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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死刑。2011年9月29日，李昌奎被依法执行死刑。舆论对这两个案件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广大民众意识到案件的影响力，舆论监督促使了个案司法审判的结果不仅仅是对个案的终局判决，也扩大了个案司法审判结果对社会广泛的教育意义以及突出了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性。但是，司法权是一种特殊的判断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舆论监督是一种事实监督，不能替代法律监督，司法审判需要舆论监督，但不能被社会舆论的压力左右案件的法律裁决。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审判
中图分类号：DF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24-02
首先回顾一下“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以下简称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再审案”（以下简称李昌奎案）两个案件。药家鑫案：“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包括受害人张妙丈夫王辉在内的近30位亲属到庭旁听，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中省媒体及400余名在校大学生到场旁听。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李昌奎的作案手法极其凶残，其行为令人发指。2010年7月15日此案一审判决：李昌奎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8月22日，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在云南昭通市进行。2011年9月2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的共同特点，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舆论监督司法审判的公正，司法权力也保障了舆论监督的自由。虽然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都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二者之间采取的价值标准和正义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二者的互动中，也会存在舆论干扰司法独立、侵犯司法公正的问题和可能性。
药家鑫案中，许多的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了对药家鑫一案的看法，以下节选网友在网上的留言：“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判断，我们认为药家鑫的死刑判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悬念，但有的网友‘听到了公正的判决，不由得泪流满面感觉’！从媒体报道和微博言论来看，很多网友都表现了这种‘公正焦虑’！”有网民将此案与“李刚门”相提并论。对于药家鑫残忍的做法，网民一边倒地进行了声讨。2011年5月26日，《华商报》报道西安五名教授联名呼吁免除药家鑫死刑,对此绝大多数舆论媒体持批评态度，认为五教授对药家鑫的“善良”只会导致以后产生更多的李家鑫、张家鑫……这么多人的关注乃至焦虑？为何一般公众在二审判决结果上会有与法律人不同的判断？或许这和一审法院推行的所谓“征求庭审人员量刑意见”的制度有关，有人甚至认为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是“选择性了解民意”——如果没有药家鑫案，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陕西法院还有一个这样的司法改革措施——媒体和广大网民发出药家鑫必死的愤怒呼声，都与这个制度不无关系。耐人寻味的是，在药家鑫二审案件中，法院并没有继续执行这个制度。这是不是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正确的行使了监督权还是干扰了司法独立？谁是谁非不好判断，但是却反映了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另李昌奎案中，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讨论称，云南省昭通市中院认定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重大，社会危害极大”的定性非常准确。报复行凶，李昌奎把王家红掐晕后对其进行了强奸，之后用锄头打击其头部，又将年仅三岁的王家飞活活摔死，最终还担心王家姐弟未死亡，又用绳子勒二人的脖子，强奸杀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都不放过，这样恶劣行凶，自首、悔罪均不足以减轻其罪行，也不能成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这个“免死牌”有点依法无据，应当要依法严惩。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药家鑫、李昌奎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法律和公众自然有个评判标准。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语境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称法院的公平心，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法律。可见，法律对药家鑫、李昌奎的惩处，不再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杀人案和普通的强奸杀人案，而是一起关涉到人性和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公众心理安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事件。舆论监督对于重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舆论监督通过对案件审判进行及时、公开、真实的报道，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这对于推进司法审判改革、公正司法审判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国家宪法的相关规定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舆论监督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方式。舆论监督是通过大众监督，采用人文道德评论，去体现正义的社会活动。舆论监督与司法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证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审判公开是公正司法的有力保障，这也需要新闻舆论的参与，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真实、公开的报道，尤其是曝光司法、执法行动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对监督司法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开审判是抑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方式方法。但公开审判的实现也要具备一定条件: 首先在开庭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能随意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其次在开庭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得任意发表个人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事实情况，由合议庭对外发布法律意见；最后在庭审之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就案件的审判结果发表评论。
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相辅相成，但也不完全是促进作用，也存在阻碍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对立的矛盾关系。首先，“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冲突。法律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则，一个依法做出的判决，并不一定使当事人双方都很满意，因为司法审判是“实然的正义”，而民众舆论要求的是“应然的正义”，双方对事实的不同的价值追求，导致法律有时无法满足“应然的正义”，这导致了新闻舆论依据公众情绪、道德情感所做出的报道与人民法院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对某些讼争事实的裁判结果不一致。其次，舆论自由与审判中立的冲突。舆论自由要求报道以及评论等自由地进行，但是审判中立则要求排除舆论信息的干扰，使法院能够不受干扰地履行职责，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尽管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以追求公正为目标，要求客观真实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新闻采访的随时性、时效性、新闻评论的感性和倾向性等，还有新闻媒体自然追求轰动效应的特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以及对弱势一方同情、人云亦云的重感性分析，上述情况都与司法行为的程序性、逻辑性以及中立性等特点存在冲突和矛盾。报道具有倾向性或许会引发公众情绪从而形成对审判机关和法官的压力，进而影响审判结果。这种舆论监督的倾向性与司法活动中立性的冲突其实就是舆论自由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冲突。第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在价值取向上有冲突。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及其自身利益过分的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公正形成一定冲击和影响。审判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法官需要运用已有的法律条文公正独立的裁决案件。司法审判是保证每个公民拥有绝对的公平中立的理性裁决，不能因为舆论监督过分关注而失去自己独立且中立的公正价值。
舆论监督是依法审判、独立审判的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日益彰显。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社会运行体制下，不能因为司法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当或者判决内容的反复而得出舆论监督干扰了司法独立的结论，而应该宽容的对待并善意接受舆论监督，不可因噎废食限制舆论监督，因为司法权作为一种强大的公权力需要有公众的监督才能在阳光下正确行使。同样，舆论监督也要规范本身的监督范围和遵循客观真实的报道，这样才能够充分运用舆论监督规范司法审判，公正的司法审判保障舆论监督的行使。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审判
中图分类号：DF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24-02
首先回顾一下“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以下简称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再审案”（以下简称李昌奎案）两个案件。药家鑫案：“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包括受害人张妙丈夫王辉在内的近30位亲属到庭旁听，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中省媒体及400余名在校大学生到场旁听。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李昌奎的作案手法极其凶残，其行为令人发指。2010年7月15日此案一审判决：李昌奎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8月22日，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在云南昭通市进行。2011年9月2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的共同特点，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舆论监督司法审判的公正，司法权力也保障了舆论监督的自由。虽然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都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二者之间采取的价值标准和正义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二者的互动中，也会存在舆论干扰司法独立、侵犯司法公正的问题和可能性。
药家鑫案中，许多的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了对药家鑫一案的看法，以下节选网友在网上的留言：“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判断，我们认为药家鑫的死刑判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悬念，但有的网友‘听到了公正的判决，不由得泪流满面感觉’！从媒体报道和微博言论来看，很多网友都表现了这种‘公正焦虑’！”有网民将此案与“李刚门”相提并论。对于药家鑫残忍的做法，网民一边倒地进行了声讨。2011年5月26日，《华商报》报道西安五名教授联名呼吁免除药家鑫死刑,对此绝大多数舆论媒体持批评态度，认为五教授对药家鑫的“善良”只会导致以后产生更多的李家鑫、张家鑫……这么多人的关注乃至焦虑？为何一般公众在二审判决结果上会有与法律人不同的判断？或许这和一审法院推行的所谓“征求庭审人员量刑意见”的制度有关，有人甚至认为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是“选择性了解民意”——如果没有药家鑫案，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陕西法院还有一个这样的司法改革措施——媒体和广大网民发出药家鑫必死的愤怒呼声，都与这个制度不无关系。耐人寻味的是，在药家鑫二审案件中，法院并没有继续执行这个制度。这是不是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正确的行使了监督权还是干扰了司法独立？谁是谁非不好判断，但是却反映了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另李昌奎案中，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讨论称，云南省昭通市中院认定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重大，社会危害极大”的定性非常准确。报复行凶，李昌奎把王家红掐晕后对其进行了强奸，之后用锄头打击其头部，又将年仅三岁的王家飞活活摔死，最终还担心王家姐弟未死亡，又用绳子勒二人的脖子，强奸杀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都不放过，这样恶劣行凶，自首、悔罪均不足以减轻其罪行，也不能成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这个“免死牌”有点依法无据，应当要依法严惩。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药家鑫、李昌奎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法律和公众自然有个评判标准。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语境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称法院的公平心，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法律。可见，法律对药家鑫、李昌奎的惩处，不再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杀人案和普通的强奸杀人案，而是一起关涉到人性和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公众心理安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事件。舆论监督对于重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舆论监督通过对案件审判进行及时、公开、真实的报道，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这对于推进司法审判改革、公正司法审判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国家宪法的相关规定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舆论监督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方式。舆论监督是通过大众监督，采用人文道德评论，去体现正义的社会活动。舆论监督与司法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证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审判公开是公正司法的有力保障，这也需要新闻舆论的参与，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真实、公开的报道，尤其是曝光司法、执法行动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对监督司法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开审判是抑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方式方法。但公开审判的实现也要具备一定条件: 首先在开庭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能随意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其次在开庭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得任意发表个人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事实情况，由合议庭对外发布法律意见；最后在庭审之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就案件的审判结果发表评论。
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相辅相成，但也不完全是促进作用，也存在阻碍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对立的矛盾关系。首先，“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冲突。法律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则，一个依法做出的判决，并不一定使当事人双方都很满意，因为司法审判是“实然的正义”，而民众舆论要求的是“应然的正义”，双方对事实的不同的价值追求，导致法律有时无法满足“应然的正义”，这导致了新闻舆论依据公众情绪、道德情感所做出的报道与人民法院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对某些讼争事实的裁判结果不一致。其次，舆论自由与审判中立的冲突。舆论自由要求报道以及评论等自由地进行，但是审判中立则要求排除舆论信息的干扰，使法院能够不受干扰地履行职责，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尽管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以追求公正为目标，要求客观真实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新闻采访的随时性、时效性、新闻评论的感性和倾向性等，还有新闻媒体自然追求轰动效应的特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以及对弱势一方同情、人云亦云的重感性分析，上述情况都与司法行为的程序性、逻辑性以及中立性等特点存在冲突和矛盾。报道具有倾向性或许会引发公众情绪从而形成对审判机关和法官的压力，进而影响审判结果。这种舆论监督的倾向性与司法活动中立性的冲突其实就是舆论自由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冲突。第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在价值取向上有冲突。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及其自身利益过分的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公正形成一定冲击和影响。审判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法官需要运用已有的法律条文公正独立的裁决案件。司法审判是保证每个公民拥有绝对的公平中立的理性裁决，不能因为舆论监督过分关注而失去自己独立且中立的公正价值。
舆论监督是依法审判、独立审判的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日益彰显。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社会运行体制下，不能因为司法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当或者判决内容的反复而得出舆论监督干扰了司法独立的结论，而应该宽容的对待并善意接受舆论监督，不可因噎废食限制舆论监督，因为司法权作为一种强大的公权力需要有公众的监督才能在阳光下正确行使。同样，舆论监督也要规范本身的监督范围和遵循客观真实的报道，这样才能够充分运用舆论监督规范司法审判，公正的司法审判保障舆论监督的行使。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