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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伤逝》中对于人物命名的严格性体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文本暗示，姓名暗藏着作者对于子君人物形象和《伤逝》意蕴的双重象征。指代他者的“子”、“君”和象征封建礼教的“王”，暗示着子君的两次出走都处于一种虚假的个性解放，即主体非中心化状态。“子”的婴儿含义又象征着暗藏于子君和涓生爱情关系背后的启蒙关系，反省了五四启蒙导师“诊者”与“治者”并置的权力越位现象。
关键词：《伤逝》 子君姓名 主体非中心化 启蒙导师权力越位
由于《伤逝》文本内容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从1925年创作伊始至今九十余年里，文学界对于《伤逝》的解读向来众家纷纭。其中关于子君个人人格的觉醒与否和涓生忏悔的真诚与否，始终是《伤逝》研究中有待商榷的问题。有人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高度赞扬子君勇敢地走出了父权和父权的家庭，以身死来证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i。而涓生则通常被视为软弱无能、虚伪忏悔的始乱终弃者形象。与此同时，对于《伤逝》主体意蕴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个性解放和鲁迅对于启蒙的反思与质疑，更有甚者站在索隐派立场上考察历史事实，将《伤逝》文本与鲁迅的私人生活联系起来，认为《伤逝》“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ii。
诚然种种解读都有其文本依据和史料支撑，但多数研究者都忽略了鲁迅对《伤逝》中人物姓名的命名意图——子君的姓名内涵与《伤逝》文本的联系，理解并分析子君的人物形象与《伤逝》主题意蕴都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解读。
对于子君形象的解读，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从《伤逝》独特的叙述视角出发，以涓生第一人称中心主体的“复调”叙述为切入点，探寻构成子君在文本中失语的文本、社会和文化原因。尽管罗义华从比较视域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离骚》与《伤逝》提出“子君即为君子，子君之死喻指君子之死”iii的全新解读，但对于子君姓名问题的详细探讨始终无人触及。多数研究者在解读子君涓生的爱情悲剧时，往往借助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提到的“为娜拉计，钱……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iv这一观点，认为女性解放的关键是要求经济权，即要在家庭中取得男女经济权的平均分配，在社会中取得男女相等的势力。我们假设当子君果真在家庭中获得了经济独立，在社会中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那么当涓生再次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时，子君是否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答案就存在于子君的姓名之中。
“子”、“君”二字的含义众多，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涵义，即表达一种尊称，被称呼者通常为男性。因此，子君名的结构建构于对他者的指代，而名的含义则表示子君将服膺于象征着“子”和“君”的他人引导社会。这种他人引导社会在《伤逝》中则具体表现为以子君叔、父为代表的父权文化和以涓生为表象的夫权文化。由此观之，子君出走后的主体无意识状态则表明，在男权社会中个体女性依靠启蒙者寻求解放实则是一种悖论。
在《伤逝》中，子君的两次出走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出走中，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从父权社会中走出来并提出了“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v传统研究者对这一宣言，往往关注于作为现代新女性的子君身上独有女性解放意义。他们认为在涓生的启蒙下，子君认识到了长期以来潜藏于传统父权文化下自我的存在，因此其主体个性得到了“彻底”地解放。但显而易见，他们忽略了这一语境中说话人的话语与受话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受话人的涓生并不包括在“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话语指向之中，“他们”一词仅仅指代子君的叔、父，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传统的父权文化，但却没有指向涓生。子君以“他们”而非“你们”作为自己独立宣言的客体指代，是否仅仅出于在当下特殊语境中潜意识的选择吗？这种潜意识的选择又是否暗示着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子君主体意识的抹杀？在延续千年之久的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女性作为第二性被物化为男性附属品，而子君作为女性，“失我”的她始终处于一种被构建、被规训的状态，因此她的潜意识始终在找寻一种中心导向，当叔、父不再成为子君的中心时，涓生迎然而上。
对于子君的第二次出走，本文关注于子君走向何处的问题。鲁迅对此早已做出了解答，娜拉出走之后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vi在《伤逝》中子君走出夫权家庭之后又回到了父权家庭中，为什么子君没有选择堕落而是回去呢？答案就藏于子君的姓氏之中。《伤逝》中对于人物的命名十分吝啬，绝大多数出现的人物都没有被作者赋予姓名，其中既有名字又有姓氏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史涓生，二是王升。涓生是谁毋庸置疑，但王升又是何人？涓生去拜访伯父的幼年同窗时世交提到了子君的死讯，证明这消息真实性的证据就是王升的存在：“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vii出于作者对于人物起名的严格性程度，我们判断王升的出现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和作用，因此笔者大胆假设王升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暗示读者子君的姓氏——王。（因为村落往往是血缘相同的家族聚居而成，因此姓氏相同）王，天子也，也是封建王权的象征。在古代中國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王权，往往以无为为政治理想以养民生息，因此，掌握实际中国基层政治权力的主体实际上另有其人——一种具有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长老统治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新名词，它指的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的教化权力，一种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这种教化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王”字在《伤逝》中象征的是以父权文化为表现的封建礼教，也就是子君的叔叔和父亲。由此观之，子君第二次出走之后的选择作者已经通过她的姓氏向读者暗示了结局，那就是回去。我们仔细分析分析子君的姓和名可知，子君的姓氏象征着父权家族，名字暗含对他者的指代，由姓名文字符号组成的子君形象永远被建构于他人引导社会之下，始终处于一种主体非中心化的状态。子君从始至终都无法逃离父、夫权的文化藩篱，她为了与丈夫共建小家庭而离开了父亲和叔父的大家族，在被丈夫抛弃之后她又回到了父亲的庇护之下。子君没有意识到只有在被涓生抛弃的那一刻，她才是她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她的权利。子君的身体虽然离开了父权与夫权所统摄的客观空间，但她的主体意识却始终被男权社会中的文化所规训。 子君的姓氏在前文之中没有出现，它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是在涓生听说子君死讯的那一刻。这或许表达了作者对于启蒙本身的讽刺，子君们作为被启蒙者为了解放个性走出家庭，却又因为个性解放的不彻底而最终回归扼杀个体生命本源的封建礼教。而造成这种悲剧性悖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被启蒙者虚假的个性解放，另一则是启蒙者的权力越位。
对于《伤逝》的主题意蕴历来有诸多解读，但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绝对不是《伤逝》的根本命题，这是由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加速度”的特点，从西方渐渡到东方的诸多主义和理念难分前后地共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支流，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伤逝》的解读仍旧要回归到启蒙本身。对于启蒙的解释已有公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viii因此，启蒙本身并非是高屋建瓴式的你启我蒙，启蒙者之于被启蒙者的关系也不是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他人头脑的灌输式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对于勇气和决心的引导和被引导的关系。同时当被启蒙者获得勇气和决心之后，这种仅有的引导关系也应立即结束。而事实是否如此呢？茅盾在論及《彷徨》时曾言：“《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ix
《伤逝》就是对于那些被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样了的最残酷的回答。涓生之于子君，实际上就是启蒙导师之于“被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伤逝》中鲁迅对于子君的眼神一共做了6次描写，而每一次的修饰词都与孩子气有关：“稚气的”、“孩子似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气的”……为什么涓生眼中的子君始终与这些稚气的眼神有关，实际上在涓生的潜意识里他始终是站在一种启蒙者的视角去凝视子君的，这种凝视深藏在涓生的潜意识中，致使他错误地把看到青年人仍有希望而产生的喜悦当成是他对子君的爱慕之情。与此同时，子君的名字中体现了子君与涓生在爱情关系背后所暗藏的启蒙关系。“子”有多重含义，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对他人的指代之外，在《说文》中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李阳冰曰：‘子在襁褓中，足倂也。’”x也就是婴儿的意思，这正与涓生眼中稚气的子君构成了文本内部互文，因此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实际上是架构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引导关系之上的，子君对于涓生的爱情是出于对启蒙者导师的偶像崇拜，涓生对于子君的爱情则是出于启蒙者看到年轻人的尚有希望。而这种引导关系由于被启蒙者的虚假个性解放被延续到二者错误产生的爱情关系之中，也就导致了《伤逝》的爱情悲剧。
同时，导致子君个性解放失败，五四启蒙运动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引导关系的不适时消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启蒙者本人的权力越位。在1925年5月鲁迅在《华盖集》中发表了《导师》这篇杂文，文中提出“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xi鲁迅从1925年开始就在杂文中探讨启蒙的导师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导师要么是带着假面的，要么是自己也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他对于这种启蒙导师的态度一直是怀疑甚至是憎恶的，而这种态度又与鲁迅本人“诊者”与“治者”分离的主张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一直占据着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地位，“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xii而在现代知识分子所引导的五四启蒙运动中，尽管宣扬的是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但这种“士”心态依旧如附骨之疽一般根植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这使得他们既是“诊者”又是“治者”。鲁迅主张知识分子撤离出“治者”的位置而将专注于为中国社会诊断病理，因此，作为此类越权者代表的涓生在《伤逝》中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悲剧。子君的两次出走，一次是反封建的，一次是反启蒙的，这两次出走同样是子君在涓生指引下进行的选择，然而结局却大相径庭，导致其不同的直接原因就是启蒙者涓生本人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意愿，导致子君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启蒙导师的权力越位问题。
参考文献
[1][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挪威]易卜生：《海上夫人》，《易卜生文集》第6卷，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
[4]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版。
[5]鲁迅：《鲁迅全集》全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原载1940年10月《大众文艺》（月刊）（延安）第2卷第1期。
[10]曹禧修：《抵达深度的叙述》，河南大学，2002年。
[11]冯奇：《服从与献身——鲁迅对中国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0期。
[12]罗义华：《捐生弃世君子惟死而已——对伤逝人物形象内涵的再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7期。
[13]李之鼎：《<伤逝>无意识性别叙事话语》，《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5期。
[1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
[15]徐仲佳：《叙事视角与召唤结构<伤逝>意蕴再探讨》，《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6]朱郁文：《<伤逝>研究90年综述》，《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注 释
i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ii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iii罗义华：《捐生弃世君子惟死而已——对伤逝人物形象内涵的再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7期。
iv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v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vi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vii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viii[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ix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原载1940年10月《大众文艺》（月刊）（延安）第2卷第1期。
x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40-741页。
xi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xii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伤逝》 子君姓名 主体非中心化 启蒙导师权力越位
由于《伤逝》文本内容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从1925年创作伊始至今九十余年里，文学界对于《伤逝》的解读向来众家纷纭。其中关于子君个人人格的觉醒与否和涓生忏悔的真诚与否，始终是《伤逝》研究中有待商榷的问题。有人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高度赞扬子君勇敢地走出了父权和父权的家庭，以身死来证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i。而涓生则通常被视为软弱无能、虚伪忏悔的始乱终弃者形象。与此同时，对于《伤逝》主体意蕴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个性解放和鲁迅对于启蒙的反思与质疑，更有甚者站在索隐派立场上考察历史事实，将《伤逝》文本与鲁迅的私人生活联系起来，认为《伤逝》“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ii。
诚然种种解读都有其文本依据和史料支撑，但多数研究者都忽略了鲁迅对《伤逝》中人物姓名的命名意图——子君的姓名内涵与《伤逝》文本的联系，理解并分析子君的人物形象与《伤逝》主题意蕴都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解读。
对于子君形象的解读，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从《伤逝》独特的叙述视角出发，以涓生第一人称中心主体的“复调”叙述为切入点，探寻构成子君在文本中失语的文本、社会和文化原因。尽管罗义华从比较视域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离骚》与《伤逝》提出“子君即为君子，子君之死喻指君子之死”iii的全新解读，但对于子君姓名问题的详细探讨始终无人触及。多数研究者在解读子君涓生的爱情悲剧时，往往借助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提到的“为娜拉计，钱……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iv这一观点，认为女性解放的关键是要求经济权，即要在家庭中取得男女经济权的平均分配，在社会中取得男女相等的势力。我们假设当子君果真在家庭中获得了经济独立，在社会中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那么当涓生再次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时，子君是否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答案就存在于子君的姓名之中。
“子”、“君”二字的含义众多，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涵义，即表达一种尊称，被称呼者通常为男性。因此，子君名的结构建构于对他者的指代，而名的含义则表示子君将服膺于象征着“子”和“君”的他人引导社会。这种他人引导社会在《伤逝》中则具体表现为以子君叔、父为代表的父权文化和以涓生为表象的夫权文化。由此观之，子君出走后的主体无意识状态则表明，在男权社会中个体女性依靠启蒙者寻求解放实则是一种悖论。
在《伤逝》中，子君的两次出走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出走中，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从父权社会中走出来并提出了“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v传统研究者对这一宣言，往往关注于作为现代新女性的子君身上独有女性解放意义。他们认为在涓生的启蒙下，子君认识到了长期以来潜藏于传统父权文化下自我的存在，因此其主体个性得到了“彻底”地解放。但显而易见，他们忽略了这一语境中说话人的话语与受话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受话人的涓生并不包括在“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话语指向之中，“他们”一词仅仅指代子君的叔、父，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传统的父权文化，但却没有指向涓生。子君以“他们”而非“你们”作为自己独立宣言的客体指代，是否仅仅出于在当下特殊语境中潜意识的选择吗？这种潜意识的选择又是否暗示着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子君主体意识的抹杀？在延续千年之久的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女性作为第二性被物化为男性附属品，而子君作为女性，“失我”的她始终处于一种被构建、被规训的状态，因此她的潜意识始终在找寻一种中心导向，当叔、父不再成为子君的中心时，涓生迎然而上。
对于子君的第二次出走，本文关注于子君走向何处的问题。鲁迅对此早已做出了解答，娜拉出走之后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vi在《伤逝》中子君走出夫权家庭之后又回到了父权家庭中，为什么子君没有选择堕落而是回去呢？答案就藏于子君的姓氏之中。《伤逝》中对于人物的命名十分吝啬，绝大多数出现的人物都没有被作者赋予姓名，其中既有名字又有姓氏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史涓生，二是王升。涓生是谁毋庸置疑，但王升又是何人？涓生去拜访伯父的幼年同窗时世交提到了子君的死讯，证明这消息真实性的证据就是王升的存在：“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vii出于作者对于人物起名的严格性程度，我们判断王升的出现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和作用，因此笔者大胆假设王升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暗示读者子君的姓氏——王。（因为村落往往是血缘相同的家族聚居而成，因此姓氏相同）王，天子也，也是封建王权的象征。在古代中國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王权，往往以无为为政治理想以养民生息，因此，掌握实际中国基层政治权力的主体实际上另有其人——一种具有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长老统治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新名词，它指的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的教化权力，一种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这种教化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王”字在《伤逝》中象征的是以父权文化为表现的封建礼教，也就是子君的叔叔和父亲。由此观之，子君第二次出走之后的选择作者已经通过她的姓氏向读者暗示了结局，那就是回去。我们仔细分析分析子君的姓和名可知，子君的姓氏象征着父权家族，名字暗含对他者的指代，由姓名文字符号组成的子君形象永远被建构于他人引导社会之下，始终处于一种主体非中心化的状态。子君从始至终都无法逃离父、夫权的文化藩篱，她为了与丈夫共建小家庭而离开了父亲和叔父的大家族，在被丈夫抛弃之后她又回到了父亲的庇护之下。子君没有意识到只有在被涓生抛弃的那一刻，她才是她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她的权利。子君的身体虽然离开了父权与夫权所统摄的客观空间，但她的主体意识却始终被男权社会中的文化所规训。 子君的姓氏在前文之中没有出现，它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是在涓生听说子君死讯的那一刻。这或许表达了作者对于启蒙本身的讽刺，子君们作为被启蒙者为了解放个性走出家庭，却又因为个性解放的不彻底而最终回归扼杀个体生命本源的封建礼教。而造成这种悲剧性悖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被启蒙者虚假的个性解放，另一则是启蒙者的权力越位。
对于《伤逝》的主题意蕴历来有诸多解读，但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绝对不是《伤逝》的根本命题，这是由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加速度”的特点，从西方渐渡到东方的诸多主义和理念难分前后地共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支流，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伤逝》的解读仍旧要回归到启蒙本身。对于启蒙的解释已有公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viii因此，启蒙本身并非是高屋建瓴式的你启我蒙，启蒙者之于被启蒙者的关系也不是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他人头脑的灌输式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对于勇气和决心的引导和被引导的关系。同时当被启蒙者获得勇气和决心之后，这种仅有的引导关系也应立即结束。而事实是否如此呢？茅盾在論及《彷徨》时曾言：“《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ix
《伤逝》就是对于那些被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样了的最残酷的回答。涓生之于子君，实际上就是启蒙导师之于“被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伤逝》中鲁迅对于子君的眼神一共做了6次描写，而每一次的修饰词都与孩子气有关：“稚气的”、“孩子似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气的”……为什么涓生眼中的子君始终与这些稚气的眼神有关，实际上在涓生的潜意识里他始终是站在一种启蒙者的视角去凝视子君的，这种凝视深藏在涓生的潜意识中，致使他错误地把看到青年人仍有希望而产生的喜悦当成是他对子君的爱慕之情。与此同时，子君的名字中体现了子君与涓生在爱情关系背后所暗藏的启蒙关系。“子”有多重含义，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对他人的指代之外，在《说文》中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李阳冰曰：‘子在襁褓中，足倂也。’”x也就是婴儿的意思，这正与涓生眼中稚气的子君构成了文本内部互文，因此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实际上是架构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引导关系之上的，子君对于涓生的爱情是出于对启蒙者导师的偶像崇拜，涓生对于子君的爱情则是出于启蒙者看到年轻人的尚有希望。而这种引导关系由于被启蒙者的虚假个性解放被延续到二者错误产生的爱情关系之中，也就导致了《伤逝》的爱情悲剧。
同时，导致子君个性解放失败，五四启蒙运动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引导关系的不适时消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启蒙者本人的权力越位。在1925年5月鲁迅在《华盖集》中发表了《导师》这篇杂文，文中提出“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xi鲁迅从1925年开始就在杂文中探讨启蒙的导师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导师要么是带着假面的，要么是自己也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他对于这种启蒙导师的态度一直是怀疑甚至是憎恶的，而这种态度又与鲁迅本人“诊者”与“治者”分离的主张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一直占据着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地位，“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xii而在现代知识分子所引导的五四启蒙运动中，尽管宣扬的是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但这种“士”心态依旧如附骨之疽一般根植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这使得他们既是“诊者”又是“治者”。鲁迅主张知识分子撤离出“治者”的位置而将专注于为中国社会诊断病理，因此，作为此类越权者代表的涓生在《伤逝》中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悲剧。子君的两次出走，一次是反封建的，一次是反启蒙的，这两次出走同样是子君在涓生指引下进行的选择，然而结局却大相径庭，导致其不同的直接原因就是启蒙者涓生本人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意愿，导致子君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启蒙导师的权力越位问题。
参考文献
[1][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挪威]易卜生：《海上夫人》，《易卜生文集》第6卷，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
[4]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版。
[5]鲁迅：《鲁迅全集》全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原载1940年10月《大众文艺》（月刊）（延安）第2卷第1期。
[10]曹禧修：《抵达深度的叙述》，河南大学，2002年。
[11]冯奇：《服从与献身——鲁迅对中国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0期。
[12]罗义华：《捐生弃世君子惟死而已——对伤逝人物形象内涵的再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7期。
[13]李之鼎：《<伤逝>无意识性别叙事话语》，《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5期。
[1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
[15]徐仲佳：《叙事视角与召唤结构<伤逝>意蕴再探讨》，《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6]朱郁文：《<伤逝>研究90年综述》，《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注 释
i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ii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iii罗义华：《捐生弃世君子惟死而已——对伤逝人物形象内涵的再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7期。
iv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v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vi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vii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viii[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ix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原载1940年10月《大众文艺》（月刊）（延安）第2卷第1期。
x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40-741页。
xi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xii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