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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关于殖民侵略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理论被史学界广泛应用。马克思本人是否认为“双重使命”具有普遍意义?殖民统治将在殖民地造成社会革命的预测是否被20世纪以来的历史所完全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度和中国有不同看法，对这两个民族遭受殖民侵略后的发展前景也有不同的预期。不能机械地搬用“双重使命”论。在殖民统治下是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
[关键词]马克思,殖民统治,破坏性使命,建设性使命
Abstract:Marx’stheoryhasbeenusedwidelysince1990sthatcolonizeaggressionisdestructiveand
constructive,called“DoubleMission”.DidMarxthinkitauniversal
purportbyhimself?Hadtheconstructiveconsequenceofcolonialaggressionbeenconf
irmedby20thcenturyhistory?MarxandEngelshavedifferentideatowardIndiaandChinathatthey
havedifferentprospectsufferingcolonialaggression.
“DoubleMission”doesnotimplyanyoptimismespeciallyof
“constructive”consequencesincesocialtransformcannotbe
finishedunderthecolonialrule.
KeyWords:Marx，colonialrule，destructivemission，constructivemiss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讨论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时，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段论述，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既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适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的侵略；他们甚至认为“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就在于它实际上对东方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造”。对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的论述，人们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分歧，由此而产生的对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取得共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呢?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1853年6月、7月，马克思陆续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当时，印度刚刚完全沦为殖民地。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印度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原因和它被征服后的发展前景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预测。马克思说：印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人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②马克思认为，印度被英国征服，毕竟比被土耳其等落后国家征服要好一些。其理由是：印度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③“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④“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⑤因而也就决定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并易于被侵略者征服。马克思又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鞑人和莫卧儿人”不仅没有能力改造印度社会，使之向前发展，反而“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原因是，这些征服者的文明程度比印度更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⑥马克思认为，拥有更高文明的英国对印度的征服能使印度社会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⑦，使它摆脱停滞状态。马克思说：尽管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极其自私、卑鄙、残酷，“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但英国毕竟在印度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⑧。由此马克思预期：“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⑨；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说，虽然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或印度人民“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享受不到这个社会革命的果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⑩。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双重使命”论述的基本要点是：1印度社会本身是停滞不前的、注定要被别人征服的。印度与其被其他落后国家征服，不如被先进的英国征服，因为英国毕竟能给印度造成一场社会革命，使它摆脱停滞状态，获得复兴的希望。2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极其自私、残酷，但客观上它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一方面“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方面“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从而为印度的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印度注定要走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即：被先进国家征服——在殖民统治下完成社会革命——独立、复兴。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主要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马克思关于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先进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的论述，是否普遍适用于一切落后国家?2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将“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是否完全准确和是否适用于所有被殖民统治的地区?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的论述是针对印度的特点提出的，它只适用于印度以及与印度类似的国家和地区，而对于另一些落后国家则并不适用。有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持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意大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翁贝托·梅洛蒂。他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11}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梅洛蒂断言，世界上只有西欧国家和日本在原始社会瓦解后沿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发展，其他国家并非如此。他认为，很多民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变成了“亚细亚社会”。梅洛蒂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发展极其缓慢，而且这种发展只能是在原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循环式的发展”，不能独立地演变为新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殖民征服，才能破坏“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之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梅洛蒂认为，印度由于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才有幸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不幸则在于，由于中国的不断反抗，一直未能变为殖民地而只是变成半殖民地，于是也就一直未能从“亚细亚社会”中挣脱出来。他认为，解放后的中国社会仍是“亚细亚社会”{12}。梅洛蒂的这本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阐述每一个重要观点时都特别强调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接受了梅洛蒂的基本观点，也采用了梅洛蒂的表述方式，即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前面加上“马克思认为”的字样。罗荣渠在《我的四点意见》一文中说：“按过去的一种观点，认为任何民族都按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经历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如果这样，每个民族(或社会)都会找到内在的力量来实现这种大的社会变革，但马克思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这种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力量，故而这种社会革命需要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引发。”{13}罗荣渠在这里没有使用“亚细亚社会”一词，也没有提到梅洛蒂的名字，但只要对照一下梅洛蒂的著作就可以看出，罗荣渠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梅洛蒂的观点。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梅洛蒂、罗荣渠所说的马克思的观点真的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吗?
梅洛蒂在阐述他的关于“亚细亚社会”没有独立发展能力的观点时，宣称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罗荣渠在断言“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时，也明确地把中国包括在内{14}。但只要查阅一下马克思的原著，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与梅洛蒂、罗荣渠的观点迥然不同。马克思虽然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但从不认为中国像印度一样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而必须经过外国的殖民统治才能实现社会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中国即将觉醒，自己起来实现社会变革，而无须变为殖民地，由殖民统治者越俎代庖。早在1850年，即英国刚刚打开中国大门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5}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在谈到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时又写道：“中国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按：当时战争还只是在中国南部进行]本身，显然也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6}恩格斯还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1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看法与对印度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在谈到印度被殖民者征服时，表现出对印度的极度失望，而在谈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时，却对中国抱有极高的期望。他们预期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战胜侵略者，并在反侵略斗争中获得新生，由“最古老的帝国”变为西方式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新兴的“中华共和国”，并给“整个亚洲”带来“新世纪的曙光”。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预期有过于乐观的偏差，但他们认为中国不会像印度一样被征服，更无须经过殖民统治就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变革则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确一直没有被殖民者征服，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殖民统治者代劳来完成的，而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认为在殖民主义面前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呢?并非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爱尔兰的看法也不同于对印度的看法。他们从不认为波兰、爱尔兰必须在外国殖民统治下才能完成社会变革，得到发展，而认为它们应当独立地发展。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的民族独立斗争时说：“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到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18}由此看来，马克思认为被压迫民族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是“富有生命力的”、富有反抗精神的；另一类是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缺乏反抗精神的。对于前一类民族，马克思认为他们“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权利”，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向前发展。对于后一类民族，特别是对印度，马克思看到它们在外来侵略面前从未进行过有力的反抗，而总是充当“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于是对它们感到失望。但是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者，总是倾向于对历史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期，相信历史总会向前发展。由于他认为印度这样的国家没有自主发展的能力，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他所憎恶的殖民主义者，期待英国殖民者能在印度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造成社会革命”。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对印度这些论述普遍应用于所有落后国家，认为所有落后国家都只有经过殖民地阶段才能向前发展，这种观点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却又打着“马克思认为”的旗号，流传甚广，误人不浅。
让我们再深入讨论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将“完成”“双重使命”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
应当肯定，马克思是一位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经得起人类过去的历史和他身后历史的严格检验。这是因为，这些基本原理是在他认真研究过去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未来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一些预测性的结论，就不可能都是十分准确的。既然是未来的事，显然就还没有实践作依据，而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发展作出假设。因此，这种假设很难完全准确，只要大体上准确就很不容易了。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英国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就是一个大体上准确而并非完全准确的假设。
马克思写上述两篇文章时，英国刚刚完成对印度全境的征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部分地区算起，英国的殖民征服已经用了九十多年时间。但是，英国在印度进行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工作距离“完成”都还相差甚远，但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这两项工作都已有了一定的进展，并预测，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必将把这两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测与此后的实际发展基本吻合。但是，作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马克思的预测难免偏于乐观。当时，他预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将不自觉地按照历史的客观要求“完成”“双重使命”，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殖民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必要在殖民地执行双重使命，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化；但是，同样是为了自身利益，殖民主义者又不能在殖民地“完成”双重使命，使之完全资本主义化。在“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方面，英国为了把印度变为自己的纺织品市场，采用各种手段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纺织业，破坏了印度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也摧毁了印度的农村公社，这对推动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印度社会中妨碍社会进步的许多旧东西却仍然被保留下来。马克思在列举印度旧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时，曾提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这些对立使印度无法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的统一国家。而“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使印度实现政治统一。他说：“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19}这个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英国在印度“实现”的“统一”，只不过是把整个印度都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印度本身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体。印度是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比英国大许多倍的庞大国家。英国若要对一个统一的印度进行统治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英国对印度采取各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在统治体制上，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英国殖民者直接统治，叫“英属印度”，另一部分是附属国，叫“印度土邦”，由英国通过当地封建王公实行统治。在印度五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上，分布着五百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土邦(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仍有584个土邦){20}，这种土邦制度至今仍是印度实现真正统一的一大障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印度旧社会中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统治时期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意挑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前，又有意按宗教信仰把印度分割为印度、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使印度正式分裂，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悬而未决，至今仍是印、巴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马克思还曾说过：“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具，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21}实际上，由于铁路和工业的发展，“传统的分工方式”的确被瓦解了，但种姓制度却一直保存下来，至今仍是阻碍印度发展、进步的一大痼疾。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土地占有制实行变革时说：“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22}马克思对这一变革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这段话实际上反映出马克思对印度和亚洲的土地制度都缺乏了解。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西方入侵前，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印度、中国等等，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现象，甚至有汉朝皇帝购买民间土地的记载。虽然中国历代都有属于国家所有的“官田”，但至少在宋代以后，私田已占绝对优势。在印度，尽管村社土地所有制长期保留下来，但土地私有制也早已产生。马克思所说的“柴明达尔制”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就已大量存在，并非是英国殖民者实行变革的新产物{23}。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样也不利于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方面，英国为了自身的需要，的确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为了把印度变成一个适应英国需要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地，英国必须使印度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英国在印度建筑了大量铁路和公路，并使机器工业在印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方面的工作必然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英国需要把印度变成自己有效能的经济附庸，而绝不允许印度成长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假如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真正发展起来，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那么，对于当时英国的霸权地位无疑是一个颇具威胁的挑战)。印度独立前的工业化程度足以说明建设性的工作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
印度独立前最发达的工业部门是棉纺织业。19世纪中后期，英国本土的棉纺织业主要生产质量高但价格也较贵的细布。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很难排挤中国人习惯穿用的结实、保暖而又廉价的手工土布。于是，英国便利用印度盛产的廉价棉花和印度擅长纺织工艺的廉价劳动力，用英国机器生产出大量质量不如英国产品精细但成本却很低廉的棉纱、棉布。他们用这样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1892年，在中国进口的洋纱中，印度产品占95％，远远超过英国本土产品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但英国却不允许印度发展精细纺织品的生产，它用自己的纺织品继续占领印度市场。在机械制造业方面，英国仅仅发展了印度的纺织机械工业，对其他机械工业制造设备的进口则有意进行限制，使印度工业始终依赖英国。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直到独立后的1948—1949年度，印度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仍仅占171％{24}，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有很大距离。印度农业在殖民统治期间的发展更微不足道。直到独立时，印度农业生产力仍极其落后。据1940年孟加拉省政府的调查，该省农村使用的农业工具中，拖拉机仅有52台，铁犁也只有6304件，而木犁竟多达433万件。也就是说，此处绝大部分土地仍然使用原始的木犁进行耕作。印度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基本上是封建的租佃关系。印度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十分有限的。
综上所述，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执行“双重使命”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完成“双重使命”还有很大一段路程。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有待独立后的印度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才能真正“完成”。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关于印度论述的重大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英国刚刚征服全印不久，在许多人只看到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造成的灾难，为印度的命运悲叹时，马克思以极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指出英国在干下种种罪行的同时，将在客观上“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执行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促进印度社会向前发展。虽然马克思对这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但他所指出的总的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印度社会毕竟在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殖民统治下，近代化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代价也十分昂贵。
马克思针对印度的具体情况做出的结论，贯穿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殖民统治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其他地区遭受殖民统治的后果都有指导意义。但是，绝不能把这些论述机械地到处搬用，而应实事求是地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例如在美洲的许多地方，欧洲殖民者在对印第安人进行征服后，并没有对印第安人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促进他们的发展，而是把他们驱赶到狭小的“保留地”，使他们更难得到发展。在有些地方，印第安人甚至遭到毁灭性的屠杀。在这里，“双重使命”论是无法适用的。美洲殖民地基本上已不再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而变成了欧洲殖民者的家园。被一些学者热烈赞颂的美洲在殖民统治下的发展并不是美洲原有民族的发展，而是欧洲殖民者自己的发展。正如一伙强盗强占了他人的简陋住房，屠杀或赶走了原先的住户，然后对住房进行了翻修，无论翻修后的房屋比原先有了多大的改进，对原先的住户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10}{19}{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65～79页。
⑨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把这种社会称之为“亚细亚社会”。
{11}此书中文版1981年出版。著名学者吴大琨在前言中盛赞此书“每一论点都有充分的根据……它确实是一本在思想上和理论问题上对我们大有启发的书。”
{12}《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117页。
{13}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大史学》第3期，第32页。
{14}参阅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顺便说一下，此书的理论核心“一元多线历史观”实际就是梅洛蒂观点的翻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265页。
{16}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2页。
{17}恩格斯：《英国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6～191页。
{18}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32页。
{20}参阅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收稿日期】2002年2月9日
【作者简介】林华国，1935年出生，男，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老任】
[关键词]马克思,殖民统治,破坏性使命,建设性使命
Abstract:Marx’stheoryhasbeenusedwidelysince1990sthatcolonizeaggressionisdestructiveand
constructive,called“DoubleMission”.DidMarxthinkitauniversal
purportbyhimself?Hadtheconstructiveconsequenceofcolonialaggressionbeenconf
irmedby20thcenturyhistory?MarxandEngelshavedifferentideatowardIndiaandChinathatthey
havedifferentprospectsufferingcolonialaggression.
“DoubleMission”doesnotimplyanyoptimismespeciallyof
“constructive”consequencesincesocialtransformcannotbe
finishedunderthecolonialrule.
KeyWords:Marx，colonialrule，destructivemission，constructivemiss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讨论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时，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段论述，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既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适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的侵略；他们甚至认为“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就在于它实际上对东方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造”。对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的论述，人们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分歧，由此而产生的对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取得共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呢?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1853年6月、7月，马克思陆续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当时，印度刚刚完全沦为殖民地。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印度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原因和它被征服后的发展前景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预测。马克思说：印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人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②马克思认为，印度被英国征服，毕竟比被土耳其等落后国家征服要好一些。其理由是：印度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③“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④“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⑤因而也就决定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并易于被侵略者征服。马克思又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鞑人和莫卧儿人”不仅没有能力改造印度社会，使之向前发展，反而“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原因是，这些征服者的文明程度比印度更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⑥马克思认为，拥有更高文明的英国对印度的征服能使印度社会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⑦，使它摆脱停滞状态。马克思说：尽管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极其自私、卑鄙、残酷，“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但英国毕竟在印度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⑧。由此马克思预期：“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⑨；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说，虽然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或印度人民“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享受不到这个社会革命的果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⑩。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双重使命”论述的基本要点是：1印度社会本身是停滞不前的、注定要被别人征服的。印度与其被其他落后国家征服，不如被先进的英国征服，因为英国毕竟能给印度造成一场社会革命，使它摆脱停滞状态，获得复兴的希望。2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极其自私、残酷，但客观上它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一方面“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方面“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从而为印度的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印度注定要走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即：被先进国家征服——在殖民统治下完成社会革命——独立、复兴。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主要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马克思关于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先进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的论述，是否普遍适用于一切落后国家?2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将“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是否完全准确和是否适用于所有被殖民统治的地区?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的论述是针对印度的特点提出的，它只适用于印度以及与印度类似的国家和地区，而对于另一些落后国家则并不适用。有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持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意大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翁贝托·梅洛蒂。他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11}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梅洛蒂断言，世界上只有西欧国家和日本在原始社会瓦解后沿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发展，其他国家并非如此。他认为，很多民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变成了“亚细亚社会”。梅洛蒂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发展极其缓慢，而且这种发展只能是在原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循环式的发展”，不能独立地演变为新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殖民征服，才能破坏“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之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梅洛蒂认为，印度由于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才有幸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不幸则在于，由于中国的不断反抗，一直未能变为殖民地而只是变成半殖民地，于是也就一直未能从“亚细亚社会”中挣脱出来。他认为，解放后的中国社会仍是“亚细亚社会”{12}。梅洛蒂的这本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阐述每一个重要观点时都特别强调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接受了梅洛蒂的基本观点，也采用了梅洛蒂的表述方式，即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前面加上“马克思认为”的字样。罗荣渠在《我的四点意见》一文中说：“按过去的一种观点，认为任何民族都按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经历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如果这样，每个民族(或社会)都会找到内在的力量来实现这种大的社会变革，但马克思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这种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力量，故而这种社会革命需要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引发。”{13}罗荣渠在这里没有使用“亚细亚社会”一词，也没有提到梅洛蒂的名字，但只要对照一下梅洛蒂的著作就可以看出，罗荣渠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梅洛蒂的观点。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梅洛蒂、罗荣渠所说的马克思的观点真的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吗?
梅洛蒂在阐述他的关于“亚细亚社会”没有独立发展能力的观点时，宣称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罗荣渠在断言“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时，也明确地把中国包括在内{14}。但只要查阅一下马克思的原著，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与梅洛蒂、罗荣渠的观点迥然不同。马克思虽然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但从不认为中国像印度一样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而必须经过外国的殖民统治才能实现社会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中国即将觉醒，自己起来实现社会变革，而无须变为殖民地，由殖民统治者越俎代庖。早在1850年，即英国刚刚打开中国大门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5}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在谈到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时又写道：“中国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按：当时战争还只是在中国南部进行]本身，显然也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6}恩格斯还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1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看法与对印度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在谈到印度被殖民者征服时，表现出对印度的极度失望，而在谈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时，却对中国抱有极高的期望。他们预期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战胜侵略者，并在反侵略斗争中获得新生，由“最古老的帝国”变为西方式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新兴的“中华共和国”，并给“整个亚洲”带来“新世纪的曙光”。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预期有过于乐观的偏差，但他们认为中国不会像印度一样被征服，更无须经过殖民统治就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变革则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确一直没有被殖民者征服，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殖民统治者代劳来完成的，而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认为在殖民主义面前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呢?并非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爱尔兰的看法也不同于对印度的看法。他们从不认为波兰、爱尔兰必须在外国殖民统治下才能完成社会变革，得到发展，而认为它们应当独立地发展。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的民族独立斗争时说：“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到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18}由此看来，马克思认为被压迫民族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是“富有生命力的”、富有反抗精神的；另一类是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缺乏反抗精神的。对于前一类民族，马克思认为他们“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权利”，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向前发展。对于后一类民族，特别是对印度，马克思看到它们在外来侵略面前从未进行过有力的反抗，而总是充当“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于是对它们感到失望。但是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者，总是倾向于对历史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期，相信历史总会向前发展。由于他认为印度这样的国家没有自主发展的能力，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他所憎恶的殖民主义者，期待英国殖民者能在印度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造成社会革命”。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对印度这些论述普遍应用于所有落后国家，认为所有落后国家都只有经过殖民地阶段才能向前发展，这种观点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却又打着“马克思认为”的旗号，流传甚广，误人不浅。
让我们再深入讨论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将“完成”“双重使命”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
应当肯定，马克思是一位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经得起人类过去的历史和他身后历史的严格检验。这是因为，这些基本原理是在他认真研究过去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未来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一些预测性的结论，就不可能都是十分准确的。既然是未来的事，显然就还没有实践作依据，而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发展作出假设。因此，这种假设很难完全准确，只要大体上准确就很不容易了。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英国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就是一个大体上准确而并非完全准确的假设。
马克思写上述两篇文章时，英国刚刚完成对印度全境的征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部分地区算起，英国的殖民征服已经用了九十多年时间。但是，英国在印度进行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工作距离“完成”都还相差甚远，但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这两项工作都已有了一定的进展，并预测，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必将把这两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测与此后的实际发展基本吻合。但是，作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马克思的预测难免偏于乐观。当时，他预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将不自觉地按照历史的客观要求“完成”“双重使命”，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殖民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必要在殖民地执行双重使命，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化；但是，同样是为了自身利益，殖民主义者又不能在殖民地“完成”双重使命，使之完全资本主义化。在“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方面，英国为了把印度变为自己的纺织品市场，采用各种手段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纺织业，破坏了印度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也摧毁了印度的农村公社，这对推动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印度社会中妨碍社会进步的许多旧东西却仍然被保留下来。马克思在列举印度旧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时，曾提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这些对立使印度无法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的统一国家。而“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使印度实现政治统一。他说：“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19}这个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英国在印度“实现”的“统一”，只不过是把整个印度都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印度本身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体。印度是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比英国大许多倍的庞大国家。英国若要对一个统一的印度进行统治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英国对印度采取各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在统治体制上，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英国殖民者直接统治，叫“英属印度”，另一部分是附属国，叫“印度土邦”，由英国通过当地封建王公实行统治。在印度五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上，分布着五百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土邦(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仍有584个土邦){20}，这种土邦制度至今仍是印度实现真正统一的一大障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印度旧社会中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统治时期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意挑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前，又有意按宗教信仰把印度分割为印度、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使印度正式分裂，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悬而未决，至今仍是印、巴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马克思还曾说过：“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具，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21}实际上，由于铁路和工业的发展，“传统的分工方式”的确被瓦解了，但种姓制度却一直保存下来，至今仍是阻碍印度发展、进步的一大痼疾。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土地占有制实行变革时说：“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22}马克思对这一变革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这段话实际上反映出马克思对印度和亚洲的土地制度都缺乏了解。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西方入侵前，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印度、中国等等，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现象，甚至有汉朝皇帝购买民间土地的记载。虽然中国历代都有属于国家所有的“官田”，但至少在宋代以后，私田已占绝对优势。在印度，尽管村社土地所有制长期保留下来，但土地私有制也早已产生。马克思所说的“柴明达尔制”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就已大量存在，并非是英国殖民者实行变革的新产物{23}。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样也不利于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方面，英国为了自身的需要，的确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为了把印度变成一个适应英国需要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地，英国必须使印度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英国在印度建筑了大量铁路和公路，并使机器工业在印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方面的工作必然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英国需要把印度变成自己有效能的经济附庸，而绝不允许印度成长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假如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真正发展起来，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那么，对于当时英国的霸权地位无疑是一个颇具威胁的挑战)。印度独立前的工业化程度足以说明建设性的工作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
印度独立前最发达的工业部门是棉纺织业。19世纪中后期，英国本土的棉纺织业主要生产质量高但价格也较贵的细布。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很难排挤中国人习惯穿用的结实、保暖而又廉价的手工土布。于是，英国便利用印度盛产的廉价棉花和印度擅长纺织工艺的廉价劳动力，用英国机器生产出大量质量不如英国产品精细但成本却很低廉的棉纱、棉布。他们用这样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1892年，在中国进口的洋纱中，印度产品占95％，远远超过英国本土产品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但英国却不允许印度发展精细纺织品的生产，它用自己的纺织品继续占领印度市场。在机械制造业方面，英国仅仅发展了印度的纺织机械工业，对其他机械工业制造设备的进口则有意进行限制，使印度工业始终依赖英国。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直到独立后的1948—1949年度，印度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仍仅占171％{24}，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有很大距离。印度农业在殖民统治期间的发展更微不足道。直到独立时，印度农业生产力仍极其落后。据1940年孟加拉省政府的调查，该省农村使用的农业工具中，拖拉机仅有52台，铁犁也只有6304件，而木犁竟多达433万件。也就是说，此处绝大部分土地仍然使用原始的木犁进行耕作。印度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基本上是封建的租佃关系。印度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十分有限的。
综上所述，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执行“双重使命”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完成“双重使命”还有很大一段路程。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有待独立后的印度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才能真正“完成”。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关于印度论述的重大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英国刚刚征服全印不久，在许多人只看到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造成的灾难，为印度的命运悲叹时，马克思以极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指出英国在干下种种罪行的同时，将在客观上“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执行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促进印度社会向前发展。虽然马克思对这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但他所指出的总的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印度社会毕竟在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殖民统治下，近代化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代价也十分昂贵。
马克思针对印度的具体情况做出的结论，贯穿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殖民统治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其他地区遭受殖民统治的后果都有指导意义。但是，绝不能把这些论述机械地到处搬用，而应实事求是地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例如在美洲的许多地方，欧洲殖民者在对印第安人进行征服后，并没有对印第安人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促进他们的发展，而是把他们驱赶到狭小的“保留地”，使他们更难得到发展。在有些地方，印第安人甚至遭到毁灭性的屠杀。在这里，“双重使命”论是无法适用的。美洲殖民地基本上已不再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而变成了欧洲殖民者的家园。被一些学者热烈赞颂的美洲在殖民统治下的发展并不是美洲原有民族的发展，而是欧洲殖民者自己的发展。正如一伙强盗强占了他人的简陋住房，屠杀或赶走了原先的住户，然后对住房进行了翻修，无论翻修后的房屋比原先有了多大的改进，对原先的住户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10}{19}{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65～79页。
⑨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把这种社会称之为“亚细亚社会”。
{11}此书中文版1981年出版。著名学者吴大琨在前言中盛赞此书“每一论点都有充分的根据……它确实是一本在思想上和理论问题上对我们大有启发的书。”
{12}《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117页。
{13}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大史学》第3期，第32页。
{14}参阅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顺便说一下，此书的理论核心“一元多线历史观”实际就是梅洛蒂观点的翻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265页。
{16}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2页。
{17}恩格斯：《英国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6～191页。
{18}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32页。
{20}参阅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收稿日期】2002年2月9日
【作者简介】林华国，1935年出生，男，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老任】