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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渡边淳一、村上春树堪称当代日本文学三大家，在文学消费性洪流的冲击下，他们始终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虽然三大家的写作风格各异，但是他们所关注的主题是相同的，他们都书写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都探索着死亡的意义，都把笔触伸向了以往谈之色变的性领域，等等。而这些无疑代表着当代日本文学的发展走向。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
二战后，日本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而且，工业化的进展、科技的发达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给日本人的心理造成了浓重的阴影。生活在当代的作家们尤其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于是他们用作品真切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村上春树被称为“八十年代文学旗手”，也被誉为都市作家的代表。他的小说以青春感伤而闻名，赢得了当代日本青年的热爱。村上以“自然流畅的笔触”反映了现代都市青年中的某种现象：他们渴望被爱、渴望与人沟通，然而，却只能在一次次的努力和尝试之后，回到更加孤寂的自我内心世界当中。他们迷茫，他们哀愁，甚至找不到自我。
这种孤独、无奈、失落之感在《舞!舞!舞!》中，展现得入木三分：“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这便是现在。……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青年一代对时代、对社会已经彻底地绝望，剩下的唯有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失重感、幻灭感，唯有无可奈何的孤寂与悲凉。”
如果说村上春树是以反映都市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为侧重点的话，那么，渡边淳一就是侧重地表现了都市中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人到中年以后，青春不再，一部分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中老年人，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工作压力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他们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开始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担心被社会淘汰，担心自我价值丧失。同时，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和与同事间关系的疏离与恶化，中老年人也同青年人一样心头笼罩上了一层孤独、寂寞、空虚的乌云。为了排解这种孤寂与无聊，渡边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婚外恋的泥沼当中。在这里，渡边是借婚外恋的故事向读者展示现代社会中都市中某些中老年人孤寂、恐惧、绝望的生存状态。
相对村上春树和渡边淳一，大江健三郎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方面走得更远。大江的作品既有对战后青年一代生存困境的关照，又有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担忧。在《我们的时代》中，大江这样写道：“如今我们周围存在的只有怀疑与不信任，傲慢与侮辱。……我们身边从未有过希望、友谊，‘宏大的共生感’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自杀是唯一的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为了自杀而纵身一跳的勇气。于是我们只好活着，去爱去恨去性交去搞政治运动、去搞同性恋去杀人、去得到名誉。……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可见，战后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已经不能用“苦闷”、“不安”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了，这是一种畏缩、绝望、无可奈何的生存。
当代三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表达着他们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引发着读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探索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日本文学的一个发展走向。
对死亡意义的探寻
当代日本文学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积极关注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表现着死亡的主题。也许唯有思考过死亡及其意义之后，才能够加深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吧。翻开日本文学史，我们会发现20世纪后半叶许许多多的作家都在写死亡。他们的作品要么通篇笼罩着一种沉郁的死亡气氛，要么精细地描写或悲壮或冷艳的死亡场面。透过多姿多彩的死亡场景，作家们探寻着死亡的意义。对死亡意义的探寻已经构成了当代日本文学的另一个走向。
正如对生之意义的理解不同一样，作家们对死亡意义的理解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渡边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是至诚至爱至美的定格方式；村上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延续；而大江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生存的对立面，是对人生存自由权利的剥夺。
由于曾经是外科医生，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渡边在小说中频频地写到死亡。渡边对死亡的处理是非常奇特的，有评论说渡边小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死亡美学”：用精心设计的完美死亡超越日常平庸、苦痛、狼狈的死亡，让生命在唯美的死亡里获得尊严；用精心设计的死亡追寻青春、艺术和爱情，让他们获得永恒，让唯美的死亡发出远远超乎死亡本身的含义和光彩，同时也让生命在精心设计的死亡中找到归宿和永恒。渡边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在无法承受生存的压力时，作出自杀的选择，他们都精心地设计自己的死亡，并力图死后保持一种完美的姿态。
《无影灯》中，直江身为一名医生，不堪忍受像普通病人那样在医院里暴露被病痛折磨的狼狈与窘迫，将自己的身体沉没在了静谧、幽美的支笏湖底；《魂归阿寒》中，少女画家纯子由于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平静地选择了死亡，她是想用死亡把至美的青春定格为永恒。
村上对死亡的处理同样很奇特，他不像渡边那样细致地描写死亡的场面，对小说中人物的死他甚至不给读者丝毫的暗示。在《威的森林》中，直子和她的姐姐、叔叔，绿子的父亲、母亲，渡边的好朋友木月，永泽的恋人初美都选择了自杀，但是对所有这些人物的死亡，村上都没有做大肆渲染，而只是轻描淡写，甚至对重要人物木月、直子和初美的死都只是一笔带过，这不免使得我们读时会有一种突兀、难以接受的感觉，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否漏读了什么。村上把人物的死亡写得极其平淡、冷静，他的作品中死亡就像吃饭、喝酒、听音乐一样平常。其实，村上对待死亡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认为写一个人物的死亡根本就无需交代什么，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生即是死的前奏，死即是生的延续，生与死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需任何的过渡，正如他在《威的森林》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在大江的笔下，死亡不像渡边笔下的死亡那样冷艳，也不像村上笔下的死亡那样平淡、冷静。大江认为死与生是绝对不能同一的，死是生的对立，“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首要的自由选择是‘生’的权利，而作为‘生’之对立面的‘死’，则是永恒的荒谬，是人生的最大悲剧。”
《死者的奢华》中，“我”看到浸泡在药液中的死尸产生的是这样的想法：“我想就是这么回事，死即是‘物’。然而，我们只能在意识的层面捕捉死。意识结束以后，作为‘物’的死才开始。”在大江看来，当生命结束时，意识也随之死亡，余下的尸体只是一具“物”的空 壳，没有任何的价值，大江看不到“死亡之美”，他感觉到的是人的灵魂随生命死亡之后的一种悲凉和残酷。
死亡，是一个很深奥的主题，在三大家的带领下，当代日本文学正积极地探寻着死亡的意义，这也必然加深对生之意义的思考和理解。
对性领域的探索
“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名言，它已不再新鲜，但在当时正是这句名言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共鸣，他们纷纷身体力行地在文学世界中对性的领域进行垦荒。日本作家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性的主题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已相当的普遍，大江、渡边、村上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性的领域，这也代表着当代日本文学的一种发展走向。
对于严肃文学作家，对性领域的涉足，不能不说是一种探险。但是事实证明，当代日本文学家，没有只是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的媚俗心理，而是保持了一种严肃性，他们给性的行为赋予了极丰富的社会意义，使人们读完之后能够反思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能够玩味作者赋于其中的复杂意义。三大家的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都具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含义。
性在村上的作品中成了孤寂、无聊的青年一代排解困惑和压抑情绪的一种方式。如在《威的森林》中，有温柔、高雅的女友初美在身边的永泽却仍不断地去酒吧泡妞，然后睡觉，他虽然自称这种性交索然无味，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做着同样无聊的事情；但是，真正相爱的人却总与性有着较远的距离。村上或许是在有意做这样的安排，因为他赋予性的意义是：青年发泄沉郁、孤寂情绪的方式，而真正相恋的青年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是情感与心灵的和谐相处。
在渡边文学中，性都是以和谐、唯美的姿态呈现出来的。爱欲在渡边的眼中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美，它包含着丰富的意义。渡边认为，性是相爱的人表达感情的最完美的方式，肉体的结合甚至要优于精神的结合，情感的加深有赖于身体的结合，当男女主人公坠入爱河时，便不可自拔地缠绵于性爱当中。同时，和谐性爱也是对不能接纳他们的婚外恋感情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的一种消极反抗。他们真心相爱，却不能够被亲人、朋友所理解，为了逃避周围人的谴责，他们选择无节制的性爱生活，以示反抗。
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大江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写性。然而，大江笔下的性几乎不存在神圣的崇高的美感，而是卑俗邪恶的同义语，在随笔《<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中，大江说：“对我自己来说，性是向外敞开、向外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性本身不是具有美的价值的‘存在’，它是作为通向另一个‘存在’的管道，作为‘反映存在’，而成为小说的要素，我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以此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大江“把”‘生’作为一种展示人类弱点、缺点和描绘人类世界的一种手段，用能撕毁一切假面具、赤裸裸的性来比喻能涂抹的社会和政治，他笔下的性没有挑逗性，没有男女间性快感，更没有火辣的情欲，只有冷静的理性，用性行为对社会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由于没有单纯地写性，而是把性与主人公的思想、精神、感情结合在一起进行描写和表现，严肃文学作家保持了一种崇高的姿态，使性成为了具有严肃意义的行为。在当代日本文坛上，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和探索。
综上所述，虽然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日本文学的消费性日益增强，但是大江健三郎、渡边淳一、村上春树当代文学三大家始终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他们是当代日本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积极地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探寻死亡的意义并探索性的领域。三大家文学表现出的这些共性代表了当代日本文学的发展走向。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当代日本文学的这些走向不只具有特殊性、民族性，而且更具有普遍性、世界性。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
二战后，日本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而且，工业化的进展、科技的发达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给日本人的心理造成了浓重的阴影。生活在当代的作家们尤其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于是他们用作品真切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村上春树被称为“八十年代文学旗手”，也被誉为都市作家的代表。他的小说以青春感伤而闻名，赢得了当代日本青年的热爱。村上以“自然流畅的笔触”反映了现代都市青年中的某种现象：他们渴望被爱、渴望与人沟通，然而，却只能在一次次的努力和尝试之后，回到更加孤寂的自我内心世界当中。他们迷茫，他们哀愁，甚至找不到自我。
这种孤独、无奈、失落之感在《舞!舞!舞!》中，展现得入木三分：“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这便是现在。……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青年一代对时代、对社会已经彻底地绝望，剩下的唯有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失重感、幻灭感，唯有无可奈何的孤寂与悲凉。”
如果说村上春树是以反映都市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为侧重点的话，那么，渡边淳一就是侧重地表现了都市中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人到中年以后，青春不再，一部分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中老年人，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工作压力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他们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开始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担心被社会淘汰，担心自我价值丧失。同时，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和与同事间关系的疏离与恶化，中老年人也同青年人一样心头笼罩上了一层孤独、寂寞、空虚的乌云。为了排解这种孤寂与无聊，渡边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婚外恋的泥沼当中。在这里，渡边是借婚外恋的故事向读者展示现代社会中都市中某些中老年人孤寂、恐惧、绝望的生存状态。
相对村上春树和渡边淳一，大江健三郎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方面走得更远。大江的作品既有对战后青年一代生存困境的关照，又有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担忧。在《我们的时代》中，大江这样写道：“如今我们周围存在的只有怀疑与不信任，傲慢与侮辱。……我们身边从未有过希望、友谊，‘宏大的共生感’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自杀是唯一的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为了自杀而纵身一跳的勇气。于是我们只好活着，去爱去恨去性交去搞政治运动、去搞同性恋去杀人、去得到名誉。……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可见，战后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已经不能用“苦闷”、“不安”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了，这是一种畏缩、绝望、无可奈何的生存。
当代三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表达着他们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引发着读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探索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日本文学的一个发展走向。
对死亡意义的探寻
当代日本文学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积极关注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表现着死亡的主题。也许唯有思考过死亡及其意义之后，才能够加深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吧。翻开日本文学史，我们会发现20世纪后半叶许许多多的作家都在写死亡。他们的作品要么通篇笼罩着一种沉郁的死亡气氛，要么精细地描写或悲壮或冷艳的死亡场面。透过多姿多彩的死亡场景，作家们探寻着死亡的意义。对死亡意义的探寻已经构成了当代日本文学的另一个走向。
正如对生之意义的理解不同一样，作家们对死亡意义的理解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渡边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是至诚至爱至美的定格方式；村上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延续；而大江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生存的对立面，是对人生存自由权利的剥夺。
由于曾经是外科医生，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渡边在小说中频频地写到死亡。渡边对死亡的处理是非常奇特的，有评论说渡边小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死亡美学”：用精心设计的完美死亡超越日常平庸、苦痛、狼狈的死亡，让生命在唯美的死亡里获得尊严；用精心设计的死亡追寻青春、艺术和爱情，让他们获得永恒，让唯美的死亡发出远远超乎死亡本身的含义和光彩，同时也让生命在精心设计的死亡中找到归宿和永恒。渡边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在无法承受生存的压力时，作出自杀的选择，他们都精心地设计自己的死亡，并力图死后保持一种完美的姿态。
《无影灯》中，直江身为一名医生，不堪忍受像普通病人那样在医院里暴露被病痛折磨的狼狈与窘迫，将自己的身体沉没在了静谧、幽美的支笏湖底；《魂归阿寒》中，少女画家纯子由于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平静地选择了死亡，她是想用死亡把至美的青春定格为永恒。
村上对死亡的处理同样很奇特，他不像渡边那样细致地描写死亡的场面，对小说中人物的死他甚至不给读者丝毫的暗示。在《威的森林》中，直子和她的姐姐、叔叔，绿子的父亲、母亲，渡边的好朋友木月，永泽的恋人初美都选择了自杀，但是对所有这些人物的死亡，村上都没有做大肆渲染，而只是轻描淡写，甚至对重要人物木月、直子和初美的死都只是一笔带过，这不免使得我们读时会有一种突兀、难以接受的感觉，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否漏读了什么。村上把人物的死亡写得极其平淡、冷静，他的作品中死亡就像吃饭、喝酒、听音乐一样平常。其实，村上对待死亡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认为写一个人物的死亡根本就无需交代什么，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生即是死的前奏，死即是生的延续，生与死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需任何的过渡，正如他在《威的森林》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在大江的笔下，死亡不像渡边笔下的死亡那样冷艳，也不像村上笔下的死亡那样平淡、冷静。大江认为死与生是绝对不能同一的，死是生的对立，“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首要的自由选择是‘生’的权利，而作为‘生’之对立面的‘死’，则是永恒的荒谬，是人生的最大悲剧。”
《死者的奢华》中，“我”看到浸泡在药液中的死尸产生的是这样的想法：“我想就是这么回事，死即是‘物’。然而，我们只能在意识的层面捕捉死。意识结束以后，作为‘物’的死才开始。”在大江看来，当生命结束时，意识也随之死亡，余下的尸体只是一具“物”的空 壳，没有任何的价值，大江看不到“死亡之美”，他感觉到的是人的灵魂随生命死亡之后的一种悲凉和残酷。
死亡，是一个很深奥的主题，在三大家的带领下，当代日本文学正积极地探寻着死亡的意义，这也必然加深对生之意义的思考和理解。
对性领域的探索
“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名言，它已不再新鲜，但在当时正是这句名言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共鸣，他们纷纷身体力行地在文学世界中对性的领域进行垦荒。日本作家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性的主题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已相当的普遍，大江、渡边、村上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性的领域，这也代表着当代日本文学的一种发展走向。
对于严肃文学作家，对性领域的涉足，不能不说是一种探险。但是事实证明，当代日本文学家，没有只是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的媚俗心理，而是保持了一种严肃性，他们给性的行为赋予了极丰富的社会意义，使人们读完之后能够反思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能够玩味作者赋于其中的复杂意义。三大家的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都具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含义。
性在村上的作品中成了孤寂、无聊的青年一代排解困惑和压抑情绪的一种方式。如在《威的森林》中，有温柔、高雅的女友初美在身边的永泽却仍不断地去酒吧泡妞，然后睡觉，他虽然自称这种性交索然无味，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做着同样无聊的事情；但是，真正相爱的人却总与性有着较远的距离。村上或许是在有意做这样的安排，因为他赋予性的意义是：青年发泄沉郁、孤寂情绪的方式，而真正相恋的青年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是情感与心灵的和谐相处。
在渡边文学中，性都是以和谐、唯美的姿态呈现出来的。爱欲在渡边的眼中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美，它包含着丰富的意义。渡边认为，性是相爱的人表达感情的最完美的方式，肉体的结合甚至要优于精神的结合，情感的加深有赖于身体的结合，当男女主人公坠入爱河时，便不可自拔地缠绵于性爱当中。同时，和谐性爱也是对不能接纳他们的婚外恋感情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的一种消极反抗。他们真心相爱，却不能够被亲人、朋友所理解，为了逃避周围人的谴责，他们选择无节制的性爱生活，以示反抗。
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大江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写性。然而，大江笔下的性几乎不存在神圣的崇高的美感，而是卑俗邪恶的同义语，在随笔《<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中，大江说：“对我自己来说，性是向外敞开、向外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性本身不是具有美的价值的‘存在’，它是作为通向另一个‘存在’的管道，作为‘反映存在’，而成为小说的要素，我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以此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大江“把”‘生’作为一种展示人类弱点、缺点和描绘人类世界的一种手段，用能撕毁一切假面具、赤裸裸的性来比喻能涂抹的社会和政治，他笔下的性没有挑逗性，没有男女间性快感，更没有火辣的情欲，只有冷静的理性，用性行为对社会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由于没有单纯地写性，而是把性与主人公的思想、精神、感情结合在一起进行描写和表现，严肃文学作家保持了一种崇高的姿态，使性成为了具有严肃意义的行为。在当代日本文坛上，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和探索。
综上所述，虽然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日本文学的消费性日益增强，但是大江健三郎、渡边淳一、村上春树当代文学三大家始终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他们是当代日本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积极地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探寻死亡的意义并探索性的领域。三大家文学表现出的这些共性代表了当代日本文学的发展走向。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当代日本文学的这些走向不只具有特殊性、民族性，而且更具有普遍性、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