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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智库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长，在影响力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智库汇聚了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中国智库还存在明显的短板，表现在外语转化能力不足、传播手段缺乏、议题范围过窄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做出切实而不懈的努力，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一、提高智库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为切实需要。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争取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着力点大都集中在硬件建设与“术”的层面，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也大都停留在现象和故事的叙说中，缺乏具有思想性与说服力的解读。①
而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过程中，中国新型智库能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目前我国智库主要是从原来的大学、社科机构、政策研究单位转型而来，智库学者有长期的理论积淀、扎实的研究能力和持续的思想内容生产能力。他们有能力摆脱现象叙事，从宏观整体、长期趋势等更高层面、更多角度对政策和现象进行分析解读。
其次，在新时代，新型智库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通过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影响公众和决策者，提炼共识，从而推动最终政策的形成。在我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策都会引起国际关注，而智库在政策形成、评估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圈内人”的观点更受到重视。
最后，智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进化，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圈层。智库学者彼此之间因为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研究议程的共通性，进行客观交流的机会更多、对话能力更强，而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因此他們的观点传播更为有效。
二、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现状
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始于2013年。当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也被视为我国智库建设顶层设计的开端。2013年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2015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从此，中国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3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智库报告》，他们的跟踪数据表明，我国活跃智库（指连续运行3年以上）在 2013年为276家，到2017年底已达到464家，年均增长13.6%。在其2013年的首份报告中，很大篇幅都在讨论如何界定智库，而2017年报告的主题则是机制改革、媒体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引领国际话语权。话题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智库已经走过从传统研究机构向现代新型智库转型的过程，开始考虑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如何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中国智库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全球智库研究最为悠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TTCSP）发布的《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国就智库数量而言已经位列第二（512家），超过英国（444家）、德国（225家）等西欧诸国和印度（293家），仅次于智库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美国（1872家）。
但该报告中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榜单（Top Think Tanks Worldwide）里，只有6家中国智库跻身前100，排名最高的仅为第30名。该榜单由62，000名各国记者、政策制定者、捐助者及各领域学者评选，并经同行专家评议，是各方较为认可的报告。关于中国智库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的不匹配，主持报告编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2018年6月在北京同中国各顶尖智库交流时坦言，中国智库就像一个“黑洞”，外人很难看见。
三、提高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议
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受到其发展历史、运行机制、人员构成等多方面的制约，在西方智库占据主流地位的形势下，并非易事，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逐步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加强多语化建设，提高智库观点的可见度。这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也是关键一步。如前所述，麦甘之所以称中国智库为“黑洞”，是因为他曾试图从中国智库的官网获取信息，但这些网站都是中文的，对大部分国外同行来说，无异于天书一般。在2018年6月召开的“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他特别提出：“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中国智库想要获得全球影响力，至少应把重要作品翻译成外文，这是非常必要的。”
基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英语仍然是目前通行的国际语言，不论是从横向的国际事务处理，还是在经贸、科技、社科等领域的纵向交流，英语的“霸权”地位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③因此，智库成果、特别是重要成果，应当同时以英语对全球发表，提高信息的全球可见度。只有让国外学者、大众接触到这些成果和观点，才能引发后续的关注、讨论、反馈，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当然，一些专业智库由于目标群体不同，还需要转换成其他语言。因此，多语化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转换叙事语言体系，提高智库观点的可及性。国内也不乏以中英双语、甚至多语种运营的智库网站，但整体而言，它们的关注度、阅读体验都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在“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分析智库转型问题时特别提出，智库要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向大众阐释清楚，必须把握政策语言、学术语言、新闻语言和故事语言这四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转换。由于很多新型智库是从政策研究机构转型而来的，它们的话语体系很自然是政策语言、学术语言。但与传统研究机构相比，智库对大众传播有更高的需求，其要有意识转换叙事语言体系，否则，智库的成果和观点虽然“看得见”，但却“看不懂”。
事实上，智库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借助媒体在使用新闻语言、故事语言方面的优势。麦甘告诉笔者，2017年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北美智库会议上，他发现高达70%的参会人员有媒体经历。他分析说：“严肃媒体的记者有深入调查和分析能力，又懂得如何有效沟通，这对智库有特殊价值。”同样，这一趋势在国内也日益明显。较早的有《光明日报》基于其智库版成立了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2018年《中国日报》也依托其海外发行渠道和品牌，同国内智库一起探索中国智库建立国际影响力的路径，这都是基于新型智库加强传播的需要。
第三，加强议题设置，提高与国际受众的相关性。中国智库的研究传统上更倾向于针对国内政策、或者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话题发表意见，导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中，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意识和习惯去倾听中国的意见。
相比之下，在任何地区的任何热点事件发生时，都能听到美国学者的声音，所以他们的存在感特别强烈。当然，中美智库有不同的目标和战略，无法简单比较，但他们对话题相关性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举例来说，笔者在2018年8月参加中非智库论坛时发现，我们设置的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非洲这一整体层面，但50多个非洲国家由于宗教、地理、语言等因素，其实差异巨大，致使我们的有些观点显得比较空洞，无法引起对方关注，或是应有的关注。如果加强国别针对性，丰富话题的层次，拉近与国际受众的距离，就更容易引起共鸣，传播效果会更好。
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它关系到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对我国构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困难再大，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做出切实而不懈的努力。
「注释」
①程曼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国际传播》2018年第2期。
②[美]詹姆斯·麦甘、安娜·威登、吉力恩·拉弗蒂：《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王晓毅、张倩、李艳波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③金光美：《英美霸权与英语全球化》，《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2期。
一、提高智库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为切实需要。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争取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着力点大都集中在硬件建设与“术”的层面，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也大都停留在现象和故事的叙说中，缺乏具有思想性与说服力的解读。①
而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过程中，中国新型智库能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目前我国智库主要是从原来的大学、社科机构、政策研究单位转型而来，智库学者有长期的理论积淀、扎实的研究能力和持续的思想内容生产能力。他们有能力摆脱现象叙事，从宏观整体、长期趋势等更高层面、更多角度对政策和现象进行分析解读。
其次，在新时代，新型智库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通过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影响公众和决策者，提炼共识，从而推动最终政策的形成。在我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策都会引起国际关注，而智库在政策形成、评估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圈内人”的观点更受到重视。
最后，智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进化，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圈层。智库学者彼此之间因为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研究议程的共通性，进行客观交流的机会更多、对话能力更强，而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因此他們的观点传播更为有效。
二、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现状
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始于2013年。当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也被视为我国智库建设顶层设计的开端。2013年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2015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从此，中国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3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智库报告》，他们的跟踪数据表明，我国活跃智库（指连续运行3年以上）在 2013年为276家，到2017年底已达到464家，年均增长13.6%。在其2013年的首份报告中，很大篇幅都在讨论如何界定智库，而2017年报告的主题则是机制改革、媒体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引领国际话语权。话题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智库已经走过从传统研究机构向现代新型智库转型的过程，开始考虑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如何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中国智库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全球智库研究最为悠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TTCSP）发布的《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国就智库数量而言已经位列第二（512家），超过英国（444家）、德国（225家）等西欧诸国和印度（293家），仅次于智库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美国（1872家）。
但该报告中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榜单（Top Think Tanks Worldwide
三、提高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议
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受到其发展历史、运行机制、人员构成等多方面的制约，在西方智库占据主流地位的形势下，并非易事，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逐步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加强多语化建设，提高智库观点的可见度。这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也是关键一步。如前所述，麦甘之所以称中国智库为“黑洞”，是因为他曾试图从中国智库的官网获取信息，但这些网站都是中文的，对大部分国外同行来说，无异于天书一般。在2018年6月召开的“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他特别提出：“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中国智库想要获得全球影响力，至少应把重要作品翻译成外文，这是非常必要的。”
基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英语仍然是目前通行的国际语言，不论是从横向的国际事务处理，还是在经贸、科技、社科等领域的纵向交流，英语的“霸权”地位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③因此，智库成果、特别是重要成果，应当同时以英语对全球发表，提高信息的全球可见度。只有让国外学者、大众接触到这些成果和观点，才能引发后续的关注、讨论、反馈，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当然，一些专业智库由于目标群体不同，还需要转换成其他语言。因此，多语化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转换叙事语言体系，提高智库观点的可及性。国内也不乏以中英双语、甚至多语种运营的智库网站，但整体而言，它们的关注度、阅读体验都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在“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分析智库转型问题时特别提出，智库要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向大众阐释清楚，必须把握政策语言、学术语言、新闻语言和故事语言这四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转换。由于很多新型智库是从政策研究机构转型而来的，它们的话语体系很自然是政策语言、学术语言。但与传统研究机构相比，智库对大众传播有更高的需求，其要有意识转换叙事语言体系，否则，智库的成果和观点虽然“看得见”，但却“看不懂”。
事实上，智库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借助媒体在使用新闻语言、故事语言方面的优势。麦甘告诉笔者，2017年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北美智库会议上，他发现高达70%的参会人员有媒体经历。他分析说：“严肃媒体的记者有深入调查和分析能力，又懂得如何有效沟通，这对智库有特殊价值。”同样，这一趋势在国内也日益明显。较早的有《光明日报》基于其智库版成立了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2018年《中国日报》也依托其海外发行渠道和品牌，同国内智库一起探索中国智库建立国际影响力的路径，这都是基于新型智库加强传播的需要。
第三，加强议题设置，提高与国际受众的相关性。中国智库的研究传统上更倾向于针对国内政策、或者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话题发表意见，导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中，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意识和习惯去倾听中国的意见。
相比之下，在任何地区的任何热点事件发生时，都能听到美国学者的声音，所以他们的存在感特别强烈。当然，中美智库有不同的目标和战略，无法简单比较，但他们对话题相关性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举例来说，笔者在2018年8月参加中非智库论坛时发现，我们设置的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非洲这一整体层面，但50多个非洲国家由于宗教、地理、语言等因素，其实差异巨大，致使我们的有些观点显得比较空洞，无法引起对方关注，或是应有的关注。如果加强国别针对性，丰富话题的层次，拉近与国际受众的距离，就更容易引起共鸣，传播效果会更好。
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它关系到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对我国构建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困难再大，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做出切实而不懈的努力。
「注释」
①程曼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国际传播》2018年第2期。
②[美]詹姆斯·麦甘、安娜·威登、吉力恩·拉弗蒂：《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王晓毅、张倩、李艳波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③金光美：《英美霸权与英语全球化》，《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