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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谭炳文是一位老红军。他出生于一个贫苦雇农家庭，在家排行第六，3岁时父母双亡，7岁时就给地主放牛。一家人住在茅草棚里，没有被子，晚上只好钻进玉米叶堆里睡觉。由于饥饿，缺营养，他长得很瘦小，入伍时身高才1.54米。1935年1月，他在贵州老家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红六军团十七师，当时还不足16岁。同年，他随红六军团长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惊马拖不垮 生死无所惧
1936年1月，谭炳文所在的红六军团十七师经过贵州省瓮安猴场附近。这一带是上一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住过的地方，中央红军在此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很好印象。这次红军在猴场宿营，老乡们热情地帮着“号房子”、找铺草、烧开水，使红军指战员感到很温暖，好像又回到了老根据地一样。
一天，一位老大爷看见住在他家中的谭炳文买东西需要用钱，就拿出一张钞票，说：“小同志，这是去年红军给的钱，你拿去用吧，红军走了以后，市面上不让用，给了你们，还能派上用场。”谭炳文接过一看，是中央苏区发行的面值1元的钞票。连忙对老大爷说：“我们工农红军有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哪能要大爷你1元钱呢？我报告上级，给你兑换成银圆吧！”这件事反映到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罗志敏处，罗志敏立即指示：“这一带去年中央红军住过，用了一部分苏区票，上级有要求，用银圆兑换回来。”中央苏区钞票兑换银圆的通知，贴到街中心，群众都围过来看。不大工夫，猴场附近一二十里的群众都带着中央苏区钞票来兑换银圆，仅猴场地区兑换银圆的工作就忙了一天一夜。谭炳文严守红军纪律，不要老乡中央苏区钞票的事迹，受到上级表扬。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张钞票竟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更是加深了他对中央苏区钞票的认识。
不久，谭炳文接到政委命令，让他骑马去给兄弟部队送急需的中央苏区钞票。他立即行动，争取尽快把中央苏区钞票送到。不料，途中战马突然受惊，狂奔乱跑，他从马背上翻倒落地。惊马仍不断狂奔，他的一只脚挂在马镫里，情况十分危急。惊马把他足足拖行了两公里。他的军装被磨破，身体多处血肉模糊，伤口疼痛剧烈。但他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牢牢守护着中央苏区钞票。惊马终于无力狂跑，停下来了。谭炳文忍着剧痛，硬是坚持着把中央苏区钞票送到了目的地。当时，由于没有药品处理伤口，他的伤口化脓，高烧到昏迷不醒，只得把他送到当地老乡家养伤。经过当地医生的精心治疗和老乡的细心照料，谭炳文伤势慢慢好转，他又回归部队，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父亲生前总说，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命搭上，也要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这就是一个惊马拖不垮的红军战士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救命白萝卜 解难小木棍
万里长征路上，红军不仅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尤其是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时，由于粮食奇缺，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粒米，红军官兵只好吃草根、野菜，啃树皮。很多战友病饿交加，浑身浮肿，走路打晃，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由于饥饿，谭炳文又患有肠胃病，爬雪山时他病情加重了，腹痛腹胀厉害。当时没有药，他爬到半山腰就已经支持不住了，随时有倒下的可能。这时，一名随队的卫生员给了他一块白萝卜。他吃后气顺了，也有了些力气，这样才走过雪山。
听父亲讲，当地的萝卜都特别大。红军来时，不明真相的百姓跑了，萝卜就长在地里，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没有人拔一个萝卜。部队首長让卫生队拔些萝卜作应急用，同时给老乡家留下钱。没有想到萝卜成为父亲救命的“药”。
1936年7月，谭炳文随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经过又一艰险地段，那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那里气候特别异常。红二方面军进入时正是草地雨季，没有帐篷，总挨雨浇。更大的困难是粮食奇缺。出发时部队只筹集到五六天的口粮，由于饥饿，加之气候恶劣，很多红军官兵体虚力弱，结果走了20多天才到阿坝。开始，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三两青稞粉，后来就断粮了。因沿途没有粮食补充，红军官兵只好挖野菜、捉昆虫吃。因以前过草地的红军部队把可吃的野菜都挖尽了，后面的红二方面军连野菜都难以找到了，只能把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切碎煮熟或烤焦后吃。但这远远不够，大家只能把主意打到野草上去。草地里野草很多是有毒的，吃了就中毒甚至死亡。父亲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草，有些战友就因尝野草而献出了生命。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面临的又一大生死考验。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大部分是沼泽水草地，遍地是浑浊的污水，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晃，像是走在摆动的浮桥上。稍一不慎，踩入腐草坑，立即会陷下去，越是挣扎，陷得越快，以致不能自拔。去帮助的战友，都会一起被沼泽吞噬。许多红军战士为此牺牲在沼泽里。谭炳文因为之前得过疾病，过草地时身体特别虚弱，只能硬撑着往前走，加上草地环境恶劣，他走得很吃力。在过雪山时救过他的卫生员看到他行走艰难，身体蹒跚，给了他一根棍子。有了这根棍子，就等于多了一条腿，身体有了依靠，他靠着这根棍子最终艰难地走出了草地。后来，父亲把这根棍子叫作“行军棍”。父亲说，那时想在草地找到一根棍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棍子是卫生员过草地前背在身上备用的。他把棍子给了父亲，不知他手里还有没有棍子，也不知道他是否走出了草地。此后，两人也没有再联系，但父亲一直惦记着这名恩人。
一生忆王震 不忘白求恩
长征结束后，1937年1月谭炳文入党，王震是介绍人。1937年8月，谭炳文任王震旅长的通信员，后来又成为王震旅长的警卫员。王震旅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深受父亲的尊敬和爱戴。由于家庭贫穷，父亲没有上过学，王震旅长在百忙中还抽空教他学文化，教他认字，有时还要考他几个字。当看到父亲学会的时候，王震旅长就表扬他，说他进步快。父亲感到特别温暖。
有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王震旅长还在紧张地工作。父亲当时困得睁不开眼。他给王震旅长烧好开水，昏昏沉沉端水进屋，不料被门槛绊倒，水洒了，碗碎了。那时候碗是很珍稀的物品。父亲难过得坐在地上哭。王震旅长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鬼，别哭了，没关系，水洒了再盛一碗，碗打了再找一个就是了。”王震旅长不仅没有责备他，还安慰他，令父亲感动不已。父亲在王震身边工作了6年，受教育颇多，感动颇多。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每当回忆起来的时候，父亲都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1938年12月的一天，白求恩大夫正在三五九旅作巡回医疗，王震旅长派人把白求恩大夫请了过来，给腹痛如绞的父亲治病。那是父亲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大夫，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白求恩大夫时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见到白求恩大夫的情景，成了父亲永恒的记忆。
白求恩大夫很快诊断出父亲得了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开始前，白求恩大夫问父亲：“小同志，动手术要剖肚子，怕不怕？”父亲坚定地回答：“我是红军，经历过千难万险，不怕手术。”白求恩大夫赞扬道：“你们红军都是英雄。”在白求恩大夫的主刀下，手术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很成功。父亲在晚年还经常提起这段往事，他没有忘记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惊马拖不垮 生死无所惧
1936年1月，谭炳文所在的红六军团十七师经过贵州省瓮安猴场附近。这一带是上一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住过的地方，中央红军在此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很好印象。这次红军在猴场宿营，老乡们热情地帮着“号房子”、找铺草、烧开水，使红军指战员感到很温暖，好像又回到了老根据地一样。
一天，一位老大爷看见住在他家中的谭炳文买东西需要用钱，就拿出一张钞票，说：“小同志，这是去年红军给的钱，你拿去用吧，红军走了以后，市面上不让用，给了你们，还能派上用场。”谭炳文接过一看，是中央苏区发行的面值1元的钞票。连忙对老大爷说：“我们工农红军有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哪能要大爷你1元钱呢？我报告上级，给你兑换成银圆吧！”这件事反映到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罗志敏处，罗志敏立即指示：“这一带去年中央红军住过，用了一部分苏区票，上级有要求，用银圆兑换回来。”中央苏区钞票兑换银圆的通知，贴到街中心，群众都围过来看。不大工夫，猴场附近一二十里的群众都带着中央苏区钞票来兑换银圆，仅猴场地区兑换银圆的工作就忙了一天一夜。谭炳文严守红军纪律，不要老乡中央苏区钞票的事迹，受到上级表扬。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张钞票竟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更是加深了他对中央苏区钞票的认识。
不久，谭炳文接到政委命令，让他骑马去给兄弟部队送急需的中央苏区钞票。他立即行动，争取尽快把中央苏区钞票送到。不料，途中战马突然受惊，狂奔乱跑，他从马背上翻倒落地。惊马仍不断狂奔，他的一只脚挂在马镫里，情况十分危急。惊马把他足足拖行了两公里。他的军装被磨破，身体多处血肉模糊，伤口疼痛剧烈。但他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牢牢守护着中央苏区钞票。惊马终于无力狂跑，停下来了。谭炳文忍着剧痛，硬是坚持着把中央苏区钞票送到了目的地。当时，由于没有药品处理伤口，他的伤口化脓，高烧到昏迷不醒，只得把他送到当地老乡家养伤。经过当地医生的精心治疗和老乡的细心照料，谭炳文伤势慢慢好转，他又回归部队，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父亲生前总说，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命搭上，也要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这就是一个惊马拖不垮的红军战士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救命白萝卜 解难小木棍
万里长征路上，红军不仅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尤其是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时，由于粮食奇缺，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粒米，红军官兵只好吃草根、野菜，啃树皮。很多战友病饿交加，浑身浮肿，走路打晃，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由于饥饿，谭炳文又患有肠胃病，爬雪山时他病情加重了，腹痛腹胀厉害。当时没有药，他爬到半山腰就已经支持不住了，随时有倒下的可能。这时，一名随队的卫生员给了他一块白萝卜。他吃后气顺了，也有了些力气，这样才走过雪山。
听父亲讲，当地的萝卜都特别大。红军来时，不明真相的百姓跑了，萝卜就长在地里，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没有人拔一个萝卜。部队首長让卫生队拔些萝卜作应急用，同时给老乡家留下钱。没有想到萝卜成为父亲救命的“药”。
1936年7月，谭炳文随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经过又一艰险地段，那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那里气候特别异常。红二方面军进入时正是草地雨季，没有帐篷，总挨雨浇。更大的困难是粮食奇缺。出发时部队只筹集到五六天的口粮，由于饥饿，加之气候恶劣，很多红军官兵体虚力弱，结果走了20多天才到阿坝。开始，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三两青稞粉，后来就断粮了。因沿途没有粮食补充，红军官兵只好挖野菜、捉昆虫吃。因以前过草地的红军部队把可吃的野菜都挖尽了，后面的红二方面军连野菜都难以找到了，只能把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切碎煮熟或烤焦后吃。但这远远不够，大家只能把主意打到野草上去。草地里野草很多是有毒的，吃了就中毒甚至死亡。父亲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草，有些战友就因尝野草而献出了生命。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面临的又一大生死考验。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大部分是沼泽水草地，遍地是浑浊的污水，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晃，像是走在摆动的浮桥上。稍一不慎，踩入腐草坑，立即会陷下去，越是挣扎，陷得越快，以致不能自拔。去帮助的战友，都会一起被沼泽吞噬。许多红军战士为此牺牲在沼泽里。谭炳文因为之前得过疾病，过草地时身体特别虚弱，只能硬撑着往前走，加上草地环境恶劣，他走得很吃力。在过雪山时救过他的卫生员看到他行走艰难，身体蹒跚，给了他一根棍子。有了这根棍子，就等于多了一条腿，身体有了依靠，他靠着这根棍子最终艰难地走出了草地。后来，父亲把这根棍子叫作“行军棍”。父亲说，那时想在草地找到一根棍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棍子是卫生员过草地前背在身上备用的。他把棍子给了父亲，不知他手里还有没有棍子，也不知道他是否走出了草地。此后，两人也没有再联系，但父亲一直惦记着这名恩人。
一生忆王震 不忘白求恩
长征结束后，1937年1月谭炳文入党，王震是介绍人。1937年8月，谭炳文任王震旅长的通信员，后来又成为王震旅长的警卫员。王震旅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深受父亲的尊敬和爱戴。由于家庭贫穷，父亲没有上过学，王震旅长在百忙中还抽空教他学文化，教他认字，有时还要考他几个字。当看到父亲学会的时候，王震旅长就表扬他，说他进步快。父亲感到特别温暖。
有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王震旅长还在紧张地工作。父亲当时困得睁不开眼。他给王震旅长烧好开水，昏昏沉沉端水进屋，不料被门槛绊倒，水洒了，碗碎了。那时候碗是很珍稀的物品。父亲难过得坐在地上哭。王震旅长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鬼，别哭了，没关系，水洒了再盛一碗，碗打了再找一个就是了。”王震旅长不仅没有责备他，还安慰他，令父亲感动不已。父亲在王震身边工作了6年，受教育颇多，感动颇多。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每当回忆起来的时候，父亲都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1938年12月的一天，白求恩大夫正在三五九旅作巡回医疗，王震旅长派人把白求恩大夫请了过来，给腹痛如绞的父亲治病。那是父亲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大夫，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白求恩大夫时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见到白求恩大夫的情景，成了父亲永恒的记忆。
白求恩大夫很快诊断出父亲得了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开始前，白求恩大夫问父亲：“小同志，动手术要剖肚子，怕不怕？”父亲坚定地回答：“我是红军，经历过千难万险，不怕手术。”白求恩大夫赞扬道：“你们红军都是英雄。”在白求恩大夫的主刀下，手术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很成功。父亲在晚年还经常提起这段往事，他没有忘记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