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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沧先生不仅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终身奉献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实践家。“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他一生的梦想和归宿。郑晓沧先生从事教育工作60个春秋，在我国教育界可谓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勤恳，在教育学、教育史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还为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堪称我国教育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郑晓沧原名郑宗海，1892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史专家。他自幼聪颖好学，5岁开始认字。1897年(光绪丁酉年)，正式入书塾。1905年，14岁的郑晓沧参加清末科举最后一次的初级考试，中秀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9年升入正科。1912年(民国元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文科，191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14〜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16〜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年，郑晓沧留学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东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从1929年起，郑晓沧任浙江大学教授，是浙江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后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及代理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随浙大教育系并入新建的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任教育学教授。1963年,郑晓沧以古稀之年出任浙江师范学院第二任院长(浙江师大前身)，1965年8月，调任杭州大学顾问、教育系教授。1979年，郑晓沧在杭州逝世，终年88岁。
“教书育人，德行为本”
具有大学教授和道德教育家双重身份的郑晓沧，总是从整体的角度，以全面的眼光来理解德育，始终把德育看做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他在《制宪与教育》一文中，强调教育是人民最重要、最可宝贵的根本权利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本义，认为教育不只是传播知识，同时应养成道德，培养积极人格。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在国家的宪法中将此规定为政府的责任。正是基于对德育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郑晓沧提出，德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积极的人格”。
早在1923年，他在给正在筹议中的杭州大学董事会的信中就提出：“我们办大学，就应该培养有涵养、有操守，思维缜密而又富于求真务实精神的人才，并且还要有利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1934年，身为浙江大学教授，他又公开表示：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健全人格的培养，而不应当只注重学生智力的训练；我国目前的国情则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积极高尚的人格。”此外，他还写了《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对英国和德国两种大学理想作了比较，并主张人格的修养和学问的修养，应该兼而有之，两者不可偏废，还针对那种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人格培养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
显然，郑晓沧所主张的“有良好思想道德素养和较高知识才能的人才”这一大学培养目标，是从中国历史上每一时期学校培养目标的共同性中概括出来的，它包含了人才最本质的内涵，即“德”与“才”，其中“德”的要求就是他所说的“积极的人格”，而不是那种封建传统道德禁锢下的僵化的人格。郑晓沧将“积极的人格”作为德育目标，也揭示了人才在“德行”方面的内在要求。
在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和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期间，郑晓沧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他认为，德育目标的实现，要有德育内容来保障，即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文化观念来填充受教育者的心灵。郑晓沧非常重视德育内容的确定，并以培养“积极的人格”为根本要求，提出了丰富的德育内容：一是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二是社会的团结协作精神；三是健康的世界观。同时，他还提出德育方法和途径是以德育目标的理论、德育内容和受教育者身心特点为依据，来选择德育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及载体。他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总结出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方式：一是通过明确道德常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二是以社会生产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三是把艺术教育作为陶冶学生高尚情操的重要方式。这些都是郑晓沧在自己60年教育生涯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培育英才，重在师资”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管理者，郑晓沧还特别重视师资问题，他对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与职责有独到的认识。首先，他对教师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定位。他认为“教师到大学来教书，并不是要给学生灌输某种观念和意识。教师的责任在于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促进学生的全方面的发展。大学的教育应该以社会生活为依据，而不应完全以教师自身为准”。由此可见，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郑晓沧反对“教师中心论”，主张“学生中心论”，通过确立学生在学校的中心地位，注重在教育中强调发挥学生的个性。在当时，这些观念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是有力的冲击，对宣传教育的民主平等观念也有积极意义。
在对教师作了定位以后，郑晓沧提出了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他对这一教师职责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传道”不只是继承先人对人类生活有利益、有价值的技术、知识，而更在于能启发智慧，养成适应现社会之善良习惯与理想。所以，教师的责任不仅在教育个人，而且亦在形成社会适当生活，“整饬社会适当之秩序，期获社会适当之发育，皆教员之职务也”；“授业”也不只是授予学生知识，而注重于对教师的要求，教师在授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敬业求知的精神和做人的态度；“解惑”也不只是就事论事、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循循善诱，以培养学生自己解惑的能力。由此可见，郑晓沧认为教师最主要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教训合一”的口号，认为训育工作也是一门学问，并且其对学生的成长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作为教师要各依其长，各尽所能。
正是基于对教师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职责的认识，郑晓沧提出了选聘教师所要注重的条件。第一，教师要品学兼优，尤其要重视教师的品性，教师对学问的态度，教师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认为“大学需要网罗既有高尚道德情操，又具有渊博学识的大师”。所以，在选聘教师时他强调除注意其有否真才实学外，尤应注意其是否有高尚的情操，是否有求是精神，是否精神愉乐，富有同情心。第二，教师应善于循循善诱之术。他说：“教师的作用好比识途老马，引导学生在求学的道路上前进。如果学生在这条道路上暂时落后，教师就要设法加以扶助，并鼓励他不畏艰险，奋勇争先。学生的意志力和道德感都是在教师的鼓舞下不断增强的”，因此教师要善于诱导、启发。以此为出发点，他极力推崇导师制。其所谓导师制，就是强调学生以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辨，在教学相长的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此种导师制的思想是郑晓沧继承中国古代书院中的优良传统，又吸取西方的教育经验而形成的，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郑晓沧对师范教育的师资和职业教育的师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师范教育的教师应立足于师范性，因此在选聘时，要注意聘请懂得教育原理和教授法的教师，但更要注重其教育经验或其对于教育之兴味，要选聘热爱教育的教员。
“治学研究，贵在求真”
在科学研究上，郑晓沧系统地强调在研究时要注意科学性。首先要有客观的态度，科学之鹄在于求真，在于格物致知，因此要有客观的态度，要以事实现象为根据，而不当依赖书本或教师，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同时，要产生科研的兴趣。所谓科研的兴趣，指无论何时何地均能注重于科学之研究，从而养成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能虚衷采纳，一方面能独立探讨。其次，郑晓沧认为进行科学研究要科学地选择方法。他认为从观察所得的事实以造成普通的观念，即谓之科学的方法。那么，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他认为观察是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说：“观察是进科学的第一副钥匙”。同时他指出，观察之后须有仔细的记载。教育要成为科学，必须对学生要有正确的观察，同时通过笔记事实，是做教育科学的根据。第二，试验。试验是指通过改变环境，或通过刺激，来观察其反应。第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问题法，各种问题，有的是书中所提示的，有的是师友所提示的，有的是自己所见到的，均无不可，因为有了问题，才会设法去解决；同时，他也认为，想象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否则，事实还是事实，不能以兹以求真理。
在极力主张大学教育要加强科研的同时，从我国当时的科学研究实际出发，郑晓沧告诫我国的科研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特别注意组织的条理或系统性，包括考虑问题要逻辑严密，搜集事物或事实后，对于保藏或记录，亦应有条例，试验、记录簿也要条举目张以便检查。对于师范教育，郑晓沧指出如果只管注重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讨，那是不免枯燥的。因此他认为从事师范教育的教师也需要能从实地做些教育研究，规模虽小，但也足以使他们养成科学的态度。同时，针对中国实情，他指出科学研究需要合作精神。他说：“尚有许多研究不是一人或一校可以办的，那么他人或他校要从我们搜集事实时，我们就应迅速报告，使教育研究容易收效，直接或间接，常有补于我们自己的”。这就要求科学研究成果要及时推广，使教育研究容易收效，直接或间接，常有补于我们自己。
总之，在科学研究上，郑晓沧非常重视科学精神，讲究采用科学的方法，讲究合作精神，同时他也强调科研成果要与社会相结合，这也是科学研究能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郑晓沧原名郑宗海，1892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史专家。他自幼聪颖好学，5岁开始认字。1897年(光绪丁酉年)，正式入书塾。1905年，14岁的郑晓沧参加清末科举最后一次的初级考试，中秀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9年升入正科。1912年(民国元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文科，191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14〜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16〜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年，郑晓沧留学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东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从1929年起，郑晓沧任浙江大学教授，是浙江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后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及代理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随浙大教育系并入新建的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任教育学教授。1963年,郑晓沧以古稀之年出任浙江师范学院第二任院长(浙江师大前身)，1965年8月，调任杭州大学顾问、教育系教授。1979年，郑晓沧在杭州逝世，终年88岁。
“教书育人，德行为本”
具有大学教授和道德教育家双重身份的郑晓沧，总是从整体的角度，以全面的眼光来理解德育，始终把德育看做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他在《制宪与教育》一文中，强调教育是人民最重要、最可宝贵的根本权利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本义，认为教育不只是传播知识，同时应养成道德，培养积极人格。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在国家的宪法中将此规定为政府的责任。正是基于对德育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郑晓沧提出，德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积极的人格”。
早在1923年，他在给正在筹议中的杭州大学董事会的信中就提出：“我们办大学，就应该培养有涵养、有操守，思维缜密而又富于求真务实精神的人才，并且还要有利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1934年，身为浙江大学教授，他又公开表示：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健全人格的培养，而不应当只注重学生智力的训练；我国目前的国情则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积极高尚的人格。”此外，他还写了《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对英国和德国两种大学理想作了比较，并主张人格的修养和学问的修养，应该兼而有之，两者不可偏废，还针对那种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人格培养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
显然，郑晓沧所主张的“有良好思想道德素养和较高知识才能的人才”这一大学培养目标，是从中国历史上每一时期学校培养目标的共同性中概括出来的，它包含了人才最本质的内涵，即“德”与“才”，其中“德”的要求就是他所说的“积极的人格”，而不是那种封建传统道德禁锢下的僵化的人格。郑晓沧将“积极的人格”作为德育目标，也揭示了人才在“德行”方面的内在要求。
在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和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期间，郑晓沧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他认为，德育目标的实现，要有德育内容来保障，即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文化观念来填充受教育者的心灵。郑晓沧非常重视德育内容的确定，并以培养“积极的人格”为根本要求，提出了丰富的德育内容：一是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二是社会的团结协作精神；三是健康的世界观。同时，他还提出德育方法和途径是以德育目标的理论、德育内容和受教育者身心特点为依据，来选择德育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及载体。他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总结出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方式：一是通过明确道德常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二是以社会生产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三是把艺术教育作为陶冶学生高尚情操的重要方式。这些都是郑晓沧在自己60年教育生涯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培育英才，重在师资”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管理者，郑晓沧还特别重视师资问题，他对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与职责有独到的认识。首先，他对教师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定位。他认为“教师到大学来教书，并不是要给学生灌输某种观念和意识。教师的责任在于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促进学生的全方面的发展。大学的教育应该以社会生活为依据，而不应完全以教师自身为准”。由此可见，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郑晓沧反对“教师中心论”，主张“学生中心论”，通过确立学生在学校的中心地位，注重在教育中强调发挥学生的个性。在当时，这些观念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是有力的冲击，对宣传教育的民主平等观念也有积极意义。
在对教师作了定位以后，郑晓沧提出了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他对这一教师职责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传道”不只是继承先人对人类生活有利益、有价值的技术、知识，而更在于能启发智慧，养成适应现社会之善良习惯与理想。所以，教师的责任不仅在教育个人，而且亦在形成社会适当生活，“整饬社会适当之秩序，期获社会适当之发育，皆教员之职务也”；“授业”也不只是授予学生知识，而注重于对教师的要求，教师在授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敬业求知的精神和做人的态度；“解惑”也不只是就事论事、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循循善诱，以培养学生自己解惑的能力。由此可见，郑晓沧认为教师最主要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教训合一”的口号，认为训育工作也是一门学问，并且其对学生的成长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作为教师要各依其长，各尽所能。
正是基于对教师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职责的认识，郑晓沧提出了选聘教师所要注重的条件。第一，教师要品学兼优，尤其要重视教师的品性，教师对学问的态度，教师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认为“大学需要网罗既有高尚道德情操，又具有渊博学识的大师”。所以，在选聘教师时他强调除注意其有否真才实学外，尤应注意其是否有高尚的情操，是否有求是精神，是否精神愉乐，富有同情心。第二，教师应善于循循善诱之术。他说：“教师的作用好比识途老马，引导学生在求学的道路上前进。如果学生在这条道路上暂时落后，教师就要设法加以扶助，并鼓励他不畏艰险，奋勇争先。学生的意志力和道德感都是在教师的鼓舞下不断增强的”，因此教师要善于诱导、启发。以此为出发点，他极力推崇导师制。其所谓导师制，就是强调学生以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辨，在教学相长的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此种导师制的思想是郑晓沧继承中国古代书院中的优良传统，又吸取西方的教育经验而形成的，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郑晓沧对师范教育的师资和职业教育的师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师范教育的教师应立足于师范性，因此在选聘时，要注意聘请懂得教育原理和教授法的教师，但更要注重其教育经验或其对于教育之兴味，要选聘热爱教育的教员。
“治学研究，贵在求真”
在科学研究上，郑晓沧系统地强调在研究时要注意科学性。首先要有客观的态度，科学之鹄在于求真，在于格物致知，因此要有客观的态度，要以事实现象为根据，而不当依赖书本或教师，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同时，要产生科研的兴趣。所谓科研的兴趣，指无论何时何地均能注重于科学之研究，从而养成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能虚衷采纳，一方面能独立探讨。其次，郑晓沧认为进行科学研究要科学地选择方法。他认为从观察所得的事实以造成普通的观念，即谓之科学的方法。那么，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他认为观察是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说：“观察是进科学的第一副钥匙”。同时他指出，观察之后须有仔细的记载。教育要成为科学，必须对学生要有正确的观察，同时通过笔记事实，是做教育科学的根据。第二，试验。试验是指通过改变环境，或通过刺激，来观察其反应。第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问题法，各种问题，有的是书中所提示的，有的是师友所提示的，有的是自己所见到的，均无不可，因为有了问题，才会设法去解决；同时，他也认为，想象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否则，事实还是事实，不能以兹以求真理。
在极力主张大学教育要加强科研的同时，从我国当时的科学研究实际出发，郑晓沧告诫我国的科研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特别注意组织的条理或系统性，包括考虑问题要逻辑严密，搜集事物或事实后，对于保藏或记录，亦应有条例，试验、记录簿也要条举目张以便检查。对于师范教育，郑晓沧指出如果只管注重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讨，那是不免枯燥的。因此他认为从事师范教育的教师也需要能从实地做些教育研究，规模虽小，但也足以使他们养成科学的态度。同时，针对中国实情，他指出科学研究需要合作精神。他说：“尚有许多研究不是一人或一校可以办的，那么他人或他校要从我们搜集事实时，我们就应迅速报告，使教育研究容易收效，直接或间接，常有补于我们自己的”。这就要求科学研究成果要及时推广，使教育研究容易收效，直接或间接，常有补于我们自己。
总之，在科学研究上，郑晓沧非常重视科学精神，讲究采用科学的方法，讲究合作精神，同时他也强调科研成果要与社会相结合，这也是科学研究能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