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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气工程系资深教授杨振寰（Francis T.S.Yu）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长期以来，他从事光学信号处理、全息术、信息光学、光学计算、神经网络、光折射光学、光纤传感器与光子器件等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无论在美国、中国或是国际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0年前，他已发表500余篇论文，其中被引用的论文达300余篇：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出版著作10部，其中6部专著已被译为中、俄、日和韩文。真可谓是著作等身，成就卓著。他曾多次获得国际学术奖励，如IEEE Donald G.Fink奖论文奖和SPIE DennisGabor奖，并被一些大学，如台湾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校聘为名誉教授或顾问教授。
我在2001年与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虽然他的大名早有所闻，因我的专业不是信息光学，故一直没有机会见面。那次会面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促膝交谈，从学术到人生。由于俩人在为学和为人方面的理念很是契合，故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时，杨先生告诉我，他在中学时代，特别喜爱足球和篮球，进大学后，他曾是菲律宾大学青年足球队选手，后来因为胳膊和腿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足、篮球界，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在光学信息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对他说，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年轻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也是因为受伤退出了篮球界，后来从事文学写作，当上了中国文联主席。我觉得，这说明不少人也许是有多方面才能的，而且十分可能具有某方面的潜能，不过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被埋没了。但他们俩人的才能都被发掘出来了，最后，一位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通信来往，交换意见和看法。他和他的夫人查露茜教授也曾多次来北京访问，我访问美国时也曾和他在圣地亚哥会见。记得2004年，杨振寰先生专门给我寄来“熵与信息光学”的专著，我觉得这是一部很独特的著作，就与金国藩、庄松林院士一起策划组织翻译，后在航天三院8358所支持下，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他还给我寄来一张“人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图”，图中显示光学与电子学对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我立刻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作科学报告时，都引用这张图，并介绍给同事们，它对我们从事光学和光子学的人鼓舞太大了。
因为我们俩人在中国和美国大学里执教，我对他说，大陆中国人现在十分看重诺贝尔奖，对一直没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耿耿于怀。他认为，追逐诺贝尔奖浪费时间且毫无意义，如果我们鼓励年青人为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去学习和追求真理，不管是学文学、科学，还是音乐，去深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而他们为了追求知识深造到一定程度，变成一个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或是大音乐家，那时也许有一、两位学者会拿到诺贝尔奖。可是如果我们鼓励年青人为了拿到诺贝尔奖去念科学，这出发点就不合现实。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大文学家都拿不到诺贝尔奖。要年青人一生去追求诺贝尔奖，其成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在交流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时，我们两人都感到，现在的国内的青年学人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一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我便与他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他给我寄来“学术经验谈”的心得体会，其中有一段，他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聪明（constructive intelligence），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Destructive intelligence）。今年4月22日中国科学报和北京理工大学校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就是在这一背景启发下写成的。
我和杨先生这些年来的交往，深深感到他不但有精深的学术造诣，而且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很高的人文气质。他生在中国福建，4岁时随父亲去了菲律宾，长大后到美国学习与工作，1958年、1964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他虽然一直生活在美国，但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给我感觉是，待人特别仗义，就像我国古代的侠士一样，古道热肠，对朋友的事总是出手相助。
有一件事令我对他肃然起敬，感佩不已。杨先生在退休前一共指导了49名博士生，其中37名是中国留学生，32名是从中国大陆去的，5名是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去的。在招收博士生时，他特别关照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自然引起了学校一些人的非议。但杨先生不管人家怎么说，依然故我，就招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门户刚开放，青年庄松林到美国学习时，便被杨先生招为博士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但如此，自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以及欧洲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只要想到他的实验室访问学习的，他都热烈欢迎，竭诚相待。大陆的许多信息光学专家，包括原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母国光教授都到他的实验室进修过。原国际光学学会副主席、清华大学金国藩教授也到他的实验室访问过。他和他的夫人查露茜教授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给他们的学习和进修以指导和建议，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甚至经济上的援助。我本人也曾在国外留过学，对于孤身一人在国外求学时的心境颇有一点体会。当自己遇到困难彷徨时，我是多么希望有人给予关怀和指导啊，哪怕是一句热情鼓励的话，就像雪中送炭一样，给予温暖和力量，使自己鼓起勇气去面对到来的困难。
已故的母国光院士曾有一次与我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宾州大学进修的情况，说杨振寰先生经常在下班后到他和庄松林的宿舍，一起讨论科学问题直到深晚。杨振寰先生把帮助祖国的同胞看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信息光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现在可以这样说，杨先生的努力已经使信息光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了。
大概在2004年他到北京访问時，我请他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谈谈自己的“科学人生”。他当时讲了一些为学和为人的理念，很值得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的学人学习和思考。我这里列出一些我当时深受感动的一些段落。
我在2001年与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虽然他的大名早有所闻，因我的专业不是信息光学，故一直没有机会见面。那次会面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促膝交谈，从学术到人生。由于俩人在为学和为人方面的理念很是契合，故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时，杨先生告诉我，他在中学时代，特别喜爱足球和篮球，进大学后，他曾是菲律宾大学青年足球队选手，后来因为胳膊和腿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足、篮球界，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在光学信息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对他说，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年轻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也是因为受伤退出了篮球界，后来从事文学写作，当上了中国文联主席。我觉得，这说明不少人也许是有多方面才能的，而且十分可能具有某方面的潜能，不过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被埋没了。但他们俩人的才能都被发掘出来了，最后，一位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通信来往，交换意见和看法。他和他的夫人查露茜教授也曾多次来北京访问，我访问美国时也曾和他在圣地亚哥会见。记得2004年，杨振寰先生专门给我寄来“熵与信息光学”的专著，我觉得这是一部很独特的著作，就与金国藩、庄松林院士一起策划组织翻译，后在航天三院8358所支持下，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他还给我寄来一张“人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图”，图中显示光学与电子学对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我立刻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作科学报告时，都引用这张图，并介绍给同事们，它对我们从事光学和光子学的人鼓舞太大了。
因为我们俩人在中国和美国大学里执教，我对他说，大陆中国人现在十分看重诺贝尔奖，对一直没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耿耿于怀。他认为，追逐诺贝尔奖浪费时间且毫无意义，如果我们鼓励年青人为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去学习和追求真理，不管是学文学、科学，还是音乐，去深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而他们为了追求知识深造到一定程度，变成一个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或是大音乐家，那时也许有一、两位学者会拿到诺贝尔奖。可是如果我们鼓励年青人为了拿到诺贝尔奖去念科学，这出发点就不合现实。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大文学家都拿不到诺贝尔奖。要年青人一生去追求诺贝尔奖，其成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在交流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时，我们两人都感到，现在的国内的青年学人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一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我便与他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他给我寄来“学术经验谈”的心得体会，其中有一段，他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聪明（constructive intelligence），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Destructive intelligence）。今年4月22日中国科学报和北京理工大学校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就是在这一背景启发下写成的。
我和杨先生这些年来的交往，深深感到他不但有精深的学术造诣，而且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很高的人文气质。他生在中国福建，4岁时随父亲去了菲律宾，长大后到美国学习与工作，1958年、1964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他虽然一直生活在美国，但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给我感觉是，待人特别仗义，就像我国古代的侠士一样，古道热肠，对朋友的事总是出手相助。
有一件事令我对他肃然起敬，感佩不已。杨先生在退休前一共指导了49名博士生，其中37名是中国留学生，32名是从中国大陆去的，5名是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去的。在招收博士生时，他特别关照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自然引起了学校一些人的非议。但杨先生不管人家怎么说，依然故我，就招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门户刚开放，青年庄松林到美国学习时，便被杨先生招为博士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但如此，自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以及欧洲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只要想到他的实验室访问学习的，他都热烈欢迎，竭诚相待。大陆的许多信息光学专家，包括原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母国光教授都到他的实验室进修过。原国际光学学会副主席、清华大学金国藩教授也到他的实验室访问过。他和他的夫人查露茜教授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给他们的学习和进修以指导和建议，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甚至经济上的援助。我本人也曾在国外留过学，对于孤身一人在国外求学时的心境颇有一点体会。当自己遇到困难彷徨时，我是多么希望有人给予关怀和指导啊，哪怕是一句热情鼓励的话，就像雪中送炭一样，给予温暖和力量，使自己鼓起勇气去面对到来的困难。
已故的母国光院士曾有一次与我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宾州大学进修的情况，说杨振寰先生经常在下班后到他和庄松林的宿舍，一起讨论科学问题直到深晚。杨振寰先生把帮助祖国的同胞看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信息光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现在可以这样说，杨先生的努力已经使信息光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了。
大概在2004年他到北京访问時，我请他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谈谈自己的“科学人生”。他当时讲了一些为学和为人的理念，很值得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的学人学习和思考。我这里列出一些我当时深受感动的一些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