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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五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六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将上市公司注册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作为地理位置的替代变量，研究地理位置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薪酬。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公司总部、各类中介机构和管理人员大多位于中心城市，促进了行政人力资本的聚集，从而增加中心城市企业的高管薪酬;另一种方式是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政策时，会参考其周围企业，这使得高管薪酬受到该地区其他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下，注册地址为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其总经理薪酬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总经理薪酬，注册地址越接近中心城市，总经理的薪水越高。
关键词：地理位置;高管薪酬;集聚
中图分类号：F272.92;F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5-0071-06
引言
当公司进行选址时，它通常会考虑政策配套，交易成本和社会、人力资源成本等各种问题，并最终进行相应的财务决策和财务行动。近年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地理因素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以前的研究发现，地理位置对于公司的财务决策，如股票投资（CovalMoskowitz，2001）和债券发行（Butler，2008）、股权定价（Sadok等，2010）、公司股利政策（John等，2011;蔡庆丰和江逸舟，2013），以及证券分析师预测（王菊仙等，2016）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公司的高管薪酬是经常吸引社会关注的主题之一，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并探讨薪酬激励制度。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地理位置的作用。目前，关于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这都使得地理位置的影响可能很显著。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差异大、交通、信息沟通不便利，缺乏完善、统一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以上所有这些都使得地理位置可能成为影响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
本文借鉴了国家城市体系规划中五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六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研究地理位置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薪酬。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公司总部，各类中介机构和管理人员大多位于中心城市，促进了行政人力资本的聚集，中心城市企业的高管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薪酬;另一个途径是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会参考其周围企业，这使得高管薪酬受到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以注册资本为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的薪酬高于其他地区的总经理。上市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近，总经理的薪水就越高。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中国，地理位置是公司高管薪酬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一、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国外研究表明，大城市中主要公司的聚集可以为这里的员工带来更高的工资，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是如此（Bacolod et al.，2009）。Francis等（2012）的研究表明，CEO在中心大城市的工作经验提高了他们的人力资本。杨仁发（2013）发现，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中对区域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制造业集聚则显着降低了该地区的工资水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非常大，这种集聚的外部性是积极的。王永进、盛丹（2013）发现，地域集聚对促进企业商业信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赵伟和隋月红（2015）发现，区域集聚产业的多样性越强，促进工资增长的长期机制就越好，工资增长在经济上是可承受的。在中心城市，由于人才众多、经济活动丰富多样，有利于CEO建立企业社交网络、积累人力资本以获得更高的报酬。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心城市企业的CEO获得更高的薪水。
对于那些位于非中心城市的首席执行官来说，离中心城市越远，他们能接触的专业人士，中介机构和其他公司高管就越少。首席执行官相互沟通的次数越少，沟通成本越高，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影响就越小。其次，企业距离中心城市越远，企业周围的公司、中介机构、媒体和金融机构等就越少。企业与这些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互动成本越高，首席执行官形成自己的社交网络和积累人力资本就越困难，因此他们的议价能力越低，工资也就越低。相应地我们提出了假设2。
H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远，CEO的工资就越低。
二、研究设计
（一）主要变量
以下是本文的主要变量。
1.被解释变量income：CEO薪酬取自然对数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5年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005年修订）》的规定，执行个人年收入是年度报告中的强制性披露之一。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报告期内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收到的现金补偿。本条的高管薪酬是指报告期内上市公司总经理取得的现金补偿，包括基本工资、各种奖金、福利、补贴、住房补贴和其他津贴。
2.解释变量central：是否位于中心城市，如果是则取1，否则取0。
借鉴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六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我们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六个区域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定义为本文的中心城市。如果公司注册的城市是中心城市，则值为1，否则为0。
3.解释变量distance：公司注册城市与离它最近的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加1（以公里为单位）取自然对数。 我们采用Haversine公式计算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用纬度和经度计算两个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Bouwman，2012;Uysal等，2008）。设a1和b1（a2和b2）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纬度和经度（以弧度表示的），r代表地球的半径（r取6，370，996.81米），然后A和B之间的距离：
distanceab=[across（cos（a1）cos（a2）cos（b1）cos（b2）+cos（a1）sin（a2）cos（b1）sin（b2）+sin（a1）sin（b1）]×r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高级管理人员年龄、托宾Q、董事长总经理是否兼任，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当地人均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另外，我们也控制了行业和年份。表1列出了本文中使用的变量及其描述。
（二）数据来源
本样本中的公司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均GDP和CPI指数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公司注册地址信息来自锐思数据库，公司注册地所在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由python软件运算得到。我们选择2008—2015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不包括金融业公司、ST公司。在删除薪水为0和低薪（低于5 000）的样本后，共获得15 453个样本。表2显示了按中心城市距离最近的样本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在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距离上海、深圳和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最近的样本公司合计为最多，分别占24.21%、12.42%和10.50%，约占所有样本的50%;距离重庆、沈阳两城市最近的样本公司合计为最少，分别只占3.96%和5.43%，但每年依然呈增长趋势。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不平衡。
表3给出了样本公司高管薪酬（以元为单位）的描述性数据。样本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工资为620 239元，其中最低工资为5 000元，最高工资为16 832 500元。自2008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薪酬一直在增长。2015年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工资约为2008年的1.78倍。
我们在表4和图1中分别列示了文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Pearson相关系数。表4中公司特征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本与前人的结果一致。从图1可以看出，income与central的相关系数为0.175，双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income与distance相关系数为-0.192，双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初步证实了H1和H2。
（三）检验方程
对于H1，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否受中心城市影响，测试方程如下。在方程（1）中我们主要关注central的系数是否显著大于零。
incomei，t=β0+β1centrali，t+∑βi*controlsi，t+industryi+yeart（1）
对于H2，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远，CEO的工资是否越低，测试方程如下。在方程（2）中我们主要关注distance的系数是否显著小于零。
incomei，t=β0+β1distancei，t+∑βi*controlsi，t+industryi+yeart（2）
三、实证检验
表5显示了SPSS 20.0对地理位置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5的第一列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公司特征变量、人均GDP、CPI 指数等宏观变量的情况下，central与总经理薪酬之间的参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为正，t值为9.43，这表明位于中心城市的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要比注册地址不在中心城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高。从表5第二列可以看出，distance与总经理薪酬之间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为负，t值为-11.19，表明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远，其高管的薪资水平越低。对于其他变量，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income与公司资产、人均GDP等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与CPI指数的参数估计值则显著为负。
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结果全都验证了H1和H2，这表明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可以带给高管更高的工资，并且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远，高管的工资就越低。
四、稳健性检验
（一）中心城市高管薪酬高，是否只是因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
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影响我们的结论，我们仅保留了总样本中人均GDP高于或等于中心城市的样本。也就是说，在这个样本中，公司所在城市的人均GDP都不低于中心城市，因此避免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使用此样本回归，发现回归结果没有变化。这证明了中心城市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更高，不仅仅是由于中心城市的高水平经济发展。
（二）地理位置的其他代理變量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按照其他方法定义中心城市，即按照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取前10名中的8名，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武汉（剔除香港，台北）等城市为中心城市。此外，我们采用高德地图中的城市直线距离作为公司注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该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依然表明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显著的，income与distance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五、结论
高管薪酬作为公司管理和评估的重要课题，已经越来越受重视。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人关注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管理层权力等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地理因素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但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则很少。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往往存在更严重的区域性，区域之间的交通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更高，各种经济和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这样的国家更可能是地理位置影响最显著的地方。本文以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理位置与公司高管薪酬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地理位置的确是影响公司的高管薪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其他变量的控制下，注册地址为中心城市的企业，其总经理薪资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总经理。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总经理的工资就越低。在稳健性测试中，即使仅保留人均GDP高于或等于中心城市的样本，结果正负和显著性都保持不變。这证明了中心城市上市公司的高管工资更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高水平经济，而且是其产业和人才的集中对高管工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有如下意义：公司高管薪酬既涉及公司治理又涉及社会公平和效率，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常常引起社会的热议。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政策提供了又一个角度，即考虑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同时，政策应注重强化公司治理在公司决策高管薪酬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CovalJ，Moskowitz T.The Geographyof Investment：Informed Trading and Asset Pricing[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 （4）：811-841.
[2] Butler A W.Distance Still Matters：Evidence from Municipal Bond Underwriting[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8，21（2）：763-784.
[3] John K，KnyazevaA，Knyazeva D.Does Geography Matter？ Firm Location And Corporate Payout Policy[J].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1（3）：533-551.
[4] 蔡庆丰，江逸舟.公司地理位置影响其现金股利政策吗？[J].财经研究，2013，（7）：38-48.
[5] 王菊仙，王玉涛，鲁桂华.地理距离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吗？[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1）：61-72.
[6] Bacolod M，Blum B S，Strange W C.Skillsin the Cit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2（65）：136-153.
[7] 杨仁发.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8）：41-52.
[8] 赵伟，隋月红.集聚类型？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工资—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15，（6）：33-45，58.
[9] 王永进，盛丹.地理集聚会促进企业间商业信用吗？[J].管理世界，2013，（1）：101-114，188.
[10] Francis B，HasanI，JohnK，Waisman M.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EO Compensation[J].Bank of Finland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2012，（17）.
[11] Bouwman C.The Geography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Working Paper，Available At SSRN 2023870，2012.
[12] Uysal V B，KediaS，Panchapagesan V.Geographyand Acquirer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8，（2）：256-275.
关键词：地理位置;高管薪酬;集聚
中图分类号：F272.92;F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5-0071-06
引言
当公司进行选址时，它通常会考虑政策配套，交易成本和社会、人力资源成本等各种问题，并最终进行相应的财务决策和财务行动。近年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地理因素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以前的研究发现，地理位置对于公司的财务决策，如股票投资（CovalMoskowitz，2001）和债券发行（Butler，2008）、股权定价（Sadok等，2010）、公司股利政策（John等，2011;蔡庆丰和江逸舟，2013），以及证券分析师预测（王菊仙等，2016）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公司的高管薪酬是经常吸引社会关注的主题之一，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并探讨薪酬激励制度。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地理位置的作用。目前，关于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这都使得地理位置的影响可能很显著。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差异大、交通、信息沟通不便利，缺乏完善、统一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以上所有这些都使得地理位置可能成为影响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
本文借鉴了国家城市体系规划中五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六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研究地理位置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薪酬。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公司总部，各类中介机构和管理人员大多位于中心城市，促进了行政人力资本的聚集，中心城市企业的高管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薪酬;另一个途径是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会参考其周围企业，这使得高管薪酬受到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以注册资本为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的薪酬高于其他地区的总经理。上市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近，总经理的薪水就越高。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中国，地理位置是公司高管薪酬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一、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国外研究表明，大城市中主要公司的聚集可以为这里的员工带来更高的工资，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是如此（Bacolod et al.，2009）。Francis等（2012）的研究表明，CEO在中心大城市的工作经验提高了他们的人力资本。杨仁发（2013）发现，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中对区域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制造业集聚则显着降低了该地区的工资水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非常大，这种集聚的外部性是积极的。王永进、盛丹（2013）发现，地域集聚对促进企业商业信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赵伟和隋月红（2015）发现，区域集聚产业的多样性越强，促进工资增长的长期机制就越好，工资增长在经济上是可承受的。在中心城市，由于人才众多、经济活动丰富多样，有利于CEO建立企业社交网络、积累人力资本以获得更高的报酬。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心城市企业的CEO获得更高的薪水。
对于那些位于非中心城市的首席执行官来说，离中心城市越远，他们能接触的专业人士，中介机构和其他公司高管就越少。首席执行官相互沟通的次数越少，沟通成本越高，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影响就越小。其次，企业距离中心城市越远，企业周围的公司、中介机构、媒体和金融机构等就越少。企业与这些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互动成本越高，首席执行官形成自己的社交网络和积累人力资本就越困难，因此他们的议价能力越低，工资也就越低。相应地我们提出了假设2。
H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远，CEO的工资就越低。
二、研究设计
（一）主要变量
以下是本文的主要变量。
1.被解释变量income：CEO薪酬取自然对数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5年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005年修订）》的规定，执行个人年收入是年度报告中的强制性披露之一。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报告期内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收到的现金补偿。本条的高管薪酬是指报告期内上市公司总经理取得的现金补偿，包括基本工资、各种奖金、福利、补贴、住房补贴和其他津贴。
2.解释变量central：是否位于中心城市，如果是则取1，否则取0。
借鉴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六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我们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六个区域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定义为本文的中心城市。如果公司注册的城市是中心城市，则值为1，否则为0。
3.解释变量distance：公司注册城市与离它最近的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加1（以公里为单位）取自然对数。 我们采用Haversine公式计算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用纬度和经度计算两个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Bouwman，2012;Uysal等，2008）。设a1和b1（a2和b2）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纬度和经度（以弧度表示的），r代表地球的半径（r取6，370，996.81米），然后A和B之间的距离：
distanceab=[across（cos（a1）cos（a2）cos（b1）cos（b2）+cos（a1）sin（a2）cos（b1）sin（b2）+sin（a1）sin（b1）]×r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高级管理人员年龄、托宾Q、董事长总经理是否兼任，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当地人均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另外，我们也控制了行业和年份。表1列出了本文中使用的变量及其描述。
（二）数据来源
本样本中的公司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均GDP和CPI指数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公司注册地址信息来自锐思数据库，公司注册地所在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由python软件运算得到。我们选择2008—2015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不包括金融业公司、ST公司。在删除薪水为0和低薪（低于5 000）的样本后，共获得15 453个样本。表2显示了按中心城市距离最近的样本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在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距离上海、深圳和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最近的样本公司合计为最多，分别占24.21%、12.42%和10.50%，约占所有样本的50%;距离重庆、沈阳两城市最近的样本公司合计为最少，分别只占3.96%和5.43%，但每年依然呈增长趋势。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不平衡。
表3给出了样本公司高管薪酬（以元为单位）的描述性数据。样本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工资为620 239元，其中最低工资为5 000元，最高工资为16 832 500元。自2008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薪酬一直在增长。2015年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工资约为2008年的1.78倍。
我们在表4和图1中分别列示了文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Pearson相关系数。表4中公司特征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本与前人的结果一致。从图1可以看出，income与central的相关系数为0.175，双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income与distance相关系数为-0.192，双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初步证实了H1和H2。
（三）检验方程
对于H1，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否受中心城市影响，测试方程如下。在方程（1）中我们主要关注central的系数是否显著大于零。
incomei，t=β0+β1centrali，t+∑βi*controlsi，t+industryi+yeart（1）
对于H2，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远，CEO的工资是否越低，测试方程如下。在方程（2）中我们主要关注distance的系数是否显著小于零。
incomei，t=β0+β1distancei，t+∑βi*controlsi，t+industryi+yeart（2）
三、实证检验
表5显示了SPSS 20.0对地理位置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5的第一列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公司特征变量、人均GDP、CPI 指数等宏观变量的情况下，central与总经理薪酬之间的参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为正，t值为9.43，这表明位于中心城市的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要比注册地址不在中心城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高。从表5第二列可以看出，distance与总经理薪酬之间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为负，t值为-11.19，表明公司离中心城市越远，其高管的薪资水平越低。对于其他变量，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income与公司资产、人均GDP等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与CPI指数的参数估计值则显著为负。
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结果全都验证了H1和H2，这表明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可以带给高管更高的工资，并且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远，高管的工资就越低。
四、稳健性检验
（一）中心城市高管薪酬高，是否只是因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
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影响我们的结论，我们仅保留了总样本中人均GDP高于或等于中心城市的样本。也就是说，在这个样本中，公司所在城市的人均GDP都不低于中心城市，因此避免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使用此样本回归，发现回归结果没有变化。这证明了中心城市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更高，不仅仅是由于中心城市的高水平经济发展。
（二）地理位置的其他代理變量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按照其他方法定义中心城市，即按照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取前10名中的8名，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武汉（剔除香港，台北）等城市为中心城市。此外，我们采用高德地图中的城市直线距离作为公司注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该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依然表明地理位置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显著的，income与distance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五、结论
高管薪酬作为公司管理和评估的重要课题，已经越来越受重视。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人关注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管理层权力等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地理因素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但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则很少。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往往存在更严重的区域性，区域之间的交通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更高，各种经济和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这样的国家更可能是地理位置影响最显著的地方。本文以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理位置与公司高管薪酬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地理位置的确是影响公司的高管薪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其他变量的控制下，注册地址为中心城市的企业，其总经理薪资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总经理。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总经理的工资就越低。在稳健性测试中，即使仅保留人均GDP高于或等于中心城市的样本，结果正负和显著性都保持不變。这证明了中心城市上市公司的高管工资更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高水平经济，而且是其产业和人才的集中对高管工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有如下意义：公司高管薪酬既涉及公司治理又涉及社会公平和效率，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常常引起社会的热议。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政策提供了又一个角度，即考虑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同时，政策应注重强化公司治理在公司决策高管薪酬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CovalJ，Moskowitz T.The Geographyof Investment：Informed Trading and Asset Pricing[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 （4）：811-841.
[2] Butler A W.Distance Still Matters：Evidence from Municipal Bond Underwriting[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8，21（2）：763-784.
[3] John K，KnyazevaA，Knyazeva D.Does Geography Matter？ Firm Location And Corporate Payout Policy[J].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1（3）：533-551.
[4] 蔡庆丰，江逸舟.公司地理位置影响其现金股利政策吗？[J].财经研究，2013，（7）：38-48.
[5] 王菊仙，王玉涛，鲁桂华.地理距离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吗？[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1）：61-72.
[6] Bacolod M，Blum B S，Strange W C.Skillsin the Cit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2（65）：136-153.
[7] 杨仁发.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8）：41-52.
[8] 赵伟，隋月红.集聚类型？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工资—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15，（6）：33-45，58.
[9] 王永进，盛丹.地理集聚会促进企业间商业信用吗？[J].管理世界，2013，（1）：101-114，188.
[10] Francis B，HasanI，JohnK，Waisman M.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EO Compensation[J].Bank of Finland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2012，（17）.
[11] Bouwman C.The Geography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Working Paper，Available At SSRN 2023870，2012.
[12] Uysal V B，KediaS，Panchapagesan V.Geographyand Acquirer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8，（2）：256-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