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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历代中央政府都限制和田玉的开采，一般只能卖给天子(政府)，民间买卖和田玉是一种犯禁行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清朝结束了“回疆”大小和卓的军事讨伐之后，叶尔羌、和田所出产的和田玉就确定为朝廷的三大贡品之一，同时严格控制了玉矿的开采权，不准地方百姓私自采捞，有“献玉”的给予报酬，所出的玉石皆为官物。清朝政府如此严格控制玉石，那么玉石又是怎样运到北京的?
清代和田及叶尔羌的贡玉分为“例贡”和“特贡”两种方式。所谓“例贡”用清朝政府的说法就是“尽得尽纳”，也就是没有数量限制，出产多少就要上缴多少。所谓“特贡”就是朝廷造办处根据朝廷大典及皇室各种庆典活动的需要，派人到叶尔羌及和田专门收集制作器物的玉石。无论是“例贡”还是“特贡”，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和灾难，当地都得派出民工，并解决应差人员的一切开支。一般都是青壮年，对地方人民的生产劳动影响很大。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叶尔羌办事大臣一次就摊派民工3200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采磬料动用民工300人长达五个月之久，每个民工只得到土布六匹。这些被无偿征用的民工，既不能瞻养老小，还得负担自己的开销，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严重对立。
下面这两件发生在清代的贡玉典型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和田玉虽然是美好的象征，但对当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仅没有给百姓生活带来富裕，反而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和负担。
乌什塔拉三块贡玉之谜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硕县，有一个叫乌什塔拉的地方，“乌什”维吾尔语意为“三”，“塔拉”有“个、块”之意。说起这个地名，还有一段与和田有关的历史故事。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举国呈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的局势。叶尔羌(今莎车)、和田所产的玉石便确定为新疆地方向清廷皇室进献的三大贡品之一。乾隆皇帝特别喜爱和田美玉，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使乾隆所遗留下来的和田玉器珍品之多、雕件之巨，居历代王朝之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叶尔羌伯克玉素甫派遣民工3000余人，进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密尔岱山采集和田玉。维吾尔族和汉族采玉者凭着集体的聪明才智，仅以铁锤、钢钎、绳索、木杠等简单工具，经过数月的劈石采玉，历经千辛万苦采得和田大玉料三块，一块青玉重达六吨、一块葱白玉4吨、一块白玉重3吨多。叶尔羌伯克玉素甫为讨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便命人将三块大玉一齐运往北京。
新疆戈壁连绵，沙漠千里，当时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民工们在山上将巨大的玉料六面凿平，然后利用高山低温铺设冰道，将大玉料精心巧妙地滑至谷地，再沿河谷运出山口，然后再将大玉装上特制的大铁车，用上百匹良马。上千名运玉人日行夜宿，顺利时才能“日行五里七八里”。沿途尚需征用徭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耗时八年之久，将此三块大玉运至新疆和硕县城东48千米的乌什塔拉处。
这三块大玉所经之处必须提供民夫与粮草，致使地方怨声载道，百姓鸡犬不宁。乌什办事大臣都尔嘉将此劳民伤财的运玉情形曾上奏朝廷，怎奈当时奸臣和坤专权，扣押了都尔嘉的奏章，致使民情无法上闻。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和坤被弹劾处死，嘉庆皇帝才下令：不论这些玉石运至何处，立即抛弃，不再运来。至此，出自莽莽昆仑的三块大玉便被抛弃在乌什塔拉。时隔七年后，喀喇沙尔(今焉耆)办事大臣玉庆上奏嘉庆皇帝，请求将弃置在乌什塔拉的三块大玉招商认卖或运往北京，遭到了嘉庆皇帝的严厉斥责，在严斥之后又将其削职交伊犁将军管束。玉庆被贬之后再也无人敢上奏三块大玉的事情了。可怜这三块稀世之宝，成为了朝廷的弃儿。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谪戍新疆的林则徐在路过和硕时，虽时隔近40年，此三块大玉仍完好无缺地置卧于乌什塔拉。清光绪六年(1880年)，诗人施浦华在和硕的乌什塔拉亲眼目睹了这三块被置于路旁的大玉，并在玉上题诗。
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湖南督军府谢彬考察新疆，他在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述：“乌什塔拉北田有玉一块，体积视南方方棹略小……今残存系大者，而次者小者早已被人零截尽失”。这是有关乌什塔拉被弃大玉最晚的一篇记述。
100多年来，关于这三块玉的下落，传说纷纭，并被好事者演绎出许多故事。20世纪90年代末，有人曾在乌鲁木齐一户人家的平房，看到过一块长方形，重达数吨的玉石，玉的主人声称在南疆一个山口挖运出来的，据说这是那三块玉石中的一个，其他的两块现今在那里，这也许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了。
一块密尔岱玉的血泪传奇
在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楔形浅绿色，重约135千克的和田青白玉料，该玉料玉质细腻、滋润，犹如一个守护神。谁会想到这块并不引人注意的玉料，还会有一段鲜为人知，已被历史遗忘悲壮的血泪传奇。
清代末期的公元1905年，是慈禧太后70岁寿辰，全国各地官员都要上贡祝寿。她在收受了众多的贵重和田玉器、翡翠精品与红蓝宝石之后，又下了懿旨：在她“百年”之后，其寝宫中制作停放棺椁的大玉座，必须同她的威严和荣耀相匹配。这一次，她选中了新疆和田青玉，并下达懿旨给了新疆巡抚联魁。
当时出产和田玉大料的玉矿唯有西昆仑山中的密尔岱山。地方官员领旨后，组织采玉的工匠、民工及监护的绿营兵等千人，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城县集结，前往叶尔羌河山口的卡群，向支流棋盘河上游居民点进发，略作准备便溯源而上，攀登群山中海拔4000-4500米以上冰封雪岭中的密尔岱山玉矿。劈石采玉，完全依靠铁锤、楔子、钢钎等简单工具，凭借维吾尔族与汉族工匠及民工的聪明才智，在寒冷中经数月的劳作，历经千辛万苦，采出了一块浅绿色的巨大青白玉料，又经工匠六面凿平。这块玉料长约3米，宽近2米，厚1米多，估计重20吨，为北京故宫现存最大玉件“大禹治水图”玉山的玉料(重5.33吨)的3.7倍，是新疆向清廷贡玉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
采得大玉料不容易，把大玉料运下高山到邻近乡镇也不容易，要把巨大玉料运到京城更不容易。面对运送这前所未有的大玉，由于清朝由盛世转到末世，国力大减，不仅无力制作更大的铁车，就连百马拉千人扶亦难达到。
巨大玉料，在山上六面凿平，底面磨光，利用高山上低温和山缓坡的积雪，可将大玉料精心巧妙地滑至谷底，在大雪封山、河水解冻时，将大玉在狭窄河谷中运出山口。数百名运玉人，将大玉的光滑面朝下，用圆木垫在玉料下面，采用几十匹马拉、上百人推、棍撬，轮翻动作移动圆木往前垫，驱动大玉料缓慢向前移动。冬季是运大玉的最佳时间。运玉人就在路上泼水冻冰，沙漠北缘找水也不容易，轮番垫圆木，马拉人推，艰难地驱动这个庞然大物。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小块绿洲之间，数百千米无人烟，几百人的食粮和上百匹马的草料耗费量甚大，最可怕的是常有断粮危险，据说当时运玉路上累死、病死的民工有300多人。
运玉队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送着大玉料缓缓行进。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正当大玉料运到近i000千米外的库车县旧城时，运玉工的万般痛苦和他们的忍耐到了极限，反抗的怒火一触即发之际。1908年11月的一天，当慈禧太后在北京紫禁城驾崩的消息，通过电报从京城传来后，运玉的民工在狂怒之下，把所有苦难和怨恨都倾泻在这块珍贵的大玉料上。他们砸碎了这块大玉料，中块和小块玉料，混乱中被人搬走，有的被扔进了库车河里，只剩下两块搬不动的玉料。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库车。经历清末天崩地裂，民国社会动荡，兵荒马乱，遗留下来的这两块玉料，作为清代文物被新成立的库车县人民政府存放在县委大院里。
1965年5月，库车县政府将大玉料赠给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小件玉料赠给了新疆地矿局。两件玉料用汽车妥善运抵乌鲁木齐，小件玉料移交新疆地矿局，大件玉料由火车分段运输，同年9月运抵北京。于是，这件饱含新疆各族人民血泪的昆仑山来客，分别留在了首都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和新疆地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清代和田及叶尔羌的贡玉分为“例贡”和“特贡”两种方式。所谓“例贡”用清朝政府的说法就是“尽得尽纳”，也就是没有数量限制，出产多少就要上缴多少。所谓“特贡”就是朝廷造办处根据朝廷大典及皇室各种庆典活动的需要，派人到叶尔羌及和田专门收集制作器物的玉石。无论是“例贡”还是“特贡”，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和灾难，当地都得派出民工，并解决应差人员的一切开支。一般都是青壮年，对地方人民的生产劳动影响很大。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叶尔羌办事大臣一次就摊派民工3200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采磬料动用民工300人长达五个月之久，每个民工只得到土布六匹。这些被无偿征用的民工，既不能瞻养老小，还得负担自己的开销，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严重对立。
下面这两件发生在清代的贡玉典型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和田玉虽然是美好的象征，但对当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仅没有给百姓生活带来富裕，反而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和负担。
乌什塔拉三块贡玉之谜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硕县，有一个叫乌什塔拉的地方，“乌什”维吾尔语意为“三”，“塔拉”有“个、块”之意。说起这个地名，还有一段与和田有关的历史故事。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举国呈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的局势。叶尔羌(今莎车)、和田所产的玉石便确定为新疆地方向清廷皇室进献的三大贡品之一。乾隆皇帝特别喜爱和田美玉，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使乾隆所遗留下来的和田玉器珍品之多、雕件之巨，居历代王朝之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叶尔羌伯克玉素甫派遣民工3000余人，进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密尔岱山采集和田玉。维吾尔族和汉族采玉者凭着集体的聪明才智，仅以铁锤、钢钎、绳索、木杠等简单工具，经过数月的劈石采玉，历经千辛万苦采得和田大玉料三块，一块青玉重达六吨、一块葱白玉4吨、一块白玉重3吨多。叶尔羌伯克玉素甫为讨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便命人将三块大玉一齐运往北京。
新疆戈壁连绵，沙漠千里，当时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民工们在山上将巨大的玉料六面凿平，然后利用高山低温铺设冰道，将大玉料精心巧妙地滑至谷地，再沿河谷运出山口，然后再将大玉装上特制的大铁车，用上百匹良马。上千名运玉人日行夜宿，顺利时才能“日行五里七八里”。沿途尚需征用徭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耗时八年之久，将此三块大玉运至新疆和硕县城东48千米的乌什塔拉处。
这三块大玉所经之处必须提供民夫与粮草，致使地方怨声载道，百姓鸡犬不宁。乌什办事大臣都尔嘉将此劳民伤财的运玉情形曾上奏朝廷，怎奈当时奸臣和坤专权，扣押了都尔嘉的奏章，致使民情无法上闻。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和坤被弹劾处死，嘉庆皇帝才下令：不论这些玉石运至何处，立即抛弃，不再运来。至此，出自莽莽昆仑的三块大玉便被抛弃在乌什塔拉。时隔七年后，喀喇沙尔(今焉耆)办事大臣玉庆上奏嘉庆皇帝，请求将弃置在乌什塔拉的三块大玉招商认卖或运往北京，遭到了嘉庆皇帝的严厉斥责，在严斥之后又将其削职交伊犁将军管束。玉庆被贬之后再也无人敢上奏三块大玉的事情了。可怜这三块稀世之宝，成为了朝廷的弃儿。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谪戍新疆的林则徐在路过和硕时，虽时隔近40年，此三块大玉仍完好无缺地置卧于乌什塔拉。清光绪六年(1880年)，诗人施浦华在和硕的乌什塔拉亲眼目睹了这三块被置于路旁的大玉，并在玉上题诗。
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湖南督军府谢彬考察新疆，他在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述：“乌什塔拉北田有玉一块，体积视南方方棹略小……今残存系大者，而次者小者早已被人零截尽失”。这是有关乌什塔拉被弃大玉最晚的一篇记述。
100多年来，关于这三块玉的下落，传说纷纭，并被好事者演绎出许多故事。20世纪90年代末，有人曾在乌鲁木齐一户人家的平房，看到过一块长方形，重达数吨的玉石，玉的主人声称在南疆一个山口挖运出来的，据说这是那三块玉石中的一个，其他的两块现今在那里，这也许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了。
一块密尔岱玉的血泪传奇
在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楔形浅绿色，重约135千克的和田青白玉料，该玉料玉质细腻、滋润，犹如一个守护神。谁会想到这块并不引人注意的玉料，还会有一段鲜为人知，已被历史遗忘悲壮的血泪传奇。
清代末期的公元1905年，是慈禧太后70岁寿辰，全国各地官员都要上贡祝寿。她在收受了众多的贵重和田玉器、翡翠精品与红蓝宝石之后，又下了懿旨：在她“百年”之后，其寝宫中制作停放棺椁的大玉座，必须同她的威严和荣耀相匹配。这一次，她选中了新疆和田青玉，并下达懿旨给了新疆巡抚联魁。
当时出产和田玉大料的玉矿唯有西昆仑山中的密尔岱山。地方官员领旨后，组织采玉的工匠、民工及监护的绿营兵等千人，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城县集结，前往叶尔羌河山口的卡群，向支流棋盘河上游居民点进发，略作准备便溯源而上，攀登群山中海拔4000-4500米以上冰封雪岭中的密尔岱山玉矿。劈石采玉，完全依靠铁锤、楔子、钢钎等简单工具，凭借维吾尔族与汉族工匠及民工的聪明才智，在寒冷中经数月的劳作，历经千辛万苦，采出了一块浅绿色的巨大青白玉料，又经工匠六面凿平。这块玉料长约3米，宽近2米，厚1米多，估计重20吨，为北京故宫现存最大玉件“大禹治水图”玉山的玉料(重5.33吨)的3.7倍，是新疆向清廷贡玉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
采得大玉料不容易，把大玉料运下高山到邻近乡镇也不容易，要把巨大玉料运到京城更不容易。面对运送这前所未有的大玉，由于清朝由盛世转到末世，国力大减，不仅无力制作更大的铁车，就连百马拉千人扶亦难达到。
巨大玉料，在山上六面凿平，底面磨光，利用高山上低温和山缓坡的积雪，可将大玉料精心巧妙地滑至谷底，在大雪封山、河水解冻时，将大玉在狭窄河谷中运出山口。数百名运玉人，将大玉的光滑面朝下，用圆木垫在玉料下面，采用几十匹马拉、上百人推、棍撬，轮翻动作移动圆木往前垫，驱动大玉料缓慢向前移动。冬季是运大玉的最佳时间。运玉人就在路上泼水冻冰，沙漠北缘找水也不容易，轮番垫圆木，马拉人推，艰难地驱动这个庞然大物。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小块绿洲之间，数百千米无人烟，几百人的食粮和上百匹马的草料耗费量甚大，最可怕的是常有断粮危险，据说当时运玉路上累死、病死的民工有300多人。
运玉队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送着大玉料缓缓行进。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正当大玉料运到近i000千米外的库车县旧城时，运玉工的万般痛苦和他们的忍耐到了极限，反抗的怒火一触即发之际。1908年11月的一天，当慈禧太后在北京紫禁城驾崩的消息，通过电报从京城传来后，运玉的民工在狂怒之下，把所有苦难和怨恨都倾泻在这块珍贵的大玉料上。他们砸碎了这块大玉料，中块和小块玉料，混乱中被人搬走，有的被扔进了库车河里，只剩下两块搬不动的玉料。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库车。经历清末天崩地裂，民国社会动荡，兵荒马乱，遗留下来的这两块玉料，作为清代文物被新成立的库车县人民政府存放在县委大院里。
1965年5月，库车县政府将大玉料赠给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小件玉料赠给了新疆地矿局。两件玉料用汽车妥善运抵乌鲁木齐，小件玉料移交新疆地矿局，大件玉料由火车分段运输，同年9月运抵北京。于是，这件饱含新疆各族人民血泪的昆仑山来客，分别留在了首都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和新疆地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