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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发出声音反对发展私人轿车的，是我与何祚庥先生。1994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整整一版的长文《轿车文明批判》。三个月后樊纲在同一报纸上发文批判我的观点，我阅后12小时内完成了一篇九千字的反驳文章，但《光明日报》说：党报不争论。之后电视台分别采访我俩，剪辑出一期针尖对麦芒的节目，收视率颇高。自此他高挂免战牌，再不吱声，我则一发不止。德国电视台问我反对中国发展私家车的理由，我答：不对，不仅中国，我是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发展私家车。近二十年来我连篇累牍，口诛笔伐，可称“国内批判私家车第一刀笔”。
樊纲批判我：郑也夫说买车是炫耀，这可“绝不仅仅是炫耀”，他的论据是轿车有用途。一个经济学家说出这种水平的话太掉价。谁见过有人拿着一样毫无用途的东西来炫耀？谁又会羡慕一件毫无用途的东西？用途和炫耀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离，并且共同催化购买的动力。一般而言，稀罕才可炫耀。时下轿车已不稀罕，其炫耀的功能降低，热衷炫耀的人要寻求新商品了。在相当程度上，人们驾车上班的热情不减，是因为他们不满意公交系统的服务。
北京的公交确实不令人满意。我见识少，但好歹还乘过纽约、东京、台北的地铁。真是一家更比一家好。台北的一个地铁站竟有十余个出口，不仅通向多个路口，还能直接走进商厦、学校、火车站，连接绝妙。什么原因？后发优势嘛。但到了北京，这道理却不成立了。北京大规范发展地铁，晚于这三个城市，连接却出奇的笨拙。我在北京交通顾问会议上讨伐西直门地铁的连接：设计师应该判刑。交通官员们哄堂大笑，说其实设计没那么糟，是当时削减了资金。以后面对滔天怨言，不得不改造，但不仅事倍功半，且难于完美了。还有蹩脚的机场快轨，首先，车次少，等车就不可能快；第二，或许更为难的是，乘机人常常携箱，遇到连接不好，便永远放弃这一选项了。
北京公共交通不舒适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我以为根结是：VIP们不进入公共服务系统。平头百姓批评公交，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正部级以上的高官乘坐出租或地铁后给北京主管交通的局长打电话：“小刘，我刚刚乘过车，问题不小啊。”那局长听后必是五雷轰顶，不敢不改进。国外的公交服务好，是因为那是真正的公共服务，三教九流都要加入。改革开放初期，笔者便读到一位香港作家的文章，说他早年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人拉着箱子走，箱子上赫然写着D.Rockefeller，Jr.，他不能相信，盯住那面孔一看还真是洛克菲勒。人家私人旅行，不高兴前呼后拥。这些年笔者关心交通，获悉英国的交通部长上班乘地铁，他制定了都市中减少停车场的政策——逼着你们乘公交。中国特色就不同了。我们的官员们有各自的“系统”，且不说芝麻大的官已有专车，到了外地，一定有外地同系统的人派车接送。任凭他走遍全国各地，都有其系统照应，断然不会进入公交系统。为什么“系统”的服务这么周到？因为“系统”有钱。更因为其钱包不受约束，账目不透明，招待费花多少都不要紧。一句话，他们生活在“特供”中。
特供传统源远流长。皇上当然有他的特供，他的瓷器由其“官窑”烧制，他人不可染指；伺候其穿戴的是江南织造。但皇上也不是都靠特供。出殡在古代是何等大事，若说皇族的出殡不是三天两头就有，加上高官贵族们，上等阶级出殡也算得上是频繁发生。但杠房却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没有专门伺候上层的杠房。皇上的出殡是一百二十八杠，皇后九十六杠，亲王八十杠。出殡往往路途远，要换班次，嘉庆皇帝出殡用了六十班杠夫，遇到这等阵仗，需要多个杠房联合作业。也就是说，杠房是公共服务。皇族的进入，修炼了他们的本事，从此高档低档的活计他们都干得来。
特供有时肯定是需要的。我自幼年就沐浴革命宣传中的平均主义，“文革”时看大字报才知道，外贸部长叶季壮当年长征时马头上都挂着香肠。这也确实需要，若头领与战士一同“煮皮带”（我等被告知过草地时红军断了粮，靠煮皮带充饥），饿昏了的头领怕是会出昏招的。这些特供可以理解。但饱受宣传洗礼的进步青年到了延安，一下子休克了：这里并不平等啊。头领们晚上总要跳舞，就很难向进步青年们解释了。于是一位愤青写出一篇极其犀利的文章，抨击延安“食分三等，衣着五色”，说头领们每晚“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其人名王实味，为这篇文章丢了脑袋。我早就认为王实味的看法肤浅且极端，但最令我不平的是，中了你家毒药的人岂可死在你家的铡刀下，而从诛杀这位幼稚青年可以看出领袖对议论特供的超强戒心。延安的奶牛和舞场，算得上当代中国特供之源头。
读苏俄的小说，我们知道了他们高干的“小白桦树商店”，那里向高干提供鱼子酱、高档伏特加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的特供也平行推进。因为那时特供的群体小，笔者出身平民，难以窥见。因好读书，便知道，有专供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内部书店。这些书不公开出售，是因担心我等水平低下者会中毒，唯高干有金刚不坏之身。
图书是特供中的小项和异类。改革开放前特供存在的大前提是匮乏和短缺，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直在畅言和推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填补匮乏，打造优质的服务。为什么在市场开始造就优质服务的时候，官僚们不亲力推动，而要另起炉灶，经营自己的专供？专供的品种颇堪寻味。某日笔者参加老同学女儿的婚礼，规模三十桌上下。老友之前特别托人搞到一批酒，瓶子上没牌子，印着“武警专供”，下款是“五粮液集团”。一碰杯，众人异口同声称好酒，至少是我三年之内尝到的第一佳酿。好虽好，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将“专供”和“公共服务”两个系统合一？如此，社会不是照样能酿造好酒、打造好的公共交通吗？VIP们享受到了高端的服务，大家也沾了光。
反之，当一个社会中的VIP们全面退出了公共服务系统，公共服务一定会滥下去。原因简单之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草民、大众、沉默的大多数，且因为长官不加入这系统，这系统没有了有效的日常监督人。而特供系统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更清楚服务的是谁，敢不精心伺候？
轿车的尾气是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根源之一。本文要说的是，坏的社会生态助长了大众餐桌上假的白酒、不便捷不舒适的公交、严重污染的自然生态。改变后者固然要寻求若干手段，但关键是让VIP们进入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中。完成了这一转变，一通百通；完不成这一转变，说什么都是瞎扯。
樊纲批判我：郑也夫说买车是炫耀，这可“绝不仅仅是炫耀”，他的论据是轿车有用途。一个经济学家说出这种水平的话太掉价。谁见过有人拿着一样毫无用途的东西来炫耀？谁又会羡慕一件毫无用途的东西？用途和炫耀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离，并且共同催化购买的动力。一般而言，稀罕才可炫耀。时下轿车已不稀罕，其炫耀的功能降低，热衷炫耀的人要寻求新商品了。在相当程度上，人们驾车上班的热情不减，是因为他们不满意公交系统的服务。
北京的公交确实不令人满意。我见识少，但好歹还乘过纽约、东京、台北的地铁。真是一家更比一家好。台北的一个地铁站竟有十余个出口，不仅通向多个路口，还能直接走进商厦、学校、火车站，连接绝妙。什么原因？后发优势嘛。但到了北京，这道理却不成立了。北京大规范发展地铁，晚于这三个城市，连接却出奇的笨拙。我在北京交通顾问会议上讨伐西直门地铁的连接：设计师应该判刑。交通官员们哄堂大笑，说其实设计没那么糟，是当时削减了资金。以后面对滔天怨言，不得不改造，但不仅事倍功半，且难于完美了。还有蹩脚的机场快轨，首先，车次少，等车就不可能快；第二，或许更为难的是，乘机人常常携箱，遇到连接不好，便永远放弃这一选项了。
北京公共交通不舒适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我以为根结是：VIP们不进入公共服务系统。平头百姓批评公交，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正部级以上的高官乘坐出租或地铁后给北京主管交通的局长打电话：“小刘，我刚刚乘过车，问题不小啊。”那局长听后必是五雷轰顶，不敢不改进。国外的公交服务好，是因为那是真正的公共服务，三教九流都要加入。改革开放初期，笔者便读到一位香港作家的文章，说他早年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人拉着箱子走，箱子上赫然写着D.Rockefeller，Jr.，他不能相信，盯住那面孔一看还真是洛克菲勒。人家私人旅行，不高兴前呼后拥。这些年笔者关心交通，获悉英国的交通部长上班乘地铁，他制定了都市中减少停车场的政策——逼着你们乘公交。中国特色就不同了。我们的官员们有各自的“系统”，且不说芝麻大的官已有专车，到了外地，一定有外地同系统的人派车接送。任凭他走遍全国各地，都有其系统照应，断然不会进入公交系统。为什么“系统”的服务这么周到？因为“系统”有钱。更因为其钱包不受约束，账目不透明，招待费花多少都不要紧。一句话，他们生活在“特供”中。
特供传统源远流长。皇上当然有他的特供，他的瓷器由其“官窑”烧制，他人不可染指；伺候其穿戴的是江南织造。但皇上也不是都靠特供。出殡在古代是何等大事，若说皇族的出殡不是三天两头就有，加上高官贵族们，上等阶级出殡也算得上是频繁发生。但杠房却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没有专门伺候上层的杠房。皇上的出殡是一百二十八杠，皇后九十六杠，亲王八十杠。出殡往往路途远，要换班次，嘉庆皇帝出殡用了六十班杠夫，遇到这等阵仗，需要多个杠房联合作业。也就是说，杠房是公共服务。皇族的进入，修炼了他们的本事，从此高档低档的活计他们都干得来。
特供有时肯定是需要的。我自幼年就沐浴革命宣传中的平均主义，“文革”时看大字报才知道，外贸部长叶季壮当年长征时马头上都挂着香肠。这也确实需要，若头领与战士一同“煮皮带”（我等被告知过草地时红军断了粮，靠煮皮带充饥），饿昏了的头领怕是会出昏招的。这些特供可以理解。但饱受宣传洗礼的进步青年到了延安，一下子休克了：这里并不平等啊。头领们晚上总要跳舞，就很难向进步青年们解释了。于是一位愤青写出一篇极其犀利的文章，抨击延安“食分三等，衣着五色”，说头领们每晚“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其人名王实味，为这篇文章丢了脑袋。我早就认为王实味的看法肤浅且极端，但最令我不平的是，中了你家毒药的人岂可死在你家的铡刀下，而从诛杀这位幼稚青年可以看出领袖对议论特供的超强戒心。延安的奶牛和舞场，算得上当代中国特供之源头。
读苏俄的小说，我们知道了他们高干的“小白桦树商店”，那里向高干提供鱼子酱、高档伏特加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的特供也平行推进。因为那时特供的群体小，笔者出身平民，难以窥见。因好读书，便知道，有专供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内部书店。这些书不公开出售，是因担心我等水平低下者会中毒，唯高干有金刚不坏之身。
图书是特供中的小项和异类。改革开放前特供存在的大前提是匮乏和短缺，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直在畅言和推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填补匮乏，打造优质的服务。为什么在市场开始造就优质服务的时候，官僚们不亲力推动，而要另起炉灶，经营自己的专供？专供的品种颇堪寻味。某日笔者参加老同学女儿的婚礼，规模三十桌上下。老友之前特别托人搞到一批酒，瓶子上没牌子，印着“武警专供”，下款是“五粮液集团”。一碰杯，众人异口同声称好酒，至少是我三年之内尝到的第一佳酿。好虽好，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将“专供”和“公共服务”两个系统合一？如此，社会不是照样能酿造好酒、打造好的公共交通吗？VIP们享受到了高端的服务，大家也沾了光。
反之，当一个社会中的VIP们全面退出了公共服务系统，公共服务一定会滥下去。原因简单之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草民、大众、沉默的大多数，且因为长官不加入这系统，这系统没有了有效的日常监督人。而特供系统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更清楚服务的是谁，敢不精心伺候？
轿车的尾气是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根源之一。本文要说的是，坏的社会生态助长了大众餐桌上假的白酒、不便捷不舒适的公交、严重污染的自然生态。改变后者固然要寻求若干手段，但关键是让VIP们进入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中。完成了这一转变，一通百通；完不成这一转变，说什么都是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