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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高利贷”的溯源
民间借贷因其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的特点，加之我国金融监管不严、资金需求量大等外界原因，利率不断攀升。民间借贷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注册，其自身缺乏规范性，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造成了民间借贷的变质。故“民间高利贷”是由“民间借贷”因未规范化而自然衍生出的失控的民间金融行为。
向来被视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标志性区域——温州在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民间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温州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投入资金非常少，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时间内，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不到6个亿。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投入也没有明显增加，温州的外部投资也不多。此时，民间借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州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通过民间借贷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依靠它来弥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最后逐步发展壮大，创造了闻名中外的“温州模式”。
二、温州民间借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互助阶段，是以“呈会”形式出现的融资方式，即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收入和历年积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民间借贷攀附亲缘和地缘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入到这一借贷循环中。这一阶段主要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这时利率较低，但是参差不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这要视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而定。
第二阶段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资金“掮客”群体，他们从借款人那里得到资金，再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获取利差收益。这是由于传统的借贷方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民间借贷方式。这时的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身资产作为担保，获得低息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这一时期的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温州民营企业在这一阶段的融资，有70%来自民间借贷，而来自官方金融机构的不足5%。
第三阶段是失控阶段。资金“掮客”群体在此时已衍生为各类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寄售行主力，甚至成为高利贷“操盘者”。还有各种“轮会”、“摇会”等民间集资行为也曾招致一场震动全国的整顿行动。民间资金再次整合、聚拢，由此，随着典当行激增、寄售行兴旺、担保公司盛行，温州的传统借贷模式已被彻底打破，几近呈现“满城借贷”的态势。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就温州民间借贷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2010年贷款规模收紧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涨到14.37%，与六个月以内央行贷款利率有近10%的利差，这使不少民间资金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合会等金融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2011 年7 月21 日，该支行发布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 亿元，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中，当地企业和当地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30%和20%，有40%来自外地企业和居民，另外10%来自银行，但是，考虑到外地企业和居民中有一部分资金也是来源于银行，所以银行的占比提升到30%—40%。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约440亿元。该支行还就温州的民间借贷意愿进行调查，储户问卷显示，在最合算的投资方式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24.5%，并首度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被温州人看好的继楼市之后的首选游资出路。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它自身的优势，二是客观金融环境促成了民间借贷活跃的现象。当既有的金融体系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就会出现高利贷，也就是说，民间高利贷折射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问题。
民间借贷的主体基本分为借款人、放款人和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利率也在这层层辗转中增加。
从借款人角度，温州市约有中小企业7.7万家，民营经济非常活跃，但却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生产周转资金的不足主要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这应该是温州民间借贷发达的重要原因。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往往有量小、期限短、时间要求急等特点，而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对于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抵押担保，且审批严格、手续繁琐、办理时间长、贷款比例低。民间借贷以其金额小、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且办理时间短、利率可协商等诸多优势在金融市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发展壮大。随着2010年银根收紧，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更是拉动了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
从放款人角度，将民间借贷作为游资出路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把钱存银行增值有限，在现金投资渠道不多，而股票市场风险又太高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民间资金多倾向于进入了一些容易炒作的暴利行业领域，但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这些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产业竞争激烈，企业的产业资本利润逐步下降。而国际市场环境又复杂多变，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温州企业面临产品滞销、存货资金占用率高，产业资本回报率仅在1%—3%。在温州，很多老板既做实业又开担保公司，他们将自有资产作担保以获取低息资金，再以高息贷出，从而获得利差收入。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民间借贷来钱更为轻松容易，而且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体或组织从来不为其交易纳税。 四、当前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导致非法集资的事件频发，也为诈骗和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给整个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
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导致63人自杀，200 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 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 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由于实体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且正规银行贷款持续收紧，一些企业无法履行债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据媒体报道，已有90多名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出逃，仅在9月份就有20多个。其中，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已携带妻子和两个孩子潜逃到国外。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隶属江南控股集团下属子公司之一，注册资本1580万元。江南皮革倒下激起了投资者的焦虑情绪，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截至2011年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 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 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52.9%。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 多万元、1400 多万元和2200 多万元。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 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 万元。截至5 月31 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 万余元。
在温州做实业的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不会超过10%，根本不可能靠实业赚钱来偿债，借高利贷很容易将企业逼上绝路。大部分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满足临时性、过渡性的资金需求，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意味着部分企业效益和还款能力降低，高额的债务压力迫使中小企业主不得不选择跑路和跳楼，从而使温州的民间债务链发生终端断裂。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不规范的市场操作使其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造成产业空心化。资金流向门槛低、收益回报期短的暴利领域，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社会安定。
五、小结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资金的流动性泛滥，充沛的民间资金流向了暴利领域，如房地产，而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压下，资金又回流到了民间借贷市场。而中小企业恰逢融资困难，难以填补营运资金的缺口，以致民间借贷“坐地起价”，将利息越推越高，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对于民间高利贷的应对措施应采取“疏”、“堵”双管齐下。
温州的民间资金多投于传统产业，导致投资饱和、利润率下降，因此，政府部门要拓宽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资金缺口较大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上，如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品开发等，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加以扶持，着手从法律法规途径规范民间集资行为，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运作轨道。
对于民间借贷一味打压只会令其转向地下操作，更易藏污纳垢，还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大危机。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应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定，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规范民间借贷的市场操作，签订书面合同，对于资金流向严格监管，防止恶意借贷以进行非法活动。对一些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给予严厉打击、取缔，对合法的借贷行为予以保护。
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已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的作用，对金融体系进行创新改革，结合国有资金和民间资金，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引导民间金融组织成为规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使正规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竞争来淘汰高利贷。可以允许发行企业债券，或将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将几个中小企业组团上市，增加融资方式，以填补企业的营运资金缺口。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民间借贷因其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的特点，加之我国金融监管不严、资金需求量大等外界原因，利率不断攀升。民间借贷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注册，其自身缺乏规范性，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造成了民间借贷的变质。故“民间高利贷”是由“民间借贷”因未规范化而自然衍生出的失控的民间金融行为。
向来被视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标志性区域——温州在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民间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温州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投入资金非常少，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时间内，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不到6个亿。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投入也没有明显增加，温州的外部投资也不多。此时，民间借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州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通过民间借贷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依靠它来弥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最后逐步发展壮大，创造了闻名中外的“温州模式”。
二、温州民间借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互助阶段，是以“呈会”形式出现的融资方式，即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收入和历年积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民间借贷攀附亲缘和地缘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入到这一借贷循环中。这一阶段主要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这时利率较低，但是参差不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这要视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而定。
第二阶段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资金“掮客”群体，他们从借款人那里得到资金，再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获取利差收益。这是由于传统的借贷方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民间借贷方式。这时的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身资产作为担保，获得低息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这一时期的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温州民营企业在这一阶段的融资，有70%来自民间借贷，而来自官方金融机构的不足5%。
第三阶段是失控阶段。资金“掮客”群体在此时已衍生为各类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寄售行主力，甚至成为高利贷“操盘者”。还有各种“轮会”、“摇会”等民间集资行为也曾招致一场震动全国的整顿行动。民间资金再次整合、聚拢，由此，随着典当行激增、寄售行兴旺、担保公司盛行，温州的传统借贷模式已被彻底打破，几近呈现“满城借贷”的态势。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就温州民间借贷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2010年贷款规模收紧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涨到14.37%，与六个月以内央行贷款利率有近10%的利差，这使不少民间资金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合会等金融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2011 年7 月21 日，该支行发布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 亿元，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中，当地企业和当地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30%和20%，有40%来自外地企业和居民，另外10%来自银行，但是，考虑到外地企业和居民中有一部分资金也是来源于银行，所以银行的占比提升到30%—40%。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约440亿元。该支行还就温州的民间借贷意愿进行调查，储户问卷显示，在最合算的投资方式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24.5%，并首度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被温州人看好的继楼市之后的首选游资出路。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它自身的优势，二是客观金融环境促成了民间借贷活跃的现象。当既有的金融体系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就会出现高利贷，也就是说，民间高利贷折射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问题。
民间借贷的主体基本分为借款人、放款人和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利率也在这层层辗转中增加。
从借款人角度，温州市约有中小企业7.7万家，民营经济非常活跃，但却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生产周转资金的不足主要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这应该是温州民间借贷发达的重要原因。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往往有量小、期限短、时间要求急等特点，而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对于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抵押担保，且审批严格、手续繁琐、办理时间长、贷款比例低。民间借贷以其金额小、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且办理时间短、利率可协商等诸多优势在金融市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发展壮大。随着2010年银根收紧，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更是拉动了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
从放款人角度，将民间借贷作为游资出路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把钱存银行增值有限，在现金投资渠道不多，而股票市场风险又太高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民间资金多倾向于进入了一些容易炒作的暴利行业领域，但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这些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产业竞争激烈，企业的产业资本利润逐步下降。而国际市场环境又复杂多变，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温州企业面临产品滞销、存货资金占用率高，产业资本回报率仅在1%—3%。在温州，很多老板既做实业又开担保公司，他们将自有资产作担保以获取低息资金，再以高息贷出，从而获得利差收入。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民间借贷来钱更为轻松容易，而且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体或组织从来不为其交易纳税。 四、当前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导致非法集资的事件频发，也为诈骗和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给整个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
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导致63人自杀，200 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 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 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由于实体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且正规银行贷款持续收紧，一些企业无法履行债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据媒体报道，已有90多名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出逃，仅在9月份就有20多个。其中，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已携带妻子和两个孩子潜逃到国外。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隶属江南控股集团下属子公司之一，注册资本1580万元。江南皮革倒下激起了投资者的焦虑情绪，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截至2011年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 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 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52.9%。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 多万元、1400 多万元和2200 多万元。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 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 万元。截至5 月31 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 万余元。
在温州做实业的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不会超过10%，根本不可能靠实业赚钱来偿债，借高利贷很容易将企业逼上绝路。大部分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满足临时性、过渡性的资金需求，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意味着部分企业效益和还款能力降低，高额的债务压力迫使中小企业主不得不选择跑路和跳楼，从而使温州的民间债务链发生终端断裂。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不规范的市场操作使其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造成产业空心化。资金流向门槛低、收益回报期短的暴利领域，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社会安定。
五、小结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资金的流动性泛滥，充沛的民间资金流向了暴利领域，如房地产，而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压下，资金又回流到了民间借贷市场。而中小企业恰逢融资困难，难以填补营运资金的缺口，以致民间借贷“坐地起价”，将利息越推越高，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对于民间高利贷的应对措施应采取“疏”、“堵”双管齐下。
温州的民间资金多投于传统产业，导致投资饱和、利润率下降，因此，政府部门要拓宽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资金缺口较大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上，如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品开发等，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加以扶持，着手从法律法规途径规范民间集资行为，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运作轨道。
对于民间借贷一味打压只会令其转向地下操作，更易藏污纳垢，还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大危机。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应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定，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规范民间借贷的市场操作，签订书面合同，对于资金流向严格监管，防止恶意借贷以进行非法活动。对一些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给予严厉打击、取缔，对合法的借贷行为予以保护。
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已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的作用，对金融体系进行创新改革，结合国有资金和民间资金，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引导民间金融组织成为规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使正规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竞争来淘汰高利贷。可以允许发行企业债券，或将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将几个中小企业组团上市，增加融资方式，以填补企业的营运资金缺口。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