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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还在北京分司厅胡同附近上中学。胡同口的音像店有好几家，那两年里头，他感觉不管哪家都在没日没夜放张蔷的歌。“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那声音太特别了，“又嗲、又骚、又野”，选的歌儿也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是迪斯科，舞曲节奏非常带劲。
沈黎晖记得，磁带封面上的女郎看上去年轻得有点过分了，大红唇，烫了个爆炸头，拼了命地把自己往老气里打扮，但还是挡不住脸上两坨婴儿肥，还想方设法地秀着一双大长腿儿。
传奇往往如同旋风。1985年至1986年的仅仅两年间，18岁的北京姑娘张蔷出版了15张唱片，卖出了超过2000万张的总销量。凭借这一至今无人可破的销量奇迹，张蔷登上了1986年4月7日的《时代周刊》（TIMES），和惠特尼·休斯顿、邓丽君等人并列，被喻为“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1987年3月，红在顶峰的张蔷令人极度意外地急流勇退，远走澳洲，从此几乎消失在华语乐坛。这时她刚刚满19岁，几个月后，她宣布结婚，并很快当了妈妈。
沈黎晖和张蔷签约是25年后的事情。2011年8月31日，张蔷当时的感觉，“嘿，好像签了就要开学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沈黎晖有了摩登天空—他把它做成了中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张蔷则早早地离开了主流歌坛和媒体的视线，她出国、回国，定居过香港，又回到北京，结婚、离婚、再婚，有了两个孩子。她很享受生活，现在这段婚姻甜蜜而稳定，她只是好久不唱了。
25年里，张蔷其实陆陆续续有过几次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的复出。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完成了对大陆的全面占领，张蔷八十年代时髦的、“刺头儿”般的形象已经不再能引领潮流，她热衷的迪斯科舞曲也仿佛披挂上了一层过时的外套。第二次是90年代末，她刚走出第一段婚姻，“很解脱”。那阵子她喜欢上了软绵绵的法国香颂，以及南美的bossa nova，自己掏钱做了一张很“咖啡音乐”的专辑，印了6000张，被老歌迷瓜分一空。2008年，她在保利剧院做了一场演出，媒体人李孟夏就是在这场演出上对张蔷刮目相看的—“大概是没想到我这把年纪嗓音还维持得这么好”。正是李孟夏把张蔷推荐给了沈黎晖。
如何包装张蔷一度是一个难题，然而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难题似乎突然可以迎刃而解。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溜达起了穿回力鞋和紧身裤的男女，喝着北冰洋汽水，戴着蛤蟆镜—恨不得再拎上一架双卡录音机。曾经的时髦重新被命名为复古，变成了更年轻的人怀念一个他们并不曾真正经过的时代的游戏。沈黎晖建议由新裤子乐队来帮张蔷完成复出—这个一般被定性为“朋克”或“新浪潮”的乐队以一批听起来欢愉明亮而又蠢蠢欲动的歌曲而保持着活力。张蔷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大的原因是“这几个小年轻是公司里唯一还喜欢迪斯科的”。
谁也没有想到《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会成为华语乐坛的岁末一击。当张蔷唱起新裤子写给她的“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经历或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似乎都能轻易地从这套久违的舞曲节奏中感受到那个曾经年代的光芒。在长期被成人抒情、苦闷民谣和都市小清新三分天下的华语乐坛，活力、快乐、强劲的旋律几乎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而张蔷一如25年前般慷慨地提供着它们。
凭借点击率和话题性，《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成为了2013年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专辑。乐评人邱大立说：“就像在那个粗制滥造的年代，没有一位创作人专门为她写歌，但这位翻唱女皇仅仅靠翻唱就唱出了自己的风格。21世纪，华语唱片工业已沦为包装工厂，在这个熟悉的声音里，张蔷再次用她的个性盘活了这个没有特色的时代。”
民谣歌手苏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蔷的声音是怎样占据了银川街头，“她矫揉造作的嗓音、撒娇的歌声，比邓丽君更靡靡之音更辣。在公园里或父母不在的家里，我们天天抱着吉他，从来没有完整地弹过一首曲子，但都能完整地哼唱张蔷的旋律。”因为逃课、翻墙、巷战、看《少女之心》和穿喇叭裤而被看作道德败坏的少年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只有这样粗糙和放纵的声线才属于自己。“我敢打包票，没有谁的爹妈会喜欢这样的歌声，可是，谁占领街头，谁就是偶像。”
乐评人颜峻曾说，张蔷的歌不像是中国人唱的，因为她的声音自由、奔放，如同她迪斯科皇后的美誉一样，有着中国人太少拥有的朝气。但那又只能是中国人的声音，因为它们“隐隐的，仍有着革命的豪情和流氓的欢乐”。那些嗲得理直气壮的歌，那些在没有太多技巧和技术含量的时代凭借着冲动、热情而被录制下来的歌，终究是被记住了，就像八十年代一样，“中国人真的曾经那么轻松和天真，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打心底里觉得明天会更好，会为爱情而哭，会为理想而辩论”。如果重新唤醒那个时代的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为今天而羞愧？
他说，张蔷的回来，不会让我们哭，“而是让我们想起快乐，再次快乐，并相信快乐”。
南都周刊×张蔷
我遇上了好时代，一个爆炸的时代
南都周刊：看到你最近的宣传行程都被排满了。时隔快三十年，这种忙碌感会不会很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你的日程表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疯狂？
张蔷：其实不是，八十年代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那时候没有宣传，没有艺人经纪，我们都是个体户。像我这样的，年纪比较小，发第一张唱片时只有15岁，很多时候还由我妈带着呢。我们就是录好唱片就拿去卖。我记得我在云南声像录第二张唱片时，因为第一张《东京之夜》反响太好了，第二张我在楼上录旁边就有人等着拿走送到楼下的流水线上生产。卡车就在门外等，生产完了就运走，发往全国的音像店。 南都周刊：第一张唱片反响有多好？
张蔷：先是印了20万张，非常快就抢光了。然后云南声像的老板陈连丹决定加印250万张。最后全卖光了。他这个人胆子很大，眼光也准，一开始就是他看好我，周围人都不认可。因为当时流行的风气全部是模仿邓丽君，我录《东京之夜》时，王菲和田震也都在云南声像录歌，都是唱邓丽君的—嘿，你想想，连田震都捏着嗓子学邓丽君呢！我的声音跟她们很不一样，喜欢的歌也不同，我翻的那些大桥纯子、beegees、谷村新司，都是市面上没有的。陈连丹相信我能红，第一张唱片就给了我1400块，哎哟，我妈当时在中国电影剧团，要知道她一个月的收入才60块钱！录完看反响好，他又给了我8000块—包括第二张唱片的稿酬和中间三个月的生活费以及制约金，就是说这期间不能给别家录了。把我当时给激动的，跟我妈说，妈，你看，还差不到一千块钱，我们就成万元户了！（笑）
南都周刊：《时代周刊》当时的采访里说你母亲为了测试你的工作效率与潜在能量，一个月就让你录了四盒歌带。你当时的状态如何，工作量是满负荷的吗？
张蔷：有个词叫“钻棚子”，说的就是我这样的—天天都钻在录音棚。1986年我几乎每天都去录音棚，工作人员看到我过去头都不用抬的。一张专辑里大概有14首歌，我每天学两首，白天在家练，下午四点进棚录，大概录6小时结束。我那时候说我肯定是中国唯一能以这样速度工作的歌星呢。
挑歌、收歌，都是我自己来。我妈在电影剧团，有很多电影原声，国外流行音乐的资料啊，我都物尽其用。家里在国外的亲戚也会带磁带给我，什么流行带什么，拼盘也拿回来，我就是瞎听着过来的。那时候环境有多闭塞呢？一个歌手要出唱片，要把小样送到音像公司去，由音乐编辑决定。我朋友从日本弄了一张谷村新司的专辑到音像公司，骗编辑说是他自己的小样，对方完全听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谷村新司在国外多红啊！
我的途径算是比一般人好得多—像常宽他们都是管我借唱片。但有时还是无可奈何。我记得我第一听到迈克尔·杰克逊，大概是1982年。他在中国毫无知名度，在美国已经是“有人不知道耶稣没人不知道他”那种级别了。当时我发现有个短波电台，每天下午四点多都会放到一首歌，其实就是他的《Billie Jean》，我当时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太好听了！每天我都在录音机前等着，等着跟着它跳舞，前奏一起来我就脱衣服，嗨，迪斯科精神不就是“薄露瘦紧透”嘛！跳完就特伤心，因为还要等一天。后来过了快一年，我在亲戚给我寄的杂盘磁带里才又听到这首歌，还看到了他的样子—我当时就乐了，这人，跟我一样，留个爆炸头！
南都周刊：你的前卫造型是自己设计的？
张蔷：我们那时候都跟着《大众电影》，有一期索菲亚·罗兰上封面，在一个井旁边，撑着胳膊，仰着头，顶的就是爆炸头。我觉得好美，非常有女人味，就去“四联”找师傅给我做，结果他们照猫画虎的根本学不会。我就自己尝试喽，把筷子折断了，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 嘿，这个爆炸头还就被我自己给烫出来了。
南都周刊：会对自己没有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单纯”的少女时代心存遗憾么？
张蔷：不会。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就是最好的。我挣了很多钱（笑）。
下面这个时代是崔健的
南都周刊：你当时在朋友里是最富的？
张蔷： 肯定的，都朝我借钱。我也很能花，我和我妈妈，我们都是 material girl（物质女郎）。那时候我赚了有几十万吧，北京当时还没有商品房，卖的是房屋的居住权，几千块钱一个— 老有人跟我说你当时投资一下现在就地产大亨了。我说那可不是我。我和我妈都是乱花钱的，享受生活的女人，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当时北京哪有奢侈品商店呀，我们都是去涉外饭店里买好东西。我记得我妈第一次给我买了一套资生堂的面霜、眼影、香波，我开心坏了，到哪儿都提着那一包东西 — 结果给丢在出租车上了。我们也爱买衣服，5000块钱的一条裙子，我买过（笑），当时一套房子也就5000块。
我也特能吃，特爱吃。当时我们把北京转着圈都给吃遍了。马克西姆，北京饭店的咕噜肉，还有泰和楼的松鼠桂鱼—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肉都是活的，你一动筷子它会往前一串，特嫩！我可爱吃了。说当时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们都传，说张蔷啊，谱大了，松鼠桂鱼只吃鱼肚子上那一小块，剩下的都给跟班吃。瞎传！我明明是整条都吃掉的（大笑）。
据说现在的姑娘也物质……可是我们那时候物质得不一样。我就觉得，人活着吧，吃穿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姑娘比较有远见？不像我们当年那么朝生暮死的。当时常宽还跟我说，他要再攒攒钱，买辆车，白天开出租能赚，晚上开到酒吧去驻唱再赚钱。我当时想，怎么可能，我们国家，怎么可能有酒吧？那时候生活太贫瘠了，这些都无法想象。
南都周刊：1987年你就退出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继续赚钱、做红歌手— 这些完全不留恋么？
张蔷：我真不留恋。我好像从小就特别渴望爱，想要男朋友，可能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缘故。所以碰到第一个爱人我马上就打算不唱了。而且我当时虽然刚过19岁生日，总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然后退出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正好。后来去了澳洲，几十万积蓄其实很快就花光了，我很能花钱么— 一年三五万美元没问题。也不觉得不习惯，大概是什么都见过了，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自己的歌路已经走到头了。我那种野蛮的、完全不成体系的、疯狂的翻唱方式，我也厌倦了。没有人给我写歌，适合我的歌路的歌。而我当时的直觉是，翻唱已经完了，接下来是要拼原创的时代了。怀孕之后有一次我去录音棚看朋友录歌，正好碰到崔健在录《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当时就和朋友说，这人，肯定红。下面这个时代是他的。
南都周刊：很多人都说怀念八十年代。但你说，你是真正享受过八十年代的人。
张蔷： 八十年代很贫瘠，但就因为贫瘠吧，得到过的东西会印象特别的深。我们珍惜我们所有的。我其实只红了两年，就退出了，之后很多年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走在街上根本没人认得出来。老有人问我像不像一场梦？我说不像啊。因为我付出过，非常努力过，所以当时的成功不是泡影，放弃也是自己的选择。八十年代的贫瘠，八十年代的饥渴，八十年代的奋斗精神，八十年代最早富起来的人的享受—— 我都享受过。够啦，知足。
当时的成功不是泡影，放弃也是自己的选择。八十年代的贫瘠，八十年代的饥渴，八十年代的奋斗精神，八十年代最早富起来的人的享受—我都享受过。够啦，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