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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这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之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阴差阳错被卷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1966年6月末的一天，我从马列主义研究院借调到中央文革，在那里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我给自己定位用一句话概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做一个忠实的、顺驯的“牛马走”。下面就我能回忆起来的一些事情，说说我是怎样被卷入这个难测的漩涡中的。
一、我们废寝忘食地拼命
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
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
会有什么“路线问题”。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我把自己称作“牛马走”，是说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的地位和角色。1967年初，我被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封成了“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利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中央文革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我们这些拉车的牛马，只能在驭手的驱赶下拉车，别无选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人监狱，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江青名义上是 “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组长”，她从来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江青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迷惑身边工作人员，我们绝不敢怀疑江青会有什么方向和路线问题，尽管大家亲眼看到江青盛气凌人，动辄就训斥工作人员，但最多也只能想她性格急躁而已，因此都尽量躲着她。她干坏事绝不亲自向工作人员布置，特別是那种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事，她不出面，采取间接唆使、怂恿、暗示等手法，达到她阴险的目的。
我举一个例子。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策划批斗彭、陆、罗、杨和王光美的大会。开这个会事先我并不知道，可是在批斗会的前两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后，王力和关锋从十一楼江青那里回来把我叫去。关锋对我说：听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要斗彭真和王光美，在批斗王光美时要给她挂上木制的“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她穿上出国时穿的那套衣服旗袍，戴上出国时戴的项链，这样就还她本来面目，又可避免丑化她的嫌疑。王力、关锋让我亲自去找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说服他们让王光美穿出国时衣服参加批斗会，但关锋认为蒯大富不大听招呼，办事不牢靠，有些担心，最后他提出找清华井冈山另外的勤务员小潘较为稳妥，让我去找小潘向她传达这个意见。关锋还嘱咐我：不要说这是谁的意思，让小潘在井冈山兵团总部的会上，以她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小潘照办了（据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记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时，强迫她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人格污辱。——编者）江青为什么搞这种“妇姑勃谿”的把戏呢？后来，我读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王光美同志1965年出国访问时曾就着装问题，征求过江青的意见，而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什么意见。江青怀恨在心，借批斗王光美之机报复一下。这件事，虽然不是江青直接向我布置的，但我敢肯定这个坏主意出自江青。
江青的这些阴谋手段，用心极其险恶，她干坏事自己不出面，通过小组成员来转达她的坏主意，这样她就有一个回旋余地：正确了，功劳是她的；错了，就推到下边人的身上。她处于进可进、退可守的地位。许多坏事被揭露后，她都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的小组成员身上。
二、1968年3月，江青、
陈伯达借口追查鲁迅手稿
的下落，把我投进了监狱。
大约在1967年5月，戚本禹批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红卫兵组织写给他的。信里说：文化革命初期，他们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走资派”、“黑帮”的家，抄家的物品以韦君宜、罗立韵两人家中较多并且很珍贵，主要是一些日记、书画、书信等，大多数是属于封、资、修内容的，不宜流向社会，但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红卫兵分成两大派后，因保管抄家物品问题发生了分歧，最后协商由两派共同管理抄家物品的仓库，每派各自掌握一把锁的钥匙，封条也各自查封，要取东西，两派共同启开仓库门。但写信的这派组织在信中说：有迹象表明另一派组织很可能为了独占抄家物品，要砸仓库，抢走重要抄家物品。为了保证抄家物品不受损失，建议中央文革把他们保管的重要的有价值的抄家物品接收过来，放到中央文革保管。
戚本禹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王广宇去办！”我拿到这个批示，找到戚本禹问他，我怎么个办法？他说：“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宣读我的批示，然后看看他们都想向中央文革交什么重要物品，哪些物品是他们不好保存的？只接收重要的东西。”按戚本禹的指示，我一个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场的两派组织的头头共四五个人。我把戚本禹的批示向两派组织宣读后，说明来意。两派组织对把抄家物品交给中央文革保管，都表示拥护。他们说，我们上交的重要物品，主要是韦君宜、罗立韵的东西，她们的一些日记和书画都有些问题，万一流入社会不合适。两派头头搬来的物品放在桌上，我和他们一起，共同挑选需要我带走的东西，由三方共同商定。接收的物品是：韦君宜的几本解放前的旧日记，一本裱糊好的名人手迹字帖（鲁迅手稿在内）；罗立韵的一套线装插图《金瓶梅词话》和一些西洋画册，主要是裸体画、裸体照片，加上他们的信件，总共有十多本（册）书画。当场把要接收的东西一一登记造册，三方共同起草了接交书，附上接交物品清单，然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派代表作为移交方，我作为接收方在接交书上共同签字，一式三份，三方各保存一份。我把接收的物品和接交清单一并带回，向戚本禹交差。 我回来后，找戚本禹好像他不在。我把接收的物品和清单、接交书一并放在他办公桌上，并给他写了一个交差的条子。我又告诉他的秘书程里嘉，等戚本禹回来向他说一下。大约第二天，戚本禹到值班室，我问他看没看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的东西。戚说他看过了，并告诉我先把那些重要的东西放在值班室，怎么处理以后研究一下再说。不久，程里嘉就把那批东西交还给我。我告诉他，办事组值班室的小保险柜只能放一些重要东西，其他书籍之类暂时放在楼上由你掌管钥匙的办事组的一个小仓库。我只把韦君宜的名人手迹字帖、日记、笔记以及不宜放在外边的裸体照片、画册等，总共约六七册连同接交书、清单一起捆好，放在办事组的小保险箱里，由李奎林掌管着钥匙。在往里放之前李奎林、矫玉山等人还翻看了名人手迹和裸体画册.
后来，戚本禹也没有再提这档子事，过了一阵子我也把这件事忘了。8月底，我离开办事组，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参加运动，我只把我办公桌和卷柜里过去我办过的文件、记录以及我写的简报底稿，各种会议、接见的笔记本和记录稿，移交给王道明、矫玉山，可恰恰就把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的东西忘记交代了，因为那些东西放在李奎林、矫玉山掌握钥匙的保险柜里。
1968年3月4日晚，大约是夜里十一点，我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刚躺下，研究院的造反派总部第一负责“勤务员”宋某把我叫了起来，并让我穿好衣服，说有人找我谈话。万万没想到从那天晚上起我突然成了阶下囚，而这一囚就是七年零三个月。
造反派第一“勤务员”领我到党校南院十一楼造反总部的会议室。我正在纳闷，突然会议室门开了，走进来的是陈伯达、杨成武和肖力（即李讷）。坐定后，陈伯达严肃地向我宣布：我们来是叫你交代问题的，你应当老老实实地交代事情的经过。陈伯达接着说：“戚本禹刚刚交代说，你同他一起去文化部取过一封信，这是什么信？怎么回事，老实交代。”我想了一会儿，回忆不起同戚本禹一起去过文化部，更没有取过什么信。我交代说：“我去过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是戚本禹叫我去接收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中央文革的抄家物品。我回忆好像在抄家的物品中，有一册韦君宜个人珍藏的一本名人手迹字帖，其中好像有一份鲁迅手迹，已经裱糊在字帖上了，我的印象是鲁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的信。是不是戚本禹说的是这件事？因为这封信不是一封单独的信，也没有信封，是收藏者把信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手迹一起裱糊成一个名人手迹字帖。那里边还有毛泽东、朱德的手迹。”
我这番交代，杨成武似乎认为可信，他对陈伯达说：“是不是可能戚本禹指的是这件事？”陈伯达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还坚持说是一封信。陈伯达听后大动肝火说：“你不老实交代？谁知道你们搞的什么阴谋，你交代不出来，就是把这封信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他这个结论对我如五雷轰顶。
陈伯达看我实在交代不出来那封“信”，意味深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时杨成武小声同他说了几句话，便对我说：“你先坐等一会儿，我们商量商量！”说完陈伯达等三人退出会议室。陈伯达等人来研究院找我交代问题前，江青就和陈伯达商量好把我抓起来，随身从北京卫戍区调来了囚车。约摸五六分钟，一个穿军装的彪形大汉进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宇？”我回答：“王广宇。”他宣布：“你被逮捕了！跟我走。”出门他和另一个解放军把我夹在中间出了会议室。这时已经是3月5日的凌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不少人站在走廊目睹了我被逮捕的情景。
很幸运，那批东西（包括鲁迅手迹）可能找到了，因为以后专案组提审我，再也不提盗窃鲁迅手稿的事了。如果那份鲁迅手稿找不到，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我的抄家文物有我的签字，可我把那些东西放在保险柜时，没有叫任何人给我签字，只凭当时的人证，况且我离开办事组后不久，李奎林也回单位了。1968年1月以后矫玉山、王道明先后也被抓走，当事人都不在办事组了。我说放在办事组保险柜里了，有什么凭证？后来，听说办事组值班室又搬了家，保险柜不知堆在何处，如果真的丢了，我的脑袋不搬家才怪了。况且陈伯达已先给我定了性，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这几个罪名都够枪毙了。
三、1975年5月经毛主席批示我被释放，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
1968年3月5日凌晨，两个卫戍区的军人把我押送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从被关入监狱后，我一直等待有人来提审我，继续追问我关于鲁迅手稿下落，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交代的那个鲁迅手稿找没找到。可是没有任何人理我，除了天天同狱警打交道，接受他们的辱骂与监视外，我只好天天坐在铺板上读《毛主席语录》。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好觉。牢房很冷，我蜷缩着身子，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恶劣的、无人道的监狱里，我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6月12日傍晚，中央文革记者组几个人突然来提审我，并向我宣布回中央文革接受群众教育。一下车，就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个踉跄，很快脖子上就挂了一个木板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王关戚黑爪牙王广宇”。然后由两个小伙子拧着我胳膊，按着头，推着我走上五楼。在五楼批斗现场，叫我站在一个方凳上做“喷气式”，时不时敲打两下，然后叫我交代问题。6月13日晚上，不知什么组的记者，把我揪去批斗。一个造反派抛出一颗重磅炸弹，他吼叫说：“你是里通国外的特务！江青同志的两个保险箱里边装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文件，你偷偷地送给了哪个国家大使馆了？我们有证据。”我说：“我不管江青同志的文件，也不知道她的文件在什么地方放着，况且我们又不住在一个楼，我怎么可能偷她的文件呢？”又一阵痛打。6月14日回到牢房后，我感到一切幻想全破灭了，与其叫江青杀了，不如我自己想法死了好。这一夜，我把被里撕下一条当绳子，自勒脖子和上吊，折腾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这种非人生活的牢房里熬到了初冬，大约是1969年的年初，我被转移到北京南苑监狱。1971年元旦后，我被“晋升”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能过上真正囚犯生活，起码减少了生活上的折磨。1973年以后，还可以借书，我在这里看完了《鲁迅全集》，读了三卷《马恩全集》。
1975年5月14日上午，专案组毛、卢两人来提审我。毛说：“现在向你宣布，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你出狱，但是出狱后不能回家，直接去农场劳动。在农场劳动中等待作结论。”释放后，江青一伙仍不放心，在中央专案组精心安排下，把我流放到洞庭湖里的一个农场劳动，而且命令我不准暴露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身份，只能说我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那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解散撤销）。在农场劳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回北京治病、探亲都要经农场党委层层报批，经省委转中央专案组批准后才可回北京。从我被释放到“四人帮”覆灭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四年多，中央专案组给我作过两个审查结论，我一直不同意他们的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妄加罪名的“审查结论”。
一直拖到1978年，中央专案组迫害老干部、迫害无辜的党员罪行暴露后，才把我的申诉意见转到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1979年10月24日，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复查结论的主要内容为：
王广宇同志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做过一些错事，但主要是执行问题。江青、陈伯达以鲁迅手稿被窃为名将王广宇同志关押审查是属诬陷，应予平反。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所作关于王广宇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复查结论。我心服口服，同意复查结论的表述。1979年10月26日，我在这个复查结论后写了一句话：“同意组织的复查结论。”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因为我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而受牵连的学生和同志，他们都吃了不少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对此我发自内心的歉疚。尤其是因为我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去传达、布置红卫兵和群众去伤害那些老同志，我一直感到内疚和痛心。可在当时，对江青等人那些鬼话大多数我信以为真，有时也半信半疑，但我不敢提出怀疑，我明白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后果是什么。我的错误正是缺少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精神。
（口述者为《求是》杂志社离休干部、编审）
责任编辑 沈飞德
一、我们废寝忘食地拼命
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
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
会有什么“路线问题”。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我把自己称作“牛马走”，是说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的地位和角色。1967年初，我被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封成了“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利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中央文革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我们这些拉车的牛马，只能在驭手的驱赶下拉车，别无选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人监狱，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江青名义上是 “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组长”，她从来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江青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迷惑身边工作人员，我们绝不敢怀疑江青会有什么方向和路线问题，尽管大家亲眼看到江青盛气凌人，动辄就训斥工作人员，但最多也只能想她性格急躁而已，因此都尽量躲着她。她干坏事绝不亲自向工作人员布置，特別是那种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事，她不出面，采取间接唆使、怂恿、暗示等手法，达到她阴险的目的。
我举一个例子。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策划批斗彭、陆、罗、杨和王光美的大会。开这个会事先我并不知道，可是在批斗会的前两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后，王力和关锋从十一楼江青那里回来把我叫去。关锋对我说：听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要斗彭真和王光美，在批斗王光美时要给她挂上木制的“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她穿上出国时穿的那套衣服旗袍，戴上出国时戴的项链，这样就还她本来面目，又可避免丑化她的嫌疑。王力、关锋让我亲自去找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说服他们让王光美穿出国时衣服参加批斗会，但关锋认为蒯大富不大听招呼，办事不牢靠，有些担心，最后他提出找清华井冈山另外的勤务员小潘较为稳妥，让我去找小潘向她传达这个意见。关锋还嘱咐我：不要说这是谁的意思，让小潘在井冈山兵团总部的会上，以她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小潘照办了（据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记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时，强迫她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人格污辱。——编者）江青为什么搞这种“妇姑勃谿”的把戏呢？后来，我读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王光美同志1965年出国访问时曾就着装问题，征求过江青的意见，而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什么意见。江青怀恨在心，借批斗王光美之机报复一下。这件事，虽然不是江青直接向我布置的，但我敢肯定这个坏主意出自江青。
江青的这些阴谋手段，用心极其险恶，她干坏事自己不出面，通过小组成员来转达她的坏主意，这样她就有一个回旋余地：正确了，功劳是她的；错了，就推到下边人的身上。她处于进可进、退可守的地位。许多坏事被揭露后，她都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的小组成员身上。
二、1968年3月，江青、
陈伯达借口追查鲁迅手稿
的下落，把我投进了监狱。
大约在1967年5月，戚本禹批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红卫兵组织写给他的。信里说：文化革命初期，他们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走资派”、“黑帮”的家，抄家的物品以韦君宜、罗立韵两人家中较多并且很珍贵，主要是一些日记、书画、书信等，大多数是属于封、资、修内容的，不宜流向社会，但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红卫兵分成两大派后，因保管抄家物品问题发生了分歧，最后协商由两派共同管理抄家物品的仓库，每派各自掌握一把锁的钥匙，封条也各自查封，要取东西，两派共同启开仓库门。但写信的这派组织在信中说：有迹象表明另一派组织很可能为了独占抄家物品，要砸仓库，抢走重要抄家物品。为了保证抄家物品不受损失，建议中央文革把他们保管的重要的有价值的抄家物品接收过来，放到中央文革保管。
戚本禹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王广宇去办！”我拿到这个批示，找到戚本禹问他，我怎么个办法？他说：“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宣读我的批示，然后看看他们都想向中央文革交什么重要物品，哪些物品是他们不好保存的？只接收重要的东西。”按戚本禹的指示，我一个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场的两派组织的头头共四五个人。我把戚本禹的批示向两派组织宣读后，说明来意。两派组织对把抄家物品交给中央文革保管，都表示拥护。他们说，我们上交的重要物品，主要是韦君宜、罗立韵的东西，她们的一些日记和书画都有些问题，万一流入社会不合适。两派头头搬来的物品放在桌上，我和他们一起，共同挑选需要我带走的东西，由三方共同商定。接收的物品是：韦君宜的几本解放前的旧日记，一本裱糊好的名人手迹字帖（鲁迅手稿在内）；罗立韵的一套线装插图《金瓶梅词话》和一些西洋画册，主要是裸体画、裸体照片，加上他们的信件，总共有十多本（册）书画。当场把要接收的东西一一登记造册，三方共同起草了接交书，附上接交物品清单，然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派代表作为移交方，我作为接收方在接交书上共同签字，一式三份，三方各保存一份。我把接收的物品和接交清单一并带回，向戚本禹交差。 我回来后，找戚本禹好像他不在。我把接收的物品和清单、接交书一并放在他办公桌上，并给他写了一个交差的条子。我又告诉他的秘书程里嘉，等戚本禹回来向他说一下。大约第二天，戚本禹到值班室，我问他看没看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的东西。戚说他看过了，并告诉我先把那些重要的东西放在值班室，怎么处理以后研究一下再说。不久，程里嘉就把那批东西交还给我。我告诉他，办事组值班室的小保险柜只能放一些重要东西，其他书籍之类暂时放在楼上由你掌管钥匙的办事组的一个小仓库。我只把韦君宜的名人手迹字帖、日记、笔记以及不宜放在外边的裸体照片、画册等，总共约六七册连同接交书、清单一起捆好，放在办事组的小保险箱里，由李奎林掌管着钥匙。在往里放之前李奎林、矫玉山等人还翻看了名人手迹和裸体画册.
后来，戚本禹也没有再提这档子事，过了一阵子我也把这件事忘了。8月底，我离开办事组，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参加运动，我只把我办公桌和卷柜里过去我办过的文件、记录以及我写的简报底稿，各种会议、接见的笔记本和记录稿，移交给王道明、矫玉山，可恰恰就把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的东西忘记交代了，因为那些东西放在李奎林、矫玉山掌握钥匙的保险柜里。
1968年3月4日晚，大约是夜里十一点，我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刚躺下，研究院的造反派总部第一负责“勤务员”宋某把我叫了起来，并让我穿好衣服，说有人找我谈话。万万没想到从那天晚上起我突然成了阶下囚，而这一囚就是七年零三个月。
造反派第一“勤务员”领我到党校南院十一楼造反总部的会议室。我正在纳闷，突然会议室门开了，走进来的是陈伯达、杨成武和肖力（即李讷）。坐定后，陈伯达严肃地向我宣布：我们来是叫你交代问题的，你应当老老实实地交代事情的经过。陈伯达接着说：“戚本禹刚刚交代说，你同他一起去文化部取过一封信，这是什么信？怎么回事，老实交代。”我想了一会儿，回忆不起同戚本禹一起去过文化部，更没有取过什么信。我交代说：“我去过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是戚本禹叫我去接收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中央文革的抄家物品。我回忆好像在抄家的物品中，有一册韦君宜个人珍藏的一本名人手迹字帖，其中好像有一份鲁迅手迹，已经裱糊在字帖上了，我的印象是鲁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的信。是不是戚本禹说的是这件事？因为这封信不是一封单独的信，也没有信封，是收藏者把信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手迹一起裱糊成一个名人手迹字帖。那里边还有毛泽东、朱德的手迹。”
我这番交代，杨成武似乎认为可信，他对陈伯达说：“是不是可能戚本禹指的是这件事？”陈伯达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还坚持说是一封信。陈伯达听后大动肝火说：“你不老实交代？谁知道你们搞的什么阴谋，你交代不出来，就是把这封信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他这个结论对我如五雷轰顶。
陈伯达看我实在交代不出来那封“信”，意味深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时杨成武小声同他说了几句话，便对我说：“你先坐等一会儿，我们商量商量！”说完陈伯达等三人退出会议室。陈伯达等人来研究院找我交代问题前，江青就和陈伯达商量好把我抓起来，随身从北京卫戍区调来了囚车。约摸五六分钟，一个穿军装的彪形大汉进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宇？”我回答：“王广宇。”他宣布：“你被逮捕了！跟我走。”出门他和另一个解放军把我夹在中间出了会议室。这时已经是3月5日的凌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不少人站在走廊目睹了我被逮捕的情景。
很幸运，那批东西（包括鲁迅手迹）可能找到了，因为以后专案组提审我，再也不提盗窃鲁迅手稿的事了。如果那份鲁迅手稿找不到，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我的抄家文物有我的签字，可我把那些东西放在保险柜时，没有叫任何人给我签字，只凭当时的人证，况且我离开办事组后不久，李奎林也回单位了。1968年1月以后矫玉山、王道明先后也被抓走，当事人都不在办事组了。我说放在办事组保险柜里了，有什么凭证？后来，听说办事组值班室又搬了家，保险柜不知堆在何处，如果真的丢了，我的脑袋不搬家才怪了。况且陈伯达已先给我定了性，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这几个罪名都够枪毙了。
三、1975年5月经毛主席批示我被释放，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
1968年3月5日凌晨，两个卫戍区的军人把我押送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从被关入监狱后，我一直等待有人来提审我，继续追问我关于鲁迅手稿下落，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交代的那个鲁迅手稿找没找到。可是没有任何人理我，除了天天同狱警打交道，接受他们的辱骂与监视外，我只好天天坐在铺板上读《毛主席语录》。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好觉。牢房很冷，我蜷缩着身子，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恶劣的、无人道的监狱里，我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6月12日傍晚，中央文革记者组几个人突然来提审我，并向我宣布回中央文革接受群众教育。一下车，就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个踉跄，很快脖子上就挂了一个木板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王关戚黑爪牙王广宇”。然后由两个小伙子拧着我胳膊，按着头，推着我走上五楼。在五楼批斗现场，叫我站在一个方凳上做“喷气式”，时不时敲打两下，然后叫我交代问题。6月13日晚上，不知什么组的记者，把我揪去批斗。一个造反派抛出一颗重磅炸弹，他吼叫说：“你是里通国外的特务！江青同志的两个保险箱里边装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文件，你偷偷地送给了哪个国家大使馆了？我们有证据。”我说：“我不管江青同志的文件，也不知道她的文件在什么地方放着，况且我们又不住在一个楼，我怎么可能偷她的文件呢？”又一阵痛打。6月14日回到牢房后，我感到一切幻想全破灭了，与其叫江青杀了，不如我自己想法死了好。这一夜，我把被里撕下一条当绳子，自勒脖子和上吊，折腾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这种非人生活的牢房里熬到了初冬，大约是1969年的年初，我被转移到北京南苑监狱。1971年元旦后，我被“晋升”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能过上真正囚犯生活，起码减少了生活上的折磨。1973年以后，还可以借书，我在这里看完了《鲁迅全集》，读了三卷《马恩全集》。
1975年5月14日上午，专案组毛、卢两人来提审我。毛说：“现在向你宣布，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你出狱，但是出狱后不能回家，直接去农场劳动。在农场劳动中等待作结论。”释放后，江青一伙仍不放心，在中央专案组精心安排下，把我流放到洞庭湖里的一个农场劳动，而且命令我不准暴露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身份，只能说我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那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解散撤销）。在农场劳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回北京治病、探亲都要经农场党委层层报批，经省委转中央专案组批准后才可回北京。从我被释放到“四人帮”覆灭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四年多，中央专案组给我作过两个审查结论，我一直不同意他们的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妄加罪名的“审查结论”。
一直拖到1978年，中央专案组迫害老干部、迫害无辜的党员罪行暴露后，才把我的申诉意见转到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1979年10月24日，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复查结论的主要内容为：
王广宇同志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做过一些错事，但主要是执行问题。江青、陈伯达以鲁迅手稿被窃为名将王广宇同志关押审查是属诬陷，应予平反。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所作关于王广宇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复查结论。我心服口服，同意复查结论的表述。1979年10月26日，我在这个复查结论后写了一句话：“同意组织的复查结论。”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因为我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而受牵连的学生和同志，他们都吃了不少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对此我发自内心的歉疚。尤其是因为我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去传达、布置红卫兵和群众去伤害那些老同志，我一直感到内疚和痛心。可在当时，对江青等人那些鬼话大多数我信以为真，有时也半信半疑，但我不敢提出怀疑，我明白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后果是什么。我的错误正是缺少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精神。
（口述者为《求是》杂志社离休干部、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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