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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宋美龄回到上海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开始思考婚姻问题，向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就读时的好友埃玛写信建议该结婚了，她认为：“女人若不结婚，会觉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骗走了人生……如果没有小孩，又有什么好期待的？”
埃玛才和某个男子有过感情上的危机，宋美龄为了安慰她，有时理性、有时不够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对人生、爱情和责任的看法，向埃玛诉说：“你也不确定该走哪一条正确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谓正确的路存在……我也有过类似你遇上的经验，只是，我很确定我要什么，可是上帝却不愿给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信心，进而催眠了别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这两位年轻女子通过鸿雁往来，互相倾诉挫折、发现新点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爱。埃玛来信，谈到令她十分苦恼的一番性事遭遇。宋美龄回信说：“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当作是兽性的不愉快经验……唤醒你对兽性热情的认识……在我们大学年代对它一无所知。”
她又说，“我认为你对男人要有正确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开性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例外，男人对女孩动了心，他就变得感情用事……爱情的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组成爱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来看，就不会觉得它恶心。譬如说，肉体之爱有如巴赫或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们本身，会觉得并不和谐，但如果把它们和作者原本构想要组成整体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它们就变得和谐、优美。极其可能的是，那么恶心地瞪着你的那个男子，是受你肉体所吸引，这种男人必然是畜生、禽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别开始就以为你厌恶爱情，因为你并不是如此。你只是厌恶其中的若干成分，对于你这样心思纯洁的女生而言，这种态度相当自然。”
宋美龄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问题。她告诉埃玛：“上海现在谣言纷传，说我订婚了。”又说，她的朋友们不确定（订婚对象）是谁，
但肯定是和某人订了婚。“最好玩的是，这些男人没人出来否认或承认这个谣言。我可惨了，因为母亲当然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才会引来这些谣言。过去一个月她不准我见任何一个男性朋友。由于她告诉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几乎愿意出于报复心理，干脆订婚算了，其实我也晓得，这完全是孩子气的态度。她担心死了，因为过去一个月我似乎发疯地满城游荡。其实，我无聊透了。我甚至有一两次没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为……我觉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个旧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现，令宋美龄颇为得意。不过，宋夫人因他已离过婚，并不赞同他们来往。她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个男人不再是倔强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实说，我无聊极了。我恳求母亲让我出外做事。义务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报纸愿给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着告诉你，如果我接受了，家里一定震怒，我一定经受不了那纷扰，尤其是天朝大国之民的笨脑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并不会伤风败俗这个观念……真是可恨啊！我认为我如果能够放手做，一定会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长十五岁、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是一
个机会，可以改善“他工厂里数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尽管宋美龄表明并不爱他，他仍然向她求婚。还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关切……远非语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绝了。
宋美龄一向喜爱阅读，1919年春天，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时的一大箱书经过两年之久，终于漂洋过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别兴奋。几个月后，她告诉埃玛，韦尔斯的《历史大纲》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她也重拾中文功课。这次由宋子文的中文秘书担纲教授。老师“十分严格”，不仅娴熟中、日交流之后引进中国的新字词，也期待她以旧方式背下古书。她每天上午跟他学习三小时，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有志当作家的埃玛说：“我打算一旦对中文有相当把握时，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译为英文小说，让你来接棒。你、我合作来介绍中国文学……你说妙不妙？我可以翻译出精髓，你负责把它精炼！你觉得‘密尔斯和宋’作品，怎么样？”
23岁，还和母亲、兄弟住在一起的宋美龄，渴望过自己的生活。1920年冬天，她承认自己“像电线一样，一触即发，烦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个星期后，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尤其是我让家人了解，我应该有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不能被打扰之后”。有些约会没问她意见就排好，她几度拒不参加，总算让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见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线。她说：“你也晓得我母亲非常保守，虽然她认为我可以参加朋友开的舞会，却绝不准我跳舞。你应该记得，我在大学时是多么喜欢跳舞。有一天我去参加舞会，男士们开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对母亲从实招认。你应该在场……你会认为，只因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我要认错悔过、洗刷宋家耻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忏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圣洁的不屑之姿掉头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们从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对儿子的要求，就没有如对女儿那么严格——或者说，宋子文不像他妹妹，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细无遗向母亲报告。乔治·索克思当时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说：“子文和我，以及后来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场华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会——这个行为才真是不可思议呢！宋夫人不赞成跳舞，也不赞成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列举的一切不当行为。她有一套斯巴达式的规矩，子女们必须要遵守。”
下一次舞会宋美龄受邀参加，宋夫人要她保证不跳舞。宋美龄告诉埃玛：“我本来决定不跳舞，但是当她要我保证，我气得顶撞她：我一定会跳舞，而且还要跳个不停。她气急败坏，最后我服软了，答应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绝对不在中国跳舞！请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国，我就跳个不停！”
隔了几个月，宋美龄开始想要回美国读医学院——当年她父亲也有此心愿——但是母亲否决了。然而，在她开刀切除扁桃体之后，她告诉埃玛：“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切记当你真正遇上大麻烦时，总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经过一段时间休养之后，宋美龄前往广州探望二姐宋庆龄和她的丈夫孙中山。孙中山制服地方军阀，废除军政府，此时正在组建革命政府，与北京对抗；宋庆龄显然央求妹妹南下帮忙一两个月。宋美龄告诉埃玛，广州“不像上海那么洋化”。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
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
埃玛才和某个男子有过感情上的危机，宋美龄为了安慰她，有时理性、有时不够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对人生、爱情和责任的看法，向埃玛诉说：“你也不确定该走哪一条正确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谓正确的路存在……我也有过类似你遇上的经验，只是，我很确定我要什么，可是上帝却不愿给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信心，进而催眠了别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这两位年轻女子通过鸿雁往来，互相倾诉挫折、发现新点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爱。埃玛来信，谈到令她十分苦恼的一番性事遭遇。宋美龄回信说：“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当作是兽性的不愉快经验……唤醒你对兽性热情的认识……在我们大学年代对它一无所知。”
她又说，“我认为你对男人要有正确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开性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例外，男人对女孩动了心，他就变得感情用事……爱情的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组成爱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来看，就不会觉得它恶心。譬如说，肉体之爱有如巴赫或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们本身，会觉得并不和谐，但如果把它们和作者原本构想要组成整体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它们就变得和谐、优美。极其可能的是，那么恶心地瞪着你的那个男子，是受你肉体所吸引，这种男人必然是畜生、禽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别开始就以为你厌恶爱情，因为你并不是如此。你只是厌恶其中的若干成分，对于你这样心思纯洁的女生而言，这种态度相当自然。”
宋美龄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问题。她告诉埃玛：“上海现在谣言纷传，说我订婚了。”又说，她的朋友们不确定（订婚对象）是谁，
但肯定是和某人订了婚。“最好玩的是，这些男人没人出来否认或承认这个谣言。我可惨了，因为母亲当然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才会引来这些谣言。过去一个月她不准我见任何一个男性朋友。由于她告诉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几乎愿意出于报复心理，干脆订婚算了，其实我也晓得，这完全是孩子气的态度。她担心死了，因为过去一个月我似乎发疯地满城游荡。其实，我无聊透了。我甚至有一两次没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为……我觉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个旧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现，令宋美龄颇为得意。不过，宋夫人因他已离过婚，并不赞同他们来往。她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个男人不再是倔强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实说，我无聊极了。我恳求母亲让我出外做事。义务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报纸愿给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着告诉你，如果我接受了，家里一定震怒，我一定经受不了那纷扰，尤其是天朝大国之民的笨脑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并不会伤风败俗这个观念……真是可恨啊！我认为我如果能够放手做，一定会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长十五岁、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是一
个机会，可以改善“他工厂里数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尽管宋美龄表明并不爱他，他仍然向她求婚。还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关切……远非语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绝了。
宋美龄一向喜爱阅读，1919年春天，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时的一大箱书经过两年之久，终于漂洋过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别兴奋。几个月后，她告诉埃玛，韦尔斯的《历史大纲》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她也重拾中文功课。这次由宋子文的中文秘书担纲教授。老师“十分严格”，不仅娴熟中、日交流之后引进中国的新字词，也期待她以旧方式背下古书。她每天上午跟他学习三小时，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有志当作家的埃玛说：“我打算一旦对中文有相当把握时，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译为英文小说，让你来接棒。你、我合作来介绍中国文学……你说妙不妙？我可以翻译出精髓，你负责把它精炼！你觉得‘密尔斯和宋’作品，怎么样？”
23岁，还和母亲、兄弟住在一起的宋美龄，渴望过自己的生活。1920年冬天，她承认自己“像电线一样，一触即发，烦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个星期后，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尤其是我让家人了解，我应该有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不能被打扰之后”。有些约会没问她意见就排好，她几度拒不参加，总算让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见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线。她说：“你也晓得我母亲非常保守，虽然她认为我可以参加朋友开的舞会，却绝不准我跳舞。你应该记得，我在大学时是多么喜欢跳舞。有一天我去参加舞会，男士们开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对母亲从实招认。你应该在场……你会认为，只因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我要认错悔过、洗刷宋家耻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忏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圣洁的不屑之姿掉头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们从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对儿子的要求，就没有如对女儿那么严格——或者说，宋子文不像他妹妹，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细无遗向母亲报告。乔治·索克思当时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说：“子文和我，以及后来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场华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会——这个行为才真是不可思议呢！宋夫人不赞成跳舞，也不赞成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列举的一切不当行为。她有一套斯巴达式的规矩，子女们必须要遵守。”
下一次舞会宋美龄受邀参加，宋夫人要她保证不跳舞。宋美龄告诉埃玛：“我本来决定不跳舞，但是当她要我保证，我气得顶撞她：我一定会跳舞，而且还要跳个不停。她气急败坏，最后我服软了，答应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绝对不在中国跳舞！请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国，我就跳个不停！”
隔了几个月，宋美龄开始想要回美国读医学院——当年她父亲也有此心愿——但是母亲否决了。然而，在她开刀切除扁桃体之后，她告诉埃玛：“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切记当你真正遇上大麻烦时，总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经过一段时间休养之后，宋美龄前往广州探望二姐宋庆龄和她的丈夫孙中山。孙中山制服地方军阀，废除军政府，此时正在组建革命政府，与北京对抗；宋庆龄显然央求妹妹南下帮忙一两个月。宋美龄告诉埃玛，广州“不像上海那么洋化”。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
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