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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接连发生的肇事司机二次轧人致死的新闻，在社会各界再次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声音，首先是四川都江堰市一位三岁孩童被一辆奔驰车先碾后倒轧死，紧接着成都一位载着10岁儿子的骑电动车的母亲被一辆卡车撞倒卷进车底，肇事司机在倒车取人时车轮往后又向前开动，将卡在有后轮前的男孩当场压死，母亲则生命垂危……尽管肇事企业或当事司机一再声称说倒车是为了救人，但似乎得不到人们的认同，据TOM网所作的一项有490人参加的网民调查，88．78％的人认为司机倒车的目的是杀死孩子，另外有69．73％的人认为现行的道路交通法，“撞死人最多赔40万，撞伤人可能赔上百万”，是导致肇事司机倒车碾人的催化剂。
不过，在对这些“撞伤不如撞死”的肇事司机人性泯灭的咒骂声，以及对现行《道路交通法》等制度缺陷的一片质疑声中，我们似乎应该更加清醒，是制度缺陷诱使司机犯了错?还是司机本来就错了?其实，现行的制度虽然有缺陷，但是并没有缺陷到诱使人去杀人；而司机的这种行为选择，如果抛开对生命的尊重以及道德、人性等等没有约束力的价值要求不淡，仅从法律这道最低的约束力来讲，他们在趋利理性下会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这话说起来似乎有些残忍，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司机的立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自然的。
撞死比撞伤的赔偿还低，并不完全是法律的错，我们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汽车保险也不尽合理等社会问题，是导致这一法律错他的根本原因；至于被害人因二次碾压而被撞死，也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错，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互为补充与完善的，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制度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制度是我国的《刑法》，里面有“故意杀人罪”这一条。凡是二次碾压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可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不过在很多人眼里，汽车撞人似乎与杀人无关，能轻判就轻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是对生命尊严的严重漠视。
好的制度执行不好或者执行不力，也有可能变成“坏的制度”，这种破坏性甚至比没有这个制度还要坏。肇事司机并不个个都是天良丧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甚至还帮助过其他人救人，可为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倒了一个个儿?那是因为，普通人的行为选择往往都是以自利为前提的，在自利或者不妨碍自己利益的基础时，才会有进一步的利他行为。当然，在出了问题遇到麻烦之后，自利行为就变成了“两害相较取其轻”。任何一个犯罪主体，在犯罪时都会权衡犯罪的成本，致人伤害的交通事故本来是没有主观故意的轻微犯罪，之所以瞬间演变为有主观故意的致人死亡的恶性犯罪，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们不妨自来做一个肇事司机的心理分析，首先司机在出事之后会心理空白而发蒙，行为选择感性化；其次“清白标定心理”使司机试图继续保持清白，消除自己的污点而逃避责任；还有，“撞伤人”比“撞死人”的经济责任可能要大的经济价值判断，都会使人产生二次碾轧受害者的行为。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心理还是“侥幸心理”，就是在二次碾压之后，不会受到刑事处罚。虽然我们不能天真的指望每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都能归案，就像我们不能指望刑事破案率能达到百分之百一样，但是只要有超过一半的肇事逃逸司机最终都被法办，那么司机的理性就会告诉他们，逃逸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从这个道理来分析，加重对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并不算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如果老问题“执法不严”依然得不到解决，无论是撞伤还是撞死，同样畏惧赔偿的肇事司机，有可能就会存在另一种侥幸，“一走了之”的逃逸也许就成为比二次碾压更为“经济”的最优选择。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也做好事，坏的制度能让好人也做坏事”，这句话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制度，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可能只把焦点放在了制度的设计层面，却忽略了制度的执行层面，其实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制度，我们缺的只是对好的制度的有效执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在一个物欲膨胀、功利浮躁的社会，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已经让位于对于价值利害的判断，法律的意义，就是用一道道最低的基本底线来保证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一个有效执行的法律，足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可能的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既包括了对受害者的生命、权利及财产的侵害，其实包含了对施害者的保护，假如可能的犯罪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而不实施侵害行为，其实不也正是使他免遭法律的惩处而受到“保护”了吗?对于行走在罪与非罪边缘的人来说，法律的有效执行与昌明，不正是拉你一把的清醒剂吗?可是，如果法律失去了它的执行力，成为摆设，它的威慑作用就应当有限，反过来可能成为主张犯罪的催化剂。当然，法律的执行需要高额的社会成本，可是我们如果今天不付出这种成小，明天就将会为此而支付更加高的社会的成本。
不过，在对这些“撞伤不如撞死”的肇事司机人性泯灭的咒骂声，以及对现行《道路交通法》等制度缺陷的一片质疑声中，我们似乎应该更加清醒，是制度缺陷诱使司机犯了错?还是司机本来就错了?其实，现行的制度虽然有缺陷，但是并没有缺陷到诱使人去杀人；而司机的这种行为选择，如果抛开对生命的尊重以及道德、人性等等没有约束力的价值要求不淡，仅从法律这道最低的约束力来讲，他们在趋利理性下会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这话说起来似乎有些残忍，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司机的立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自然的。
撞死比撞伤的赔偿还低，并不完全是法律的错，我们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汽车保险也不尽合理等社会问题，是导致这一法律错他的根本原因；至于被害人因二次碾压而被撞死，也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错，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互为补充与完善的，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制度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制度是我国的《刑法》，里面有“故意杀人罪”这一条。凡是二次碾压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可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不过在很多人眼里，汽车撞人似乎与杀人无关，能轻判就轻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是对生命尊严的严重漠视。
好的制度执行不好或者执行不力，也有可能变成“坏的制度”，这种破坏性甚至比没有这个制度还要坏。肇事司机并不个个都是天良丧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甚至还帮助过其他人救人，可为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倒了一个个儿?那是因为，普通人的行为选择往往都是以自利为前提的，在自利或者不妨碍自己利益的基础时，才会有进一步的利他行为。当然，在出了问题遇到麻烦之后，自利行为就变成了“两害相较取其轻”。任何一个犯罪主体，在犯罪时都会权衡犯罪的成本，致人伤害的交通事故本来是没有主观故意的轻微犯罪，之所以瞬间演变为有主观故意的致人死亡的恶性犯罪，其中的原因很多，我们不妨自来做一个肇事司机的心理分析，首先司机在出事之后会心理空白而发蒙，行为选择感性化；其次“清白标定心理”使司机试图继续保持清白，消除自己的污点而逃避责任；还有，“撞伤人”比“撞死人”的经济责任可能要大的经济价值判断，都会使人产生二次碾轧受害者的行为。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心理还是“侥幸心理”，就是在二次碾压之后，不会受到刑事处罚。虽然我们不能天真的指望每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都能归案，就像我们不能指望刑事破案率能达到百分之百一样，但是只要有超过一半的肇事逃逸司机最终都被法办，那么司机的理性就会告诉他们，逃逸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从这个道理来分析，加重对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并不算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如果老问题“执法不严”依然得不到解决，无论是撞伤还是撞死，同样畏惧赔偿的肇事司机，有可能就会存在另一种侥幸，“一走了之”的逃逸也许就成为比二次碾压更为“经济”的最优选择。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也做好事，坏的制度能让好人也做坏事”，这句话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制度，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可能只把焦点放在了制度的设计层面，却忽略了制度的执行层面，其实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制度，我们缺的只是对好的制度的有效执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在一个物欲膨胀、功利浮躁的社会，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已经让位于对于价值利害的判断，法律的意义，就是用一道道最低的基本底线来保证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一个有效执行的法律，足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可能的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既包括了对受害者的生命、权利及财产的侵害，其实包含了对施害者的保护，假如可能的犯罪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而不实施侵害行为，其实不也正是使他免遭法律的惩处而受到“保护”了吗?对于行走在罪与非罪边缘的人来说，法律的有效执行与昌明，不正是拉你一把的清醒剂吗?可是，如果法律失去了它的执行力，成为摆设，它的威慑作用就应当有限，反过来可能成为主张犯罪的催化剂。当然，法律的执行需要高额的社会成本，可是我们如果今天不付出这种成小，明天就将会为此而支付更加高的社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