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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久远的宗法社会，洎乎近世，虽说已经经历了无数“革命”，但家族的烙印深入肌髓，即便清末以还的各种革命党，骨子里仍旧像个大家族，领袖便是大家长，家族之事成于众手，但决于一人。这种家族式的革命党犹如水泊梁山，虽也能聚合英雄于一时，终究会因“家族”内的分歧或大家长的独断，闹到火并乃至败亡。
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对姓名常带有一种迷信，只相信同姓的弟兄，不相信异姓的朋友。这种迷信有时会闹到非常可笑的地步。 两汉之交的王莽夺了刘姓的江山，便大封王姓族人，甚至把一个看城门的，一个卖饼的，一下拔至前将军和卫将军的高位，原因就因为他们姓王，而且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说是上应符命，其实大约看中的是那姓名意味着王氏的兴盛。这同他对支持他的刘姓皇族赐姓为王，是一个意思——既然改姓了王，便“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了。而清代的雍正皇帝，把他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改名为“阿奇那”和“塞思黑”，有说是猪、狗的意思，有说是“俎上之鱼”和“讨厌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吧，总之是要把他们革出家族，表明“非我族类”。所以，姓名对于在宗法社会中生活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攀高枝要更姓改名，避祸也一样要更姓改名，因为在宗法社会中，家族中倘有一人获罪，动辄连坐，往往满门都要罹祸。所以共产党处于地下时，许多参加者都曾更名改姓。秦邦宪更名博古，陈绍禹改名王明，张闻天更名洛甫，都是著例。我家几位长辈，当年参加革命，也都是更了名换了姓的。到了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了执政党，不少人又改回了原名，当然也有一仍其旧的，不过，这时已不是为了避祸，而是对当初革命生涯的一种认可和依恋，或因叫惯了，改回来反而不便罢了。
不曾想到的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近二十年，又闹起了一阵改名的高潮，地要改名，人也要改名。其时正是“文革”之世。改名的因由各自不同，但都有着一本正经的理由，今天说来，皆成笑谈。一种改名是因为当初取名时不免带有旧时历史或伦理的痕迹，而“文革”一开始就以“破四旧”为名，烧书籍，毁古迹，挖古墓，敲佛像，成一时风潮。烧不掉、敲不成的建筑或城市街道，则更名换姓，以标榜革命，如北京的长安街改称“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王府井改称人民路；上海的大世界改为“东方红剧场”。后来我到长沙，发现那里的黄兴路已改称“大庆路”，而蔡锷路则名为“大寨路”，这才知道改名风潮波及全国，心里思忖，如果改掉一个名称就更换了一个世界，那么要造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也未免太过简便了。其实，改名者亦多禁忌，如“天安门”、“中南海”就都没敢责令改名，大约也还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吧。
街道、建筑的名字可改，人的姓名自然也可改。何况“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已有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先例，连带着宋彬彬的母校——著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于是，或出于“破旧立新”的决心，或出于“免祸消灾”的心态呢，许多人也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一时间赵钱孙李皆呼“向东”、“卫东”；周吴郑王尽名“卫红”、“文革”。我的两位学长也把“尔寿尔康”的尔寿，改为立新；把笃于学而富于才的“笃才”改作了 “耕”，用以表示破旧立新与勤于耕作、向贫下中农学习吧。还有一位学弟，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派出所的民警表示户籍上的名字不能乱改。但这位学弟却振振有词，说：我的名字叫“康生”，但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你不让我改，有人叫“康生同志”，我若应了，岂不是冒充“中央文革顾问”？这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这一问，把派出所民警问懵了，只得为他改名，送走了事。改名之所以风行，还因为一些自称“革命派”的，为了打倒他们要整治的人，往往也在名字上大做文章。“文革”时，小报流行，其中每有危言耸听者。譬如河南的不知什么派，要打倒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便在小报上登载文章，说常香玉三个孩子分别叫常爱国、常爱民、常爱党，于是说这名字的意思是“常爱国民党”。当时我颇疑惑，中国人的习惯子从父姓，怎么常香玉的孩子不姓陈而姓常呢？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倾其所有捐献飞机，这是举国皆知的事，即便确有给孩子取名其事，那也只是表明她对新中国、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又怎能牵强附会说她怀有异心，反党反人民呢？后来知道常香玉的孩子两个随母，常小玉、常如玉，一个随父名陈嘉康，这才知道小报造谣生事之卑劣。所谓“革命派”，固如是乎！这也就难怪许多人纷纷改名，以免名字被人当“辫子”，一把揪住，无限上纲。
这样的改名，还是“要改名”，有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宋彬彬自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了“要武嘛”，报上就说她已改名宋要武。几十年后，又有说她并不想改名是记者硬给安上的，那么她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要么是“伟大领袖”并非随口而言，盖有深意存焉，记者体察上意，广为传播；要么是有人利用这句话要向外传递一个信息——“文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果然，这一信息的传递，开了全国武斗之风，先是对所谓“走资派”或牛鬼蛇神拳打脚踢，挂牌游街，乃至棍棒交加，许多花样极为残酷；后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互争地位，大打出手。上海在所谓“一月风暴”后，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组织了“踏平联司”大武斗，当时传闻有高端人物在电视机前看了全过程，并予赞扬，至今不知此传闻是真是假。若是真，那么“要武嘛”原是本意；若是编造，那么仍旧应了有人有意要传递“武斗有理”的信息。
改名暗含杀机的事例不止一桩。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把天津宝坻县的小靳庄作为试点，在那里又演出了一场改名的闹剧。当她问到一位女社员姓什名谁时，那位社员答曰“周福兰”。于是江青要她改名“周克周”，还说要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周公姬旦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不是墓木已拱，而是尸骨无存，难道还要一个史书也读不懂的人民公社女社员来“克制”？醉翁之意何在，不难明白。从“文革”前的评忠王李秀成，评“让步政策”，到“文革”初的评《海瑞罢官》，再到“文革”中的读《红楼》，评《水浒》，“批林批孔”，每一次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着古人的衣冠开展现实政治的争斗。经历了这些的中国人，早已知道“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的道理。这一回的“批周公”和江青替人改名，明显是对毛之手法的模仿，想向外传递一个不便明言的信息。只是这模仿过于拙劣，也太过生涩。联系到毛泽东去世前一直不曾放弃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并一直在修改延安整风时期批判经验主义的几篇文章，那么，“批周公”本已蓄势待发，只是时机未到。江青的躁进，过早暴露了意图，打乱了部署，所以受到批评，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使这出改名的闹剧没能再唱下去。
多数人的改名，是表达一种 “革命”的冲动。随着这 “革命”的退潮，冲动又复归于理性，有的回复了本名，有的因已注册户籍，碍难更改，只得一仍其旧，但给下一代取名的时候，已难见“文革”时的流行名了。这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改变。研究社会史或民俗史者，或当留意这些更迭。
更有趣的是，“文革”中的改名风波，发生在宣称要同旧世界彻底决裂之时，发生在大批“孔老二”之际，但倡导这次“革命”者自己却似乎依旧迷信着孔二先生的“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好像任何事物只要给它更改一个名称，就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不但如此，那些帝王权术、君臣伦理、炮制冤狱，滥施酷刑，旧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恶劣文化，都在“革命”的旗号下复活。一面声称要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最彻底的决裂，一面又偷偷地搬运着旧思想、旧文化中最黑暗者，这才是那个时代最为吊诡的现象。改名的闹剧，特其一也。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
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对姓名常带有一种迷信，只相信同姓的弟兄，不相信异姓的朋友。这种迷信有时会闹到非常可笑的地步。 两汉之交的王莽夺了刘姓的江山，便大封王姓族人，甚至把一个看城门的，一个卖饼的，一下拔至前将军和卫将军的高位，原因就因为他们姓王，而且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说是上应符命，其实大约看中的是那姓名意味着王氏的兴盛。这同他对支持他的刘姓皇族赐姓为王，是一个意思——既然改姓了王，便“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了。而清代的雍正皇帝，把他两个弟弟（老八老九）改名为“阿奇那”和“塞思黑”，有说是猪、狗的意思，有说是“俎上之鱼”和“讨厌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吧，总之是要把他们革出家族，表明“非我族类”。所以，姓名对于在宗法社会中生活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攀高枝要更姓改名，避祸也一样要更姓改名，因为在宗法社会中，家族中倘有一人获罪，动辄连坐，往往满门都要罹祸。所以共产党处于地下时，许多参加者都曾更名改姓。秦邦宪更名博古，陈绍禹改名王明，张闻天更名洛甫，都是著例。我家几位长辈，当年参加革命，也都是更了名换了姓的。到了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了执政党，不少人又改回了原名，当然也有一仍其旧的，不过，这时已不是为了避祸，而是对当初革命生涯的一种认可和依恋，或因叫惯了，改回来反而不便罢了。
不曾想到的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近二十年，又闹起了一阵改名的高潮，地要改名，人也要改名。其时正是“文革”之世。改名的因由各自不同，但都有着一本正经的理由，今天说来，皆成笑谈。一种改名是因为当初取名时不免带有旧时历史或伦理的痕迹，而“文革”一开始就以“破四旧”为名，烧书籍，毁古迹，挖古墓，敲佛像，成一时风潮。烧不掉、敲不成的建筑或城市街道，则更名换姓，以标榜革命，如北京的长安街改称“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王府井改称人民路；上海的大世界改为“东方红剧场”。后来我到长沙，发现那里的黄兴路已改称“大庆路”，而蔡锷路则名为“大寨路”，这才知道改名风潮波及全国，心里思忖，如果改掉一个名称就更换了一个世界，那么要造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也未免太过简便了。其实，改名者亦多禁忌，如“天安门”、“中南海”就都没敢责令改名，大约也还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吧。
街道、建筑的名字可改，人的姓名自然也可改。何况“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已有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先例，连带着宋彬彬的母校——著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于是，或出于“破旧立新”的决心，或出于“免祸消灾”的心态呢，许多人也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一时间赵钱孙李皆呼“向东”、“卫东”；周吴郑王尽名“卫红”、“文革”。我的两位学长也把“尔寿尔康”的尔寿，改为立新；把笃于学而富于才的“笃才”改作了 “耕”，用以表示破旧立新与勤于耕作、向贫下中农学习吧。还有一位学弟，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派出所的民警表示户籍上的名字不能乱改。但这位学弟却振振有词，说：我的名字叫“康生”，但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你不让我改，有人叫“康生同志”，我若应了，岂不是冒充“中央文革顾问”？这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这一问，把派出所民警问懵了，只得为他改名，送走了事。改名之所以风行，还因为一些自称“革命派”的，为了打倒他们要整治的人，往往也在名字上大做文章。“文革”时，小报流行，其中每有危言耸听者。譬如河南的不知什么派，要打倒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便在小报上登载文章，说常香玉三个孩子分别叫常爱国、常爱民、常爱党，于是说这名字的意思是“常爱国民党”。当时我颇疑惑，中国人的习惯子从父姓，怎么常香玉的孩子不姓陈而姓常呢？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倾其所有捐献飞机，这是举国皆知的事，即便确有给孩子取名其事，那也只是表明她对新中国、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又怎能牵强附会说她怀有异心，反党反人民呢？后来知道常香玉的孩子两个随母，常小玉、常如玉，一个随父名陈嘉康，这才知道小报造谣生事之卑劣。所谓“革命派”，固如是乎！这也就难怪许多人纷纷改名，以免名字被人当“辫子”，一把揪住，无限上纲。
这样的改名，还是“要改名”，有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宋彬彬自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了“要武嘛”，报上就说她已改名宋要武。几十年后，又有说她并不想改名是记者硬给安上的，那么她的改名就是“被改名”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要么是“伟大领袖”并非随口而言，盖有深意存焉，记者体察上意，广为传播；要么是有人利用这句话要向外传递一个信息——“文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果然，这一信息的传递，开了全国武斗之风，先是对所谓“走资派”或牛鬼蛇神拳打脚踢，挂牌游街，乃至棍棒交加，许多花样极为残酷；后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互争地位，大打出手。上海在所谓“一月风暴”后，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组织了“踏平联司”大武斗，当时传闻有高端人物在电视机前看了全过程，并予赞扬，至今不知此传闻是真是假。若是真，那么“要武嘛”原是本意；若是编造，那么仍旧应了有人有意要传递“武斗有理”的信息。
改名暗含杀机的事例不止一桩。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把天津宝坻县的小靳庄作为试点，在那里又演出了一场改名的闹剧。当她问到一位女社员姓什名谁时，那位社员答曰“周福兰”。于是江青要她改名“周克周”，还说要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周公姬旦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不是墓木已拱，而是尸骨无存，难道还要一个史书也读不懂的人民公社女社员来“克制”？醉翁之意何在，不难明白。从“文革”前的评忠王李秀成，评“让步政策”，到“文革”初的评《海瑞罢官》，再到“文革”中的读《红楼》，评《水浒》，“批林批孔”，每一次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着古人的衣冠开展现实政治的争斗。经历了这些的中国人，早已知道“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的道理。这一回的“批周公”和江青替人改名，明显是对毛之手法的模仿，想向外传递一个不便明言的信息。只是这模仿过于拙劣，也太过生涩。联系到毛泽东去世前一直不曾放弃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并一直在修改延安整风时期批判经验主义的几篇文章，那么，“批周公”本已蓄势待发，只是时机未到。江青的躁进，过早暴露了意图，打乱了部署，所以受到批评，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使这出改名的闹剧没能再唱下去。
多数人的改名，是表达一种 “革命”的冲动。随着这 “革命”的退潮，冲动又复归于理性，有的回复了本名，有的因已注册户籍，碍难更改，只得一仍其旧，但给下一代取名的时候，已难见“文革”时的流行名了。这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改变。研究社会史或民俗史者，或当留意这些更迭。
更有趣的是，“文革”中的改名风波，发生在宣称要同旧世界彻底决裂之时，发生在大批“孔老二”之际，但倡导这次“革命”者自己却似乎依旧迷信着孔二先生的“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好像任何事物只要给它更改一个名称，就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不但如此，那些帝王权术、君臣伦理、炮制冤狱，滥施酷刑，旧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恶劣文化，都在“革命”的旗号下复活。一面声称要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最彻底的决裂，一面又偷偷地搬运着旧思想、旧文化中最黑暗者，这才是那个时代最为吊诡的现象。改名的闹剧，特其一也。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