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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贪污腐化、保持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外表十分普通的小木箱，有着苏区“控告箱”的特殊身份，有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腐败斗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都率先垂范、甘当公仆，组织带领苏区群众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红红火火的建设活动，民众生活日见起色、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然而，受封建残余思想和旧传统旧风俗的腐蚀，在种种因素的直接诱发下，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贪污公款、挥霍浪费、公报私仇、偷窃抢掠、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引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高度警觉。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贪污人员。毛泽东严正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自此，中央苏区掀起了反腐败斗争的浪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时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立即把反对贪污腐败提到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谋划和推动。为发动广大群众参与，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他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察部及各级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和行为的检举控告。1932年9月6日，中央工农检察部还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明确规定：“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投递控告书。”一时间，苏区到处挂上了大小相近的小木箱。上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体积为16厘米×18厘米×18.5厘米的小木箱，便是当年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挂出的一个控告箱，虽年代久远，但四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认。
木箱正面书写着“控告箱”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下边落款为“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
木箱顶部工整地写着：“各位工农群众们，还（凡）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几行文字清晰地向民众指明控告的流程和具体做法。
木箱右侧写的是：“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寥寥数语既阐明了设立控告箱的初衷，又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木箱左侧书写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的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控告事，一经查出，即递交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这一规定，既保证了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又可防止诬告事件的发生。
控告箱挂出后，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犹如过街老鼠，失去了藏身之地。在广大工农群众踊跃而有序的参与揭发下，一批隐藏的腐败分子逐一受到查处。1932年至1934年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等5起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同时还查处了数百起各类贪污浪费案件。通过对贪污案件的坚决查办和对贪污干部的严肃惩处，苏区干部的作风更加净化，苏区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苏区的百姓人心大快，“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走山路， 夜打灯笼访贫农”的歌谣在苏区广为传唱。
小小控告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决心，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真感情。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随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出于对党和工农红军的深厚情感，当地的乡亲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控告箱珍藏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老乡们将控告箱捐献出来，由时任内务部部長谢觉哉为团长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带回北京。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都率先垂范、甘当公仆，组织带领苏区群众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红红火火的建设活动，民众生活日见起色、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然而，受封建残余思想和旧传统旧风俗的腐蚀，在种种因素的直接诱发下，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贪污公款、挥霍浪费、公报私仇、偷窃抢掠、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引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高度警觉。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贪污人员。毛泽东严正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自此，中央苏区掀起了反腐败斗争的浪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时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立即把反对贪污腐败提到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谋划和推动。为发动广大群众参与，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他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察部及各级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和行为的检举控告。1932年9月6日，中央工农检察部还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明确规定：“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投递控告书。”一时间，苏区到处挂上了大小相近的小木箱。上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体积为16厘米×18厘米×18.5厘米的小木箱，便是当年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挂出的一个控告箱，虽年代久远，但四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认。
木箱正面书写着“控告箱”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下边落款为“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
木箱顶部工整地写着：“各位工农群众们，还（凡）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几行文字清晰地向民众指明控告的流程和具体做法。
木箱右侧写的是：“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寥寥数语既阐明了设立控告箱的初衷，又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木箱左侧书写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的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控告事，一经查出，即递交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这一规定，既保证了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又可防止诬告事件的发生。
控告箱挂出后，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犹如过街老鼠，失去了藏身之地。在广大工农群众踊跃而有序的参与揭发下，一批隐藏的腐败分子逐一受到查处。1932年至1934年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等5起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同时还查处了数百起各类贪污浪费案件。通过对贪污案件的坚决查办和对贪污干部的严肃惩处，苏区干部的作风更加净化，苏区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苏区的百姓人心大快，“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走山路， 夜打灯笼访贫农”的歌谣在苏区广为传唱。
小小控告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决心，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真感情。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随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出于对党和工农红军的深厚情感，当地的乡亲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控告箱珍藏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老乡们将控告箱捐献出来，由时任内务部部長谢觉哉为团长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带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