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不怕得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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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炀帝杨广605年下令开凿大运河,到清道光五年(1825)中止漕运,1200多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一条造福后人泽被万世的黄金水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漕运不仅巩固了各朝各代的政治基础,也成就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央企”,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因为它运行日久,所以成为一个大的盘根错节的贪污网,导致一石漕粮运抵北京,成本是南方米价的数倍。
  但到道光五年,漕运中止了。因为前一年,洪泽湖大堤决口,漕粮运输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上书道光皇帝,提出海运建议。立刻,朝廷内外炸了锅,漕运集团气破了肚皮,他们提出了多个反对理由,道光皇帝无奈,给了他们200万两白银,结果漕船还是不能动。气急败坏的道光帝在收拾了主办大臣后,调安徽巡抚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为江苏巡抚,让他主持海运事宜。
  在此之前,陶澍始终态度坚决地支持海运,临危受命后,他克服层层阻挠,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海上运输。
  他先到上海实地考察,制定方略,然后招募沙船,组织运力。他没有按常规出牌,而是一改官府垄断的弊端,走市场经济路线。首先,把米粮交给商人运输,朝廷只负责出钱。其次,招募商人,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很快雇得沙船1000多艘。第三,着手征集米粮,手订章程。最后,确定航线,绘制海图。
  道光六年(1826)正月,粮船从上海出发,“万艘欢呼江澄海明,旌旗飙动鼋龙踊跃” 。二月底,海运船队顺利抵达天津。四月三十,第二批米粮也顺利抵达,海运任务提前完成。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前所未有。
  海运较河运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它运输快,周期短,米质得到保证,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所以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最让道光皇帝激动的是他批给陶澍的海运经费是打了折扣的,而陶澍居然还没用完,给他剩下了20万两白银。
  海运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是中国近代改革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时隔近200年,尽管历史已经进入空运陆运空前发达的时代,但我们重温陶澍的举措,仍然觉得受益良多。改革总是有风险的。对于陶澍来说,他的风险有二:一是自然风险。万一海运时遇上了台风,漕粮付之汪洋,陶澍的政治生命恐怕就完结了。二是得罪人。陶澍明摆着要得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他在满朝反对派中坚持己见,尽管显得孤立,依然泰然自若。他是大公无私的,而“公生明,廉生威”,当一个人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能成为他的心理障碍呢?
  陶澍开创了海运南漕的首例,也从此成为清代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方面,成绩斐然,成为国之股肱。他逝世于总督任上,道光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称他“端直宅心,勇敢任事”。他死后七年,海运南漕成为常例。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国近两千年的运河漕运历史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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