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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推行，同时也是第一个叫停网络实名制的国家，韩国提供了一个有力借鉴。或许，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实名制是一个恶心的政策，只需“隐私威胁”这一个理由就足够了。
就在“密码危机”在中国互联网上演的时候，韩国人为安全考虑，打算关上网络的闸门。
2011年12月29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向总统李明博提交报告，准备全面限制收集和使用“居民登录证”（身份证）号码。这意味着，作为第一个实行网络实名制国家的韩国，将很可能取消这个已实行五年的措施。
过去几年来，韩国网络实名制从无到有，再至破产边缘，其经历可谓曲折。但是，这个初衷为减少网上语言暴力、诽谤以及传播虚假信息的规定，在韩国专栏作家金宰贤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当看到最近北京对微博的实名管理规定后，他借一个中国朋友关于“韩剧出口”的问题说：“我们限制出口的不应该是韩剧，而应是互联网实名制。”
从政府先行到全面强化
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可以追溯到大约十年前的金大中执政时期。
在金大中执政末期的2002年，出现了大面积的“网络选举犯罪”。2003年3月28日，信息通信部向新当选的卢武铉总统建议，首先从政府部门开始网络实名制，然后逐步推广到民间。到当年5月，已经有15个政府部门开始实施。这种“政府先行”的做法，与北京微博实名管理从商业网站先行有所不同。
彼时韩国的实名制还不是完全实名制，而是通过后台登记身份证号和姓名，前台则可以使用化名上传文章，这与北京对微博的实名管理颇为类似。之后，韩国将实名制扩大到门户网站。韩国还计划在本国生产的所有电脑上免费安装杀毒软件，并推广“青少年专用电子邮件”制度，类似于中国为青少年安装“绿坝”，拦截垃圾邮件。
在2005年6月“狗屎女事件”（一名女子因没有清理爱犬留在地铁车厢里的大便而被人肉搜索，此女重压下患上精神疾病）后，韩国官方和民间开始关注网络实名制立法问题。当年9月12日，信息通信部举行听证会，要求NAVER（类似中国的百度）、DAUM等大型门户网站实行有限的实名制。之后，卢武铉政府发布和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为网络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
其间，韩国实名制的范围不断延伸到其他领域，甚至在2005年11月泡菜被查出含有寄生虫风波后，大邱寿城区决定实施“泡菜实名制”。
2007年，网络实名制立法进一步完善。信息通信部当年颁布《促进利用信息通信网及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修改案，规定35家主要网站实施实名制。如果发现没有用真实姓名的匿名文章，网站经营者将被处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此举被普遍认为，标志着韩国网络实名制的正式实施。
2008年对韩国以及网络实名制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李明博政府与美国签署的牛肉进口协议引发韩国民众普遍不满，并逐渐演变成反政府的“烛光示威”集会，直播该事件的视频网站逐渐增多，这让新上任的李明博第一次领教了“网络参政”的厉害。
当年的“密涅瓦事件”也直接影响着韩国网络实名制的进程。从3月开始，韩国一神秘网民使用“密涅瓦”的笔名，频频在门户网站DAUM的Agora论坛板块（相当于中国的天涯论坛）发布有关经济走势的帖子。他因先后准确“预言”雷曼兄弟倒闭和韩元急剧贬值的消息而名声大噪。一时间，这个预言家被封为“网络经济总统”，甚至有网友建议由他来取代韩国财长姜万洙。韩国政府再次体会到网民的威力。此时，民众对于实名制也逐渐持支持意见。2008年，韩国官方曾委托盖洛普对全国3000名成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9.8%的国民认为网络实名制实施有必要。
如果说“牛肉风波”和“密涅瓦事件”让韩国政府意识到网民的重要性，那么崔真实自杀事件，则更坚定了韩国政府实施网络实名制的决心。当年10月2日凌晨，年仅40岁的艺人崔真实在筹拍《我人生中最后的绯闻》第二部期间，在浴室用绷带自缢身亡。警方调查显示：崔真实死于网上流传的一则有关高利贷的谣言。此后，两名女粉丝和艺人相继自杀。
崔真实自杀的微妙之处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让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更加师出有名，韩国大国家党决定借此建立处罚网络人身攻击的法律，准备新增“名誉损害罪”和“网络侮辱罪”，即使没有被害者的起诉，也可进行调查。此即为所谓的“崔真实法”。
水军与五毛
尽管韩国网络实名制风风火火地展开，但其实它并未能阻止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在“崔真实法”出台前后，韩国网络上便出现了一股“造谣、辟谣”之风。
据《东亚日报》报道，在当年的“烛光示威”中，类似于“李明博是老鼠××”等言论在网络上不断出现，一些网民还组织“水军”参与“烛光示威”。“弹劾李明博全民运动总部”雇用了几十名“夜猫子通信员”，主要任务是拨打抗议和骚扰电话，并在网络上传播该网站的宣传数据。
当“水军”发帖的时候，为政府说话的一方则被当做羞辱的对象。一些大网站按照有关法令删除有关李明博的谣言文章时，“夜猫子”们反驳道：“网络也配合政权的口味走吗？”
除了水军，一些网民也自发行动起来，发起正面宣传的网络活动，出现了类似“自带干粮的五毛”组织。韩国建国大学国际学部闵丙哲教授号召学生“善意回帖”，为给这项运动助威，他还将“善意回帖运动”扩大到中国。2009年，即有30万韩国人参加该“运动”。
持续不断的网络谣言，更给予了政府管制网络的理由。高丽大学法学系教授张永洙指出：“像侮辱法官一样，网民无法制止自己的行为，政府就有了设立网络侮辱罪的依据。”
不过，实名制在抑制网络诽谤和谣言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010年4月，首尔大学一位教授发表《对互联网实名制的实证研究》称，该制度实施后诽谤跟帖数量从13.9 % 减少到12.2 % ，仅降低1.7个百分点。
这样的数据无疑是对网络实名制“抑制谣言和诽谤的初衷”的有力质疑。除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没有得到改进之外，韩国网络实名制还经常遭到“钳制言论自由”的抨击。
2010年1月，韩国民间团体“参与连带”向“宪法裁判所”提出对互联网实名制的宪法诉愿，称该制度侵害互联网用户的匿名表达自由、互联网言论自由及隐私权。其间，也有其他人权机构和NGO组织以言论自由为由反对网络实名制，但最终未能阻挡实名制的进程。
2007年8月底到首尔读博的高明（化名），正好赶上网络实名制实施。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她，本来就不太喜欢在网上留言，因为实名制，她更是决定“从来不在网上发表个人立场”。
韩国记者李成贤并不赞成网络实名制，在他看来，强制性要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网站的留言相对比较文明，但美国并没有要求实名制。”
韩国的网络十分发达，为什么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很多网民认为，这项政策的推出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是为了控制网上舆论。”韩国专栏作家金宰贤说。
这个说法，与李成贤的分析比较一致。他认为，这和韩国的上层权力机构有关，韩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而且总统所属的大国家党在内阁中占有巨大优势，反对党的声音非常小。而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正是在大国家党执政时期得到了极大强化。
而在外界看来，如中国媒体人士安替认为，实名制真正的诱惑是：打通虚拟治理和地上政府管理，让政府拥有虚拟世界的绝对权威，或者让网站拥有地上的政府权力。
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在韩国信息通信部信息伦理部门负责人金钟浩有另一番解读，韩国推行网络实名制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树立起了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这一点，在中国工作的韩国人李钟台（音）比较赞同。今年62岁的他，认为实名制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增强网上留言的“责任心”，也有助于消除谣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和传播学教授展江认为，在能保证言论自由和民众不受恐惧威胁的情况下，实名制有其实行的理由，但还需要技术条件。事实证明，对实名制的最大考验还是来自公众的信息安全，不断涌现的公众信息泄密事件一步步考验着韩国网民的神经。
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2005年1月，一份网罗99名韩国一线明星隐私的“X档案”在网上迅速传播；2007年8月，一家电信公司盗用顾客资料的情况多达730万件，占韩国当年1444万网民的一半以上；当年9月，甚至有人通过网络盗用卢武铉的名义申请大选选举人。
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后，韩国主要网站成为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旦网站被攻破，施行实名制的网站显然比匿名制的网站更令人不安。2008年针对eBay韩国子网站的黑客攻击，导致1800余万网民真实资料泄露。
但让韩国人意料不到的是，更大泄密在后来出现。2011年7月，实名制社交网站“赛我网”和NATE网被黑客攻击，3500万用户的个人真实详尽信息被泄露。这等于说，95%的韩国网民、70%韩国人的身份资料已经外泄。“（韩国互联网用户资料外泄）这样的悲剧，完全是希望打通虚拟和真实两个世界联系的网络实名制导致的。”媒体人士安替评价说。
正是这一事件，让韩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网络实名制政策，而公众信息大规模泄露，也成为压垮韩国网络实名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1年8月11日，为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再度发生，韩国行政安全部提出并达成了分阶段废除“互联网实名制”的协议，后来媒体更正报道称，因为遭到主管部门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的反对，行政安全部撤回了该方案。就在“拟废除”的考虑中，黑客又在2011年11月下旬出动了，这次韩国的一家游戏公司中招，1320万游戏玩家信息被泄露。
对韩国政府来说，不得不考虑网络实名制的安全隐患了。2011年12月29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向李明博提交报告，从2012年起，日均访问者超过1万名的网站全面限制收集和使用“居民登录证”（身份证）号码，2013年将其范围扩大到所有网站。
作为第一个以国家名义推行网络实名制，同时也是第一个宣布要废除该项政策的国家，韩国为其他试图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力借鉴。或许，正如《纽约时报》《Naming Names on the Internet》一文中所说—实名制是一个恶心的政策，只消“隐私威胁”这一个理由就足够了。
（参考资料：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2002年—2011年的报道，另参考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的报道。）
就在“密码危机”在中国互联网上演的时候，韩国人为安全考虑，打算关上网络的闸门。
2011年12月29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向总统李明博提交报告，准备全面限制收集和使用“居民登录证”（身份证）号码。这意味着，作为第一个实行网络实名制国家的韩国，将很可能取消这个已实行五年的措施。
过去几年来，韩国网络实名制从无到有，再至破产边缘，其经历可谓曲折。但是，这个初衷为减少网上语言暴力、诽谤以及传播虚假信息的规定，在韩国专栏作家金宰贤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当看到最近北京对微博的实名管理规定后，他借一个中国朋友关于“韩剧出口”的问题说：“我们限制出口的不应该是韩剧，而应是互联网实名制。”
从政府先行到全面强化
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可以追溯到大约十年前的金大中执政时期。
在金大中执政末期的2002年，出现了大面积的“网络选举犯罪”。2003年3月28日，信息通信部向新当选的卢武铉总统建议，首先从政府部门开始网络实名制，然后逐步推广到民间。到当年5月，已经有15个政府部门开始实施。这种“政府先行”的做法，与北京微博实名管理从商业网站先行有所不同。
彼时韩国的实名制还不是完全实名制，而是通过后台登记身份证号和姓名，前台则可以使用化名上传文章，这与北京对微博的实名管理颇为类似。之后，韩国将实名制扩大到门户网站。韩国还计划在本国生产的所有电脑上免费安装杀毒软件，并推广“青少年专用电子邮件”制度，类似于中国为青少年安装“绿坝”，拦截垃圾邮件。
在2005年6月“狗屎女事件”（一名女子因没有清理爱犬留在地铁车厢里的大便而被人肉搜索，此女重压下患上精神疾病）后，韩国官方和民间开始关注网络实名制立法问题。当年9月12日，信息通信部举行听证会，要求NAVER（类似中国的百度）、DAUM等大型门户网站实行有限的实名制。之后，卢武铉政府发布和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为网络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
其间，韩国实名制的范围不断延伸到其他领域，甚至在2005年11月泡菜被查出含有寄生虫风波后，大邱寿城区决定实施“泡菜实名制”。
2007年，网络实名制立法进一步完善。信息通信部当年颁布《促进利用信息通信网及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修改案，规定35家主要网站实施实名制。如果发现没有用真实姓名的匿名文章，网站经营者将被处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此举被普遍认为，标志着韩国网络实名制的正式实施。
2008年对韩国以及网络实名制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李明博政府与美国签署的牛肉进口协议引发韩国民众普遍不满，并逐渐演变成反政府的“烛光示威”集会，直播该事件的视频网站逐渐增多，这让新上任的李明博第一次领教了“网络参政”的厉害。
当年的“密涅瓦事件”也直接影响着韩国网络实名制的进程。从3月开始，韩国一神秘网民使用“密涅瓦”的笔名，频频在门户网站DAUM的Agora论坛板块（相当于中国的天涯论坛）发布有关经济走势的帖子。他因先后准确“预言”雷曼兄弟倒闭和韩元急剧贬值的消息而名声大噪。一时间，这个预言家被封为“网络经济总统”，甚至有网友建议由他来取代韩国财长姜万洙。韩国政府再次体会到网民的威力。此时，民众对于实名制也逐渐持支持意见。2008年，韩国官方曾委托盖洛普对全国3000名成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9.8%的国民认为网络实名制实施有必要。
如果说“牛肉风波”和“密涅瓦事件”让韩国政府意识到网民的重要性，那么崔真实自杀事件，则更坚定了韩国政府实施网络实名制的决心。当年10月2日凌晨，年仅40岁的艺人崔真实在筹拍《我人生中最后的绯闻》第二部期间，在浴室用绷带自缢身亡。警方调查显示：崔真实死于网上流传的一则有关高利贷的谣言。此后，两名女粉丝和艺人相继自杀。
崔真实自杀的微妙之处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让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更加师出有名，韩国大国家党决定借此建立处罚网络人身攻击的法律，准备新增“名誉损害罪”和“网络侮辱罪”，即使没有被害者的起诉，也可进行调查。此即为所谓的“崔真实法”。
水军与五毛
尽管韩国网络实名制风风火火地展开，但其实它并未能阻止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在“崔真实法”出台前后，韩国网络上便出现了一股“造谣、辟谣”之风。
据《东亚日报》报道，在当年的“烛光示威”中，类似于“李明博是老鼠××”等言论在网络上不断出现，一些网民还组织“水军”参与“烛光示威”。“弹劾李明博全民运动总部”雇用了几十名“夜猫子通信员”，主要任务是拨打抗议和骚扰电话，并在网络上传播该网站的宣传数据。
当“水军”发帖的时候，为政府说话的一方则被当做羞辱的对象。一些大网站按照有关法令删除有关李明博的谣言文章时，“夜猫子”们反驳道：“网络也配合政权的口味走吗？”
除了水军，一些网民也自发行动起来，发起正面宣传的网络活动，出现了类似“自带干粮的五毛”组织。韩国建国大学国际学部闵丙哲教授号召学生“善意回帖”，为给这项运动助威，他还将“善意回帖运动”扩大到中国。2009年，即有30万韩国人参加该“运动”。
持续不断的网络谣言，更给予了政府管制网络的理由。高丽大学法学系教授张永洙指出：“像侮辱法官一样，网民无法制止自己的行为，政府就有了设立网络侮辱罪的依据。”
不过，实名制在抑制网络诽谤和谣言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010年4月，首尔大学一位教授发表《对互联网实名制的实证研究》称，该制度实施后诽谤跟帖数量从13.9 % 减少到12.2 % ，仅降低1.7个百分点。
这样的数据无疑是对网络实名制“抑制谣言和诽谤的初衷”的有力质疑。除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没有得到改进之外，韩国网络实名制还经常遭到“钳制言论自由”的抨击。
2010年1月，韩国民间团体“参与连带”向“宪法裁判所”提出对互联网实名制的宪法诉愿，称该制度侵害互联网用户的匿名表达自由、互联网言论自由及隐私权。其间，也有其他人权机构和NGO组织以言论自由为由反对网络实名制，但最终未能阻挡实名制的进程。
2007年8月底到首尔读博的高明（化名），正好赶上网络实名制实施。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她，本来就不太喜欢在网上留言，因为实名制，她更是决定“从来不在网上发表个人立场”。
韩国记者李成贤并不赞成网络实名制，在他看来，强制性要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网站的留言相对比较文明，但美国并没有要求实名制。”
韩国的网络十分发达，为什么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很多网民认为，这项政策的推出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是为了控制网上舆论。”韩国专栏作家金宰贤说。
这个说法，与李成贤的分析比较一致。他认为，这和韩国的上层权力机构有关，韩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而且总统所属的大国家党在内阁中占有巨大优势，反对党的声音非常小。而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正是在大国家党执政时期得到了极大强化。
而在外界看来，如中国媒体人士安替认为，实名制真正的诱惑是：打通虚拟治理和地上政府管理，让政府拥有虚拟世界的绝对权威，或者让网站拥有地上的政府权力。
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在韩国信息通信部信息伦理部门负责人金钟浩有另一番解读，韩国推行网络实名制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树立起了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这一点，在中国工作的韩国人李钟台（音）比较赞同。今年62岁的他，认为实名制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增强网上留言的“责任心”，也有助于消除谣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和传播学教授展江认为，在能保证言论自由和民众不受恐惧威胁的情况下，实名制有其实行的理由，但还需要技术条件。事实证明，对实名制的最大考验还是来自公众的信息安全，不断涌现的公众信息泄密事件一步步考验着韩国网民的神经。
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2005年1月，一份网罗99名韩国一线明星隐私的“X档案”在网上迅速传播；2007年8月，一家电信公司盗用顾客资料的情况多达730万件，占韩国当年1444万网民的一半以上；当年9月，甚至有人通过网络盗用卢武铉的名义申请大选选举人。
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后，韩国主要网站成为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旦网站被攻破，施行实名制的网站显然比匿名制的网站更令人不安。2008年针对eBay韩国子网站的黑客攻击，导致1800余万网民真实资料泄露。
但让韩国人意料不到的是，更大泄密在后来出现。2011年7月，实名制社交网站“赛我网”和NATE网被黑客攻击，3500万用户的个人真实详尽信息被泄露。这等于说，95%的韩国网民、70%韩国人的身份资料已经外泄。“（韩国互联网用户资料外泄）这样的悲剧，完全是希望打通虚拟和真实两个世界联系的网络实名制导致的。”媒体人士安替评价说。
正是这一事件，让韩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网络实名制政策，而公众信息大规模泄露，也成为压垮韩国网络实名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1年8月11日，为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再度发生，韩国行政安全部提出并达成了分阶段废除“互联网实名制”的协议，后来媒体更正报道称，因为遭到主管部门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的反对，行政安全部撤回了该方案。就在“拟废除”的考虑中，黑客又在2011年11月下旬出动了，这次韩国的一家游戏公司中招，1320万游戏玩家信息被泄露。
对韩国政府来说，不得不考虑网络实名制的安全隐患了。2011年12月29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向李明博提交报告，从2012年起，日均访问者超过1万名的网站全面限制收集和使用“居民登录证”（身份证）号码，2013年将其范围扩大到所有网站。
作为第一个以国家名义推行网络实名制，同时也是第一个宣布要废除该项政策的国家，韩国为其他试图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力借鉴。或许，正如《纽约时报》《Naming Names on the Internet》一文中所说—实名制是一个恶心的政策，只消“隐私威胁”这一个理由就足够了。
（参考资料：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2002年—2011年的报道，另参考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