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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冬季，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
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
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
毋庸我多言，我只需交出嘴巴
仍有一些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像密伦娜的信
轻快的鸟儿如黑衣的邮递员在电线上骑行
在确认了轻微的屈辱后，我再次交出耳朵
郊区逐渐黯淡下来，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
矿区在隆隆作响，我合上书，交上眼睛
并成功地说服自己，独自营造着一个困境
而现在，一只甲虫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
就像一首诗在向我恳求着一个结尾
现在，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
一个确切的困境。
诗人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者。1973年出生于山东，现居天津。
吴投文：依然是困境
雾中读卡夫卡，特定的情境与一个特定的对象相遇，自然就会产生某种特别的感受。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读者。据相关资料，“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这似乎与卡夫卡小说的主题颇有契合之处。读卡夫卡实际上并不容易，理解卡夫卡更不容易。对诗人朵渔来说，他的读法似乎有些特殊，他读卡夫卡时所体验到的是卡夫卡本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对自我困境的某种阐释，是诗人与卡夫卡之间隔着时空的交流。诗中的情景是晦暗而压抑的，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缺少光亮，然而诗中却有一种潜在的力度，诗人试图缓解无可求援的挤压，最终却是徒劳，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困境”。
卡夫卡的小说惯用极度变形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现代人的孤立与绝望，乃是其自身生存境遇的投射，实质上也是对现代人普遍生存境遇的聚焦式呈现。诗人雾中读卡夫卡，似乎有一种特别克制的冷静，却又似乎在暗暗用力，要凝神穿透困境状态。“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这也是卡夫卡的真实处境。“一只甲虫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这却是诗人无法回答的，“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诗人雾中读卡夫卡，到底得到的还是一团“浓雾”，他并未走出卡夫卡的困境。而这可能恰恰是对卡夫卡的某种深层理解。
向卫国：生命困境
大体上，诗歌的场域可分为两类，叙述性和描述性。叙述性偏于叙述过程，描述性偏于描摹状态。本诗看起来是叙述性的，其实是描述性的。诗歌的核心构架为：“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交上眼睛”—营造“困境”—被要求“解释”困境—“找不到……困境”。这看起来是一个过程，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过程”中的一切本来都是同时性发生的，然后永续下去;只不过在写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先后次序，这也是语言的又一种无奈。
一个人在困境中待久了，或者生来就在此困境之中，困境也就“消失”了;或者，甚至，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如果有困境，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困境了;如果有无法摆脱的困境，唯一无法摆脱的困境，就是“没有”困境的困境。
周瑟瑟：困境的不确定性，因为诗是浓雾的笼子
持续的思索会让人头脑肿胀，坐在屋子里思索并且写下来，我想象朵渔的生活。
回想起来我没有见过朵渔。他一直在屋子里思索并写下来。
由他来写卡夫卡，太合适不过了，并且是在雾中。在阴郁的天气里，诗是压抑的产物，诗是生命的现状，“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诗是浓雾的笼子，将人扣住。
卡夫卡揭示出了人类确切的困境，但到了朵渔这里，“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困境”是个体的困境，也是人类整体的困境，当然也是诗的困境。
朵渔一直关注人类的命运，他把精神的困境當作了一个诗的命题。“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毋庸我多言，我只需交出嘴巴”，这是一种反思的写作。
精神性写作从来没有停止，不管是“第三代”诗歌，还是“90年代诗歌”，“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在语言形态上的变革，既是一种诗歌观念，又包含了一种当代诗歌精神。朵渔把当代诗变成了一种“思”。
有思考的写作，让头脑变成诗坚固的部分。这就是朵渔。《雾中读卡夫卡》的朵渔。
宫白云：自我困境与卡夫卡互换彼此的浑然天成
这是一首充满了各种心理困境感觉的诗，它的构建有两个关键词“雾”与“卡夫卡”，而搭建它们之间的桥梁是通过一个“读”字完成的。诗一开始“雾”的气场十分浓烈，它笼罩了“整个冬季”，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那扣在头顶像“一只安静的笼子”的浓雾瞬间把人带进了徒劳挣扎的境地。读过卡夫卡的人都知道卡夫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对人的影响，英国诗人奥登曾说“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而身陷“浓雾”中的诗人恰恰也处在“困境”之中，即使太阳出来，也没有用，“浓雾”犹在，他心中的“牢笼”犹在，“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可见，诗人的困境之大前所未有，而他恰好在读卡夫卡时，也遇到了卡夫卡挥之不去的困境，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他把自己也代入了其中，卡夫卡的“惶恐，不安，孤独，迷惘”的情绪契合了他的情绪。虽然他们内心深处各有各的焦灼与忧虑，而深深的孤独感、恐惧感却是相通的，所以诗人在这首诗中与卡夫卡走到了一起，互为了彼此。他们的命运让诗人发出了感慨“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即使诗人“交出嘴巴”为自己辩解也无济于事，“仍有一些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像密伦娜的信”，这里以“密伦娜的信”隐晦地喻示了诗人的困境和卡夫卡与密伦娜的困境的相似，他从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不同的是，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私信往来是在卡夫卡死后由密伦娜公示于众，而诗人的困境却在当下，那些“屈辱”，诗人只能“交出耳朵”听之任之，这些伤害之于诗人是巨大的，“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诗人在“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之后又“交上眼睛”，自我安慰自己不过是一个困境而已。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充当了诗人“困境”的隐喻，卡夫卡小说中让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诗人把它用在此处不言自明。还有卡夫卡的小说往往没有起始，没有结尾，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方向。他无法通过他的创作描写生活的结局，也无法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满意的结尾。所以，诗人在这首诗的结尾又与卡夫卡产生了交汇，无论是“结尾”还是“困境”诗人都不能“确切”，这才是他“困境”的所在。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自己的“困境”在一个“读”字中与卡夫卡的“困境”浑然天成，不露痕迹地彼此“成全”。他进入“困境”深处的方式，不再依赖“困境”自身的呈现，他找到了一条有别于他人的途径，他掌握了与他人“困境”相融合的技巧，用来与自己的“困境”和解，写得老练、细腻而微妙。 赵思运：陷入无物之阵
朵渔的诗是坚硬的，虽然他是“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命名者之一。我一直在说，“下半身”只是一个切口，有人仅仅止于下半身，孰不知，下半身诗歌仅仅把“下半身”视为灵魂的入口，目标则是探向更为幽邃的生命境遇。朵渔与其他“下半身”的倡导者一样，早已跨出“下半身”最初的命名。他更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拿起灵魂的解剖刀，从身体到灵魂，从各个层面施展精准的手术。朵渔的手术刀的材质主要源于欧美自由主义经典文本，但质地精良的刀子却是在本土性语境下锻炼出来的。
《雾中读卡夫卡》具有浓重的阴郁气质，经由层层隐喻意象，成功地完成了象征性生存困境的塑形。自然意象（“浓雾”“霜”“黏稠的空气”“黯淡”）与情绪性的语词（“脆弱”“悲剧”“哀悼”“屈辱”），组织成浑然一致的悲剧性意象空间。核心意象“浓雾”貌似“一只安静的笼子”，实则是“哀悼装置”，将我们囚禁在里面，就像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所描写的一样，被彻底异化乃至于消失。这是“身体”的沦陷，更是生存的沦陷。“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这不正是整个人类危机性生存的象征和隐喻么？
诗人在一个封闭性的意象群落里完成了对“困境”的指涉，这是一个清醒于自己的困境、但又不知这种困境之所由的知识者形象。他是一个乏力的认知者，而不是一个清醒的行动者。一切的“困境”都是由我们这些“个人”“独自营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身居其中，所以我们不自知。
我们在读卡夫卡《变形记》的时候，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態度去审视“甲虫”的异化。殊不知，我们自身的异化已经远远超过了甲虫，甚至是甲虫在审视我们“人类”：“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我们成了被甲虫审视的“对象”，“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
高亚斌：确认了轻微的屈辱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人异化而为甲虫的荒诞故事，传达的是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朵渔的这首《雾中读卡夫卡》，通过对卡夫卡的阅读，把文本的情境移植到了现实生活中。《变形记》是一个灰色的故事，同样，诗人把诗歌语境设置在浓雾笼罩的冬季，寒冰闪烁在空气里的日子，这样，就与卡夫卡作品中的语境形成一种文本上的复调。雾中的阅读注定是冰冷模糊的，甚至是暧昧不明和夹缠不清的，由此，现实世界的阴郁和文本中所呈现的黯淡和无望形成了对称。
在阅读中，每个读者都会思考《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如何摆脱变形甲虫的不堪遭际，为现代人的生命处境或者精神困境找到出路，但是，卡夫卡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社会学家，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揭示，而不承担提供困境出口的义务。而诗人的困境在于，“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由此陷入了身处困境而不自知的状态。他已经感到了明显的某种力量，如“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但面对搞不清对手的无物之阵，他只能在“确认了轻微的屈辱”后，却束手无策。
对卡夫卡及其《变形记》的阐释，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雾中读卡夫卡》所展现的，只是诗人个人的一个视角，可以视为对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的丰富和延伸。
徐敬亚：朵渔的智慧空间
朵渔的诗沉郁、孤闷、干燥！
他几乎不在句子中掺杂水分，没有湿淋淋的抒情，也耻于油腻的修辞。诗中常有小规模断裂，他似乎有意不让逻辑关系过于顺畅，他是想制造一个干枯、燥热、无望的撒哈拉沙漠吗—于是我想，他的诗风本身就含有“困境”的诗意元素。
对于诗来说，具体的困境几乎无法描述。朵渔妙手偶得，他突然找到了嘴巴、耳朵和眼睛。正是这三个活生生的、被关闭了的感官，使这首诗活了！
这首诗的内在逻辑不必细说。朵渔首先为卡夫卡找到了一个巨大背景“浓雾”—这是平原冬天的特定困境，更是诗人的心境。以“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对应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而最后出现的“甲虫”，简直就是朵渔自己对自己的诘问。
这首诗的核心秘密，无疑是三交：“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交上眼睛”。有意味的是，朵渔并没有在三个交出之间加入过多的闪亮过渡，他只是在陈述平静中藏匿了一只困兽的心境：太阳如霜、悲剧的哀悼装置、闪烁的冰、鸟儿在电线上骑行，以及最后的“隆隆作响的巨大的地下矿区”……他没有刻意地对应“视觉、听觉、言说”，而一直在强化着“困境”的大范围语境，其中意象足够密集，并因语感的纯净统一而精彩。他写出的不是一篇读后感，而是制造了一个与卡夫卡的精神息息相通的浓雾的世界！“轻微的屈辱”或许才是本诗真正的秘密。
上大学的时候读卡夫卡，从理性上知道他是现代现代派的先知，但总觉得其中有写作者做作、夸张的因素。直到近20年，我才感到卡夫卡离我们越来越近。他是第一只感受到现代人内心困境的悲鸟，不是以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角度，而是发自内心地肉体地感受到了舒适悖论中的困境。在这些年的读诗中，我常常感到我的身边已经布满了卡夫卡。
就朵渔的诗我想多说几句。
当下，口语诗在数量上已成当代诗歌主潮。口语诗单纯、明快、夺目，它的诗意构成方式常常简化到一个诗意单元的程度。我想，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口语诗的兴起与繁殖不可阻挡，因为它的身材与表情与当代急速化、碎片化的生活频率形成了完美的共振。生活是不可反对的。但是当我们读完了朵渔的诗，仿佛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有路径、有起伏、有温度、有情仇的独立智慧空间，是一团古老而深不可测的迷雾。它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意象简单堆积或组合构成的，而是把情感、直觉、日常经验揉合成了一剂丸药。它显然比口语诗更复杂了一个层次。
韩庆成：“恐惧”的现实感受力
因为在“诗江湖”做过主要版主的经历，朵渔一般被归为“下半身写作”“民间写作”诗人。但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又会发现，他作品的风格其实更接近“知识分子写作”，比如这首《雾中读卡夫卡》。
理解这首诗前，先要了解“密伦娜”这个出现在诗歌第五行中的人物。卡夫卡去世前三年，病中的他与密伦娜发生了一段从热恋到别离的爱情。卡夫卡几乎每天都要给密伦娜写信，这些信后来结集为《致密伦娜情书》。或许是因为病痛加情感的双重折磨，这些情书中出现最多的词是“恐惧”。
“恐惧”的情绪也笼罩在《雾中读卡夫卡》这首诗中。从“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到递进式的相继交出“嘴巴”“耳朵”和“眼睛”，以致堕入“困境”之中，再到诗的最后“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这一“悲剧”的、“屈辱”的恐惧感，其实就是作者所谓找而不得的答案。
朵渔是一位具有现实感受力的诗人。很多时候，这种感受力都能在其作品中得到艺术性的、深刻的再现，从而让他在当代诗人中持有了一张自己的独特标签。
霍俊明：诗歌的“不确定”
“卡夫卡”又一次来到了我们面前，又一次来到中国诗人的文本中，当然，“卡夫卡”还可以置换为其他的诗人和作家的名字。我想提及的倒是卡夫卡最崇拜的诗人却是我们的杜甫。
朵渔的这首诗的重心当然不在“卡夫卡”以及“密伦娜”，所以他也躲避了很多“对话”“致敬”“借托”和“引文”的“第二文本”的危险和惯性视角。显然，这首诗的重点是“雾”和“困境”形成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该诗的精神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扩散的。对于精神能见度和思想气质显豁的诗而言，这首诗的语气和语调显得至为关键。安静、悲剧、哀悼、屈辱、黯淡、困境，这些词语的范围都是确定的，它们和空间以及诗人交织在一起之后，整首诗的基调也就很明显了。对于这首诗的结尾，我想到的是当年菲利普·拉金的提醒，在此也无须我赘言，诗与人以及现实的关系就像是朵渔一次次给我们提供的精神困境—不确定的困境。这无疑印证了优秀的诗人往往是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
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
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
毋庸我多言，我只需交出嘴巴
仍有一些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像密伦娜的信
轻快的鸟儿如黑衣的邮递员在电线上骑行
在确认了轻微的屈辱后，我再次交出耳朵
郊区逐渐黯淡下来，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
矿区在隆隆作响，我合上书，交上眼睛
并成功地说服自己，独自营造着一个困境
而现在，一只甲虫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
就像一首诗在向我恳求着一个结尾
现在，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
一个确切的困境。
诗人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者。1973年出生于山东，现居天津。
吴投文：依然是困境
雾中读卡夫卡，特定的情境与一个特定的对象相遇，自然就会产生某种特别的感受。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读者。据相关资料，“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这似乎与卡夫卡小说的主题颇有契合之处。读卡夫卡实际上并不容易，理解卡夫卡更不容易。对诗人朵渔来说，他的读法似乎有些特殊，他读卡夫卡时所体验到的是卡夫卡本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对自我困境的某种阐释，是诗人与卡夫卡之间隔着时空的交流。诗中的情景是晦暗而压抑的，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缺少光亮，然而诗中却有一种潜在的力度，诗人试图缓解无可求援的挤压，最终却是徒劳，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困境”。
卡夫卡的小说惯用极度变形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现代人的孤立与绝望，乃是其自身生存境遇的投射，实质上也是对现代人普遍生存境遇的聚焦式呈现。诗人雾中读卡夫卡，似乎有一种特别克制的冷静，却又似乎在暗暗用力，要凝神穿透困境状态。“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这也是卡夫卡的真实处境。“一只甲虫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这却是诗人无法回答的，“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诗人雾中读卡夫卡，到底得到的还是一团“浓雾”，他并未走出卡夫卡的困境。而这可能恰恰是对卡夫卡的某种深层理解。
向卫国：生命困境
大体上，诗歌的场域可分为两类，叙述性和描述性。叙述性偏于叙述过程，描述性偏于描摹状态。本诗看起来是叙述性的，其实是描述性的。诗歌的核心构架为：“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交上眼睛”—营造“困境”—被要求“解释”困境—“找不到……困境”。这看起来是一个过程，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过程”中的一切本来都是同时性发生的，然后永续下去;只不过在写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先后次序，这也是语言的又一种无奈。
一个人在困境中待久了，或者生来就在此困境之中，困境也就“消失”了;或者，甚至，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如果有困境，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困境了;如果有无法摆脱的困境，唯一无法摆脱的困境，就是“没有”困境的困境。
周瑟瑟：困境的不确定性，因为诗是浓雾的笼子
持续的思索会让人头脑肿胀，坐在屋子里思索并且写下来，我想象朵渔的生活。
回想起来我没有见过朵渔。他一直在屋子里思索并写下来。
由他来写卡夫卡，太合适不过了，并且是在雾中。在阴郁的天气里，诗是压抑的产物，诗是生命的现状，“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诗是浓雾的笼子，将人扣住。
卡夫卡揭示出了人类确切的困境，但到了朵渔这里，“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困境”是个体的困境，也是人类整体的困境，当然也是诗的困境。
朵渔一直关注人类的命运，他把精神的困境當作了一个诗的命题。“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毋庸我多言，我只需交出嘴巴”，这是一种反思的写作。
精神性写作从来没有停止，不管是“第三代”诗歌，还是“90年代诗歌”，“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在语言形态上的变革，既是一种诗歌观念，又包含了一种当代诗歌精神。朵渔把当代诗变成了一种“思”。
有思考的写作，让头脑变成诗坚固的部分。这就是朵渔。《雾中读卡夫卡》的朵渔。
宫白云：自我困境与卡夫卡互换彼此的浑然天成
这是一首充满了各种心理困境感觉的诗，它的构建有两个关键词“雾”与“卡夫卡”，而搭建它们之间的桥梁是通过一个“读”字完成的。诗一开始“雾”的气场十分浓烈，它笼罩了“整个冬季”，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那扣在头顶像“一只安静的笼子”的浓雾瞬间把人带进了徒劳挣扎的境地。读过卡夫卡的人都知道卡夫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对人的影响，英国诗人奥登曾说“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而身陷“浓雾”中的诗人恰恰也处在“困境”之中，即使太阳出来，也没有用，“浓雾”犹在，他心中的“牢笼”犹在，“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可见，诗人的困境之大前所未有，而他恰好在读卡夫卡时，也遇到了卡夫卡挥之不去的困境，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他把自己也代入了其中，卡夫卡的“惶恐，不安，孤独，迷惘”的情绪契合了他的情绪。虽然他们内心深处各有各的焦灼与忧虑，而深深的孤独感、恐惧感却是相通的，所以诗人在这首诗中与卡夫卡走到了一起，互为了彼此。他们的命运让诗人发出了感慨“每一桩悲剧都自动带来它的哀悼装置”。即使诗人“交出嘴巴”为自己辩解也无济于事，“仍有一些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像密伦娜的信”，这里以“密伦娜的信”隐晦地喻示了诗人的困境和卡夫卡与密伦娜的困境的相似，他从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不同的是，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私信往来是在卡夫卡死后由密伦娜公示于众，而诗人的困境却在当下，那些“屈辱”，诗人只能“交出耳朵”听之任之，这些伤害之于诗人是巨大的，“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诗人在“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之后又“交上眼睛”，自我安慰自己不过是一个困境而已。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充当了诗人“困境”的隐喻，卡夫卡小说中让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诗人把它用在此处不言自明。还有卡夫卡的小说往往没有起始，没有结尾，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方向。他无法通过他的创作描写生活的结局，也无法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满意的结尾。所以，诗人在这首诗的结尾又与卡夫卡产生了交汇，无论是“结尾”还是“困境”诗人都不能“确切”，这才是他“困境”的所在。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自己的“困境”在一个“读”字中与卡夫卡的“困境”浑然天成，不露痕迹地彼此“成全”。他进入“困境”深处的方式，不再依赖“困境”自身的呈现，他找到了一条有别于他人的途径，他掌握了与他人“困境”相融合的技巧，用来与自己的“困境”和解，写得老练、细腻而微妙。 赵思运：陷入无物之阵
朵渔的诗是坚硬的，虽然他是“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命名者之一。我一直在说，“下半身”只是一个切口，有人仅仅止于下半身，孰不知，下半身诗歌仅仅把“下半身”视为灵魂的入口，目标则是探向更为幽邃的生命境遇。朵渔与其他“下半身”的倡导者一样，早已跨出“下半身”最初的命名。他更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拿起灵魂的解剖刀，从身体到灵魂，从各个层面施展精准的手术。朵渔的手术刀的材质主要源于欧美自由主义经典文本，但质地精良的刀子却是在本土性语境下锻炼出来的。
《雾中读卡夫卡》具有浓重的阴郁气质，经由层层隐喻意象，成功地完成了象征性生存困境的塑形。自然意象（“浓雾”“霜”“黏稠的空气”“黯淡”）与情绪性的语词（“脆弱”“悲剧”“哀悼”“屈辱”），组织成浑然一致的悲剧性意象空间。核心意象“浓雾”貌似“一只安静的笼子”，实则是“哀悼装置”，将我们囚禁在里面，就像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所描写的一样，被彻底异化乃至于消失。这是“身体”的沦陷，更是生存的沦陷。“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这不正是整个人类危机性生存的象征和隐喻么？
诗人在一个封闭性的意象群落里完成了对“困境”的指涉，这是一个清醒于自己的困境、但又不知这种困境之所由的知识者形象。他是一个乏力的认知者，而不是一个清醒的行动者。一切的“困境”都是由我们这些“个人”“独自营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身居其中，所以我们不自知。
我们在读卡夫卡《变形记》的时候，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態度去审视“甲虫”的异化。殊不知，我们自身的异化已经远远超过了甲虫，甚至是甲虫在审视我们“人类”：“要求我对困境作出解释”。我们成了被甲虫审视的“对象”，“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
高亚斌：确认了轻微的屈辱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人异化而为甲虫的荒诞故事，传达的是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朵渔的这首《雾中读卡夫卡》，通过对卡夫卡的阅读，把文本的情境移植到了现实生活中。《变形记》是一个灰色的故事，同样，诗人把诗歌语境设置在浓雾笼罩的冬季，寒冰闪烁在空气里的日子，这样，就与卡夫卡作品中的语境形成一种文本上的复调。雾中的阅读注定是冰冷模糊的，甚至是暧昧不明和夹缠不清的，由此，现实世界的阴郁和文本中所呈现的黯淡和无望形成了对称。
在阅读中，每个读者都会思考《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如何摆脱变形甲虫的不堪遭际，为现代人的生命处境或者精神困境找到出路，但是，卡夫卡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社会学家，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揭示，而不承担提供困境出口的义务。而诗人的困境在于，“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由此陷入了身处困境而不自知的状态。他已经感到了明显的某种力量，如“地下像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矿区在隆隆作响”，但面对搞不清对手的无物之阵，他只能在“确认了轻微的屈辱”后，却束手无策。
对卡夫卡及其《变形记》的阐释，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雾中读卡夫卡》所展现的，只是诗人个人的一个视角，可以视为对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的丰富和延伸。
徐敬亚：朵渔的智慧空间
朵渔的诗沉郁、孤闷、干燥！
他几乎不在句子中掺杂水分，没有湿淋淋的抒情，也耻于油腻的修辞。诗中常有小规模断裂，他似乎有意不让逻辑关系过于顺畅，他是想制造一个干枯、燥热、无望的撒哈拉沙漠吗—于是我想，他的诗风本身就含有“困境”的诗意元素。
对于诗来说，具体的困境几乎无法描述。朵渔妙手偶得，他突然找到了嘴巴、耳朵和眼睛。正是这三个活生生的、被关闭了的感官，使这首诗活了！
这首诗的内在逻辑不必细说。朵渔首先为卡夫卡找到了一个巨大背景“浓雾”—这是平原冬天的特定困境，更是诗人的心境。以“冰闪烁在黏稠的空气里”，对应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而最后出现的“甲虫”，简直就是朵渔自己对自己的诘问。
这首诗的核心秘密，无疑是三交：“交出嘴巴”“交出耳朵”“交上眼睛”。有意味的是，朵渔并没有在三个交出之间加入过多的闪亮过渡，他只是在陈述平静中藏匿了一只困兽的心境：太阳如霜、悲剧的哀悼装置、闪烁的冰、鸟儿在电线上骑行，以及最后的“隆隆作响的巨大的地下矿区”……他没有刻意地对应“视觉、听觉、言说”，而一直在强化着“困境”的大范围语境，其中意象足够密集，并因语感的纯净统一而精彩。他写出的不是一篇读后感，而是制造了一个与卡夫卡的精神息息相通的浓雾的世界！“轻微的屈辱”或许才是本诗真正的秘密。
上大学的时候读卡夫卡，从理性上知道他是现代现代派的先知，但总觉得其中有写作者做作、夸张的因素。直到近20年，我才感到卡夫卡离我们越来越近。他是第一只感受到现代人内心困境的悲鸟，不是以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角度，而是发自内心地肉体地感受到了舒适悖论中的困境。在这些年的读诗中，我常常感到我的身边已经布满了卡夫卡。
就朵渔的诗我想多说几句。
当下，口语诗在数量上已成当代诗歌主潮。口语诗单纯、明快、夺目，它的诗意构成方式常常简化到一个诗意单元的程度。我想，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口语诗的兴起与繁殖不可阻挡，因为它的身材与表情与当代急速化、碎片化的生活频率形成了完美的共振。生活是不可反对的。但是当我们读完了朵渔的诗，仿佛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有路径、有起伏、有温度、有情仇的独立智慧空间，是一团古老而深不可测的迷雾。它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意象简单堆积或组合构成的，而是把情感、直觉、日常经验揉合成了一剂丸药。它显然比口语诗更复杂了一个层次。
韩庆成：“恐惧”的现实感受力
因为在“诗江湖”做过主要版主的经历，朵渔一般被归为“下半身写作”“民间写作”诗人。但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又会发现，他作品的风格其实更接近“知识分子写作”，比如这首《雾中读卡夫卡》。
理解这首诗前，先要了解“密伦娜”这个出现在诗歌第五行中的人物。卡夫卡去世前三年，病中的他与密伦娜发生了一段从热恋到别离的爱情。卡夫卡几乎每天都要给密伦娜写信，这些信后来结集为《致密伦娜情书》。或许是因为病痛加情感的双重折磨，这些情书中出现最多的词是“恐惧”。
“恐惧”的情绪也笼罩在《雾中读卡夫卡》这首诗中。从“浓雾像一只安静的笼子/扣在我头上，太阳脆弱如树上的霜”，到递进式的相继交出“嘴巴”“耳朵”和“眼睛”，以致堕入“困境”之中，再到诗的最后“我唯一的困境，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困境”，这一“悲剧”的、“屈辱”的恐惧感，其实就是作者所谓找而不得的答案。
朵渔是一位具有现实感受力的诗人。很多时候，这种感受力都能在其作品中得到艺术性的、深刻的再现，从而让他在当代诗人中持有了一张自己的独特标签。
霍俊明：诗歌的“不确定”
“卡夫卡”又一次来到了我们面前，又一次来到中国诗人的文本中，当然，“卡夫卡”还可以置换为其他的诗人和作家的名字。我想提及的倒是卡夫卡最崇拜的诗人却是我们的杜甫。
朵渔的这首诗的重心当然不在“卡夫卡”以及“密伦娜”，所以他也躲避了很多“对话”“致敬”“借托”和“引文”的“第二文本”的危险和惯性视角。显然，这首诗的重点是“雾”和“困境”形成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该诗的精神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扩散的。对于精神能见度和思想气质显豁的诗而言，这首诗的语气和语调显得至为关键。安静、悲剧、哀悼、屈辱、黯淡、困境，这些词语的范围都是确定的，它们和空间以及诗人交织在一起之后，整首诗的基调也就很明显了。对于这首诗的结尾，我想到的是当年菲利普·拉金的提醒，在此也无须我赘言，诗与人以及现实的关系就像是朵渔一次次给我们提供的精神困境—不确定的困境。这无疑印证了优秀的诗人往往是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