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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近当代人类文明先驱，曾经“纽约客”，是生命苦行或不可少的心历旅程，包含所指：唯有这座联合国总部所在的大都城邦，疯子可能是天才、地狱或许是天堂，它似乎集约和集聚着世界范围的各类精英和渣滓，又时时彰显着各路顶端和极端的诞生和发生而从未优雅清透过的“I’m new yorker”中低音吼， 往往就是这番霸气或蛮傲的腔势或腔调。
“纽约客”不是观光客，既然是“客”，自然又不是这座城邦的主人。他们是“客人”的生态、“狂人”的状态，又是“主人”的心态。就人文领域，辨识“纽约客”不难，踱步在主题特征明确的纽约曼哈顿街区，那些有个性却不似正常、有慧识却显得张扬、或慵松或神经、或潇洒或匆慌，心眼不屑世俗烟尘，却往往逼视着世界和自己的你似乎能够感觉，之前之后的马克·吐温、爱伦·坡仍流连忘返西村（West Village），客来客去的马塞尔·杜尚还在为“蒙拉丽莎”画胡须，风散风行的鲍勃·迪伦、安迪·沃霍尔，包括更多的贾斯伯·约翰斯依然无有边际地摇撼和震荡，而眼下已经中国当代艺术主流群体的多数大腕，同样曾经是曼哈顿东村西村“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之地的狂人和战友，抑或“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的同志或同盟。
成为“纽约客”不易，并非客居纽约的就是，也并非感觉上的共鸣和装扮，确是那种“先天”使命“后天”革命的异类集散又生息生发的精神生态，他们的灵魂系于神灵和魔性之间，他们的行为是创造也是毁灭，即使他们有归去故乡或他乡，已经类属的那份“客”性力量将永无消退。
我的孤旅习性容易成为“纽约客”，稍有安顿后的最初几年，内部心思几乎完全沉入创作状态，基金会期间业已形成的最初人脉，帮助我进入曼哈顿的艺术圈落，尤其我的良师益友高新疆先生，又为我争取了来自台湾的艺术基金似乎无后顾之忧的生存状态，使我很快成为这座城邦大街上的又一块色彩。苏荷（SoHo）首次个展，洛克菲勒中心的当代艺术家联展几次展览后，艺友增多、派对不少，形随心性的不知不觉，我似乎已然成为“客”类圈落中的一员。记得，赴美之后，首位公干来纽约看望我的上海老同学朱珠女士，见面之初的瞬间惊愕：“是撞见了似曾相识的妖怪”那时的我，已经是长发披肩外加个性的“破衣烂衫”，无怪乎经常半夜回家的我少遇抢劫，原因就是那一副劫徒都不屑的神经兮兮毕露穷相——我的室友如此评说。确实，在纽约“艺术家”称谓就是穷困的代名词。
当年于国际场域，持中国护照的另类是难忘的。同窗的陈箴先生就因某次国际邀请，于丹麦边境无端被扣押通宵，乃至惊动法国内务部。此后为避免类似意外，法国政府特意向陈箴先生颁发了法国护照。同样，随着艺术境况的良性进展，是否合法居留的身份问题很快就是我的重大难题，几次来自美国境外的展览邀请让我不能成行，继以发展的计划受阻。在美国，艺术家属性自由，设计师通常职能。于居留权获得的审批程序；拥有稳定的职任聘用是前提条件之一，而画家变身设计师况以举手之劳。
于我而言，创作依旧是创作，所不同的是克制了粗粝，放大了精微，落实于行走交集，是逐渐疏离东村（East Village）的朋克痕迹，是更多流连西村（West Village）的波希米亚和布波，乃至循行五大道的布尔乔亚 于纽约居住的后几年，依旧的长发虽然已经垂放腰际，却已然习惯梳理，设计师职业不免关注的时尚信息，时常下意识随体散发，包括饰品包括香水。
我意识到自身的某种变化，我也惶恐因变化使之失去本不该失去的根本。然而，某次随公司老板杰弗瑞驾车赶赴重要的设计发布会，路途遇堵又错道，着急之下，杰弗瑞不顾交规横穿逆驶，面对周遭抗议，他侧身车窗外大声以脏话回骂，又大声狂呼“I’m new yorker”，即猛踩油门扬长而去。平静后，我发问：“What is ‘I 'm
new yorker’？”杰弗瑞舞动胳膊回答：“It 's powerful！（那就是强大）”
“纽约客”是个性能量极致强大的缩语，也昭示着这座城邦的特质，套用眼下的主题语，也就是某种特质构成的城市“软实力”，不仅仅艺术领域，不仅仅精神创造范畴，这番“客”性精神都是潜在的动力和能量，以我故乡回归的又十年光阴，于行事倡导的每一次场域，以及不断挫折的每一次自励，故我始终曾经“纽约客”的回光镜鉴，抑或本性自慰。
可以说说《解密》
相对于我的《暗算》、《风声》等作品，《解密》在国内的名声不大，知者不多。但我坚信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也许哪天会以它的方式绝地反弹。这一天似乎已来到，《解密》的英文版入选“企鹅经典”丛书，在35个英语国家上市以来，销售一直好。西方媒体对它的关注更是出乎我的意料，短短两个月间《纽约时报》曾五次、《华尔街日报》也已经四次对我个人和这本书进行了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关于我和书的报道仅英美两国已经多达57篇，可谓有声有势。就在这两个月间，这本书卖出了29个国家的版权。前不久，西语版《解密》也已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史无前例。
一本书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命运总的说是公平的。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一年七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那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在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
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走来，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和感慨。
圈子存在的前提
圈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一个合适的时间、一个合适的地点、一群合适的人，这四种因素其中只要有一种变化了，圈子也就不存在了。
最近大家在看《黄金时代》，都突然留意起对自己的生活、对爱有那么强烈追求的萧红。萧红从东北来到青岛，其实并没有什么圈子。真正的圈子是在上海形成的，她和萧军跑到上海找鲁迅，受到鲁迅的关注、喜欢，得到鲁迅的推荐，作品又实在有特点，很快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新星，周围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圈子。萧红进入圈子，说实在的有点被潮流挟持，一个人突然出名，又有名人推荐，喜欢不喜欢的人都会围拢过来，众星拱月，基础却很脆弱，因此这个圈子存在得很短暂，随着萧红去日本，鲁迅去世，上海沦陷，圈子就瓦解了。萧红后来颠沛流离，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圈子。萧军一个人去了延安，进了另外一个圈子。看萧军刚刚到延安的日记，真是春风得意之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甚至是第一个发言的人，不过他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成分高，期待值高，对现实情况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失望也大，自由主义随口批评，1946年在东北一下子给打下去，几十年都再入不了圈子了。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很多圈子，基本都已经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了，其中有一个颇有趣的是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圈子。其实按照我自己在美国一介大学教授的身份，不太可能和这个圈子关系太深，但是当时有几个很特殊的条件，一是我工作地点在洛杉矶，是美国设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凝聚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建筑师、设计师，也就是有一群适合的人；二在时间恰逢2000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开始突飞猛进，进入井喷期，国内有好多大企业找到我，希望去帮忙落实西方最好的设计事务所，这几件事加起来就促成一个新圈子的形成，使得我能够和类似弗兰克·盖里、埃里克·欧文·莫斯、矶崎新、黑川纪章、畏研吾这样一批设计师成为圈子里的好朋友。另外，因此我也和一大批商业设计公司—像是RTKL、易道、SOM等等的负责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对于我自己来说，它使我学习到许多书本上、大学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1980年代、1990年代国内房地产发展初期，在建筑风格上比较混乱，“类”新古典风格、“伪”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住宅设计极为艳俗，甚至丑陋，而户型、建筑质量也都难如人意。到1990年代后期，比较大的开发商都在寻找出路，但是真正出现突破的还是在2000年代中期，龙湖地产在2002年找我参与规划在重庆的一个叫做“蓝湖郡”的项目，希望能够做成最早的别墅。那个时候国内对于独栋别墅的认识离真正的舒适型差距还很大，公开招标找设计事务所，请我在美国选择，那几个月我到各个设计事务所逐一去访问，见了很多人。这和一家公司跑到海外找公司设计的模式不同，我是用学院教授的身份去拜访他们，了解他们对于住宅设计的概念，也了解他们运作的模式。RTKL 是千人的大事务所，设计标准化程度高，质量有保证，但是缺乏个性。有一些事务所则完全没有在中国做设计的经验。美国别墅建筑基本是木结构的，因而存在一个需要在国内重新设计为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不是所有的美国事务所都能够习惯的，因此颇费了一些时间，但是那个工作使我和许多建筑师成了朋友，并且周末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其中关系最好的是后现代主义大师查尔斯·摩尔的事务所，摩尔去世之后，事务所交给两个合伙人亚德尔、卢伯负责，公司叫做MRY，他们在德国设计了一个提格河低收入住宅区，给我印象很深刻，后现代主义的演绎淋漓尽致，因此和他们一起商量怎么做龙湖这个项目。以后多年和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也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设计师。
讲回“蓝湖郡”第一期这件事，2003年正要投标的时候，“非典”爆发了，MRY的人不肯来出差，而另外一个有兴趣做项目的是南加州建筑学院院长埃里克·欧文·莫斯，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许诺的马林斯基歌剧院竞标项目迷住，一时无法分身，最后是一个不是太出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约翰·费舍尔和日本的久米事务所竞标，费舍尔中标。我在上海接他过来重庆，看见他下飞机的时候戴了三层3M口罩，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随着房地产的降温，这个圈子的关系也就慢慢松弛下去了。还是那个说法：特定的背景、人群、地点是形成圈子的要素。
“纽约客”不是观光客，既然是“客”，自然又不是这座城邦的主人。他们是“客人”的生态、“狂人”的状态，又是“主人”的心态。就人文领域，辨识“纽约客”不难，踱步在主题特征明确的纽约曼哈顿街区，那些有个性却不似正常、有慧识却显得张扬、或慵松或神经、或潇洒或匆慌，心眼不屑世俗烟尘，却往往逼视着世界和自己的你似乎能够感觉，之前之后的马克·吐温、爱伦·坡仍流连忘返西村（West Village），客来客去的马塞尔·杜尚还在为“蒙拉丽莎”画胡须，风散风行的鲍勃·迪伦、安迪·沃霍尔，包括更多的贾斯伯·约翰斯依然无有边际地摇撼和震荡，而眼下已经中国当代艺术主流群体的多数大腕，同样曾经是曼哈顿东村西村“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之地的狂人和战友，抑或“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的同志或同盟。
成为“纽约客”不易，并非客居纽约的就是，也并非感觉上的共鸣和装扮，确是那种“先天”使命“后天”革命的异类集散又生息生发的精神生态，他们的灵魂系于神灵和魔性之间，他们的行为是创造也是毁灭，即使他们有归去故乡或他乡，已经类属的那份“客”性力量将永无消退。
我的孤旅习性容易成为“纽约客”，稍有安顿后的最初几年，内部心思几乎完全沉入创作状态，基金会期间业已形成的最初人脉，帮助我进入曼哈顿的艺术圈落，尤其我的良师益友高新疆先生，又为我争取了来自台湾的艺术基金似乎无后顾之忧的生存状态，使我很快成为这座城邦大街上的又一块色彩。苏荷（SoHo）首次个展，洛克菲勒中心的当代艺术家联展几次展览后，艺友增多、派对不少，形随心性的不知不觉，我似乎已然成为“客”类圈落中的一员。记得，赴美之后，首位公干来纽约看望我的上海老同学朱珠女士，见面之初的瞬间惊愕：“是撞见了似曾相识的妖怪”那时的我，已经是长发披肩外加个性的“破衣烂衫”，无怪乎经常半夜回家的我少遇抢劫，原因就是那一副劫徒都不屑的神经兮兮毕露穷相——我的室友如此评说。确实，在纽约“艺术家”称谓就是穷困的代名词。
当年于国际场域，持中国护照的另类是难忘的。同窗的陈箴先生就因某次国际邀请，于丹麦边境无端被扣押通宵，乃至惊动法国内务部。此后为避免类似意外，法国政府特意向陈箴先生颁发了法国护照。同样，随着艺术境况的良性进展，是否合法居留的身份问题很快就是我的重大难题，几次来自美国境外的展览邀请让我不能成行，继以发展的计划受阻。在美国，艺术家属性自由，设计师通常职能。于居留权获得的审批程序；拥有稳定的职任聘用是前提条件之一，而画家变身设计师况以举手之劳。
于我而言，创作依旧是创作，所不同的是克制了粗粝，放大了精微，落实于行走交集，是逐渐疏离东村（East Village）的朋克痕迹，是更多流连西村（West Village）的波希米亚和布波，乃至循行五大道的布尔乔亚 于纽约居住的后几年，依旧的长发虽然已经垂放腰际，却已然习惯梳理，设计师职业不免关注的时尚信息，时常下意识随体散发，包括饰品包括香水。
我意识到自身的某种变化，我也惶恐因变化使之失去本不该失去的根本。然而，某次随公司老板杰弗瑞驾车赶赴重要的设计发布会，路途遇堵又错道，着急之下，杰弗瑞不顾交规横穿逆驶，面对周遭抗议，他侧身车窗外大声以脏话回骂，又大声狂呼“I’m new yorker”，即猛踩油门扬长而去。平静后，我发问：“What is ‘I 'm
new yorker’？”杰弗瑞舞动胳膊回答：“It 's powerful！（那就是强大）”
“纽约客”是个性能量极致强大的缩语，也昭示着这座城邦的特质，套用眼下的主题语，也就是某种特质构成的城市“软实力”，不仅仅艺术领域，不仅仅精神创造范畴，这番“客”性精神都是潜在的动力和能量，以我故乡回归的又十年光阴，于行事倡导的每一次场域，以及不断挫折的每一次自励，故我始终曾经“纽约客”的回光镜鉴，抑或本性自慰。
可以说说《解密》
相对于我的《暗算》、《风声》等作品，《解密》在国内的名声不大，知者不多。但我坚信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也许哪天会以它的方式绝地反弹。这一天似乎已来到，《解密》的英文版入选“企鹅经典”丛书，在35个英语国家上市以来，销售一直好。西方媒体对它的关注更是出乎我的意料，短短两个月间《纽约时报》曾五次、《华尔街日报》也已经四次对我个人和这本书进行了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关于我和书的报道仅英美两国已经多达57篇，可谓有声有势。就在这两个月间，这本书卖出了29个国家的版权。前不久，西语版《解密》也已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史无前例。
一本书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命运总的说是公平的。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一年七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那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在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
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走来，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和感慨。
圈子存在的前提
圈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一个合适的时间、一个合适的地点、一群合适的人，这四种因素其中只要有一种变化了，圈子也就不存在了。
最近大家在看《黄金时代》，都突然留意起对自己的生活、对爱有那么强烈追求的萧红。萧红从东北来到青岛，其实并没有什么圈子。真正的圈子是在上海形成的，她和萧军跑到上海找鲁迅，受到鲁迅的关注、喜欢，得到鲁迅的推荐，作品又实在有特点，很快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新星，周围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圈子。萧红进入圈子，说实在的有点被潮流挟持，一个人突然出名，又有名人推荐，喜欢不喜欢的人都会围拢过来，众星拱月，基础却很脆弱，因此这个圈子存在得很短暂，随着萧红去日本，鲁迅去世，上海沦陷，圈子就瓦解了。萧红后来颠沛流离，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圈子。萧军一个人去了延安，进了另外一个圈子。看萧军刚刚到延安的日记，真是春风得意之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甚至是第一个发言的人，不过他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成分高，期待值高，对现实情况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失望也大，自由主义随口批评，1946年在东北一下子给打下去，几十年都再入不了圈子了。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很多圈子，基本都已经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了，其中有一个颇有趣的是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圈子。其实按照我自己在美国一介大学教授的身份，不太可能和这个圈子关系太深，但是当时有几个很特殊的条件，一是我工作地点在洛杉矶，是美国设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凝聚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建筑师、设计师，也就是有一群适合的人；二在时间恰逢2000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开始突飞猛进，进入井喷期，国内有好多大企业找到我，希望去帮忙落实西方最好的设计事务所，这几件事加起来就促成一个新圈子的形成，使得我能够和类似弗兰克·盖里、埃里克·欧文·莫斯、矶崎新、黑川纪章、畏研吾这样一批设计师成为圈子里的好朋友。另外，因此我也和一大批商业设计公司—像是RTKL、易道、SOM等等的负责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对于我自己来说，它使我学习到许多书本上、大学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1980年代、1990年代国内房地产发展初期，在建筑风格上比较混乱，“类”新古典风格、“伪”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住宅设计极为艳俗，甚至丑陋，而户型、建筑质量也都难如人意。到1990年代后期，比较大的开发商都在寻找出路，但是真正出现突破的还是在2000年代中期，龙湖地产在2002年找我参与规划在重庆的一个叫做“蓝湖郡”的项目，希望能够做成最早的别墅。那个时候国内对于独栋别墅的认识离真正的舒适型差距还很大，公开招标找设计事务所，请我在美国选择，那几个月我到各个设计事务所逐一去访问，见了很多人。这和一家公司跑到海外找公司设计的模式不同，我是用学院教授的身份去拜访他们，了解他们对于住宅设计的概念，也了解他们运作的模式。RTKL 是千人的大事务所，设计标准化程度高，质量有保证，但是缺乏个性。有一些事务所则完全没有在中国做设计的经验。美国别墅建筑基本是木结构的，因而存在一个需要在国内重新设计为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不是所有的美国事务所都能够习惯的，因此颇费了一些时间，但是那个工作使我和许多建筑师成了朋友，并且周末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其中关系最好的是后现代主义大师查尔斯·摩尔的事务所，摩尔去世之后，事务所交给两个合伙人亚德尔、卢伯负责，公司叫做MRY，他们在德国设计了一个提格河低收入住宅区，给我印象很深刻，后现代主义的演绎淋漓尽致，因此和他们一起商量怎么做龙湖这个项目。以后多年和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也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设计师。
讲回“蓝湖郡”第一期这件事，2003年正要投标的时候，“非典”爆发了，MRY的人不肯来出差，而另外一个有兴趣做项目的是南加州建筑学院院长埃里克·欧文·莫斯，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许诺的马林斯基歌剧院竞标项目迷住，一时无法分身，最后是一个不是太出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约翰·费舍尔和日本的久米事务所竞标，费舍尔中标。我在上海接他过来重庆，看见他下飞机的时候戴了三层3M口罩，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随着房地产的降温，这个圈子的关系也就慢慢松弛下去了。还是那个说法：特定的背景、人群、地点是形成圈子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