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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谱”传世有《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笺谱》、《百花诗笺》等名品，现代的鲁迅、郑振铎也曾编印过《北平笺谱》，可见传统之雅物虽历久而馨弥远。近期，笔者于民间发现未经著录的《百景诗笺》一册。细阅笺图，颇具清心娱目之雅。然则绘制者为何人?何时何地刊印?虽颇费寻绎，而终有所获。
《百景诗笺》一册，旧式原装，以宣纸印制，因久历时日而略有泛黄，却更增古旧之感。封面为朱色双钩隶书“百景诗笺”。开版阔大，画框高24厘米，宽13.5厘米。全册50页共100面，内录诗百首，绘景百图，符合“百景”之目，因此知为完整之本。每版一叶折为二面，分别用朱、紫、绿三色(单色)印制。色彩虽历久而若新，墨色之佳，令人眩目称奇。出版迄今约为140年，除偶有轻微虫蛀，略不伤及画面，又颇为之庆幸。
图册前无序，后无跋，亦无牌记，未详具体刻年。查图中诗画题识，诗作者题“栩栩生”、“诗樵”、“燕山孙丹五”、“燕山孙叔子”、“卧游道人”、“瘦吟居士”、“意园主人”、“蜨道士”、“蜨花吟馆主人”等，绘者款有“瀛藻”、“桂林陈瀛藻”、“陈伯文”、“陈象九”、“香玖”、“纕玖”、“赓鱼”、“渔长”等。查得《百景诗笺》的诗作者孙枟(生卒年不详)，原名桂，字丹五，号诗樵，清直隶遵化人，自署“燕山孙枟”。晚清监生。好吟咏，知绘事，平生往来南北各地。同治五年(1866年)以其父官粤西，遂随侍南来，辗转于广西各地，并久寓桂林、梧州等地。寓桂期间，撰辑《余墨偶谈》十六卷，著《蝶花吟馆诗钞》四卷，附诗余一卷。
《百景诗笺》中诗百首原目“意园百咏”，为孙枟早年意想之作。此事见于《余墨偶谈》卷十一《意园诗》记载：“余少与仲兄有林泉之癖，拟得志后筑怡园为娱亲计。读书之暇因绘图布景，寤想神游，觉一楼一阁一花一石，山溪水涯，无不了如指掌。中宵抵足而谈，胜处若合符节。此志藏二十年矣。殆后棘闱连踬，零落雁行，始灰此念。仅有百咏之作，无聊极思自娱而已。”意想之“怡园”未能结构为实物，空余吟诗，故称“意园百咏”。
同治九年(1870年)初春，孙枟在广西梧州与传经书院的主讲陈瀛藻相识，遂订诗交，于是有《百景诗笺》的绘画刻印。绘图者陈瀛藻(生卒年不详)，广西临桂人(今桂林市)，同治九年举人。民国孙鳍《粤西画识》为立简传云：“陈瀛藻，字伯曼，一字赓鱼，号象九，一作湘九，桂林人。同治庚午举人。工山水，得西庐老人法，苍润秀逸。燕山孙丹五先生称其诗画双绝，尝为之绘意园《百景诗笺》百枚，知名于时。”《余墨偶谈》卷四《陈象九诗》载：“陈象九孝廉者，桂林名宿也，诗画双绝。余于庚午初春订交。最喜诵余意园诗。因暇日摹写诗意，绘笺百幅相示。经营惨澹，别有会心。余曾制笺报之。”此说与《百景诗笺》诗画题识正相吻合。同治十年春后，孙枟有广州之行，五月，将《余墨偶谈》初编八卷付刊(书前有“辛未夏五刊于羊城”牌记可证)，故《百景诗笺》极有可能是与《余墨偶谈》一同在广州刊印。之后，孙枟以诗笺作札，以及友人索求图册的记载数见于《余墨偶谈》，卷十四《傅虎生书》记载有：“在苍梧时黔阳傅虎生司马衡初到桂林，与余未谋面，介龚亮臣刺史以诗相质。嗣来书订交，情文兼至。兹录之。书云：‘……承示百景笺之刻，细阅来画笺纸，当是百景之二。诗画双妙，已足开豁心胸。其全刻更何如妙绝，引人入胜耶。如已刊全，尚乞颁赐多叠，以慰渴怀’云云。”
《百景诗笺》充分表现画家绘画技法的高超和文人的笔墨情趣。布局上以图画为主体，并配以题诗，而画面则皆切合诗意而绘：或为诗点题，或描其大意。画法以勾勒和线摘为主。画面多取“特写式”：近距离取景，安排简洁，突出主要景物，笔线肯定有力，符合画笺山水、人物刻画简捷的要求。对人物衣冠、颜而、肢体，画家使用劲健有力的线道绘描，笔划虽简约而人物行貌生动，止者、动者各宜其适。山水景观的表现更是气象万千。构图远者有山崖壁立，或茂树葱笼，近景则长松翠竹，或飞瀑直泻。绘暮色似迷蒙，描新月则如钩，写峰峦、平湖睹景也无一不笔简而意到。绘图涉及情景广泛，多为自然风光和风物古迹，又屡屡纳采人情世象入绘。图中绘鸣禽昆虫有蜂蝶、雀鸟，植物果蔬有葫芦、浮莲，绘动物则有牛犊、马驹，问及水中鱼、山间兽等，无不入画。世间景观，诸如檐前芭蕉、当窗明月、山压古松、茅店草舍、占道瘦马以及柳堤钓矶、流水小桥等，一一入眼。绘人物有盘坐孤僧、水边钓客、田间牧童、山野樵夫。绘景则雨中归舟、清风明月、山问磴道以至老树虬枝、层峦远山，无不历历在目。至于亭台楼阁则数数见于画中，与诸景相宜相配，尤呈风韵之致。图中人物，以文人雅士(即诗人形象)尤多，时而为诗客凭栏而吟，水边凝眸，举盏邀月，松下度步，时而盘行于弯弯山道，时而又枯坐于亭下。雅士形象虽然频频出现于画中，但表现上却始终是景致的观赏者和意境的沉醉者。这正是“意园百咏”的意趣所在，也是画家契合诗意的精妙创作。
画家尤为熟悉农家，对田野生活的观察之细，可谓无微而不至。如“丹五春云碓诗意”一图，农夫打稻动作的描绘虽寥寥数笔，而动感十足；“诗樵绿浪溪句”绘农民于其桔槔水车上劳作且闲谈的几笔钩勒，形神兼至；又有农人草舍补茅、田间插秧等画面，也无不惟妙惟肖。
画家精心绘图，刻工印人秉承画意精致刻印，将画稿神韵尽显，版画因此是画、刻、印三位一体的成果。刻印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原画再现的优劣。通观《百景诗笺》的刻印，颇能忠实再现绘画的神貌。可惜的是，与其他古代书籍、版画、笺谱的出版一样，刻工印人少有在出版物上留下姓名。因此在赞叹画家绘艺之余，也应该对刻工印人示以尊敬之意。
《百景诗笺》为岭南文人的牙住赏之作。私家作品刻印数量有限，且又以笺作札，流散无踪，汇集为册者存世寥寥，又以流传之区偏处一隅，故传本罕仔。笔者既术见馆藏著录，亦未经相关论著述及，有所感而成此文。《百景诗笺》城于寒斋，而单百景之馨分飨于同好。
(责编：唐陌楚)
《百景诗笺》一册，旧式原装，以宣纸印制，因久历时日而略有泛黄，却更增古旧之感。封面为朱色双钩隶书“百景诗笺”。开版阔大，画框高24厘米，宽13.5厘米。全册50页共100面，内录诗百首，绘景百图，符合“百景”之目，因此知为完整之本。每版一叶折为二面，分别用朱、紫、绿三色(单色)印制。色彩虽历久而若新，墨色之佳，令人眩目称奇。出版迄今约为140年，除偶有轻微虫蛀，略不伤及画面，又颇为之庆幸。
图册前无序，后无跋，亦无牌记，未详具体刻年。查图中诗画题识，诗作者题“栩栩生”、“诗樵”、“燕山孙丹五”、“燕山孙叔子”、“卧游道人”、“瘦吟居士”、“意园主人”、“蜨道士”、“蜨花吟馆主人”等，绘者款有“瀛藻”、“桂林陈瀛藻”、“陈伯文”、“陈象九”、“香玖”、“纕玖”、“赓鱼”、“渔长”等。查得《百景诗笺》的诗作者孙枟(生卒年不详)，原名桂，字丹五，号诗樵，清直隶遵化人，自署“燕山孙枟”。晚清监生。好吟咏，知绘事，平生往来南北各地。同治五年(1866年)以其父官粤西，遂随侍南来，辗转于广西各地，并久寓桂林、梧州等地。寓桂期间，撰辑《余墨偶谈》十六卷，著《蝶花吟馆诗钞》四卷，附诗余一卷。
《百景诗笺》中诗百首原目“意园百咏”，为孙枟早年意想之作。此事见于《余墨偶谈》卷十一《意园诗》记载：“余少与仲兄有林泉之癖，拟得志后筑怡园为娱亲计。读书之暇因绘图布景，寤想神游，觉一楼一阁一花一石，山溪水涯，无不了如指掌。中宵抵足而谈，胜处若合符节。此志藏二十年矣。殆后棘闱连踬，零落雁行，始灰此念。仅有百咏之作，无聊极思自娱而已。”意想之“怡园”未能结构为实物，空余吟诗，故称“意园百咏”。
同治九年(1870年)初春，孙枟在广西梧州与传经书院的主讲陈瀛藻相识，遂订诗交，于是有《百景诗笺》的绘画刻印。绘图者陈瀛藻(生卒年不详)，广西临桂人(今桂林市)，同治九年举人。民国孙鳍《粤西画识》为立简传云：“陈瀛藻，字伯曼，一字赓鱼，号象九，一作湘九，桂林人。同治庚午举人。工山水，得西庐老人法，苍润秀逸。燕山孙丹五先生称其诗画双绝，尝为之绘意园《百景诗笺》百枚，知名于时。”《余墨偶谈》卷四《陈象九诗》载：“陈象九孝廉者，桂林名宿也，诗画双绝。余于庚午初春订交。最喜诵余意园诗。因暇日摹写诗意，绘笺百幅相示。经营惨澹，别有会心。余曾制笺报之。”此说与《百景诗笺》诗画题识正相吻合。同治十年春后，孙枟有广州之行，五月，将《余墨偶谈》初编八卷付刊(书前有“辛未夏五刊于羊城”牌记可证)，故《百景诗笺》极有可能是与《余墨偶谈》一同在广州刊印。之后，孙枟以诗笺作札，以及友人索求图册的记载数见于《余墨偶谈》，卷十四《傅虎生书》记载有：“在苍梧时黔阳傅虎生司马衡初到桂林，与余未谋面，介龚亮臣刺史以诗相质。嗣来书订交，情文兼至。兹录之。书云：‘……承示百景笺之刻，细阅来画笺纸，当是百景之二。诗画双妙，已足开豁心胸。其全刻更何如妙绝，引人入胜耶。如已刊全，尚乞颁赐多叠，以慰渴怀’云云。”
《百景诗笺》充分表现画家绘画技法的高超和文人的笔墨情趣。布局上以图画为主体，并配以题诗，而画面则皆切合诗意而绘：或为诗点题，或描其大意。画法以勾勒和线摘为主。画面多取“特写式”：近距离取景，安排简洁，突出主要景物，笔线肯定有力，符合画笺山水、人物刻画简捷的要求。对人物衣冠、颜而、肢体，画家使用劲健有力的线道绘描，笔划虽简约而人物行貌生动，止者、动者各宜其适。山水景观的表现更是气象万千。构图远者有山崖壁立，或茂树葱笼，近景则长松翠竹，或飞瀑直泻。绘暮色似迷蒙，描新月则如钩，写峰峦、平湖睹景也无一不笔简而意到。绘图涉及情景广泛，多为自然风光和风物古迹，又屡屡纳采人情世象入绘。图中绘鸣禽昆虫有蜂蝶、雀鸟，植物果蔬有葫芦、浮莲，绘动物则有牛犊、马驹，问及水中鱼、山间兽等，无不入画。世间景观，诸如檐前芭蕉、当窗明月、山压古松、茅店草舍、占道瘦马以及柳堤钓矶、流水小桥等，一一入眼。绘人物有盘坐孤僧、水边钓客、田间牧童、山野樵夫。绘景则雨中归舟、清风明月、山问磴道以至老树虬枝、层峦远山，无不历历在目。至于亭台楼阁则数数见于画中，与诸景相宜相配，尤呈风韵之致。图中人物，以文人雅士(即诗人形象)尤多，时而为诗客凭栏而吟，水边凝眸，举盏邀月，松下度步，时而盘行于弯弯山道，时而又枯坐于亭下。雅士形象虽然频频出现于画中，但表现上却始终是景致的观赏者和意境的沉醉者。这正是“意园百咏”的意趣所在，也是画家契合诗意的精妙创作。
画家尤为熟悉农家，对田野生活的观察之细，可谓无微而不至。如“丹五春云碓诗意”一图，农夫打稻动作的描绘虽寥寥数笔，而动感十足；“诗樵绿浪溪句”绘农民于其桔槔水车上劳作且闲谈的几笔钩勒，形神兼至；又有农人草舍补茅、田间插秧等画面，也无不惟妙惟肖。
画家精心绘图，刻工印人秉承画意精致刻印，将画稿神韵尽显，版画因此是画、刻、印三位一体的成果。刻印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原画再现的优劣。通观《百景诗笺》的刻印，颇能忠实再现绘画的神貌。可惜的是，与其他古代书籍、版画、笺谱的出版一样，刻工印人少有在出版物上留下姓名。因此在赞叹画家绘艺之余，也应该对刻工印人示以尊敬之意。
《百景诗笺》为岭南文人的牙住赏之作。私家作品刻印数量有限，且又以笺作札，流散无踪，汇集为册者存世寥寥，又以流传之区偏处一隅，故传本罕仔。笔者既术见馆藏著录，亦未经相关论著述及，有所感而成此文。《百景诗笺》城于寒斋，而单百景之馨分飨于同好。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