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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广东省1995～2010年的数据，对IPAT模型的人口、经济变量进行推导分解，运用协整、格兰杰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碳排放量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城市化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其中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的影响最大，而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城市化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字】IPAT模型 碳排放增长率 人口因素
一 引言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年在其《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人类的活动是导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增长40%～60%的主要原因。近些年，人类活动日益成为碳排放量的重要来源，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为此人口因素在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广东是我国碳排放量较高的省份，经刘宇计算：广东省碳排放总量占据全国总排放量的11%，处在全国前列。处在大量排放碳排放阶段且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广东现面临着国家下达的巨大碳减排任务，今年《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给广东“十二五”碳强度要下降19.5%的任务。在人口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加大的现实下，作为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广东，其人口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将给碳减排带来巨大的挑战。为完成碳减排任务和向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广东省人口驱动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研究广东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文献，主要是分析经济因素、能源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而从广东人口因素角度分析较为缺乏，而广东省是我国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其人口活动所带来的碳排放压力不容忽视，故本文从人口角度分析，采用IPAT模型，参考陈忠斌，蔡东汉的研究方法，对IPAT模型在中的人口、经济变量进行推导，分解出碳排放增长率与人口因素变量，以此考察人口因素与碳排放间的关系。
二 模型构建
IPAT模型由Ehrlich等提出，是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运用较多的模型。其等式为I＝PAT。I表示环境受影响程度，本文用碳排放量代替；P表示人口规模；A表示富裕度，本文用年居民收入代替；T表示技术水平。
假设P＝P1＋P2，其中P1为农业人口，P2为非农业人口，Rt＝Pt′/P为人口增长率，UR＝P2/P为城市化率；A＝A1＋A2，其中，A1＝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A2为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GN＝－A1＋A2。本文主要探析人口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故本文假设技术水平不变，为一项固定数值1。
则简化为：It′＝RtIt＋P1tA1t′＋P2tA2t′＋Pt（UR）′×GN
等式右边，RtIt考察的是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消费的增长；P1tA1t′为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P2tA2t′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所推动的碳排放增长；Pt（UR）′×GN为乡-城人口迁移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在二元经济条件下，Pt（P2t/Pt）′可以理解为每年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口数量。由此碳排放的增长率依赖于以下4个因素：（1）人口增长率；（2）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3）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4）城市化增长。本文就考察这四个因素与碳排放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0年，能源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汇编；城市（或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数据来自中经网；人口规模（城市、农村）数据来自广东省人口信息网；计量软件为eviews 6.0。而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本文采用徐国泉等的计算方法，公式为：I＝Σ（Ei/E）（I/Ei）E＝ΣSiFiE，其中，I表示碳排放量；Si则表示为第i类能源所占的比重；Fi表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见表1）。
资料来源：200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四 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重要工具，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协整分析之前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ADF统计量的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一阶单整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变量的关系，本文将借助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下：It′＝0.00062RtI＋1.27P2tA2t′－0.547P1tA1t′＋（1.96E－09）PtUR′×GN－0.043
（2.671273） （2.194484） （－1.69617） （0.7158） （－1.2487）
R2＝0.625432 DW＝2.128819
对残差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由此，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平稳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结果只说明了因变量和自变量间有协整关系，但不能确定其是否有因果联系。为此，本文借助格兰杰检验来解决。当滞后期为1时，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是城市居民年收入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城市化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与碳排放增长率之间不是互为因果关系。
为此，从检验结果来看：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达到62.5%，在这前提下：第一，碳排放量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的系数值为正值，说明人口增长率是碳排放增长率的正向驱动因素，但是人口增长率对碳排放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广东省人口增长缓慢，同时广东技术进步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的综合作用结果。然而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放松情形下可能产生的人口过快增长，我们还是应关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第二，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越高，碳排放量增长率越快。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高于人口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具有高碳性质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碳得到大量排放；同时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土地吸碳功能减弱。对于城市居民自身来说，收入的提高使其需求扩展，如近年来私家车、空调等产品大幅度增加，这些导致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最终促进了碳大量排放；城市化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农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对碳排放增长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广东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还没发展到大规模、大范围消费高碳产品生活阶段。
五 启示
本文通过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口增长率、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的作用更大。近几十年来，受广东省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人口总量增长缓慢，使得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正作用减弱，但是仍要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下广东有生育高潮的可能性，政府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人口规模效应，慎重变动计划生育政策，同时未来要更多关注广东省人口结构变化与碳排放增长的分析研究，这也是人口因素与碳排放未来研究方向；广东省城市居民收入因素对粤碳排放起重要作用，故应严重看待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因素，对此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居民规模的增长，处在发展过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广东，生活能源消费规模也将相应增长，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等产业推动了能源消费进一步增加，为此要加强城市居民环保生活观和低碳生活方式，并加快农村居民生产消费方式向低碳化转变，使让农村居民在进入城市时或转变为城市居民时就已进行低碳生产和消费，也使农村本身实现低碳经济；同时科学合理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建设各过程都实现环保、低碳化；另一方面，广东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导致的生活和消费层次的改变，如对家用汽车等高碳产品消费的持续增长，故应加强低碳产品研究开发力度，奖励和支持对低碳产品的消费。总之，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措施时，不应忽视人口因素，尤其是城市居民因素，积极推动人口低碳化生活，尤其是推动城市居民生活低碳化，提倡低碳消费和生产方式，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2］陈忠斌、蔡东汉.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6）
［3］刘宇.广东省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对策［J］.开放导报，2009（10）
［4］李楠、邵凯、王前进.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6）
【关键字】IPAT模型 碳排放增长率 人口因素
一 引言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年在其《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人类的活动是导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增长40%～60%的主要原因。近些年，人类活动日益成为碳排放量的重要来源，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为此人口因素在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广东是我国碳排放量较高的省份，经刘宇计算：广东省碳排放总量占据全国总排放量的11%，处在全国前列。处在大量排放碳排放阶段且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广东现面临着国家下达的巨大碳减排任务，今年《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给广东“十二五”碳强度要下降19.5%的任务。在人口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加大的现实下，作为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广东，其人口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将给碳减排带来巨大的挑战。为完成碳减排任务和向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广东省人口驱动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研究广东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文献，主要是分析经济因素、能源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而从广东人口因素角度分析较为缺乏，而广东省是我国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其人口活动所带来的碳排放压力不容忽视，故本文从人口角度分析，采用IPAT模型，参考陈忠斌，蔡东汉的研究方法，对IPAT模型在中的人口、经济变量进行推导，分解出碳排放增长率与人口因素变量，以此考察人口因素与碳排放间的关系。
二 模型构建
IPAT模型由Ehrlich等提出，是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运用较多的模型。其等式为I＝PAT。I表示环境受影响程度，本文用碳排放量代替；P表示人口规模；A表示富裕度，本文用年居民收入代替；T表示技术水平。
假设P＝P1＋P2，其中P1为农业人口，P2为非农业人口，Rt＝Pt′/P为人口增长率，UR＝P2/P为城市化率；A＝A1＋A2，其中，A1＝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A2为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GN＝－A1＋A2。本文主要探析人口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故本文假设技术水平不变，为一项固定数值1。
则简化为：It′＝RtIt＋P1tA1t′＋P2tA2t′＋Pt（UR）′×GN
等式右边，RtIt考察的是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消费的增长；P1tA1t′为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P2tA2t′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所推动的碳排放增长；Pt（UR）′×GN为乡-城人口迁移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在二元经济条件下，Pt（P2t/Pt）′可以理解为每年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口数量。由此碳排放的增长率依赖于以下4个因素：（1）人口增长率；（2）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3）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4）城市化增长。本文就考察这四个因素与碳排放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0年，能源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汇编；城市（或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数据来自中经网；人口规模（城市、农村）数据来自广东省人口信息网；计量软件为eviews 6.0。而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本文采用徐国泉等的计算方法，公式为：I＝Σ（Ei/E）（I/Ei）E＝ΣSiFiE，其中，I表示碳排放量；Si则表示为第i类能源所占的比重；Fi表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见表1）。
资料来源：200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四 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重要工具，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协整分析之前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ADF统计量的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一阶单整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变量的关系，本文将借助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下：It′＝0.00062RtI＋1.27P2tA2t′－0.547P1tA1t′＋（1.96E－09）PtUR′×GN－0.043
（2.671273） （2.194484） （－1.69617） （0.7158） （－1.2487）
R2＝0.625432 DW＝2.128819
对残差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由此，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平稳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结果只说明了因变量和自变量间有协整关系，但不能确定其是否有因果联系。为此，本文借助格兰杰检验来解决。当滞后期为1时，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是城市居民年收入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城市化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与碳排放增长率之间不是互为因果关系。
为此，从检验结果来看：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达到62.5%，在这前提下：第一，碳排放量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的系数值为正值，说明人口增长率是碳排放增长率的正向驱动因素，但是人口增长率对碳排放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广东省人口增长缓慢，同时广东技术进步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的综合作用结果。然而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放松情形下可能产生的人口过快增长，我们还是应关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第二，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越高，碳排放量增长率越快。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高于人口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具有高碳性质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碳得到大量排放；同时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土地吸碳功能减弱。对于城市居民自身来说，收入的提高使其需求扩展，如近年来私家车、空调等产品大幅度增加，这些导致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最终促进了碳大量排放；城市化增长率对碳排放量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农民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对碳排放增长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广东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还没发展到大规模、大范围消费高碳产品生活阶段。
五 启示
本文通过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口增长率、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对碳排放增长率的作用更大。近几十年来，受广东省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人口总量增长缓慢，使得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正作用减弱，但是仍要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下广东有生育高潮的可能性，政府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人口规模效应，慎重变动计划生育政策，同时未来要更多关注广东省人口结构变化与碳排放增长的分析研究，这也是人口因素与碳排放未来研究方向；广东省城市居民收入因素对粤碳排放起重要作用，故应严重看待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因素，对此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居民规模的增长，处在发展过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广东，生活能源消费规模也将相应增长，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等产业推动了能源消费进一步增加，为此要加强城市居民环保生活观和低碳生活方式，并加快农村居民生产消费方式向低碳化转变，使让农村居民在进入城市时或转变为城市居民时就已进行低碳生产和消费，也使农村本身实现低碳经济；同时科学合理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建设各过程都实现环保、低碳化；另一方面，广东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导致的生活和消费层次的改变，如对家用汽车等高碳产品消费的持续增长，故应加强低碳产品研究开发力度，奖励和支持对低碳产品的消费。总之，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措施时，不应忽视人口因素，尤其是城市居民因素，积极推动人口低碳化生活，尤其是推动城市居民生活低碳化，提倡低碳消费和生产方式，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2］陈忠斌、蔡东汉.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6）
［3］刘宇.广东省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对策［J］.开放导报，2009（10）
［4］李楠、邵凯、王前进.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