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好多年前，当中学生周飞看到Discovery频道那个关于药品人体试验的节目时，根本没想到自己后来会以此为生。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参加了20多次药品试验，拿到了大约4万元报酬。
周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陪朋友买到了自己曾经试验过的药品。此时，他特别强调自己的成就感：“不仅仅是拿钱做试验，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当然，他知道这种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并不能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职业受试者——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默默关注着研究机构的受试者招募信息，然后穿梭于医院，体检、吞下药片或者接受注射，最后拿走或多或少的试验补偿费。一个未经证实但流传广泛的数据是，每年中国约有50万人接受药品试验。
8个月里月均收入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高于周飞之前那个辛苦的证券公司销售工作。那时他月薪不足2000元，最少的一个月，工资卡上只入账6. 98元。
周飞说，多数人在第一次参与药品人体试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做其他工作谋生，但是他们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再卖力工作，不想再看他人脸色。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跳板，度过经济困难期后离开这个圈子；还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谋生又不愿乞讨，借此维持生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周飞并不避讳这样形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
他说这群人的任务就是：站着走进来体检表明自己是健康的，然后站着走出去表明一切都没有问题。
招数
“反正你坐火车硬座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在试验期间都能做。”周飞说，参与药品试验时，在体检、吃药、抽血之外，就是与其他受试者一起聊天，以及打扑克、下象棋、看电视，“除了偶尔会头晕、喉咙发干，其他就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周飞是这个圈子里不多的北京本地人。他“入行”有点偶然：辞职后没有积蓄，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男子汉的自尊让他难以开口向家人要钱，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期没有应聘成功的那次药物试验。
“中学看电视有个节目，就知道了药品试验这个事情，之后一直很好奇。到读大学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体检，可惜因为我抽烟，当时体检没通过。”这个26岁的北京男生家境良好，之前从未遇到过生计问题。
周飞描述他的伙伴们：外地人、年轻、没学历、缺钱。“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会珍惜。”就是他自己，在成为职业受试者之后也没攒下多少钱。
据周飞统计，北京地区每年针对一期药物受试者的公开招募有四五十次。此外北京的受试者也会前往天津等邻近地区。他们其实也能了解到上海、长沙以及杭州等地的招募信息，但受制于交通成本过高。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一期受试者周飞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这个年轻人认为，相比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制药厂相对严格的卫生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没必要太过担心。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周飞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他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另外一些特别基础性的规定：比如三个月内不能接受其他药物试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解决，“就算被医生护士看到，因为你脸熟，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飞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
说这些的时候，周飞的脸上更多流露出深谙此道的得意，毫无烦恼和紧张。
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周飞咧嘴笑着说，最大的作弊是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受试者张开嘴巴检查。”
周飞觉得，这些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无伤大雅。而另有一些情况才是整个药品试验中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
分配
某次参与试验，“因为之前参加试验跟医生已经很熟了，我无聊就用他的电脑上网。结果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周飞回忆说。
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并不是秘密。
“比如去年一家三甲医院的试验，药厂给的价钱是每个人9000元；经过医院项目负责人到中介手里，变成6000元；然后中介拿走2000元中介费，到受试者手里就剩下4000元了。”周飞说，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
“中介起码还做了一些招人的工作，项目方那些人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就拿了最大一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正常情况下，药厂会向进行试验的医疗机构另外提供研究费用，后者不应对受试者的费用部分再染指。 湖南的受试者刘超对此感受更为直接。与大部分受试者一样，一个人租住在长沙郊区的刘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觉得工作报酬太低，要么觉得工作太累，他的生活开支完全来自参与药品试验获得的补偿。“每次试验结束后，我们都要在两份类似收据的单子上签字，但两份单子都不能带走。”
这两份单子除了数字不同，其他内容全部一样。
比如他亲历的一次试验，一份单子上写的是5000元，另一份是2500元。“5000元的是给医生或者项目方负责人看的，而2500元的则由医生的学生或者医生助理收起来。”参加过接近十次试验的刘超说，这在当地已经成为惯例。
“八九年前受试者拿到的补偿费很高，每次大概三四万元。”周飞说，当时由于大家对药品试验不太了解而比较恐惧，所以招募受试者非常困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涌入这个市场，补偿费一路下滑。他觉得这是市场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手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能拿到的利益”。
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其中有两家是公司运作或者挂靠公司运作，他们的中介费用高一些。另外两家基本靠与项目负责医生的私人关系而获得机会，由于是个人运作，中介费用相对低一些。”周飞说。
公司化运作似乎显得更加有技术含量。
北京地区较大的中介公司之一在其网站首页标明，业务范畴为：药品注册代理、非临床研究服务、I～Ⅳ期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临床监查与稽查、受试者招募、项目管理培训。换句话说，这家“医药发展公司”提供新药注册的全部流程服务。
该公司在沈阳、广州、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同时在15个区域和市级、社区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依此完成多个国内外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
网站首页的信息还显示，它们持续招募适应症患者，也就是二期受试者。公司说，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超过1. 5万名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信息。
3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受试者招募负责人，对方表示，试验项目正在伦理委员会那里排队审批，但受试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谈，“这次试验的日期应该定在4月到5月份之间，以后还会陆续有试验进行。我们招募中介单位类似于招标，希望合作单位首先报价，并希望能够开具技术服务费用类型的发票。”
奔波
由于京津地区往来便利，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一些城际受试者。比如来自山东泰安宁阳县偏僻农村的何立虎，曾经口袋里分文没有，入行后一发不可收拾。
3月16日上午在天津一家心血管医院抽完10管血之后，11点46分，他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K286次火车。
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停靠黄村火车站。何立虎换乘地铁，乘车回到位于大屯路东站附近的地下室宿舍。
个头不高的何立虎身材敦实，眼睛不大，配合着修剪整齐的毛寸发型显得炯炯有神，黝黑的手上，指甲显然已经几周没有修剪。虚岁28的他，还没有女朋友。
这间地下室宿舍是何立虎“蹭”朋友的，没有暖气，公用洗手间。但因为住在城里，他还比较满意。有次去另一个受试者家玩，“他住回龙观北边的一个小区里，回来的时候我的脸都被挤到公交车的玻璃窗上了，就算是独立卫生间而且非常便宜，我也不想去那边住。”
宿舍是距离地铁站约1公里的居民楼地下一层，大门猫眼被抠掉后，已经成为网线和电视信号线的穿线口。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里摆四张单人床，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拉满了各种网线、电线以及晾晒衣服的绳子，挂着一些看不出本色的袜子和内衣。
两件电器：一台灰白色已经看不出什么牌子的“大肚子”电视机，旁边摆着一个类似电风扇样子的取暖器，小方桌上扑克牌散乱。
“没事斗斗地主，玩玩扎金花。”简单塞了几口午饭，脸上已经有些倦意的何立虎和衣躺下，“这是这次试验的第二次入组，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就可以结束拿钱了。”
与窘迫的宿舍不相称的是几个人豪爽的牌局。他们通常玩“扎金花”：5元底钱，20元封顶，一晚上出入2000多元很正常。在拿到参与试验的报酬后，何立虎也经常和朋友去KTV放松一下。
上周开始的这次试验，是消炎类的口服药物，何立虎可以得到3000元。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得到了100元交通补贴。
他需要三次往返北京和天津，包括体检、服药和最后抽血留样，每次都需要留在医院两天时间。
这对何立虎来说，不过是他经历的几十次药品试验之中最普通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京津间的火车票价18. 5元，比北京地铁票价贵了不少。
病根
像山东农村的很多孩子一样，何立虎初中毕业后又在当地县城念了三年职业中专。专业是机电，但他说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然后他跟着姐夫到北京打工。“开始跟他学做电梯维修和安装，很累，收入很少。”月薪1300元。半年后他觉得太辛苦，而且周围没有一个女孩子，就到东单的一家川菜馆当服务员，工资涨到2000元。但干了两年他又觉得没什么前途，辞职了。
接连换了几家公司，中间又回老家待过几个月，2009年他再次回到北京，“工作很不好找，每个月还得想办法给父母汇钱。”
在向老乡借不到钱的时候，他曾经不得不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长条椅上睡觉。
“椅子上垫本杂志，然后枕着背包。”何立虎告诉本刊记者，露宿街头一定不能脱鞋子，否则第二天可能连鞋子也没有了。事实上，当他早上被洒水车叫醒的时候，曾发现垫在后脑勺下面的两本杂志不知去向。
终于，某次他手头宽裕时，在网吧上网看到药品人体试验招聘广告：3天时间可以赚到2500元。 “开始怀疑是假的，不过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打电话过去知道是家大医院的广告。”那时，何立虎还没有药品人体试验的概念，但觉得这么大的医院肯定不会骗人。
到医院体检时，他才发现有很多人应聘受试。何立虎和几个“资深”受试者聊天，知道有人已经做过十年时间，这时心里不再有疑虑。
第一次参与试验的是一种消炎药品，包括何立虎在内共有6名受试者。最终，不仅解决了3天的吃饭和住宿，手里还有了2500元钱。“就是体检，然后吃几片药，抽几管血，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收获来得太容易了，何立虎于是努力寻找类似的机会。
第二次得到的补偿费对他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1万元。他兴奋地体检、等待，开始都没注意是什么药品。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地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我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心电图的数据完全不正常了，医生告诉我那是心律不齐。”
这时，何立虎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不过，何立虎还是拿到了1万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先后参与了几十次药品试验之后，何立虎粗略计算，收入肯定超过了5万元。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跟家里人讲，在我们那里这不是个光彩的事情，毕竟是拿身体做试验，相当于不劳而获，而且谁知道以后健康会不会有问题。”家里人至今还以为他在北京做修理电梯的工作。
每个月他定时给家里汇去1000元至1500元钱，“老家村里人也开始攀比，谁家买房子啦，谁家买轿车啦，人情比以前淡多了。”
说起将来的打算，何立虎还是想找一份维修电梯的工作，“主要是怕身体出状况，毕竟还得考虑以后结婚生孩子。”
而那些参与药品试验的日子，很难说能否从何立虎的心中被完全抹去。
（文中所涉受试者均为化名）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参加了20多次药品试验，拿到了大约4万元报酬。
周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陪朋友买到了自己曾经试验过的药品。此时，他特别强调自己的成就感：“不仅仅是拿钱做试验，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当然，他知道这种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并不能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职业受试者——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默默关注着研究机构的受试者招募信息，然后穿梭于医院，体检、吞下药片或者接受注射，最后拿走或多或少的试验补偿费。一个未经证实但流传广泛的数据是，每年中国约有50万人接受药品试验。
8个月里月均收入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高于周飞之前那个辛苦的证券公司销售工作。那时他月薪不足2000元，最少的一个月，工资卡上只入账6. 98元。
周飞说，多数人在第一次参与药品人体试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做其他工作谋生，但是他们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再卖力工作，不想再看他人脸色。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跳板，度过经济困难期后离开这个圈子；还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谋生又不愿乞讨，借此维持生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周飞并不避讳这样形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
他说这群人的任务就是：站着走进来体检表明自己是健康的，然后站着走出去表明一切都没有问题。
招数
“反正你坐火车硬座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在试验期间都能做。”周飞说，参与药品试验时，在体检、吃药、抽血之外，就是与其他受试者一起聊天，以及打扑克、下象棋、看电视，“除了偶尔会头晕、喉咙发干，其他就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周飞是这个圈子里不多的北京本地人。他“入行”有点偶然：辞职后没有积蓄，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男子汉的自尊让他难以开口向家人要钱，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期没有应聘成功的那次药物试验。
“中学看电视有个节目，就知道了药品试验这个事情，之后一直很好奇。到读大学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体检，可惜因为我抽烟，当时体检没通过。”这个26岁的北京男生家境良好，之前从未遇到过生计问题。
周飞描述他的伙伴们：外地人、年轻、没学历、缺钱。“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会珍惜。”就是他自己，在成为职业受试者之后也没攒下多少钱。
据周飞统计，北京地区每年针对一期药物受试者的公开招募有四五十次。此外北京的受试者也会前往天津等邻近地区。他们其实也能了解到上海、长沙以及杭州等地的招募信息，但受制于交通成本过高。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一期受试者周飞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这个年轻人认为，相比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制药厂相对严格的卫生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没必要太过担心。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周飞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他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另外一些特别基础性的规定：比如三个月内不能接受其他药物试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解决，“就算被医生护士看到，因为你脸熟，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飞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
说这些的时候，周飞的脸上更多流露出深谙此道的得意，毫无烦恼和紧张。
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周飞咧嘴笑着说，最大的作弊是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受试者张开嘴巴检查。”
周飞觉得，这些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无伤大雅。而另有一些情况才是整个药品试验中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
分配
某次参与试验，“因为之前参加试验跟医生已经很熟了，我无聊就用他的电脑上网。结果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周飞回忆说。
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并不是秘密。
“比如去年一家三甲医院的试验，药厂给的价钱是每个人9000元；经过医院项目负责人到中介手里，变成6000元；然后中介拿走2000元中介费，到受试者手里就剩下4000元了。”周飞说，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
“中介起码还做了一些招人的工作，项目方那些人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就拿了最大一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正常情况下，药厂会向进行试验的医疗机构另外提供研究费用，后者不应对受试者的费用部分再染指。 湖南的受试者刘超对此感受更为直接。与大部分受试者一样，一个人租住在长沙郊区的刘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觉得工作报酬太低，要么觉得工作太累，他的生活开支完全来自参与药品试验获得的补偿。“每次试验结束后，我们都要在两份类似收据的单子上签字，但两份单子都不能带走。”
这两份单子除了数字不同，其他内容全部一样。
比如他亲历的一次试验，一份单子上写的是5000元，另一份是2500元。“5000元的是给医生或者项目方负责人看的，而2500元的则由医生的学生或者医生助理收起来。”参加过接近十次试验的刘超说，这在当地已经成为惯例。
“八九年前受试者拿到的补偿费很高，每次大概三四万元。”周飞说，当时由于大家对药品试验不太了解而比较恐惧，所以招募受试者非常困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涌入这个市场，补偿费一路下滑。他觉得这是市场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手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能拿到的利益”。
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其中有两家是公司运作或者挂靠公司运作，他们的中介费用高一些。另外两家基本靠与项目负责医生的私人关系而获得机会，由于是个人运作，中介费用相对低一些。”周飞说。
公司化运作似乎显得更加有技术含量。
北京地区较大的中介公司之一在其网站首页标明，业务范畴为：药品注册代理、非临床研究服务、I～Ⅳ期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临床监查与稽查、受试者招募、项目管理培训。换句话说，这家“医药发展公司”提供新药注册的全部流程服务。
该公司在沈阳、广州、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同时在15个区域和市级、社区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依此完成多个国内外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
网站首页的信息还显示，它们持续招募适应症患者，也就是二期受试者。公司说，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超过1. 5万名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信息。
3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受试者招募负责人，对方表示，试验项目正在伦理委员会那里排队审批，但受试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谈，“这次试验的日期应该定在4月到5月份之间，以后还会陆续有试验进行。我们招募中介单位类似于招标，希望合作单位首先报价，并希望能够开具技术服务费用类型的发票。”
奔波
由于京津地区往来便利，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一些城际受试者。比如来自山东泰安宁阳县偏僻农村的何立虎，曾经口袋里分文没有，入行后一发不可收拾。
3月16日上午在天津一家心血管医院抽完10管血之后，11点46分，他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K286次火车。
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停靠黄村火车站。何立虎换乘地铁，乘车回到位于大屯路东站附近的地下室宿舍。
个头不高的何立虎身材敦实，眼睛不大，配合着修剪整齐的毛寸发型显得炯炯有神，黝黑的手上，指甲显然已经几周没有修剪。虚岁28的他，还没有女朋友。
这间地下室宿舍是何立虎“蹭”朋友的，没有暖气，公用洗手间。但因为住在城里，他还比较满意。有次去另一个受试者家玩，“他住回龙观北边的一个小区里，回来的时候我的脸都被挤到公交车的玻璃窗上了，就算是独立卫生间而且非常便宜，我也不想去那边住。”
宿舍是距离地铁站约1公里的居民楼地下一层，大门猫眼被抠掉后，已经成为网线和电视信号线的穿线口。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里摆四张单人床，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拉满了各种网线、电线以及晾晒衣服的绳子，挂着一些看不出本色的袜子和内衣。
两件电器：一台灰白色已经看不出什么牌子的“大肚子”电视机，旁边摆着一个类似电风扇样子的取暖器，小方桌上扑克牌散乱。
“没事斗斗地主，玩玩扎金花。”简单塞了几口午饭，脸上已经有些倦意的何立虎和衣躺下，“这是这次试验的第二次入组，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就可以结束拿钱了。”
与窘迫的宿舍不相称的是几个人豪爽的牌局。他们通常玩“扎金花”：5元底钱，20元封顶，一晚上出入2000多元很正常。在拿到参与试验的报酬后，何立虎也经常和朋友去KTV放松一下。
上周开始的这次试验，是消炎类的口服药物，何立虎可以得到3000元。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得到了100元交通补贴。
他需要三次往返北京和天津，包括体检、服药和最后抽血留样，每次都需要留在医院两天时间。
这对何立虎来说，不过是他经历的几十次药品试验之中最普通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京津间的火车票价18. 5元，比北京地铁票价贵了不少。
病根
像山东农村的很多孩子一样，何立虎初中毕业后又在当地县城念了三年职业中专。专业是机电，但他说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然后他跟着姐夫到北京打工。“开始跟他学做电梯维修和安装，很累，收入很少。”月薪1300元。半年后他觉得太辛苦，而且周围没有一个女孩子，就到东单的一家川菜馆当服务员，工资涨到2000元。但干了两年他又觉得没什么前途，辞职了。
接连换了几家公司，中间又回老家待过几个月，2009年他再次回到北京，“工作很不好找，每个月还得想办法给父母汇钱。”
在向老乡借不到钱的时候，他曾经不得不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长条椅上睡觉。
“椅子上垫本杂志，然后枕着背包。”何立虎告诉本刊记者，露宿街头一定不能脱鞋子，否则第二天可能连鞋子也没有了。事实上，当他早上被洒水车叫醒的时候，曾发现垫在后脑勺下面的两本杂志不知去向。
终于，某次他手头宽裕时，在网吧上网看到药品人体试验招聘广告：3天时间可以赚到2500元。 “开始怀疑是假的，不过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打电话过去知道是家大医院的广告。”那时，何立虎还没有药品人体试验的概念，但觉得这么大的医院肯定不会骗人。
到医院体检时，他才发现有很多人应聘受试。何立虎和几个“资深”受试者聊天，知道有人已经做过十年时间，这时心里不再有疑虑。
第一次参与试验的是一种消炎药品，包括何立虎在内共有6名受试者。最终，不仅解决了3天的吃饭和住宿，手里还有了2500元钱。“就是体检，然后吃几片药，抽几管血，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收获来得太容易了，何立虎于是努力寻找类似的机会。
第二次得到的补偿费对他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1万元。他兴奋地体检、等待，开始都没注意是什么药品。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地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我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心电图的数据完全不正常了，医生告诉我那是心律不齐。”
这时，何立虎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不过，何立虎还是拿到了1万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先后参与了几十次药品试验之后，何立虎粗略计算，收入肯定超过了5万元。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跟家里人讲，在我们那里这不是个光彩的事情，毕竟是拿身体做试验，相当于不劳而获，而且谁知道以后健康会不会有问题。”家里人至今还以为他在北京做修理电梯的工作。
每个月他定时给家里汇去1000元至1500元钱，“老家村里人也开始攀比，谁家买房子啦，谁家买轿车啦，人情比以前淡多了。”
说起将来的打算，何立虎还是想找一份维修电梯的工作，“主要是怕身体出状况，毕竟还得考虑以后结婚生孩子。”
而那些参与药品试验的日子，很难说能否从何立虎的心中被完全抹去。
（文中所涉受试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