年级学生所占比重分别是：大一21.0%，大二28.3%，大三26.9%，大四24.0%。考虑到大部分大四学生在外地实习，学校内的人数较少，同时，又要考虑到年级因素对研究主题的影响，因此抽样时降低了大四学生的比例而增加了大三学生的比重。由于后两个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因此调查样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广到总体。对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重要概念的操作化：
高校福利：福利（welfare）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宽。从最广义的福利概念来看，它主要指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各种制度与措施的总和，既包括物质性福利也包括非物质性福利。高校福利主要指在高校中对于学生所实行的福利，它既有物质性的部分，如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节日物质发放以及医疗、就业等保障，也包括精神性的部分，如给予优秀毕业生、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甚至入党也可以看作是非物质性福利的一种。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主要以金钱性的物质福利为研究对象，结合所收集的文献与访谈资料，从两个维度对高校福利进行操作化，即選择性福利制度与普遍性福利制度。具体来说，选择性福利主要包括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以及学杂费减免，普遍性福利主要指国家从学费里返还给大学生的、每月发放的津贴。由于普遍性的福利发放给具有本校学籍的每一位学生，并不需要大学生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获取，因此，本文主要以选择性福利为研究主题。
行动：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一套与意义、理由或意图相关的行事过程。[6]吉登斯认为：“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为断的行为流，正如认知一样。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7]他强调支配行动过程的意识因素的连续性。策略性行动即在某种动机支配下，按照一定目的，采取某种方法和手段而开展的社会行动。大学生策略性行动可根据福利资源分配的过程及分配中各方作用操作化为以下几个指标：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行动，争取奖学金、助学金的行动，勤工助学行动。其核心是支配行动的利益因素的连续性。
三、结果呈现
（一）海南大学学生福利概况及福利资源的分配
1. 海南大学福利概况
我国公办高校的福利制度设计基本相同，除给予大学生津贴外，基本上都建立了“奖、助、贷、勤、减、免”的选择性福利制度。自实行国家助学贷款后，海南大学取消了减免学费的福利，而2008年的国家助学贷款还在与银行的洽谈中。因此，2008年海南大学的福利设计主要有奖学金、助学金与勤工助学。目前这几项福利的政策规定与实施情况如下。
（1）奖学金
奖学金主要有国家级奖学金与学校级奖学金。国家级奖学金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国家奖学金，另一种为国家励志奖学金，前者每人5000元，后者每人8000元。2008年海南大学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共有48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共有834人。
除国家级的奖学金外，为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素质的提高，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学校还设立了一些学校级奖学金。根据《海南大学学生评优奖励办法》，海南大学的奖学金共有四项：（1）华侨、企业家奖。其中华侨奖学金由“黄氏奖学金”和“叶氏奖学金”构成，企业家奖有“金穗奖学金”、“吴旭奖学金”、“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奖学金”三种奖项。其名额不定比例，按条件评选，奖励1000元。（2）三好学生奖。其名额依据当学年学校划拨的奖学金专项经费确定一定比例，一般各等级的比例为：一等奖等于或小于2%，二等奖等于或小于6%，三等奖等于或小于16%。除给三好学生获奖者颁发证书外，还发给一等奖15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500元的现金奖励。（3）优秀科研成果（作品）奖。其数额及奖励金额为：一等奖5项，每项500元；二等奖10项，每项300元；三等奖15项，每项200元。（4）其它单项奖学金。包括优秀学生干部、学习优秀奖、学习进步奖、社会工作奖和文体优秀奖等几项。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比例不超过本学院学生总数的4.5%，学校所推荐的优秀学生干部按校级学生干部总数35%的比例评选；学习优秀奖按条件评选，不定比例；学习进步奖不超过班级人数的30%；社会工作奖等于或小于1%；文体优秀奖按条件评选，不定比例。每一奖项均奖励300元。
（2）助学金
助学金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助学金，共分两个等级。2008年海南大学各有3038人获得一等助学金与二等助学金，一等助学金每人2500元，二等助学金每人1500元。另一种是社会助学金，主要由企业或个人捐助。目前海南大学的社会助学金主要有金光贫困大学生助学金与中海油大学生助学金。金光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资助额度分别为每人每年3000元、2000元、1000元。2008年此助学金共资助550人，其中一等100人，二等150人，三等300人。中海油助学金2008年共资助20名大学生，每人3000元。
（3）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主要分为校内与校外两种，其参加对象主要是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聘用期限一般为一学期，根据岗位性质、工作量，工资标准为100—200元。2008年勤工助学的学生以校内为主，其工资为每月150元。①
2. 福利资源的分配
从问卷调查的分析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海南大学学生的福利分配情况。本次调查并没有抽到领取国家奖学金的学生，领取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共有12人，占被调查学生的2.9%，与从学工处所得到的资料基本持平（2.98%）；三好学生共有32人，占7.7%；其它特别奖学金共有42人，百分比为10.1%；领取国家助学金的60人，占14.4%；国家助学贷款20人，百分比为4.8%；其它助学金14人，占3.4%。这些福利资源是如何在大学生各群体中分配的？了解其分配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行动选择。
从表2可以看出，国家励志奖学金主要是由大二及大四的学生获得，并且学生干部获取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比例大大高于非学生干部，同时，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低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取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关于三好学生与特别奖学金，不同年级其获得的比例具有较大差异；与国家励志奖学金类似，学生干部获得的比例远高于非学生干部；同时，党员和预备党员比普通群众、团员获得的三好学生和特别奖学金多；生活开支和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低的大学生获得的国家助学金多于评价高的大学生，而政治面貌对国家助学金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给了高年级的大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生活开支与家庭年收入评价等级均低于未获得者。
由此可见，高校选择性福利不仅覆盖面相当有限，而且存在着较大的群体间差异，如此有限的福利资源必然引起学生间的激烈争夺。
3. 福利资源的稀缺性
学生也意识到这种资源的有限性。认同评优名额太少的大学生占被调查者的61.2%，不同意的仅占6.8%；认同贫困生资助名额太少的占58.6%，不同意的占8.1%；认同贫困生资助金额少的占49.9%，不同意的占14.6%。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对于评优资源稀缺性的认同要高于对贫困资助稀缺性的认同，这可能是由于贫困资助在以往的实行过程中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这从大学生对贫困资助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家计调查是鉴别贫困的重要程序之一，而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是家计调查的重要凭证，学校也正是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来最后确定贫困生的。但是大学生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的认同性不是很高（25.7%）。另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以贫困为荣。
（二）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
由于各项奖学金、助学金及勤工助学名额非常有限，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采取了各种行动以达到获取这些有限的福利资源的目的。鉴于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与其它各项奖学金、三好学生、助学金的性质不同，因此，我们在此分开进行论述。
1. 国家助学贷款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设置的，由学生在毕业后分期还款，即助学贷款具有有偿性。由于国家助学贷款最重要的资格条件即是家庭经济困难，所以问卷以问题“如果家庭经济困难，您是否会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来间接地测量大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上的行为。调查显示：78.1%的大学生都会提出助学贷款的申请。大部分学生在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指出，申请助学贷款是为了继续学业，减轻家庭负担。还有少数人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如申请助学贷款是自己的权利，自己有权享受；这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更有个别人指出申请助学贷款是为了弄点钱花，误解了助学贷款的性质，以为助学贷款是免费的午餐。而在21.9%回答不会提出申请的学生中，部分人指出家庭经济环境好，不申请，部分人提出男儿当自强，应自己解决大学开支问题，还有人认为申请了学院也不一定批准。助学贷款的高申请意愿与参与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助学贷款福利资源的有限性。
進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的籍贯、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以及生活开支的自我评价等级都与是否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没有关系，而家庭年收入的评价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提出助学贷款的意愿（P＜0.05）。从交互分类表可以看出，自我评价中等的大学生相比下等评价的大学生更易提出贷款申请，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自我感觉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比差的学生越倾向于申请贷款？
如果控制籍贯这一变量就可以看出，上文的统计发现适用于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不具有适用性。即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家庭年收入评价等级越高，他们越可能提出贷款申请，在中部与西部这种现象不具有统计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金钱的观念更具现代性，认为凡是可以利用的金钱或资源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而大学生受地区文化的影响，不仅对金钱作用的认识更具有现实性，而且更具有个人独立性，想以自己的能力来完成学业而不愿依赖家庭的支持。相对而言，中西部学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借钱或贷款不仅是一种经济负担，更是很重的心理负担，只要家庭负担得起，就不会申请助学贷款。
2. 各项评选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奖学金、三好学生及其它特别奖学金原则上是以大学生中各方面的佼佼者为对象的，国家助学金与其它助学金是以贫困生为对象的。除三好学生外，其他几项是要经过自己申请，学院公示后才确定的。如何能够获取到这几项福利资源，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很重要。
从表6可以看出：
第一，努力学习仍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策略性行动，这也是与福利资源分配时所要求的资格条件相一致的。尤其是在分配奖学金与三好学生奖学金资源时，学习成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好学生奖要求基础性素质考评等级为优秀，而基础性素质成绩=德分×0.2+智分×0.7=体分×0.1，其中智分为学生必修课与限定选修课的平均学分绩。② 因此，不管是出于学习知识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奖学金，努力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行动选择。而其它特别奖学金、助学金等也要求基础素质考评合格或良好以上，因此，占考评成绩70%的学习成绩则成为大学生为争取福利资源的最重要的行动。
第二，参加学生活动成为大学生为获取福利资源而采取的第二位的行动选择，不管是学院的学生活动还是学校的学生会及社团活动，都可以成为评选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评选三好学生以及特别奖学金时。这是因为大学生按基础素质考评具有候选人资格后，要依据发展性素质成绩进行排序，发展性素质越靠前越有可能获得福利资源。根据《海南大学本专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方案》规定，发展性素质包括创新与创造能力、技术技能、组织管理能力、文体特长、选修辅修第二专业加分以及其它特殊加分，其中组织管理能力占很大的权重，它指各级各类学生干部所承担的本职工作能力。由此可见，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取得成功，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有5—8%的大学生选择争取当班干部。
第三，争取同班同学的支持、与辅导员交流也成为部分学生采取的策略性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基础素质成绩的20%由品德分构成，品德分中的30%是由同学对其在政治表现、道德修养、集体观念、遵纪守法四个方面打分所组成，这时，良好的同学关系成为获取福利资源的有利条件，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金钱。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校福利资源是以指标的形式分配到各院系，再由各院系根据各班级人数以指标的形式分配到班级的，班级里根据评选条件定出获取资源的人员。相对而言，奖学金、三好学生、特别奖学金可以根据综合素质成绩评出，班级同学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这也只是局限于同学互评得分。而在助学金人员的选取时，资格条件要求较为简单：家庭经济困难、成绩都过关。家庭经济困难很难界定，而且不同地区贫困标准不同。所以，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数很多，这时如何从多数人中突显出来，班级同学的支持就尤为重要。另一个脱“颖”而出的方法就是与辅导员交流，向其反映自己的情况。学院或系学工老师拥有对福利资源，尤其是助学金的最后决定权，因此，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分配。
第四，宿舍同学的支持相对而言较少成为大学生的重要策略行动选择。宿舍作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由于居住人少，同时，可能大家来自不同的院系，所以在评选过程中对于成功获取福利资源所起作用较小。另外，宿舍同学的支持作用形式与班级同学的支持不同，由于人少，所以宿舍同学的交往层次较深，他们可以起到精神支持的作用。
最后，什么措施也不采取，不关心评选的人只占很少的比例，说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学生为获取学校福利资源不仅在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根据评选条件而做行动选择，而且在评选后还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评选施加一定影响，以期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或者影响下次评选，增加下次成功获取福利资源的机会。我们以“如果对评选结果不满意，你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来测量评选后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
调查结果显示：将意见深埋内心的大学生所占的百分比为20.4%，而选择向关系好的朋友或同学诉说的人占31.2%，向班干部反映的占16.8%，向院負责老师反映的占12.6%，在网络上表达自己不满的占8.4%，还有10.6%的人以其它方式来表达不满或者没有意见。由此可见，尽管消极应对的学生占一定比例，但采取积极方式（向班干部反映或向负责老师反映）的大学生占近三分之一，这无疑可以增加下一次评选时自己获胜的机率。随着上网成为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之一，部分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大学生并非眼光短浅的群体，他们争取同学的支持也并非一次性的博弈。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获取福利资源成功后作为对同学支持的回报，请客庆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下一次评选前的热身运动。本次调查以“你身边的同学在领到奖学金、助学金后是否请同学吃饭或者唱歌庆祝”来间接测量大学生在评选后所采取的策略性行动。
回答身边同学没有用奖学金、助学金请客庆祝的同学各占36.2%、53.3%，但仍有部分同学用福利资源请客。同时，从表7可以看出，领取助学金后请客庆祝的比例小于领取奖学金后请客庆祝的，这主要是由于奖学金与助学金性质不同的缘故所造成的。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将助学金用于请客吃饭，歪曲了助学金的性质，也使得大学生对甄选贫困生的程序与结果产生质疑。关于评选后请客庆祝对于下一次评选的作用可一分为二来看，用奖学金庆祝可以加强同学对获奖者的支持，而用助学金请客则使得同学质疑其贫困生的身份，降低了下一次获取贫困资助的可能性。
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在各类奖学金的庆祝上，籍贯、性别、年级、是否学生干部等变量均无显著影响，但是在助学金上，交互分类发现，性别与年级影响了大学生对身边获得助学金同学庆祝的回应。男生较女生回答请客庆祝的比例大；年级越高，回答请客庆祝的比例越大。这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男生比女生、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容易感受到身边获取助学金同学的请客行为；第二，现实中，男生比女生、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容易用助学金请客。很显然，第二种解释更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男生比女生、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的人际交往圈大，因此获取福利资源后，尤其是非贫困的贫困生取得助学金后，迫于人际关系的压力而请客庆祝。
在询问请客目的的开放式回答中，大部分学生指出，其目的是共同开心，有福同享；还有人指出其目的是拉拢关系，炫耀；也有人指出为了面子，被逼无奈。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争取福利资源的策略性行动在评选结束后仍在继续，这也是下一次评选的前奏。第二，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国人最讲面子，我们不排除部分贫困生为了维持面子，拒绝不了同学的要求而用助学金请客，由此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3. 勤工助学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勤工助学是大学生通过在校内外工作而获取报酬以帮助完成学业。与前几种福利相比，勤工助学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即若要获取勤工助学的报酬就必须付出劳动，在学校内或学校外的岗位上工作，这种工作岗位具有福利性质。校内勤工助学的机会可以看作是福利资源，而校外的勤工助学更多是打工，由于工作性质及工作要求，很难将其视为福利，在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在回答问题的408名被调查者中，有23.5%（96人）正在勤工助学，其中65.6％的人在校外勤工助学，而34.4%的人在校内。从2008年9月至11月底，其勤工助学的平均收入为635.06元，中位数为300元，众数为150元③，标准差为836.309。生活开支与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等级越低，其勤工助学的比例越高，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为下等的大学生其勤工助学的比例高达35.8%，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与勤工助学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78；而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为下等的大学生其勤工助学的比例也占30.1%，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06。
通过交互分类可以发现，年级越高，其勤工助学的地方越远离学校。在校外打工的大学生中，大三和大四的比例
都在80%以上，而大一只有41.2%；而在学院内勤工助学的大一学生占58.8%，大四为0，大三仅占8.0%。
大学生们是如何得到勤工助学的机会的呢？我们通过“您是怎样得到这份岗位的”开放式问题来调查大学生在勤工助学上的行动。大部分在校外打工的学生更多是通过朋友、同学的介绍或者自己面试而取得工作岗位，而且其工作报酬高于校内勤工助学的报酬。在校内勤工助学的学生一部分回答是由学院老师直接安排，一部分回答是自己申请、学院审批而取得工作岗位的。还有极个别学生指出身边有同学是通过给老师送礼或请吃饭而得到勤工助学的机会。这主要是由于校内勤工助学的资源由学院教师或学校相关教师掌握，因此，获得相关老师的认可成为大学生取得勤工助学机会的重要途径。给负责老师送礼或请客从而获得勤工助学的机会，这肯定不具有普遍性，但即使是个案的存在也会产生极坏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实证调查发现，高校福利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这些有限的福利资源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分配存在着差异；大学生意识到福利资源的稀缺性，因此，为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大学生采取了各种策略性行动。
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愿意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尤其是东部生活开支评价等级较高的大学生较评价低的更容易提出贷款的申请，而中西部的大学生不管生活开支评价等级如何，其提出助学贷款申请的比例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勤工助学上，年级越低的大学生越倾向于在校内勤工助学，这些勤工助学机会主要是由学院老师负责安排，因此，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如何获得负责老师的认可便成为他能否获取勤工助学机会的重要环节。
另外，调查还发现，大学生在争取各种奖学金、助学金时的行动仍以传统的努力学习为主，积极参加学院与学校的学生活动、争取当班干部也是大学生的重要行动选择，居于第三位的是获取同班同学的支持，什么措施也不采取，置身于福利资源争夺之外的大学生为数较少。大学生除在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采取行动争取福利资源之外，在评选结束后还通过积极表达不满、请客庆祝等方式拉近下一次获取福利资源的机会。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指出，“在对策略行为进行分析时，关注的焦点则是行动者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结构性特征”[8]，这与金斯伯格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学生争取高校福利资源的策略性行动是在结构的制约下，利用结构而达到获取金钱的目的。尤其是在“免费午餐”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福利方面，大学生根据其评选的制度规定，在努力学习以达到智分排序靠前从而使基础素质考核靠前，取得候选人资格的同时，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以使发展性素质的排名处于前列。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指获得同班同学的支持和辅导员的认可）以在最后的评选中取得胜利。因此，当看到有关大学生利用助學金请客、评选发生矛盾冲突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批评大学生，而首先应从制度方面进行反思，完善高校福利制度，然后再对大学生的行动进行合理的引导。
注释：
①由于某种原因，笔者未收集到本校勤工助学的人数。
②根据《海南大学本专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方案》，平均学分绩=∑每门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成绩×该门课程学分]÷∑课程学分。
③其中校内勤工助学开始的时间较晚，只发了一个月的报酬，即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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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吉登斯著.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福利资源分配；策略性行动；稀缺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虽然中国青少年儿童研究队伍阵容强大，研究范围广泛，成果多，但普遍缺乏社会福利的理论视角。[1]本文即从高校福利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策略性行动。
目前我国有关高校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生资助、大学生保障两个方面。第一，在有关贫困生资助研究方面，主要包括贫困生资助的政策描述与分析、评估与改进，这构成了高校福利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者发现我国高校已建构了“奖助贷勤减免”六位一体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对于保障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救助政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有人认为现行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是一种“免费午餐”式的资助，易导致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争夺资助资源，而由于贫困生认定的困难与成本问题，很多资源被非贫困生获取，造成资源的浪费。[2]还有人认为奖学金不宜作为救助贫困生的主要资助措施，国家助学贷款面临制度性障碍亟待突破，勤工助学政策要解决岗位缺乏、不符合大学生特点等问题，特殊困难补助及减免学费政策资助对象难以界定并有一定的副作用，绿色通道的背后存在隐忧。[3]还有人认为现有的贫困大学生援助工作没有进行整合，形成系统，也没有关注贫困生能力这个核心。[4]这些政策性研究均重视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国家、学校、学院、系以及学工老师的作用，忽视了学生自身为争取到福利资源而采取的行动，将大学生看作结构下的傀儡或木偶，或者将学生所采取的行动视为不言自明的，不用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以为，这是政策性研究重宏观轻微观不可克服的“陷阱”，违背了福利政策提高人的幸福感的初衷，有必要从微观角度来研究高校福利资源的分配。第二，在大学生社会保障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大学生就业保障与医疗保障两部分。大学生就业保障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出现后才兴起的，学者们分别从就业公平、充分就业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就业保障的重要性与具体措施。[5]大学生医疗保障研究起步较晚，仅有极个别研究以现状描述与对策探讨为主。
金斯伯格（Ginsburg）认为，现代社会福利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会根据福利制度而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本文从福利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以一个高校为例，通过实证调查意图回答：大学生在既定的高校福利制度下，面对福利资源稀缺的现状，是否会采用策略性行动来争取福利资源？不同的福利项目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有何不同？
二、研究方法
鉴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福利制度与福利待遇有较大差别，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为详细深入地描述高校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大学生的行动，本研究以海南大学为例进行调查。海南大学地处沿海地区，为海南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分为海甸、城西与儋州三个校区，至2008年9月底，在校本科生共27963人，其中，近三分之二学生（18037人）在海甸校区，且海甸校区涵盖了本校所有的理、工、农、管、经、文、法等学科门类以及所有年级，故本研究主要以海甸校区为调查对象。在从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有关学生福利的政策与实施情况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海甸校区的本科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从年级到班级再到个人的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对象，于2008年12月16日发放问卷，并于17日收回。因为本次调查内容较为敏感，为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性，故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48份，有效问卷417份，回收率99.6%，有效回收率92.7%。样本特征如表1。
值得说明的是，在海甸校区学生总体中，各年级学生所占比重分别是：大一21.0%，大二28.3%，大三26.9%，大四24.0%。考虑到大部分大四学生在外地实习，学校内的人数较少，同时，又要考虑到年级因素对研究主题的影响，因此抽样时降低了大四学生的比例而增加了大三学生的比重。由于后两个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因此调查样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广到总体。对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重要概念的操作化：
高校福利：福利（welfare）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宽。从最广义的福利概念来看，它主要指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各种制度与措施的总和，既包括物质性福利也包括非物质性福利。高校福利主要指在高校中对于学生所实行的福利，它既有物质性的部分，如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节日物质发放以及医疗、就业等保障，也包括精神性的部分，如给予优秀毕业生、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甚至入党也可以看作是非物质性福利的一种。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主要以金钱性的物质福利为研究对象，结合所收集的文献与访谈资料，从两个维度对高校福利进行操作化，即選择性福利制度与普遍性福利制度。具体来说，选择性福利主要包括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以及学杂费减免，普遍性福利主要指国家从学费里返还给大学生的、每月发放的津贴。由于普遍性的福利发放给具有本校学籍的每一位学生，并不需要大学生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获取，因此，本文主要以选择性福利为研究主题。
行动：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一套与意义、理由或意图相关的行事过程。[6]吉登斯认为：“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为断的行为流，正如认知一样。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7]他强调支配行动过程的意识因素的连续性。策略性行动即在某种动机支配下，按照一定目的，采取某种方法和手段而开展的社会行动。大学生策略性行动可根据福利资源分配的过程及分配中各方作用操作化为以下几个指标：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行动，争取奖学金、助学金的行动，勤工助学行动。其核心是支配行动的利益因素的连续性。
三、结果呈现
（一）海南大学学生福利概况及福利资源的分配
1. 海南大学福利概况
我国公办高校的福利制度设计基本相同，除给予大学生津贴外，基本上都建立了“奖、助、贷、勤、减、免”的选择性福利制度。自实行国家助学贷款后，海南大学取消了减免学费的福利，而2008年的国家助学贷款还在与银行的洽谈中。因此，2008年海南大学的福利设计主要有奖学金、助学金与勤工助学。目前这几项福利的政策规定与实施情况如下。
（1）奖学金
奖学金主要有国家级奖学金与学校级奖学金。国家级奖学金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国家奖学金，另一种为国家励志奖学金，前者每人5000元，后者每人8000元。2008年海南大学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共有48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共有834人。
除国家级的奖学金外，为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素质的提高，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学校还设立了一些学校级奖学金。根据《海南大学学生评优奖励办法》，海南大学的奖学金共有四项：（1）华侨、企业家奖。其中华侨奖学金由“黄氏奖学金”和“叶氏奖学金”构成，企业家奖有“金穗奖学金”、“吴旭奖学金”、“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奖学金”三种奖项。其名额不定比例，按条件评选，奖励1000元。（2）三好学生奖。其名额依据当学年学校划拨的奖学金专项经费确定一定比例，一般各等级的比例为：一等奖等于或小于2%，二等奖等于或小于6%，三等奖等于或小于16%。除给三好学生获奖者颁发证书外，还发给一等奖15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500元的现金奖励。（3）优秀科研成果（作品）奖。其数额及奖励金额为：一等奖5项，每项500元；二等奖10项，每项300元；三等奖15项，每项200元。（4）其它单项奖学金。包括优秀学生干部、学习优秀奖、学习进步奖、社会工作奖和文体优秀奖等几项。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比例不超过本学院学生总数的4.5%，学校所推荐的优秀学生干部按校级学生干部总数35%的比例评选；学习优秀奖按条件评选，不定比例；学习进步奖不超过班级人数的30%；社会工作奖等于或小于1%；文体优秀奖按条件评选，不定比例。每一奖项均奖励300元。
（2）助学金
助学金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助学金，共分两个等级。2008年海南大学各有3038人获得一等助学金与二等助学金，一等助学金每人2500元，二等助学金每人1500元。另一种是社会助学金，主要由企业或个人捐助。目前海南大学的社会助学金主要有金光贫困大学生助学金与中海油大学生助学金。金光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资助额度分别为每人每年3000元、2000元、1000元。2008年此助学金共资助550人，其中一等100人，二等150人，三等300人。中海油助学金2008年共资助20名大学生，每人3000元。
（3）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主要分为校内与校外两种，其参加对象主要是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聘用期限一般为一学期，根据岗位性质、工作量，工资标准为100—200元。2008年勤工助学的学生以校内为主，其工资为每月150元。①
2. 福利资源的分配
从问卷调查的分析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海南大学学生的福利分配情况。本次调查并没有抽到领取国家奖学金的学生，领取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共有12人，占被调查学生的2.9%，与从学工处所得到的资料基本持平（2.98%）；三好学生共有32人，占7.7%；其它特别奖学金共有42人，百分比为10.1%；领取国家助学金的60人，占14.4%；国家助学贷款20人，百分比为4.8%；其它助学金14人，占3.4%。这些福利资源是如何在大学生各群体中分配的？了解其分配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行动选择。
从表2可以看出，国家励志奖学金主要是由大二及大四的学生获得，并且学生干部获取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比例大大高于非学生干部，同时，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低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取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关于三好学生与特别奖学金，不同年级其获得的比例具有较大差异；与国家励志奖学金类似，学生干部获得的比例远高于非学生干部；同时，党员和预备党员比普通群众、团员获得的三好学生和特别奖学金多；生活开支和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低的大学生获得的国家助学金多于评价高的大学生，而政治面貌对国家助学金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给了高年级的大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生活开支与家庭年收入评价等级均低于未获得者。
由此可见，高校选择性福利不仅覆盖面相当有限，而且存在着较大的群体间差异，如此有限的福利资源必然引起学生间的激烈争夺。
3. 福利资源的稀缺性
学生也意识到这种资源的有限性。认同评优名额太少的大学生占被调查者的61.2%，不同意的仅占6.8%；认同贫困生资助名额太少的占58.6%，不同意的占8.1%；认同贫困生资助金额少的占49.9%，不同意的占14.6%。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对于评优资源稀缺性的认同要高于对贫困资助稀缺性的认同，这可能是由于贫困资助在以往的实行过程中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这从大学生对贫困资助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家计调查是鉴别贫困的重要程序之一，而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是家计调查的重要凭证，学校也正是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来最后确定贫困生的。但是大学生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的认同性不是很高（25.7%）。另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以贫困为荣。
（二）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
由于各项奖学金、助学金及勤工助学名额非常有限，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采取了各种行动以达到获取这些有限的福利资源的目的。鉴于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与其它各项奖学金、三好学生、助学金的性质不同，因此，我们在此分开进行论述。
1. 国家助学贷款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设置的，由学生在毕业后分期还款，即助学贷款具有有偿性。由于国家助学贷款最重要的资格条件即是家庭经济困难，所以问卷以问题“如果家庭经济困难，您是否会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来间接地测量大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上的行为。调查显示：78.1%的大学生都会提出助学贷款的申请。大部分学生在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指出，申请助学贷款是为了继续学业，减轻家庭负担。还有少数人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如申请助学贷款是自己的权利，自己有权享受；这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更有个别人指出申请助学贷款是为了弄点钱花，误解了助学贷款的性质，以为助学贷款是免费的午餐。而在21.9%回答不会提出申请的学生中，部分人指出家庭经济环境好，不申请，部分人提出男儿当自强，应自己解决大学开支问题，还有人认为申请了学院也不一定批准。助学贷款的高申请意愿与参与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助学贷款福利资源的有限性。
進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的籍贯、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以及生活开支的自我评价等级都与是否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没有关系，而家庭年收入的评价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提出助学贷款的意愿（P＜0.05）。从交互分类表可以看出，自我评价中等的大学生相比下等评价的大学生更易提出贷款申请，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自我感觉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比差的学生越倾向于申请贷款？
如果控制籍贯这一变量就可以看出，上文的统计发现适用于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不具有适用性。即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家庭年收入评价等级越高，他们越可能提出贷款申请，在中部与西部这种现象不具有统计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金钱的观念更具现代性，认为凡是可以利用的金钱或资源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而大学生受地区文化的影响，不仅对金钱作用的认识更具有现实性，而且更具有个人独立性，想以自己的能力来完成学业而不愿依赖家庭的支持。相对而言，中西部学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借钱或贷款不仅是一种经济负担，更是很重的心理负担，只要家庭负担得起，就不会申请助学贷款。
2. 各项评选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奖学金、三好学生及其它特别奖学金原则上是以大学生中各方面的佼佼者为对象的，国家助学金与其它助学金是以贫困生为对象的。除三好学生外，其他几项是要经过自己申请，学院公示后才确定的。如何能够获取到这几项福利资源，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很重要。
从表6可以看出：
第一，努力学习仍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策略性行动，这也是与福利资源分配时所要求的资格条件相一致的。尤其是在分配奖学金与三好学生奖学金资源时，学习成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好学生奖要求基础性素质考评等级为优秀，而基础性素质成绩=德分×0.2+智分×0.7=体分×0.1，其中智分为学生必修课与限定选修课的平均学分绩。② 因此，不管是出于学习知识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奖学金，努力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行动选择。而其它特别奖学金、助学金等也要求基础素质考评合格或良好以上，因此，占考评成绩70%的学习成绩则成为大学生为争取福利资源的最重要的行动。
第二，参加学生活动成为大学生为获取福利资源而采取的第二位的行动选择，不管是学院的学生活动还是学校的学生会及社团活动，都可以成为评选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评选三好学生以及特别奖学金时。这是因为大学生按基础素质考评具有候选人资格后，要依据发展性素质成绩进行排序，发展性素质越靠前越有可能获得福利资源。根据《海南大学本专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方案》规定，发展性素质包括创新与创造能力、技术技能、组织管理能力、文体特长、选修辅修第二专业加分以及其它特殊加分，其中组织管理能力占很大的权重，它指各级各类学生干部所承担的本职工作能力。由此可见，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在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取得成功，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有5—8%的大学生选择争取当班干部。
第三，争取同班同学的支持、与辅导员交流也成为部分学生采取的策略性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基础素质成绩的20%由品德分构成，品德分中的30%是由同学对其在政治表现、道德修养、集体观念、遵纪守法四个方面打分所组成，这时，良好的同学关系成为获取福利资源的有利条件，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金钱。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校福利资源是以指标的形式分配到各院系，再由各院系根据各班级人数以指标的形式分配到班级的，班级里根据评选条件定出获取资源的人员。相对而言，奖学金、三好学生、特别奖学金可以根据综合素质成绩评出，班级同学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这也只是局限于同学互评得分。而在助学金人员的选取时，资格条件要求较为简单：家庭经济困难、成绩都过关。家庭经济困难很难界定，而且不同地区贫困标准不同。所以，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数很多，这时如何从多数人中突显出来，班级同学的支持就尤为重要。另一个脱“颖”而出的方法就是与辅导员交流，向其反映自己的情况。学院或系学工老师拥有对福利资源，尤其是助学金的最后决定权，因此，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分配。
第四，宿舍同学的支持相对而言较少成为大学生的重要策略行动选择。宿舍作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由于居住人少，同时，可能大家来自不同的院系，所以在评选过程中对于成功获取福利资源所起作用较小。另外，宿舍同学的支持作用形式与班级同学的支持不同，由于人少，所以宿舍同学的交往层次较深，他们可以起到精神支持的作用。
最后，什么措施也不采取，不关心评选的人只占很少的比例，说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学生为获取学校福利资源不仅在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根据评选条件而做行动选择，而且在评选后还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评选施加一定影响，以期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或者影响下次评选，增加下次成功获取福利资源的机会。我们以“如果对评选结果不满意，你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来测量评选后大学生的策略性行动。
调查结果显示：将意见深埋内心的大学生所占的百分比为20.4%，而选择向关系好的朋友或同学诉说的人占31.2%，向班干部反映的占16.8%，向院負责老师反映的占12.6%，在网络上表达自己不满的占8.4%，还有10.6%的人以其它方式来表达不满或者没有意见。由此可见，尽管消极应对的学生占一定比例，但采取积极方式（向班干部反映或向负责老师反映）的大学生占近三分之一，这无疑可以增加下一次评选时自己获胜的机率。随着上网成为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之一，部分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大学生并非眼光短浅的群体，他们争取同学的支持也并非一次性的博弈。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获取福利资源成功后作为对同学支持的回报，请客庆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下一次评选前的热身运动。本次调查以“你身边的同学在领到奖学金、助学金后是否请同学吃饭或者唱歌庆祝”来间接测量大学生在评选后所采取的策略性行动。
回答身边同学没有用奖学金、助学金请客庆祝的同学各占36.2%、53.3%，但仍有部分同学用福利资源请客。同时，从表7可以看出，领取助学金后请客庆祝的比例小于领取奖学金后请客庆祝的，这主要是由于奖学金与助学金性质不同的缘故所造成的。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将助学金用于请客吃饭，歪曲了助学金的性质，也使得大学生对甄选贫困生的程序与结果产生质疑。关于评选后请客庆祝对于下一次评选的作用可一分为二来看，用奖学金庆祝可以加强同学对获奖者的支持，而用助学金请客则使得同学质疑其贫困生的身份，降低了下一次获取贫困资助的可能性。
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在各类奖学金的庆祝上，籍贯、性别、年级、是否学生干部等变量均无显著影响，但是在助学金上，交互分类发现，性别与年级影响了大学生对身边获得助学金同学庆祝的回应。男生较女生回答请客庆祝的比例大；年级越高，回答请客庆祝的比例越大。这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男生比女生、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容易感受到身边获取助学金同学的请客行为；第二，现实中，男生比女生、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容易用助学金请客。很显然，第二种解释更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男生比女生、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的人际交往圈大，因此获取福利资源后，尤其是非贫困的贫困生取得助学金后，迫于人际关系的压力而请客庆祝。
在询问请客目的的开放式回答中，大部分学生指出，其目的是共同开心，有福同享；还有人指出其目的是拉拢关系，炫耀；也有人指出为了面子，被逼无奈。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争取福利资源的策略性行动在评选结束后仍在继续，这也是下一次评选的前奏。第二，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国人最讲面子，我们不排除部分贫困生为了维持面子，拒绝不了同学的要求而用助学金请客，由此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3. 勤工助学与大学生策略性行动
勤工助学是大学生通过在校内外工作而获取报酬以帮助完成学业。与前几种福利相比，勤工助学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即若要获取勤工助学的报酬就必须付出劳动，在学校内或学校外的岗位上工作，这种工作岗位具有福利性质。校内勤工助学的机会可以看作是福利资源，而校外的勤工助学更多是打工，由于工作性质及工作要求，很难将其视为福利，在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在回答问题的408名被调查者中，有23.5%（96人）正在勤工助学，其中65.6％的人在校外勤工助学，而34.4%的人在校内。从2008年9月至11月底，其勤工助学的平均收入为635.06元，中位数为300元，众数为150元③，标准差为836.309。生活开支与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等级越低，其勤工助学的比例越高，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为下等的大学生其勤工助学的比例高达35.8%，生活开支自我评价与勤工助学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78；而家庭年收入自我评价为下等的大学生其勤工助学的比例也占30.1%，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06。
通过交互分类可以发现，年级越高，其勤工助学的地方越远离学校。在校外打工的大学生中，大三和大四的比例
都在80%以上，而大一只有41.2%；而在学院内勤工助学的大一学生占58.8%，大四为0，大三仅占8.0%。
大学生们是如何得到勤工助学的机会的呢？我们通过“您是怎样得到这份岗位的”开放式问题来调查大学生在勤工助学上的行动。大部分在校外打工的学生更多是通过朋友、同学的介绍或者自己面试而取得工作岗位，而且其工作报酬高于校内勤工助学的报酬。在校内勤工助学的学生一部分回答是由学院老师直接安排，一部分回答是自己申请、学院审批而取得工作岗位的。还有极个别学生指出身边有同学是通过给老师送礼或请吃饭而得到勤工助学的机会。这主要是由于校内勤工助学的资源由学院教师或学校相关教师掌握，因此，获得相关老师的认可成为大学生取得勤工助学机会的重要途径。给负责老师送礼或请客从而获得勤工助学的机会，这肯定不具有普遍性，但即使是个案的存在也会产生极坏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实证调查发现，高校福利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这些有限的福利资源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分配存在着差异；大学生意识到福利资源的稀缺性，因此，为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大学生采取了各种策略性行动。
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愿意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尤其是东部生活开支评价等级较高的大学生较评价低的更容易提出贷款的申请，而中西部的大学生不管生活开支评价等级如何，其提出助学贷款申请的比例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勤工助学上，年级越低的大学生越倾向于在校内勤工助学，这些勤工助学机会主要是由学院老师负责安排，因此，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如何获得负责老师的认可便成为他能否获取勤工助学机会的重要环节。
另外，调查还发现，大学生在争取各种奖学金、助学金时的行动仍以传统的努力学习为主，积极参加学院与学校的学生活动、争取当班干部也是大学生的重要行动选择，居于第三位的是获取同班同学的支持，什么措施也不采取，置身于福利资源争夺之外的大学生为数较少。大学生除在评选前和评选过程中采取行动争取福利资源之外，在评选结束后还通过积极表达不满、请客庆祝等方式拉近下一次获取福利资源的机会。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指出，“在对策略行为进行分析时，关注的焦点则是行动者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结构性特征”[8]，这与金斯伯格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学生争取高校福利资源的策略性行动是在结构的制约下，利用结构而达到获取金钱的目的。尤其是在“免费午餐”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福利方面，大学生根据其评选的制度规定，在努力学习以达到智分排序靠前从而使基础素质考核靠前，取得候选人资格的同时，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以使发展性素质的排名处于前列。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指获得同班同学的支持和辅导员的认可）以在最后的评选中取得胜利。因此，当看到有关大学生利用助學金请客、评选发生矛盾冲突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批评大学生，而首先应从制度方面进行反思，完善高校福利制度，然后再对大学生的行动进行合理的引导。
注释：
①由于某种原因，笔者未收集到本校勤工助学的人数。
②根据《海南大学本专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方案》，平均学分绩=∑每门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成绩×该门课程学分]÷∑课程学分。
③其中校内勤工助学开始的时间较晚，只发了一个月的报酬，即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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