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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浦东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平台。站在“十二五”的门槛上，浦东期望在五年之后，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占上海全市比重达到50%左右，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全国融资总额比重达到30%。浦东新区人大副主任、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吴大器日前在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浦东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进程中实现新的突破和跨越，必须找准切入点、抓好基本点。
吴大器教授认为，2010年，上海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结合综合配套的改革试点，部署了21项重点工作共71项具体任务，在营造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机构集聚水平，争取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和促进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有数据表明，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浦东金融机构总数达到650家左右，外资法人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数占全国一半左右。同时，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相继成立，浦东的金融市场体系也逐步完善，为“十二五”时期实现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建设的既定目标创造了基础条件。
但是，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依然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挑战。比如，向北看，北京、天津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一样令人瞩目；向南看，深圳、香港的金融生态环境也颇具亮点，甚至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也在大力建设泛亚金融服务中心……再看浦东自身，与北京相比，浦东乃至上海作为非决策中心在决策信息获取和决策对策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劣势；浦东金融中介服务门类也存在门类不健全、服务资信不高的差距；此外，浦东的商务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金融机构林立的陆家嘴区域，缺乏便利化、人性化的道路配套乃至适合白领休闲就餐等设施，正成为新区政府提升服务、改善环境的重点工程……
吴大器表示，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必须在找准切入点、抓好基本点上下功夫，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上水平。
首先是找准切入点。在这方面，吴大器梳理了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三大效应，希望提升功能能从中寻找更多的机会。第一是国家战略下浦东金融的“双政引领”效应，也就是要在相应时段借鉴新加坡“政府主导型”模式的若干经验，通过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入住浦东。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抓住政府推动、围绕市场核心，无疑可以让浦东乃至上海领先他人一步。第二是市场发展中浦东金融的“三融互动”效应，浦东一直在坚持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产业发展、航运中心建设三者互融互动，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实体经济为金融提供支撑。比如，去年上半年浦东高端航运金融服务市场取得突破，在单船单机SPV融资租赁公司项目上，首批6家公司于去年6月底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打破了长期被境外机构垄断的飞机、船舶等高端航运金融服务市场。如果浦东深化这方面的推动，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突破。第三是核心功能下浦东金融的“四元并举”效应，经过多年探索形成的金融资源、金融发展、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四元并举的系统效应，体现了创新驱动，如何更好地立足浦东，强调国内、国外两个视野，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和监管，将为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向纵深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资源。
再看抓好基本点。吴大器认为，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历经多年建设之后，浦东尤其需要潜下心来从头打量核心功能区建设的历史，深化理论研究，从一个个基本点上夯实核心功能的建设基础。比如，吴大器指出，当前必须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他认为，从13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不同时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其会计体系之间就具有密切关系。而且从对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的研究来看，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轨迹和会计中心转移的轨迹高度吻合。正因为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吴大器指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加强会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他认为，在会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经济主体的多元性和信息传递的融合性这两个阶段性特征，在动态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会计体系。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列入工作日程的不少事项正好与吴大器的期望相吻合，比如，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上海将加快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工作，筹建保险交易所等；在加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方面，上海将加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在推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上海将支持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者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将把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吴大器教授认为，2010年，上海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结合综合配套的改革试点，部署了21项重点工作共71项具体任务，在营造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机构集聚水平，争取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和促进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有数据表明，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浦东金融机构总数达到650家左右，外资法人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数占全国一半左右。同时，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相继成立，浦东的金融市场体系也逐步完善，为“十二五”时期实现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建设的既定目标创造了基础条件。
但是，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依然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挑战。比如，向北看，北京、天津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一样令人瞩目；向南看，深圳、香港的金融生态环境也颇具亮点，甚至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也在大力建设泛亚金融服务中心……再看浦东自身，与北京相比，浦东乃至上海作为非决策中心在决策信息获取和决策对策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劣势；浦东金融中介服务门类也存在门类不健全、服务资信不高的差距；此外，浦东的商务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金融机构林立的陆家嘴区域，缺乏便利化、人性化的道路配套乃至适合白领休闲就餐等设施，正成为新区政府提升服务、改善环境的重点工程……
吴大器表示，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必须在找准切入点、抓好基本点上下功夫，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上水平。
首先是找准切入点。在这方面，吴大器梳理了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三大效应，希望提升功能能从中寻找更多的机会。第一是国家战略下浦东金融的“双政引领”效应，也就是要在相应时段借鉴新加坡“政府主导型”模式的若干经验，通过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入住浦东。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抓住政府推动、围绕市场核心，无疑可以让浦东乃至上海领先他人一步。第二是市场发展中浦东金融的“三融互动”效应，浦东一直在坚持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产业发展、航运中心建设三者互融互动，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实体经济为金融提供支撑。比如，去年上半年浦东高端航运金融服务市场取得突破，在单船单机SPV融资租赁公司项目上，首批6家公司于去年6月底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打破了长期被境外机构垄断的飞机、船舶等高端航运金融服务市场。如果浦东深化这方面的推动，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突破。第三是核心功能下浦东金融的“四元并举”效应，经过多年探索形成的金融资源、金融发展、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四元并举的系统效应，体现了创新驱动，如何更好地立足浦东，强调国内、国外两个视野，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和监管，将为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向纵深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资源。
再看抓好基本点。吴大器认为，浦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历经多年建设之后，浦东尤其需要潜下心来从头打量核心功能区建设的历史，深化理论研究，从一个个基本点上夯实核心功能的建设基础。比如，吴大器指出，当前必须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他认为，从13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不同时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其会计体系之间就具有密切关系。而且从对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的研究来看，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轨迹和会计中心转移的轨迹高度吻合。正因为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吴大器指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加强会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他认为，在会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经济主体的多元性和信息传递的融合性这两个阶段性特征，在动态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会计体系。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列入工作日程的不少事项正好与吴大器的期望相吻合，比如，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上海将加快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工作，筹建保险交易所等；在加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方面，上海将加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在推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上海将支持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者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将把浦东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