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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湖南商会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民间商会组织建设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他坚信，中国的转型，
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将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未能跻身万通创始人的君子系列，
他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开启了极具影响力的华商大道。
伍继延 著名商会活动家、湘商文化旗帜人物著有《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一书，现任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评委会主席、清华大学新百年基金理事、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湖南湘商文化投资公司、北京华商天下文化公司董事长等。
启航新未来—阳光100成功上市答谢酒会上，万通六君子相聚，作为曾经的好友、哥们，伍继延惊奇地发现了王功权的身影，他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是王功权能够出席活动，伍继延于是破例在贵宾室休息时求与王功权合影；第二没想到，是易小迪致辞时主动提到，他曾经邀请王功权在筹备上市时担任过几天独立董事；第三个没想到，是喝酒时潘石屹问他这几年在干什么，伍继延说自己在以商会为基础从事社会组织建设，潘马上反问什么是社会组织。看到潘石屹真诚好学的眼神，伍继延解释：你们现在干的上市公司是市场经济转型，我没有你们的能力，所以选择做推动经济转型中的社会转型。
南下海南，藏龙卧虎
老友相聚，趣闻多多，伍继延回忆起海南体改所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88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海南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立马成为中国新的“延安”，吸引着一批批有识有志青年南下创业。组建海南特区的，是改革派的两员大将—当时已经退休的广州市委书记许世杰和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此二人，分别任过海南省委书记和省长。“只要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什么都可以搞”。伍继延感慨，创建海南特区当时是一条不得了的思路。
伍继延当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幸运地调入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这个政研室另外一块牌子叫海南省政府体改办。“那时候我们海南省体改办好给力的—全国都是叫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只有我们海南省，下设经济改革处、政治改革处和农村改革处。我们那时要搞全面改革，不止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来讲，是为中国的未来探索道路。邓小平当时讲了，我们更大的一个经济特区叫海南，海南的面积和台湾差不多，搞起来了不得了。我们甚至认为海南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策研究室可不是一般的部门，不仅要管研究，还要管执行。海南体改办下设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那时的海南体改所虽然才十来个人，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配置了不少得力的人，而且成材率奇高，不少人都成为未来的大腕。1988年，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和伍继延都在海南，在体改所成为同事。新成立的海南体改所就是在这些“南下”干部带动下干起来的。体改所的哥们都戏称负责信息部的伍继延是唯一正式干部，因为他的人事关系已经调入。“冯仑当时任常务副所长，王启富负责办公室，不过他的关系还没调过去。易小迪还是以硕士生身份在所里实习，他是1989年才毕业的，1988年在体改所实习了大半年，拿到毕业证准备直接进体改所工作，没想到毕业时海南体改办被撤。” 伍继延回忆。
万通结义，非常“6+1”
相对其他几个人，潘石屹下海较早，1989年，他跟着公司老总来了海南。特区经济下的海南流行办公司，潘石屹等一干人马就挂靠体改办办了亚太信息咨询公司。1988年，王功权也来到海南，他当时在一家省属国企二级公司当经理。
1989年，经过一番波折，大家都没了单位，只有下海。伍继延因为人事关系还在海南体改办，回到机关继续拿工资。没想到1990年，冯仑衣着光鲜地回来，形象气质都变得十分“高大上”。大家久别重逢凑个饭局，冯仑掏出名片，“乖乖，南德公司总裁政务秘书”，这名片着实让伍继延吓了一跳，“当时哪有这么牛逼的职位”。南德的老板，就是创造了个人财富神话、极具争议的牟其中。
冯仑如此风光，潘石屹也搞了个小公司优哉游哉，易小迪开了家印刷厂日子还不错，伍继延却仍在体改办“苟延残喘地拿着工资”。不过那个时候，伍继延根本没想过要下海。1991年，冯仑来找伍继延，要他帮忙注册一家新的公司。伍继延帮冯仑三下五除二地办好了手续，没想到老板变卦，答应给冯仑的总裁职位变成了常务副总裁，冯仑受不了那份气，索性不干。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冯仑找到伍继延，又弄到第二个执照，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这一次，冯仑从牟其中那“叛逃”出来，把几个流落江湖的兄弟找齐，于是，万通的雏形形成。这一次，伍继延还是没有舍得离开体制，“因为我在体制内还有一份工作，他们几个人反正没有工资拿了无所谓。我是读书人嘛，没有想通要去做商人。否则就是七君子了。”虽然没有成为万通的一份子，伍继延还是利用在体制内的方便在外围帮助“六君子”做了不少事情。“他们用几万块钱就搞了几百平米大的办公室，像模像样地开张了，做着做着就发财了。”提起老友的这段经历，伍继延唏嘘不已。
1991年，当“万通六君子”合作开始创办公司时，伍继延凭个人对他们六个人的直观感觉，按照梁山泊的规矩分别取了诨名。冯仑外号“冯贤达”。在伍继延的感觉中，他始终是个社会贤达。伍继延给王功权起的外号叫“王老财”。因为王功权是学管理出身的，有认死理的习惯，管理比较认真、规范，甚至有点抠门儿。
对于老财这个外号，王功权还不大服气，他反驳说，潘石屹才是老财。不过，伍继延给潘石屹取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外号，叫“伪君子”。“为什么叫伪君子？因为潘石屹看起来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骨子里是一个商人，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冯贤达还是王老财，最后在商业上都不如潘石屹这个‘伪君子’。”
易小迪，伍继延送个外号“好孩子”，这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到现在还守着原配过日子”。伍继延给王启富起了一个听起来不太好听的名字：“土包子，土里土气”。在伍继延眼里，王启富现在是本色不改，偶尔还骑个自行车，游一游运河。 独闯江湖，没有遗憾
新公司成立，兄弟几个炒房炒别墅。潘石屹是个极有商业头脑的人，在这群人里，他的点子总是别出心裁。富于谈判经验的潘石屹有一张关系网，找贷款没有问题，他也懂营销，经过他营销策划的项目，价格就会被他谈上去。看着兄弟们发财，伍继延也坐不住了。他在体制内待了太久，不想再熬下去。“那时我也28岁了，这么年轻，在机关里就干这些事儿吗？”伍继延的关系圈子里毕竟还有一帮兄弟，1992年9月，他找人凑了20万，也办了一家公司。
文化人，骨子里始终是文化。初做老板的伍继延有些“好高骛远”，想搞点文化产业，倒腾剧本，拍拍电视剧，但他还是没赚到钱，看着兄弟们炒这个炒那个，他也心动了，奋身加入炒地皮行列。说起炒地皮，伍继延承认，六君子兄弟确实有眼光。哥几个在全国布局做地产，潘石屹打头阵去了北京，易小迪因为老婆在南宁，去了广西。
1992年10月，伍继延来到北京看望潘石屹。他一下飞机，潘石屹就接他去了怀柔，让他见识了万通现在的新新小镇那片荒地。兄弟们在怀柔拿到一千亩地，要建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伍继延一听私营经济几个字，觉得太刺激，建议改为民营经济园，潘石屹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还建议伍继延也拿地搞开发，看到民营经济开发区规划的诱人图景，伍继延心动了。事后伍继延回忆，这是他签的第一份商业合同。签字仪式上，潘石屹弄来了红酒，拉起了横幅，“像模像样的，照相干杯啊，搞得很隆重”。
合同虽签，伍继延一分钱也没付，他承认，这是自己违约的第一份合同。让他咋舌的是，这块地经过潘石屹一拨人的成功运作，一亩地评估到了三十多万，一千亩便是三个多亿，这就是北京万通公司的雏形。“野蛮生长，他们的套路真是厉害，一个皮包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上亿资产的实体企业。”
与冯仑、潘石屹他们关系甚密，所以伍继延常常会被问到关于他们的事情。更有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你怎么没成为万通七君子？”伍继延总是玩笑略过，“历史上的七君子，被抓起来坐牢了。幸亏我没有去。”说罢，自己哈哈大笑。
其实最初，冯仑是邀请了伍继延加入万通的。“当时也是一个选择问题。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当时还思考过，怎么样加盟进去。我当时跟王功权探讨，‘冯仑请我来，你们觉得我应该来做什么？’王功权当时说了句很牛逼的话—老伍啊，我们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有人了，你来只能当‘政协主席’。我当时一算，我28岁了，到你这里当‘政协主席’有什么意思呢？与其我去搭便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如把湖南人的优势发挥出来，自己去干。”
其实跟着他冯仑们干，会有稳定的发展。自己干，千难万难，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但伍继延还是选择单干。他说：“湖南人有很可贵的性格就是独立，关键时刻做选择时，会有独立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随大流。这是一种勇。勇经常连着的词就是敢，勇如果说是一种性格气质的话，敢就是一种行为、一种选择。”
没有加入万通，伍继延飞美国，闯重庆，最终，他把自己的事业之根落在湘商的组织上，并成立了一个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他希望通过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锐，凝聚起天下湘商，并使湘商崛起影响天下。
“我老婆现在还提醒我说，你当年要是加入就好了。我确实有希望成为第七人，但幸好没有加入，六个人，六是个好数字，六六大顺嘛。没错，这就是定数。我，六加上一，现在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没有遗憾，剩下的只有回忆，伍继延的路，在自己脚下。
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将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未能跻身万通创始人的君子系列，
他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开启了极具影响力的华商大道。
伍继延 著名商会活动家、湘商文化旗帜人物著有《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一书，现任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评委会主席、清华大学新百年基金理事、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湖南湘商文化投资公司、北京华商天下文化公司董事长等。
启航新未来—阳光100成功上市答谢酒会上，万通六君子相聚，作为曾经的好友、哥们，伍继延惊奇地发现了王功权的身影，他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是王功权能够出席活动，伍继延于是破例在贵宾室休息时求与王功权合影；第二没想到，是易小迪致辞时主动提到，他曾经邀请王功权在筹备上市时担任过几天独立董事；第三个没想到，是喝酒时潘石屹问他这几年在干什么，伍继延说自己在以商会为基础从事社会组织建设，潘马上反问什么是社会组织。看到潘石屹真诚好学的眼神，伍继延解释：你们现在干的上市公司是市场经济转型，我没有你们的能力，所以选择做推动经济转型中的社会转型。
南下海南，藏龙卧虎
老友相聚，趣闻多多，伍继延回忆起海南体改所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88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海南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立马成为中国新的“延安”，吸引着一批批有识有志青年南下创业。组建海南特区的，是改革派的两员大将—当时已经退休的广州市委书记许世杰和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此二人，分别任过海南省委书记和省长。“只要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什么都可以搞”。伍继延感慨，创建海南特区当时是一条不得了的思路。
伍继延当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幸运地调入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这个政研室另外一块牌子叫海南省政府体改办。“那时候我们海南省体改办好给力的—全国都是叫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只有我们海南省，下设经济改革处、政治改革处和农村改革处。我们那时要搞全面改革，不止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来讲，是为中国的未来探索道路。邓小平当时讲了，我们更大的一个经济特区叫海南，海南的面积和台湾差不多，搞起来了不得了。我们甚至认为海南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策研究室可不是一般的部门，不仅要管研究，还要管执行。海南体改办下设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那时的海南体改所虽然才十来个人，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配置了不少得力的人，而且成材率奇高，不少人都成为未来的大腕。1988年，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和伍继延都在海南，在体改所成为同事。新成立的海南体改所就是在这些“南下”干部带动下干起来的。体改所的哥们都戏称负责信息部的伍继延是唯一正式干部，因为他的人事关系已经调入。“冯仑当时任常务副所长，王启富负责办公室，不过他的关系还没调过去。易小迪还是以硕士生身份在所里实习，他是1989年才毕业的，1988年在体改所实习了大半年，拿到毕业证准备直接进体改所工作，没想到毕业时海南体改办被撤。” 伍继延回忆。
万通结义，非常“6+1”
相对其他几个人，潘石屹下海较早，1989年，他跟着公司老总来了海南。特区经济下的海南流行办公司，潘石屹等一干人马就挂靠体改办办了亚太信息咨询公司。1988年，王功权也来到海南，他当时在一家省属国企二级公司当经理。
1989年，经过一番波折，大家都没了单位，只有下海。伍继延因为人事关系还在海南体改办，回到机关继续拿工资。没想到1990年，冯仑衣着光鲜地回来，形象气质都变得十分“高大上”。大家久别重逢凑个饭局，冯仑掏出名片，“乖乖，南德公司总裁政务秘书”，这名片着实让伍继延吓了一跳，“当时哪有这么牛逼的职位”。南德的老板，就是创造了个人财富神话、极具争议的牟其中。
冯仑如此风光，潘石屹也搞了个小公司优哉游哉，易小迪开了家印刷厂日子还不错，伍继延却仍在体改办“苟延残喘地拿着工资”。不过那个时候，伍继延根本没想过要下海。1991年，冯仑来找伍继延，要他帮忙注册一家新的公司。伍继延帮冯仑三下五除二地办好了手续，没想到老板变卦，答应给冯仑的总裁职位变成了常务副总裁，冯仑受不了那份气，索性不干。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冯仑找到伍继延，又弄到第二个执照，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这一次，冯仑从牟其中那“叛逃”出来，把几个流落江湖的兄弟找齐，于是，万通的雏形形成。这一次，伍继延还是没有舍得离开体制，“因为我在体制内还有一份工作，他们几个人反正没有工资拿了无所谓。我是读书人嘛，没有想通要去做商人。否则就是七君子了。”虽然没有成为万通的一份子，伍继延还是利用在体制内的方便在外围帮助“六君子”做了不少事情。“他们用几万块钱就搞了几百平米大的办公室，像模像样地开张了，做着做着就发财了。”提起老友的这段经历，伍继延唏嘘不已。
1991年，当“万通六君子”合作开始创办公司时，伍继延凭个人对他们六个人的直观感觉，按照梁山泊的规矩分别取了诨名。冯仑外号“冯贤达”。在伍继延的感觉中，他始终是个社会贤达。伍继延给王功权起的外号叫“王老财”。因为王功权是学管理出身的，有认死理的习惯，管理比较认真、规范，甚至有点抠门儿。
对于老财这个外号，王功权还不大服气，他反驳说，潘石屹才是老财。不过，伍继延给潘石屹取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外号，叫“伪君子”。“为什么叫伪君子？因为潘石屹看起来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骨子里是一个商人，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冯贤达还是王老财，最后在商业上都不如潘石屹这个‘伪君子’。”
易小迪，伍继延送个外号“好孩子”，这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到现在还守着原配过日子”。伍继延给王启富起了一个听起来不太好听的名字：“土包子，土里土气”。在伍继延眼里，王启富现在是本色不改，偶尔还骑个自行车，游一游运河。 独闯江湖，没有遗憾
新公司成立，兄弟几个炒房炒别墅。潘石屹是个极有商业头脑的人，在这群人里，他的点子总是别出心裁。富于谈判经验的潘石屹有一张关系网，找贷款没有问题，他也懂营销，经过他营销策划的项目，价格就会被他谈上去。看着兄弟们发财，伍继延也坐不住了。他在体制内待了太久，不想再熬下去。“那时我也28岁了，这么年轻，在机关里就干这些事儿吗？”伍继延的关系圈子里毕竟还有一帮兄弟，1992年9月，他找人凑了20万，也办了一家公司。
文化人，骨子里始终是文化。初做老板的伍继延有些“好高骛远”，想搞点文化产业，倒腾剧本，拍拍电视剧，但他还是没赚到钱，看着兄弟们炒这个炒那个，他也心动了，奋身加入炒地皮行列。说起炒地皮，伍继延承认，六君子兄弟确实有眼光。哥几个在全国布局做地产，潘石屹打头阵去了北京，易小迪因为老婆在南宁，去了广西。
1992年10月，伍继延来到北京看望潘石屹。他一下飞机，潘石屹就接他去了怀柔，让他见识了万通现在的新新小镇那片荒地。兄弟们在怀柔拿到一千亩地，要建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伍继延一听私营经济几个字，觉得太刺激，建议改为民营经济园，潘石屹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还建议伍继延也拿地搞开发，看到民营经济开发区规划的诱人图景，伍继延心动了。事后伍继延回忆，这是他签的第一份商业合同。签字仪式上，潘石屹弄来了红酒，拉起了横幅，“像模像样的，照相干杯啊，搞得很隆重”。
合同虽签，伍继延一分钱也没付，他承认，这是自己违约的第一份合同。让他咋舌的是，这块地经过潘石屹一拨人的成功运作，一亩地评估到了三十多万，一千亩便是三个多亿，这就是北京万通公司的雏形。“野蛮生长，他们的套路真是厉害，一个皮包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上亿资产的实体企业。”
与冯仑、潘石屹他们关系甚密，所以伍继延常常会被问到关于他们的事情。更有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你怎么没成为万通七君子？”伍继延总是玩笑略过，“历史上的七君子，被抓起来坐牢了。幸亏我没有去。”说罢，自己哈哈大笑。
其实最初，冯仑是邀请了伍继延加入万通的。“当时也是一个选择问题。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当时还思考过，怎么样加盟进去。我当时跟王功权探讨，‘冯仑请我来，你们觉得我应该来做什么？’王功权当时说了句很牛逼的话—老伍啊，我们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有人了，你来只能当‘政协主席’。我当时一算，我28岁了，到你这里当‘政协主席’有什么意思呢？与其我去搭便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如把湖南人的优势发挥出来，自己去干。”
其实跟着他冯仑们干，会有稳定的发展。自己干，千难万难，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但伍继延还是选择单干。他说：“湖南人有很可贵的性格就是独立，关键时刻做选择时，会有独立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随大流。这是一种勇。勇经常连着的词就是敢，勇如果说是一种性格气质的话，敢就是一种行为、一种选择。”
没有加入万通，伍继延飞美国，闯重庆，最终，他把自己的事业之根落在湘商的组织上，并成立了一个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他希望通过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锐，凝聚起天下湘商，并使湘商崛起影响天下。
“我老婆现在还提醒我说，你当年要是加入就好了。我确实有希望成为第七人，但幸好没有加入，六个人，六是个好数字，六六大顺嘛。没错，这就是定数。我，六加上一，现在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没有遗憾，剩下的只有回忆，伍继延的路，在自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